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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锦防线葬送了多少人力物资(还让满清有了粮食),成为葬送明朝的坟墓,这钱如果用来练野战军会怎样?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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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项天鹰高赞答案里说建宁远只需5万两,实在是有点儿扯得离谱了。

查下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九月乙亥巡关御史梁梦环查核关门一疏有如下内容:“以城工言之参将李承先都司金峤等冒开工价城工每百丈工须二万多开三万”,王在晋的八里铺方案三十七里要九十三万两都被人说是大大低估了成本实际要四百万两,至于卢象升的说法就更是在故意压低成本了。哪怕按梁梦环疏中的算法宁远城仅现存的五里九十六步内城城墙仅工价也要二十多万两,而宁远外城的城墙有九里一百二十四步,算一下又要三四十万两,内外城加起来保守估算光工价就六十万两了,这还是不算材料成本,以及其他必要建筑和红衣大炮之类的守具等等费用。

修补山海关附近边墙的话,附近就有砖窑群备用,秦皇岛明长城砖窑群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而修宁远需要在其附近新开砖窑烧砖,各种物料工具也需关内转运,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王在晋对于修宁远的预算就是“请百万之金钱,筑一方之要害”。

历史上宁远的具体造价没传下来,不过根据传下来的史料我们知道,这次修宁远城还因为祖大寿和汪翥不好好干活返了一遍工(《督师纪略》),看孙承宗、袁崇焕、茅元仪对于修筑花费避而不提的样子来看,恐怕是超支了,这也能解释为啥预定要在宁远之前修的边墙放弃了修建。顺便说句,这边墙的放弃修建让后金蒙古可以越过宁远攻击其后方。

而辽西的屯田在天启六年之后再继续扩张也是件荒唐事。袁崇焕一张口就是十二万五千石本色折十万两银供屯田,然后后金蒙古年年过来刷副本。

宁远守城砍了269个脑袋,然后袁崇焕上报“急需马匹银二十万两,盔甲、器械银十万两,铅子、火药银五万两,操赏、工犒银十万两”,这就东江镇两年多的军饷了。我一贯的观点,以费效比而论,宁锦太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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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守辽西费钱的人,是以为辽兵撤到关内就不用发军饷了吗?

不仅得照发,而且还得发得更多,因为没有了辽西的5000顷土地的收入,每年还得给辽兵再多发100万两银子买粮食。

然后就得再增加100万两加派,实收500万,基层官吏收入增加400万。

敢不发,人家拖着红夷大炮到京城讨薪。孔有德打不到北京城下,但是祖大寿可以。

那么修城的成本呢?

卢象昇《确议修筑宣边疏》:“每铸边墙一丈,虽甚省,约须工料食米等银五十两。”

宁远城的城墙,高度和厚度都和长城差不多,周长大约1000丈。

也就是说,一座宁远城,造价5万两。这已经是辽西防线的核心支点了,其他的大城有的也没有宁远这么大。而一般的小城,假如按照现在锦州的大茂堡遗址来算,周长也就200丈,而且高度只有宁远城墙的1/3,厚度也只有宁远城墙1/2,每丈造价也就10两银子。

也就是说,孙承宗修的大城九、堡四十五,也就50万两银子。

50万用来养兵,就算只养10年,每年就5万两银子。一个战兵一年的军饷就得24两,要让他们经常操练、出兵见仗,翻一倍不算多吧。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去练秦军的时候,就是按一个人一年50两来算的。

每年多5万两银子,能多养1000战兵。

什么特种部队,1000人比整个辽西的城防工事还有用?

1万明军加上一座造价5万两银子的城,能和5万清军打三个月。把这5万两银子拿来支付士兵10年的开销,能增加100个兵。1.01万明军和5万清军在平地上打三个月试试?

用修辽西防线的钱用来加强其他各镇防止清军入塞,就更扯淡了。从山海关到偏关,2000里的长城都在清军的攻击范围内。就算崇祯皇帝一个响指把关宁军和他们的家属全化灰了,每年多500万两用于这2000里的防线,也就是平均每10米增加一个人。还不如直接每10米插一个稻草人,又省钱,效果还差不多。

至于说直接把关宁军分散到边镇各堡去,明朝的组织能力要是连这个都能做到,那还能有登州之乱?调800兵都调成这个德行,还想撤整个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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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锦防线已经是比较省钱的方案了。

要说“葬送了多少人力物资”,那杨镐和袁应泰两位才是数一数二的。

以明朝和后金打仗的方式,从萨尔浒之战开始,明朝在辽东就面对一个吃金无底洞。他的财政扛不住。

1、

1619年萨尔浒之战,朝廷催促出兵,让杨经略速战速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省钱,避免师老财乏。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萨尔浒战后的当年夏秋季,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后金又接连攻陷开原、铁岭、灭掉叶赫。

明朝罢免杨镐,启用熊廷弼。熊在当年八月初上任。他在辽东边墙内各处要地巡视一大圈,在十一月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敬陈战守大略疏》。熊的这份奏疏,即是向朝廷陈述他处理辽东局势的布防战略,也是跟朝廷要人要钱来了。

想必很多人都读过这份奏疏,我就不复制全文了,摘录其中比较关键的几段:

顾以此时漫谈进剿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险要以守为稳著,何也?守正所以为战也然而守何容易。
……顷臣亲至各边隘口。相度地形,算贼之出路即可为我之入路者有四在东路为靉阳;南路为清河;西路为抚顺;北路为柴河三岔儿间。俱当设置重兵,为今日防守,他日进剿之备。而镇江南障四卫,东顾朝鲜,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险要之大略也。
每路设兵三万人,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员,布为前后左右中。各营如遇贼对垒,则前锋乡印之,中军继之,左右横击之后军殿之,使各路自为一分合奇正以为一面如贼与一路相持。在西路则南路北路出奇以击之。东南路悉力以捣之,在南路则东南路西路出奇以击之。北路悉力以邀之。
其在镇江,当设兵二万人,裨将七、八员,副总兵一员,半札义州,半札镇江,夹鸭绿而守。如贼犯朝鲜,则镇江与朝鲜合力拒堵。而四路则分道捣巢以牵之贼与四路相持,则镇江朝鲜合兵而西以捣之。使各路总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联络之大略也。
清河、抚顺、三岔儿三路,山多漫坡。可步骑并进,当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将统之。宽靉林箐险阻。可专用步,当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将统之。镇江水路之冲。当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将兼领之。此酌用南北兵将之大略也。各路领兵到边。画地而守,无警就彼操练。……或四路并进,或三路牵制而阴并一路。此坐困而转蹙之大略也。

熊这个用兵计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萨尔浒之战2.0升级版。四路防守的位置,和当初杨镐制定萨尔浒之战的西北南东四路“分进合击”的规划完全一致,甚至连某一路防守驻扎位置、日后进剿时行军路线、调什么兵、用什么将等等人事调用安排,要求朝鲜出兵配合等计划,都和萨尔浒之战高度一致。

熊这番规划,与萨尔浒之战的区别,则有两处:

一是熊认为兵力必须得多,每路3万人*4+镇江2万人,这就是14万明军,再加上朝鲜兵。显然,这是吸取了萨尔浒的教训。熊认为后金的兵力达到近十万人(今贼改元僭号,……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巳近十万)。我军的兵力可不能少了。

二是熊在奏疏一开头就强调了“守”字。现在是萨尔浒大败刚过去,人心惶惶,军心不稳的困难期。当下不能急着进剿(进攻),而是以防守为第一要务。先守稳了,堵住后金军出山的四条路,把努尔哈赤困在长白山苏子河谷里,然后等时机成熟再相机进剿——“算贼之出路,即可为我之入路。”

熊这话里藏着的那层意思,就是对朝廷那帮人说:不要指望速战速决了,你们这些混账别他妈也催我出兵,老子先得防守!

末了,他又补充了一段话:

且兵马既随各帅往边。辽城空虚。应再设兵二万,平时驻札辽阳,以壮中坚,有事策应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设兵一万,联络东西,以备后劲。金、复设兵一万,防护海运,以杜南侵。……今议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

把兵力都调去四路分守,辽阳、海州、金州、复州这些地方不能没兵驻守,也得有兵。里外里都算在一块,给我准备好18万人吧。

然后,熊开始督促兵部、户部,征集和供应这么多兵力的难题。

而见在主客残兵续到援兵,及召募新兵,虽近八万,尚在沙汰,难作实数。其余惟有召募征调二法。辽人‘以辽守辽’之说,自李如桢李登等建议,屡试不效,势不得不取诸征调。臣请以此责成兵部。
每兵一名,岁计饷银一十八两;兵十八万,今之饷额有过此者而当日难之何也,该饷三百二十四万两,内每军月给本色五斗,该粮一百八万石。又每马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计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通共岁计船费几何、车牛人工、各费几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请以此责成户部。

现在辽东的兵,挑挑拣拣,能用上的连8万都没有,我也不相信“以辽人守辽土”那套说辞,所以请兵部从内地各省给我调10万可用之兵,好歹给我凑足18万。这18万兵马在辽东驻守,每年的各项粮饷开销等等,户部你也得给我想办法解决了,不能有丝毫折扣缩水!

2、

辽东不仅兵力不够用,本地的财力物力更远远供不起这18万大军。所以粮饷物资也要从内地调运。

此时是萨尔浒大败不久,面对惨痛的失败,朝廷也算是痛定思痛,对熊的这份奏疏很重视。兵部和户部的官员一边骂着街,一边尽量满足熊的要求。

因为山东距离辽东很近,又是从登莱二府出发走海路,所以胶东半岛自然成了最重要的物资调运集结出发点。但仅凭胶东半岛的登州等地,无法满足需求。不巧的是,胶东半岛在1619年夏季还遭了灾,庄稼歉收。在这种情况下,原山东巡抚李长庚被任命为督饷大臣,“出督辽饷,驻天津,即以长庚为之。”

李长庚使出吃奶的劲,从山东、北直隶蓟州、永平,大运河天津与淮安两处漕粮等地方,征调粮秣,然后经山东海运到辽东。

至于饷银,户部再通过在山东等省两次加派辽饷的方式筹集。熊在1619年11月拟了这份奏疏,明朝12月就决定首先从山东等省开始增派辽饷,由3.5厘翻倍至7厘;次年春,再由7厘增至9厘。看来朝廷这次是挺支持熊廷弼的。

这两次加派,征收到大约310余万两银子。户部收到第二次加派的约190余万两;第三次加派收上来的120万两,由兵部用来支付制造兵车火器等装备和采购马匹的开销。

经过朝廷如此努力,总算给熊廷弼提供了16万兵力、相应的粮草与军械装备物资,还有200余万两饷银。虽说依然是缩水打了折扣,但总算是基本满足了要求。

必须要强调的是,这16万人大都是具备野战能力的正规军。

之后的事情,也不必说的太详细了:熊廷弼主持辽东局势一年多,在1620年十月也被罢免,改由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在1621年春的辽沈之战中,袁应泰指挥无方,葬送了在熊廷弼的要求下调集到辽东的数万明军。

3、

练兵,不是光有钱就行的。

萨尔浒和辽沈两次败仗,不仅让明朝的辽东本地军队损失惨重,还把明朝从内地各省调拨来的兵力也赔了进去。

两次败仗,让十多万明朝最精锐的野战军成建制的被消灭,元老宿将和老兵成建制阵亡。他基本失去了重新编练野战军的基础。

4、

辽沈惨败后,熊廷弼再一次被任命为经略。熊提出“三方布置”策略。这一次,熊依然对朝廷提出对兵力和粮饷物资的要求,要表示兵部要给调集20万兵力和军备,同时户部提供足够的银饷粮秣。

然而这次,通过辽饷,户部还可以勉强应付;但20万军队,兵部无论如何是凑不出来。

也就是在同时,发生了“经抚不和”,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王化贞的防御主张,在朝廷很有市场,就是因为他提出依靠察哈尔林丹汗等势力。这套“借兵”的主张,看上去真是可以缓解眼下乏兵可调的窘境。

就在这年7月,“镇江大捷”又发生了,毛文龙一举成名,“以辽人守辽土”这个熊廷弼始终看不上的主张,也由此急剧兴起。

5、

再重申一遍,真正葬送明朝人力物资的罪魁,是指挥萨尔浒的杨镐和指挥辽沈的袁应泰。

之后,无论熊的三方布置、王的借蒙古兵、重用毛文龙、以辽人守辽土,乃至之后孙承宗袁崇焕等的宁锦防线,都是在兵力财力已经遭到多次严重损失后的无奈之举。

各种历史小白,喜欢张嘴就说宁锦防线这不好那不行,但请注意一点:明朝经营宁锦防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此前遭遇以系列重大失败接连丧师失地后的补救措施;他不经营宁锦防线,只会更糟糕。


此外,题主“宁锦防线葬送了多少人力物资(还让满清有了粮食)”这句话也不对。后金最主要且稳定的粮食来源是朝鲜,而不是宁锦防线上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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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切忌把人类看成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游戏单位,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有人认为宁锦防线没有用,因为山海关防御严密,足以阻挡清军,前出筑城毫无必要。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从努尔哈赤攻抚顺开始,到宁远守城战之前,但凡后金想攻的城,无论遭遇多少困难,迟早总能攻下。是后金军装备精良,攻城能力超群?并不是。这一阶段的后金军并没有大炮。从技术角度说,明军没有完全不可守的借口。但明军连一个城都守不住,这和内部奸细、人心浮动、经验落后等原因都有关系。在宁远之战前,按照既往规律,也是守不住的,当然你可以不守直接跑,后金就直接兵临山海关了。

到了这份上,你以为山海关还是坚不可摧的要塞吗?工事虽固,但人心不再稳了。东事一坏于清抚,二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五坏于宁远,后金每战必克,也许以它的军事技术很难破关,但在明军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出什么幺蛾子就很难预料。再坚固的堡垒,也怕从内部攻破,一旦某部军心涣散,甚至与后金私通款曲,被后金攻破完全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

即便此次守住,但后金占领宁远以后,直接在辽西屯田,把战线推进到关门前,进攻山海关的主动权完全操于后金之手,你还指望腐朽衰颓的明朝在失去辽镇的情况下保证山海关十七年不失,未免太心大了,信不信不到七年就完蛋了。所以袁崇焕守宁远是必需的,当然,他也守住了。这是明军第一次守住城,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既然守住了,明朝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关外,由于当时的后金还不具备长期围困的条件,前出筑城肯定不是脑残选择。事实上皇太极第一次进攻也没有选择围困,他还抱着攻城的幻想,结果攻城失败,铩羽而归。

此时明朝面临的局面是:后金依然在选择强攻,结果连续两次被防住,这时候就全部撤回来,朝野上下都通不过。你必须考虑到由于两宋投降主义遗毒,明朝的对外策略极为激进的历史背景,这已经形成了政治正确,你连打退两次敌人的进攻,结果却要缩回来,不说技术上该不该,都没有实施的可能。

什么时候要考虑退,是大凌河围城战。此战证明后金具备了长期围困的能力,而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无法解围,这是个死局。从理论上说,此战之后,明朝应认识到继续前出锦州、松山等地筑城坚守已无意义,但也不能把宝全押在山海关,收缩到宁远并强化配属坞堡要塞是合理决策。

但明朝激进的政治正确作风和辽镇的安排都是难题,也许换个英主有办法解决,但这超出了崇祯这个庸君的能力范围,现实中也就没有改变,以至松锦大败。如果退守宁远,就算仍败,也不会败得这么彻底,损失这么巨大。

所以总的说,全线退回山海关风险太大,容错率太低,而以现实的进程,大凌河之战前也没有放弃宁锦防线的可能,就算放弃也要有契机,不是想什么时候放就可以放;大凌河之战后,是个决断的机会,此时前出锦州成本太高,徒送人头,则最起码可以收缩防线退到宁远之后。实在宁远也守不住,那就退回山海关也不晚。就晚明那衰颓的尿性,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几瓶毒药里选毒性相对没那么大的一瓶而已。

至于回来练野战军和清军拼野战,这笑话还是自己留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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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现在的政治纲领用三个字就可以总结:想执政。

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政治理念了。所以国民党的精英和名嘴只会一招,批评民进党,无论干什么都跟民进党唱反调。

这种路线只有在民进党的执政引起天怒人怨的情况下才有一丝成功的可能。不然现在生活还过得去,选民为什么选一个除了想执政一点理念都没有的政党呢?

台湾已经长时间成为发达经济体,他的文官系统基本可以独立于政党运作。所以无论谁在台上,短期内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不太成问题。这时候选政党就是冲着理念去的。

民进党的理念就是实质台独,而且这几年有美国支持,确实给岛内选民一种台湾得到不少国际认同的感觉。反观国民党,只会批评民进党破坏两岸关系,却拿不出自己的理念。张亚中的两岸和平协议虽然天真,但是起码有个让人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今年党主席选举才突然受到很多关注和支持。

但是保守又自私的国民党高层担心张亚中的两岸路线不受中间选民欢迎影响选票,还是做掉了张亚中的主席,选了自以为的“安全牌”朱立伦。孰不知在当前全球民粹主义高涨的如今,最让选民讨厌的就是这种保守又不接地气的政治家族出身的精英。不但拉不到中间选民的支持,连国民党的支持者都充满失望,所以最近四大公投、台中补选、罢免林昶佐全部惨败。

面临这样的重大失利,朱立伦竟然不敢亲自出席新闻发布会。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如果朱敢于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政治责任并且请辞,起码他本人还能保持一点尊严,也留下一些东山再起的可能性。现在这个做派,让所有人看到他的懦弱和自私。国民党已经败无可败了,还把持着一分钱不值的主席位置。幻想在明年的地方选举中也许能赢回一点政治资本。

国民党从上到下都是这么一副做派,还妄想回去执政。他们不完蛋就没有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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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现在的政治纲领用三个字就可以总结:想执政。

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政治理念了。所以国民党的精英和名嘴只会一招,批评民进党,无论干什么都跟民进党唱反调。

这种路线只有在民进党的执政引起天怒人怨的情况下才有一丝成功的可能。不然现在生活还过得去,选民为什么选一个除了想执政一点理念都没有的政党呢?

台湾已经长时间成为发达经济体,他的文官系统基本可以独立于政党运作。所以无论谁在台上,短期内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不太成问题。这时候选政党就是冲着理念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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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守又自私的国民党高层担心张亚中的两岸路线不受中间选民欢迎影响选票,还是做掉了张亚中的主席,选了自以为的“安全牌”朱立伦。孰不知在当前全球民粹主义高涨的如今,最让选民讨厌的就是这种保守又不接地气的政治家族出身的精英。不但拉不到中间选民的支持,连国民党的支持者都充满失望,所以最近四大公投、台中补选、罢免林昶佐全部惨败。

面临这样的重大失利,朱立伦竟然不敢亲自出席新闻发布会。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如果朱敢于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政治责任并且请辞,起码他本人还能保持一点尊严,也留下一些东山再起的可能性。现在这个做派,让所有人看到他的懦弱和自私。国民党已经败无可败了,还把持着一分钱不值的主席位置。幻想在明年的地方选举中也许能赢回一点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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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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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基本上所有高复杂性的问题,比如说天气预报、地球洋流、股票预测、大型生态系统演化、癌症、狂犬病等等。

具体一点的,湍流、堆积固体颗粒的流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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