0.我们来倒推一下龙的历史发展形态,也许能够推测出先民是如何看待想象中的神兽——龙的。
1.先找一条清代的龙:香色缂丝金龙夹龙袍
再找一条明代的龙:宣德青花红彩海水龙纹盘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时候龙的要素:有角,有爪,有胡子,有鬃毛和鳞片,身体蜷曲,和云、水等抽象了的自然现象伴生。
通过文献我们还知道,元代正式把五爪龙和皇权绑定在了一起。从元代起,龙的形象和皇帝、皇权正式等同起来,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大德元年(1279年),元成宗发布禁令,“中书省奏:街市卖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禁止民间私造龙袍。到了大德十一年(1289年),又禁织五爪双角缠身龙、五爪双角云袖襕等,实际上将五爪龙规定为皇家专用,民间只许用四爪龙、三爪龙,通过爪数区分等级,龙纹就成了皇权下森严的等级装饰符号。
2.宋代龙的创作以知识分子画家为主导,彰显的其实是士人阶层的艺术感觉。
比如陈容的《墨龙图》
突出的是龙的见首不见尾、变化多端的意向,结合的自然现象也和云雾相关。相对元明清时期来说,宋代的龙没有权力符号对形象的要求,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魅力来。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文化中的龙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的龙相结合,出现了一些新的意义。朝阳北塔地宫所出辽代石函上,雕刻了那咤追捕和修吉龙王图。那咤是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门天王之子,原名那咤俱伐罗,简称那咤,明代人将其名改为哪吒。图中的那咤和龙王头侧分别有题名。那咤全副武装,指挥夜叉追击龙王,龙王身中箭矢,企图遁走,在明代成书的《封神演义》中,根据这一传说演绎成了哪吒闹海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这种宗教对龙的刻画,重意不重形,也没有了威武的姿态,更有趣味。
3.隋唐的龙,重视动感和力量
首先看李隆基最喜欢的盘龙镜,以及李隆基最痛恨的史思明,他墓葬中的铜坐龙
再早一点,我们看看赵州桥栏板上的龙
三个有代表性龙的使用场景,有动态的游动,有静态的蓄力,也许能说明隋唐时期的审美取向
4.汉代的龙,也有两个典型场景
一个是建筑构件,龙纹瓦当
一个是墓葬的壁画,四神云气图
当然,在铜镜、帛画上面也有龙的形象,不多举例,汉代是龙形象确定的时代,从实体形象来说,有角,有爪,有胡子,有鬃毛和鳞片,身体蜷曲是从汉代以来一直以来确定延续到现在,从文化形象来说,龙所在的灵兽世界体系也成形了,人们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同时出现,来比喻四方和星宿,形成了一个体系。不过,四灵兽在汉初还不成熟,往往是两个、三个一组出现,玄武加入最晚,比如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乌杨阙,我就只找到了青龙、白虎、朱雀。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用四灵兽象征天上的星宿,为什么总会缺少一个,而且晚到汉代才成体系呢?
以青龙白虎对应星宿的确实证据,来源于战国曾侯乙墓的漆箱
由此可以看出,四灵兽体系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龙虎的同时出现可以代表星宿,如果单独的龙出现又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到底是现有龙虎还是先有单独的龙,再发展为龙虎CP和四灵兽体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再往前追寻,龙的形态愈发不标准,符合我们总结出来龙形象最早的文物,当属殷墟的龙纹石罄
和龙伴生的,还有两条小蛇,这也许说明了什么。它还有一个虎纹石磬作为CP,但是是否象征星宿?还未可知。
再看一些拓片
我们可以发现,鳞片、鬃毛,都可以缺失,不变的是角和蜷曲的形态,还有龙头的形象。
再看看同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
所以再总结一下:至少在文字成熟的殷商时期,人们对龙的理解,基础要素是龙头、蜷曲的身体和角。
6.再往前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什么是龙,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这些到底是不是“龙”?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龙”是至少在文字成熟之后形成的一个概念,之前和殷商时期的龙形态近似的纹饰和形象,是不是龙,是否在当时就具备后世给龙附加上的各种意义,都是需要警惕和思考的。
Σ.如果非要下个结论,我觉得能判断“龙”的基本要素龙头、蜷曲的身体和角。蜷曲的身体应该来自古人日常所见的自然界生物形态,很大概率是蛇。角来自于原始社会对角这一形态的崇拜,但是动因难以考察。龙头应该是最后确定下来,具有某种宗教意义的要素。现代人考察龙的来源,要根据最初龙形象和其它形象、器物的关系来判断,很可能不同考古学文化有自己的“龙形象”,他们的意义各不相同,一直到了国家形成之后,国家力量才把龙的形象和文化意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宗教符号存在。当然,这不过是个人的推测,切勿当真和再次推论。
其实天文考古学等研究已经给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解释,没想到普及度这么低。
篇幅较长,先上结论: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来自对东方星宿的自然崇拜,而这一崇拜缘起自其对于先民观象授时和指导耕种的实际指导意义。对龙早期现实形象的选择,则是受到人们观念和地域差异的影响。此后逐渐发展出宗教、政治、文化等意义。
这种通过详细、严谨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甚至在央视《考古公开课·西水坡大墓》节目中被着重讲述,普及性竟如此之差,鲜有人提及。不禁使人感慨科普之任重道远。
各路大神之所以能在网络上大显神通,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极大差异。其实科普的真正意义不是把具体的知识点传递给大众,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使大众今后可以主动“祛昧”。
用未知推测未知,得到的必然还是未知,这是玄学。
想要对“龙”这种产生于文字诞生之前的“事物”起源进行研究,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所谓“史料”“史实”的证据到底是否可靠?
考古学证据的断代和解读是否严谨?
后世文化传递过程中的异化如何影响溯源研究?
出发点和推论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古代社会和先民的实际情况?是否具有共性?
逻辑过程是否严密?主观臆断的成分有多少?
因此,笔者希望传递的是:
(1)不可尽信古史的文字“史料”
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历史有几个关键点:史料的真伪,史料的年代,相应的历史制度。很多情况是:史料虽真,史实非真。近代学者如郭沫若、顾颉刚以及其他古史辨派的学者,对传说古史都进行过系统的批判,形成了颇具实力的疑古思潮,对于盲目信古的倾向展开了全面的反思,提出只有在清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展开科学的释古工作。正如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说法,因为根据史料来看,似乎离上古越近的人,越对古史不了解,这点是有悖常理的。
(2)充分尊重现代科学,相信相关专业人士的学术研究结果
现今学科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和精细化,针对“龙”的起源问题,涉及到考古学、古代天文学、古生物学、古文字学、符号学、历史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如今,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研究手段都较以往有了极大的飞跃。因此,我们要对上世纪一些前辈学者的一些学术观点持客观、理性的态度,要承认当时研究程度和手段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学会辨别网络上漏洞百出民科思维,和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猎奇言论,充分尊重在现代严格学术训练下的科研人员们的成果。
(3)做到合情合理,需要结合古代社会和古人的实际情况。
既不能低估先民的观察能力和智慧,也不能低估许多现代人的盲从和愚昧。不能盲目地将许多本不相关的事物进行肆意匹配和联想。不能忽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的发展、演绎、异化和文化传播的力量,稍后的古人对先民们诸多事情的认知不一定会超过现代人,很多文化在后世传递的过程中早已失去其本意。要相信科学、理性思考、摒弃玄学和盲目的脑洞。资料、信息的获取有先后,这会受到时间、专业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不重要,关键是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
在上述前提下,具体阐述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时老师为代表,基于天文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研究,得出的“中国龙的古代天文学起源”学说。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现场,编号为M45号的墓中出土了由蚌壳龙虎图,和相邻的人类骨骸组成了奇特的造型。我记得这照片当年出现在我们初一历史学课本中,印象深刻。
通过对比发现,这种造型可以和曾侯乙墓盖星图所表现的内容完全相同,结合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考古专家认定,西水坡45号墓葬中的蚌塑图案组成了一幅二象北斗星象图。当然里面体现的古代天文学知识还远不止这些,具体论证过程非常严谨、复杂、内容详实,具体可以参考李学勤先生的学术论文和冯时老师的专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在此不具体阐述。也可以观看央视《考古公开课·西水坡大墓》节目中的介绍。
其中二象指的是东方青龙和西方白虎,蚌壳组成的龙型图案就是先民对东方星宿的联想。
这些蚌塑星象与真实星图比较,二者所反映的真实位置与真实天象非常契合。
关于墓葬的年代,考古学分析和碳同位素定年,都把它限定在6500年前左右。
因此,最早的龙应该是作为星象存在的。
在早期没有历法的时代,东宫七宿对远古先民的祭祀和生产的指导意义重大。
其天文学意义、原始自然和实际生产指导意义,崇拜要比泛论其图腾崇拜更能接近其产生的本源。
天文学的发祥与古代文明的诞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天文学可能是人类最早诞生的科学,也是最早诞生的宗教。
原始宗教诞生于原始崇拜,
崇拜的内容大致可以这样排列:
原始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文化英雄崇拜→众神崇拜
自然崇拜是人类最早对周围世界的一种认识,这种崇拜是简单朴素的,带有相当的自发性。
原始崇拜来源于敬畏,来源于神秘,来源于其对于人类命运的主宰。
古人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仰观宇宙,俯察品类。
其中对天空的神秘力量的敬畏,加之出于古代农业生产等需要,天象在先民心中的崇拜次序可能要排到首位。
古人的很多想象和创造都来自对天象的观察,中西方皆是如此,
例如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天文考古学的源头)、埃及金字塔、卡纳克神庙等。
中国或是东亚人民更加依赖于对天象的观察,因为天象可以指导人民耕作。
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或许源于农业文明对于“天时”的过分依赖,天能影响农作物的成长,因此天能主宰人的命运,所以人当顺天而行。
在原古社会,谁能掌握观象授时和指导耕种的能力,谁就是拥有神权和王权的首领,世界各个农业古文明都类似。
中国文化中“君权天授”的观念来自于此。
古人通过对天象的观察,总结出洛书河图,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观察到诸般星辰唯有北极星是不懂得,其他星宿全部绕北极星旋转,由此发展出对“天极”的崇拜,并以此为王权的象征。
随后又被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如《论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包括道德经,以及后文要将的《周易·乾卦》所讲的很多内容,都是基于天文现象,延伸到人的德行,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
中西方的很多故事,也有很多是脱胎于对天象的观察,例如中国牛郎织女的故事。
古代人民用人文主义的眼光观察和解读星空,于是诞生了许多相关的故事传说
不同地区的人民对天象的观察,视角和理解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故事。
这种天文与人文的例子还有很多。
综上,古代天象作为先民的原始崇拜,和物质、精神生活需求,作为“龙”这一神话母题的根源,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先民认知能力。
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龙,角、首、身、尾俱全,尾部上翘,无鬃无足
甲骨文中的“龙”和东方青龙星宿,二者形象惊人地一致,很难找到否定二者关系的理由。
中国的文字很重要的一种造字方式是象形,早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图画性非常重要,往往可以让我们窥见其创造文字时的构想,以及借以表达意义的事物。
表现事物形象或概念的普遍认可的描写,是古人创字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世界很多古文明早期的造字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古人造字,象形文字,抓住具体事物的本质特征,抽象、简化成符号。
例如牛和羊。
古人造字时,抓住牛角上曲和羊角下弯的特征,用很简单的符号差异便能区别二牲
甲骨文不过三千多年历史,当时的人们对天象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
其造字的本意,或许就是对“龙”源自天象的客观反映,不然还能怎么解释呢?
当然,在文字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基因突变”,以至于现代人很难追溯彼时造字者的根本用意。
既然将“龙”的起源和古代天文二十八宿的“东方青龙”七宿联系到一起,那么我们需要看看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青龙”七宿。
东方青龙指的是: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早期可能只包括前六宿。
《彖传》云:时乘六龙以御天。
闻一多认为《乾卦》所言的“六龙”均指东方苍龙之星。
“时乘六龙”,六龙指的应该是: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箕应该是后期添加的,才有七宿。
红山玉龙似乎也能证明早期六龙之说:红山玉龙与商周文字的“龙”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尾部,内卷或外扬,但如果去掉箕宿四星,便能相合了。而出土的商代玉龙,尾部多为外扬,与当时的文字匹配。可见,到商代时,箕宿逐渐并入苍龙之象。但也并非完全,以为在西汉末年的星象图中,苍龙仍为六宿,箕宿和星官绘在一起。
而早期的六宿不出意外的话,其宿名都来自龙的身体。
角:苍龙之角
亢:苍龙之咽颈
氐:龙首
房:龙腹
心:龙心
尾:苍龙之尾
用这种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观点,再看古代的许多典籍就很好理解了,例如:
《周易》“乾”卦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见龙在田,《史记·封禅书正义》曾引用《汉旧仪》的话:“龙星右角为天田”,所以“见龙在田”的“田”即为天田星。
因此:
“初九,潜龙”:龙星之首伏没于东方,尚未露头。
“九二,见龙在田”:龙宿上升,龙角(角宿)与天田星一起于黄昏见于东方。
“九四,或跃在渊”:龙星诸宿尽现于东方地平线
“九五,飞龙在天”:进一步上升,苍龙之星横镇南方中天
“上九,亢龙。有悔。”:苍龙之星越过中天,有向下、西沉之势。
“用九,见群龙无首”:进一步下沉,龙首的“角、亢、氐”诸宿重新移动到太阳附近,与太阳同出入而不见,此为“无首”。
每天的同一时间,各星宿出现的位置是不同的,一年内绕北极星一圈。这是地球公转造成的。因此,龙宿的不同位置,代表一年的不同时节。
所以,我们便很好理解 《说文·龙部》:“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春天农耕开始之际,苍龙七宿在东方地平线上开始慢慢上升,苍龙七宿在东方地平线上崭露头角,最先露出的是明亮的龙首—角宿,称为“见龙在田”;
夏天作物生长,苍龙高悬于南方夜空,苍龙七宿升至正南中天称为“飞龙在天”;
而到了秋天,庄稼丰收,苍龙也开始在西方下落,即为“亢龙有悔”;
冬天万物伏藏,苍龙则隐藏于北方地平线以下即为“群龙无首”。
当然,你可能会说,同一星宿在一日内的不同时间也会处于不同位置,一天的时间内,诸宿也会绕北极星一圈,正因为如此才有星轨摄影。
我此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但是据我推测,古人观星所指星象,应该是指一天中的相对固定时刻所在的位置。
这个时间可能是日落及天黑后不久的时刻。
例如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都是讲晨时或昏时见某某星
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还保留这种传统
而且,根据据本人亲身观察的经验,古人所指的“七月流火”、“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七夕日织女星位于头顶”等等,都是在这个时刻观察到的最为属实。
其次,像上文《说文·龙部》:“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等典籍也证明了星象在一年内的规律。
现在常说的“夏季大三角”、“冬季大钻石”等也都是记忆一年中某季星图的手段。
到此,龙和天文学的联系恐怕是没有争议了
但是,有人会问:
是先有星宿,古人连成龙形,从而创造出龙?
还是原本就有龙这种生物,古人观星,发现东方星宿与龙的外形吻合?
到底谁前谁后?
首先,古生物研究和考古挖掘没有发现任何与龙相关的化石和遗骨。(不要扯上什么营口坠龙,用未知验证未知。中国的龙没有翅膀,怎么飞天,难道还要挑战下物理学理论?)
其次,各国的岩画中没有龙形绘画,中国各地、各时期出土的“龙”型玉器等,形态差别巨大,这明显是受到人们观念和地域差异的影响,这点下文再说。
最后,这里强调一下,龙与恐龙无关,与古脊椎动物无关。
恐龙之所以叫龙,只是翻译的问题。
贴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古脊椎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杨钟健先生在《演化的实证与过程》的论述:
至于是不是中国古代人看了恐龙化石后,想象出了龙。
这点可能性不大,退一万步讲,即便先民见到了,其形象也与恐龙严重不符,除了长条的身体外,头上长角也无从说起。恐龙的形象似乎更像西方的龙。
补充一点:
有朋友在评论区提到,贵州关岭出土过长角的“新中国龙”的化石,在此需要说明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
报道称,“贵州省这条龙化石属于‘新中国龙’,于1996年出土于安顺市关岭县新铺乡”,
“龙角从头部的最宽处左右两边长出,双角对称,长约27厘米,略显弧形,这对‘龙角’在龙头上翘出,酷似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的形象。……为古代传说中长角的神龙提供了实物佐证,将为中华民族关于龙的形象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有重大的科学和历史价值。”
认为“新中国龙是生活在两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海洋中的水生爬行动物”
附图如下: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
首先,“新中国龙”化石是存在的,而且被大量发现,但是都没有角,除了这个,无一例外,都没有角。
他们普遍长这样:
可见,都没有角。
学者在文章中对各种中国龙属的化石进行详细描述,也都没有角。
具体的细节,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我就不细讲了:
那么,这种长角的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我做了一张幻灯片:
想必,不用多说了。
而且这件化石,保存在一个叫“兴伟石博园”的民间博物馆。
如果真的是长角的三叠纪早期海生爬行动物化石,
学界是不可能放过这种发现新种属的机会的。
别说发现“真龙”了,就是发现头部长有双角的大型海洋生物都是件大事。
为什么古生物专家不站出来写文章辟谣?
除非“长角”这种说法发表在专业刊物上,不然学者们不会为民间说法辟谣,而且民间博物馆收藏的化石,造假、拼接的事情非常普遍,学界见怪不怪了。
插一句题外话,关于化石造假问题,其实非常普遍,尤其在我国。
国外有人专门在Science杂志上(国际最权威的两大学术杂志之一)撰文:
Altering the past: China’s faked fossils problem,
翻译过来就是《篡改自然史:中国假化石之病》,并且说到:
“蓬勃发展的化石市场催生了大量“改良”、重新配置和复合标本;很多都进入了中国的博物馆”
原文地址:
另外,关于“化石造假”的事,还可以参考:
中国各地、各时期出土的“龙”,形态差别巨大:
例如西水坡遗址中蚌组成的龙,其外形像鳄鱼;
稍晚的红山文化玉龙,
有的首似马而背有鬃,无角无足,蜷成环状,
有的被称为“玉猪龙”,认为是猪头加上蛇身。
这种差异与其说是随时代、文化变迁,不如说是随地域而变化。
人们将天上的星图“龙”,在地下找一个世俗的替代物,自然会受到地域的影响。
先民看到星象,再与已知之物联想匹配。
这也是古人能够更好地记忆星星的好方法。
他们肯定不仅仅去记忆某一颗星,而是去记住一群星,这些星组成的图案就是“象”,也就是星象(相),天空的纹路也就是天象。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古代星图中,古埃及、古巴比伦早期星图中的星座都是有各种动物、植物和器具的图像所表现。
我们知道,龙是不存在的。
在文字产生之前,先民在祭祀过程中需要把天空中抽象的龙具象化,便根据身边熟悉的事物与进行比附。这种比附自然会反映出地域差异。
如黄河流域以鳄鱼为原型(西水坡、山西吕梁商代龙形铜觥)在内蒙古草原的红山文化,代之的是更为熟悉的马。
因此,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来自对东方星宿的崇拜,而这一崇拜缘起自其对于先民观象授时和指导耕种的实际意义,对龙早期现实形象的选择,则受到人们观念和地域差异的影响。
既然将龙与原始自然崇拜联系到一起,就不得不提到物候说。
物候说的主要观点:认为龙是古人对一些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例如闪电、雷和云等,由敬畏到臆想的结果。
另一个派别则强调龙发源于先民们对河川的自然崇拜。
他们根据河川和龙的某些共性,例如蜿蜒曲折的形态、流变不羁的动势、浑厚轰鸣的吟响、清白浊黄的色彩,因此而判定河川才是龙最原始的雏形。
物候说的特点是侧重从自然环境去研究龙的起源,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当时先民生活的社会环境,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龙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另外,从龙的外形而言,物候说的解释也很牵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能够让人信服,因此,这种学说被很多学者否定和批判。
尽管闻一多先生很早就提出:“古书言龙,多谓东宫苍龙之星”,并以此来解释《周易·乾卦》,
但是我翻了许多本《周易》相关的校注,没见到用相关观点解释。
闻一多先生本人也在《伏羲考》中提出,龙的形象是“因部落兼并而形成的的混合图腾”。
这也是后来很大一部分学者的观点。
这些很好理解,毕竟闻先生等所处的时代尚未有如此多的考古事实。
图腾崇拜一般是稍晚于原始自然崇拜,这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原始自然崇拜与宗教的加强应运而生的。这是应当是“龙”崇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不是根本源头。
有了龙的天文学起源,许多与龙有关的民俗文化就好解释了
例如二月初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青龙的“龙首”出现的时候。春天农耕开始之际,苍龙七宿在东方地平线上开始慢慢上升,最先露出的是明亮的龙首—角宿,即《周易·乾卦》中的:“见龙在田”。
端午节也是源于对东方青龙崇拜。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处在全年最“中正”之位,即《周易·乾卦》中的:“飞龙在天”。端午是“飞龙在天”吉祥日,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
此外还有苍龙戏珠的说法,无论是古代典籍记载,神话传说,还是如舞龙等民俗表演,龙与龙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苍龙戏珠的“珠”指的就是大火星(心宿二),这点最早由庞朴先生提出。
中西方为什么都有龙,这是避不开的话题
我对西方龙的了解有限,具体的介绍可看张公子 @张佳玮 以及该问题下的部分回答:
但是可以看出,西方龙也是多样的,不同文化中的龙差别较大。
西方龙多为怪兽,而且只是各种怪兽中的一种,与中国龙的地位和意义差异巨大。
也许你会问,天上有日月这么明显的天象,为什么先民反而选择了恒星组成的图案作为图腾。
首先,日月也被许多民族作为图腾,只是没有传承为华夏的代表;
太阳和月亮多用来定历法,例如: 纯阳历以太阳为参考,如彝族十月历;纯阴历以月亮为依据,如回族的回回历;我国通行的历法为阴阳历,兼顾太阳和月球的运动数据,使得月份和寒暖季节大致相应,相传自黄帝、颛顼、夏、商周、鲁六古历,《春秋》记事的诸历,以及以后实施的和未施行的历法有百余种,都是阴阳历。
其主要原因是:对于从事简单农业生产而又尚未摸清日、月、地球三者关系的先民来说,显然不如记住播种时节刚好出现的星宿来得明白和直接。
这在很多古老的文明都有体现:
古埃及人以早晨天狼星与太阳同升为一年之始(因为尼罗河水每年夏至前上涨,此时天狼星晨见东方)
古印度以月望于角宿为岁首,墨西哥的阿斯特克人以昏见氐宿定新年,等等。
这些据以授时的星象主要不在日月,而是能够直接指导农业生产的恒星决定的。
为什么龙能成为古代王权的象征和中华民族最终的图腾,而其他神兽却不能,如白虎、朱雀等。
除了龙这种人创造的事物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主要还是因为东方苍龙星宿对于观象授时和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
观星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
春分前后,龙星于黄昏时,横镇中天,在黄河流域,此时正当农业播种的理想时节。
古人最初正是把黄昏的龙星视为指导生产实践的标准星象。
而在原古社会,谁能掌握观象授时和指导耕种的能力,谁就是拥有神权和王权的首领,世界各个农业古文明都类似。
中国文化中“君权天授”的观念来自于此。
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或许源于农业文明对于“天时”的过分依赖,天能影响农作物的成长,因此古人认为:天能主宰人的命运,所以人当顺天而行。
综上,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来自对东方星宿的自然崇拜,
而这一崇拜缘起自其对于先民观象授时和指导耕种的实际指导意义。
对龙早期现实形象的选择,则是受到人们观念和地域差异的影响。
此后逐渐发展出宗教、政治、文化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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