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黄河是母亲河而长江不是？为什么保卫黄河却不保卫长江？为什么黄河在中华儿女心中这么有份量？ 第1页

陆土根：黄河长江，何为中华文明之符号？

一、先发旱作和后发稻作

黄河流域代表的是我国的北方旱作文明，长江流域代表的则是我国的南方稻作文明。是黄河而不是长江更被形容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乃是因为黄河流域相对长江流域发展出了更早的完整中华文明轮廓。

我们今天感觉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不如长江流域，乃是因为唐宋以后的自然环境破坏与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使得这里气温下降，植被较少，降水萎缩，干旱变得频繁。

其次，植被减少导致了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黄河携带泥沙在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腹地形成悬河地带，在干旱以外还形成巨大的洪涝威胁，并进而引起土壤盐碱化。

实际上在唐宋以前，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此时南北相对都更加温暖和湿润，黄河流域是非常适合农业生产的，而这里又拥有大陆上最大的平原即华北平原，因此能很快形成强盛的人口和文明。

相对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平原狭小且破碎，所谓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是由云梦、鄱阳和长江下游平原三块拼凑起来的，在体量上首先吃亏。而另一块长江上游的川西平原，则相对隔绝和孤立。

其次则是稻作和旱作的区别。相对来说，旱作对水的需求不大，此时黄河流域相对温和的湿润环境也很适合旱作作物的生长，但是稻作却并不如此，稻作需要更多用水，但更多的水却很容易引发洪涝。

而此时，长江流域几乎是一片水乡泽国，洪涝也很频繁，对于这种环境，人们还无力驾驭，所以稻作生产非常不稳定，很难和旱作抗衡。

稻作相对旱作，其流程技术也远远繁琐复杂，更有精耕细作的特性。因此，就稻作技术本身而言，其成熟也必然晚于旱作。

唐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长江流域也开始相对变得干旱，水变得少一些了，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生产技术和水利技术也在不断增强，洪涝防御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于是稻作产量很快得到了提升。

相对的，黄河流域却陷入极度干旱的情形，受到旱灾困扰。洪涝可以通过水利工程来驯服水，但旱灾却是很难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因为地面不会凭空多出水来，于是一遇旱灾，黄河流域就束手无策，旱作反而相对稻作变得不稳定起来。

除此之外，旱作和稻作作物特性也有所差异。旱作的产量上限较低，而稻作产量却可以通过精耕细作来不断提升。因此，伴随着长江流域水利能力和耕作技术的提升，稻作的产量最终不可避免的超过旱作，推动了长江流域的繁荣。

由这些叙述我们也可以看到，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实际上具备一种后发性。它的初始起步更艰难，但上限更高，而这又伴随着南北环境的变化逆转，最终使得天平往长江流域倾斜。

二、小农黄河和农商长江

相对来说，长江流域的几块平原，川西平原因为都江堰的功劳，最早克服水患，然后是鄱阳湖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不过江淮平原在后期受到淮河水患的更多困扰），云梦平原因为长江水患相对迟滞，至清代其腹地才有相当的开发，并最终奠定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

伴随着长江流域的崛起，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发生南北逆转，而中华文明也逐渐从北方渗透到南方，甚至进入更南部的珠江流域，最终在明清奠定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基本框架。而此时，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所对应的南北社会，已经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

在黄河流域，因为灾害频繁，水系萎缩，黄河本身又缺乏足够的通航功能，商品经济严重迟滞发展。尽管晚至北宋，这里还曾有东京梦华，都市和商业的发展是相当繁荣的，但这种情形在明清已经不复存在。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而又长期停滞的旱作小农社会，完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

在长江流域，情况却是相反，伴随着稻作产量的提升，农业产品出现更多剩余，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而长江强大的通航能力，及其周边水系的发达又助力了商业的繁荣。长江流域形成的是一种更有活力的稻作农商社会。

于是，在文化层面的语境中，黄河流域被越来越视为一种中华民族古老农耕文明的缘起，它如其上的黄土高坡一样古朴厚重，肃穆庄严，让人想起祖辈们在北方大地上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创业历史。

黄河也就自然成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那种因为携带泥沙而产生的黄水雄浑，更可以让人一眼想到土地的颜色，那正是农耕文明之本所在。黄土地，是农耕生产之本，是农耕文明的根脉。

而长江流域则更像是这种农耕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产生的新形式，在大江大河的码头喧哗，商埠灯火，青山绿水之间，展示着更加现世市井的一面。虽然更加华美精致，但相对缺少了历史的那份重量。

相对黄河，长江更显烟波浩淼，更有更多商业航船通行，千帆万舟，迎风驰骋。它的终点是东海，面向碧波万顷的太平之洋，面向古老东亚大陆以外的全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黄河的回望过去，长江似乎更多了一种展望未来的含义。

三、近代的长江与黄河

近代以后，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大陆，长江流域大批开辟了通商口岸及其租界。长江成为殖民势力倾销商品，掠夺财富的吸血主管道，一种特殊的买办经济在这些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这些口岸都会经济的畸形繁荣。

但在被迫的打开国门下，长江流域的口岸都会，也成为最早接收外来新事物的窗口，近代民族工业在这里起步，现代民主思潮在这里孕育，因此，近代长江的面目是复杂的，它是殖民性和现代性的混杂，是近代中国迷惘徘徊的外在写照。

相对于被动卷入西方殖民体系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却是另外一幅画面，那里更加荒凉也更加封闭，连年不断的战乱灾害，迟滞不前的小农社会，这里既无殖民性，也无现代性，只有神情麻木的劳苦大众。它是近代中国的深层底色，代表着封建性的内核。

但也正因为这种底色，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蕴含着一种未被激活的大众性的力量，它将等待一颗来自外部的革命火种，将其点燃而成为惊雷，改变近代中国的走向，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而这颗外部的革命火种，最大的可能就来自长江流域，在这里的口岸都市中接受了先进思潮的启蒙者们，会将它们带到这片太久沉默的土地，并在这里掀起燎原之势。

这也正是gcd所走过的道路，从长江下游的上海转到黄土高原的延安，从南方都会的街头游行和工会运动，转到北方乡村的土地革命与军事斗争。gcd最终在黄河流域的乡村找到了立足和壮大的根基，在这里发动起广大的民众，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于是在今天的官方语境中，黄河又有了革命的含义。它不仅是农耕文明根脉的所在，也是革命事业根脉的所在。黄河，以其黄水雄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力量。他们是最平凡的黄土地上的农民，却能掀起惊涛骇浪，改变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这个意义上，黄河的两个根脉含义，又在最深层的民族精神中得到协同。他们都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磅礴精神，代表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澎湃生命力。黄河相对长江，有着更加丰富深刻的象征含义，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