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庶族地主为何没有形成新的门阀？ 第1页

隋唐时期的士族以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两大集团为主，其特征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禄世婚。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权有赖关中士族支持拥戴，而山东士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的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削弱门阀，但由于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会声望甚高，故君主通常以温和的政策来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即是择取人才，削弱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唐太宗指示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氏族志》。结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山东士族博陵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抗衡以关中士族为核心的的唐宗室及官僚，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明经科、进士科都是考试科别，明经科考主要考验对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而进士科除了经学外，加考诗赋和时务策论，对文学创造力及治国政策见解有著更高的要求，极难考取，录取率仅明经科的十分之一，而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因此进士科愈来愈受重视，地位尊崇，时人称进士及第者“白衣公卿”。这意味着传统上主攻明经科的士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战。所以唐代出现了牛李党争，即明经科的李德裕党与进士科的牛僧孺党之间的政争。

北方在经过了数百年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相当盛行“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相通婚的风气，有些世家大族甚至连皇室也看不上眼。唐文宗为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时，朝臣的女儿们都进入了挑选名单中，朝廷内外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后对宰相郑覃说：“朕本想为太子求娶你们荥阳郑氏的衣冠女子为媳妇，听闻朝中大臣们都不愿与朕结亲，为甚么？我家也是数百年的衣冠世族，怎么把神尧皇帝的家族当作不娶妻的罗汉！”唐文宗于是放弃了为太子选妃的计划。不久郑覃把孙女嫁给了仅为九品卫佐的崔皋，唐文宗无奈地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阀阅。我家族当了两百年的天子，竟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在郑覃眼里，李唐皇室本出于关陇集团，起源于晚近的北周，又曾与夷狄（鲜卑）交杂，比起山东郡姓自汉代以来传承数百年的旧士族，相形见绌。而且唐代中国人有“以汉代唐”的思古倾向，对汉朝怀抱著崇拜及浪漫想像，觉得汉是比唐更伟大的朝代。这种心理让山东士族在人们心目中更显尊贵不凡，就连唐代名臣如房玄龄、魏徵、李昉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如此趋附亦强化了山东士族自身的优越感。故荥阳郑氏宁可将后代嫁予一个九品官、但同为山东郡姓的崔氏，也不愿与李唐皇室结为亲家。山东士族心目中对人的社会价值之评判，由此可见一斑。这种风气一直延续整个唐代，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从晚唐到北宋，名族贵胄为官者，由七成多降至一成多；寒族为官，则由约一成增至近六成。北宋士族尽是新兴，唐代大族几尽消亡。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由于黄巢本人出自社会底层，仇视士族，造成大量士族的伤亡。再者，唐哀帝末年朱温投当朝公卿三十馀人于黄河中，当时武夫李振在朱温侧，说道：“此辈自称清流，今投入黄河，永为浊流！”而朱温竟笑着点头，史称白马之祸。黄巢、朱温、柳璨之流，不仅觊觎皇位，也满腹牢骚，对既有的社会阶级怀有强烈恨意，大肆杀害、丑化士族。唐朝覆灭后，五代十国仍为唐末政治格局及藩镇割据的延续，各政权的统治者多不屑文人，重武轻文，资源集中于军事，各官职多由武将担任；从而导致武人干政严重，叛变和战争不断，政权迅速更迭。这样的环境使社会风气剧变，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人们不再尊敬唐代的那些门阀，也不再渴望与士族联姻，对于所谓的世家大族普遍产生反感。士族富饶的家园与产业遭到破坏，引以为傲的贯册族谱也流失，重要人物死亡，其馀族人逃亡各地。百年间士族便彻底衰亡，与庶民再无区别，其地位由乡绅地主阶级取代。

唐末五代的战乱，亦可说是一场“阶级战争”，彻底摧毁中国自东汉晚期以来长达约七百年、以门阀为主的政治、社会型态。几代之后，那些散居各地的族人已各自化成不同家庭，忘记共有的传承。

五代时，旧有统治阶层毁灭，为一批新人所取代，传统士族崩溃。宋代的望族，即使附会是某个唐代士族的后人，可信的世系都只由北宋时开始。北宋王清明《挥麈前录》，记录了当时最显赫的36个望族，是全新的名士集团，和唐代的社会中坚没有关系，已没有一个望族可以追溯到唐及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