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明起源比夏朝还早，研究印度历史却要靠中国，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第1页

印度研究历史确实会依靠大量外国历史典籍，但没有只靠中国史料的说法。实际上，希腊、罗马、波斯、东南亚、10世纪后中亚西亚入侵者的史料都会参考，例如《厄立特里亚航海记》、麦加斯缇尼的《印度史》等。

此外印度缺乏成文的编年史，但同样有很多史料可参考。这些史料来自于以下这些来源：

1.各类铭文。对印度铭文的研究很早就起步了，北看J. F. Fleet，南看E. Hultzsch，材料是极为丰富的。铭文可以用来判断各个王朝的势力范围、国王统治的具体年代、财力和交战结果（庆祝胜利是常见捐助理由）。最出名的几篇铭文包括记载羯林迦早期历史的象窟铭文（Hathigumpha inscription），Rabatak贵霜铭文，记载遮娄其王朝历史的艾霍铭文，记载了伐迦陀迦王朝的阿旃陀十六、十七窟铭文等等。对研究历史有帮助的铭文，大致能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王家资助过或修建的寺庙洞窟，会留下“修了个庙，谁修的，为何而修”这样的记载。这些记载会留下这样一些信息：当时在位者是谁，他有过一些什么功绩，为了何事而修庙（通常涉及战争胜利啦，新宗教势力确立啦，王室联姻啦等等）。有时候，也会将捐赠者的整个家族谱系及其丰功伟业也记载下来。

第二类，对于某些重要的事件，或者立下了某些规矩，形成了新法令规章，要通过铭文铭刻下来。这类铭文包括古吉拉特的塞种国王鲁奈罗跋摩（Rudravaman）的Junagadh铭文，也就是历史上最早的梵文铭文。最知名的当然要数阿育王石柱铭文，但这里还得特别说明一下，阿育王石柱并不是像某答案说的那样，得要按照玄奘的记载去挖才能找出来，印度人很早就知道石柱的存在，德里苏丹菲洛兹就曾经专门把两根阿育王石柱运到德里，并且请婆罗门解读上面的文字，当时的问题其实在于无法将铭文中的称号“天宠慈颜”与佛经中的阿育王联系起来，而让考古学家确认“天宠慈颜”=阿育王的，是斯里兰卡的《岛史》记载和对阿育王的其他岩石诏书的发掘和解读，而不是玄奘的记载。

第三类铭文被称作Prashasti，是对特定王室和国王的赞美诗文，记载遮娄其王朝历史的艾霍铭文就属于这类。这些铭文会歌颂国王的功绩，还有些铭文会附带上一整篇的王室历史和谱系，这些谱系开头谈及某王朝始祖如何诞生，多半是吹牛（感天而应而怀胎之类），但是对后来王家的更替、重大历史事件和历代国王的记载，因为可以得到其他史料佐证，是能被验证的。

2.钱币也是一种史料，但并非唯一可依赖和唯一重要的史料。印度人是在大夏把铸币传统引入后才开始铸币的，中早时期有些不太知名、寿命较短的小王朝的存在是从钱币里发现的。钱币能说出的事实是：第一，曾经有某王朝、某国王存在过；第二，这位国王的主要信仰/王国的主要信仰是什么（因为钱币上会出现宗教图像，国王名号也会流露出其倾向）。但是要断定王朝存续的期间和其统治范围，则钱币说服力不大，因为钱币即便在王朝范围之外也会流传，并且甚至在发行者死了多年后也依然会被使用。

3.铜板史料，这类史料涵盖内容非常多，包括了大量的税赋和土地赠予记录。整个印度特别是南印保留了大量这类的铜版。比起铭文，铜板可能更能说明某个特定国家的国力问题，因为它能真实地反映国家的财政能力和财富分配的方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从这些铜版铭文里可以发现德干早期的王朝统治者就已经开始采取巡游统治的形式，也就是几乎不在都城常驻（甚至可能不存在固定都城）而是要常年带着军队在其疆土上巡游，安抚其治下诸侯或部族首领，同时向其施加军事威慑。

4.宗教文献记载，包括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记载。这些记载需要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因为第一是经常和神话混杂在一起，第二是不可避免地为了宣扬自己的宗教而歪曲事实（例如佛教记载说巽伽灭佛，人家明明在一直修佛寺佛塔）。越是后期增改较多的文献越是如此，但文本批评本来也就是为了应对此而生的，因此历史学家也承认部分记载作为史料的价值。

以佛教为例，历史学家显然不会去找净土宗的东西研究古代印度史，但原始阿含经和本生故事里的素材其实并不少。佛教记载中讲阿阇世的“未生怨”故事，这毫无疑问是神话；说佛陀劝阻了摩揭陀与憍萨罗的战争，这可能也不真实。但同时，参照现有的考古结果，我们可以确信摩揭陀作为一个新崛起的东方大国，当时确实在全力发动扩张战争，憍萨罗控制了东北部重要的交通要道，也在扩展期，那么两国之间在佛陀时期发生战争完全是有可能的。同样地，我们显然不能相信各种大显神通的神话故事，但从释迦牟尼和其僧团的活动中，我们是可以窥见当时印度社会的状况的，例如商人行会的兴盛及其对新兴宗教的积极赞助（例如各类商业行会领袖“长者”在佛教初期传播中起的作用），由此可以知道阶级变动和新思潮的经济基础由何而来。这些素材的可靠性可以通过其他史料来支撑。耆那教提供的史料同样如此。

印度教往世书的一个重要功能（而且是被严格规定了的一项功能）就是要记载各个王朝家族的世系情况（所以说“印度古代很牛逼的历史学家也不能给出一个印度王朝的排列次序”是不对的，记载这些东西甚至是编写往世书作者的一项主要任务）。当然这些世系确实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越早就越离谱，因为很多6-8世纪的往世书要记载公元前10世纪开始的世系，那不可避免地会开始拼命朝神话上凑。但可置信的是什么呢？哪一些王朝主要统治的地区是什么，范围有多大，这些是可以从铭文、钱币和其他史料里得到验证的。研究这方面的历史学家包括著名的F.E.Pargiter，虽然他的很多结论现在也需要尽管新的考古成果验证。

5. 历史人物传记。印度人其实并不是完全不喜欢写这个，问题在于他们喜欢往里面塞各种传奇，就像是波那的《戒日王传》和毗尔诃纳的《遮娄其王传》，从其中整理出一条接近真实的线并不容易。但能作为参考的并不是没有，例如克什米尔的王朝史《王河》，公认这部作品年代越往前瞎扯淡的神话色彩越多，但越接近作者年代的记载就越真实。

6. 散见于各种非历史类的文献里的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记载。比方说帕你尼的语法书“八章”对了解公元前四百年左右印度社会非常重要；早期桑迦姆文学里对当时南印度三大王国社会和政治情况的记载；《政事论》中的摩羯陀显露出和以前雅利安人部族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形态，等等等等。笈多王朝时期此类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并没有印度人只能引用《佛国记》重现超日王时代笈多王朝的说法。恰好我手头有一本经典的笈多朝历史著作《笈多时代的生活》（Life in the Gupta Age），作者是这样列举他的史料的：

可以看出，虽然作者对法显、义净和玄奘提供的视角和它们的伟大历史价值赞誉有加，但这并不是他唯一借重和依赖的东西。顺带再多嘴一句，其实笈多时期并不“富庶”，那个时代宫廷文化兴旺发达，文学、艺术和宗教因而迎来一个高潮时期，但是商业和城市都出现了萎缩，人们生活质量比起黑暗时代（孔雀王朝崩落到笈多崛起时期）前要更差。

说到这里，我强烈地建议对古代印度史料和史料使用方法有兴趣的人去读读A History of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India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12th Century，作者是 Upinder Singh，印度最著名的几位历史学家之一，也是曼莫汉辛格的女儿。这本书是作为基本教材来使用的，里面非常详细地记载了12世纪前研究各个主要王朝历史所用的素材是什么，史料从哪里取得，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中国的记载能用在什么地方？其实大部分是用来与印度本国史料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就拿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来说吧，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看看它的记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摩诃剌侘国，周六千余至。国大都城西临大河。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穑殷盛。气序温暑风俗淳质。……今戒日大王东征西伐，远宾迩肃。唯此国人独不臣伏。屡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诸国烈将，躬往讨伐犹未克胜。

所谓的“摩诃剌侘国”，实际上就是Maharashtra，也就是巴达米遮娄其王朝。翻译一下就是：“遮娄其这个国家，方圆大概六千多里，都城的西边是一条大河，都城周长大约30里。这个地方土地肥沃，生长各式庄稼，气候潮热，民风淳朴。……戒日王东征西讨，各国无不臣服，唯独这个国家不搭理戒日王。戒日王带着北印军队和大将征讨，却无法得胜。”

这段记载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他提到戒日王在扩张过程中没有打赢遮娄其，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玄奘并没有说。这个问题同样是通过铭文来解决的，因为记载这场战争的绝不仅仅只有玄奘一个人，还包括了前文中所提到的艾霍铭文，以及大量同时期遮娄其铭文、后期的Rashtrakuta王朝铭文和西遮娄其王朝铭文，准确点说，因为补罗稽舍二世让戒日王吃瘪这件事太让遮娄其觉得自豪了，所以基本上后期所有王朝继任者都会很骄傲地把这事拿出来说一遍。因为这些铭文中带有塞卡（Saka）纪年，我们可以推断出这场战争大概的时间是公元630年到634年之间。

第二，这篇铭文里提到的遮娄其都城符合现实情况吗？并不。玄奘说遮娄其的都城的西边是一条大河，但现实中巴达米遮娄其的都城伐陀皮，称得上“大河”的河流在城市东边，而且离城很远。这说明玄奘去过的城市可能根本不是伐陀皮，而是遮娄其治下的另一个大城，有可能是纳西克。这只能说明玄奘的记载绝非完全正确，你同样只能通过其他史料来验证。

玄奘的记载对于理清公元700年左右的印度社会、政治、地理和宗教情况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参考作用，以后有时间我会写个玄奘考古地图试试看，聊聊印度的考古史上根据玄奘的记载发现了些什么，还有什么是没有发现的。但是总体来说，大唐西域记并不是万能的，绝对没有印度古代历史专家没有玄奘就完全抓瞎的情况出现。有人提康宁汉姆要靠玄奘记载才能挖出多少多少遗址，这里也得说明几句，除了根据玄奘记载考证的那烂陀等佛教遗址之外，康宁汉姆还发掘出了大量的其他重要遗址，例如笈多朝印度教神庙的代表之作十大化身庙和巴尔扈特大塔。这些遗址的发现和遗址身份的考证，并没有依赖玄奘的记载。

中世纪之后，印度可用史料就更多了。德里苏丹国之后，历史文稿、文献都大量增加，例如伊本白图泰的记载；与此同时，宋元之后中国和印度的直接往来大量减少，就更谈不上历史研究靠中国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