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看看蒋为何胜利你就知道他为何失败。

同时代名将对蒋的军事才能，对校长有过高评价的，我还没有看到。

因为蒋能在一大波军阀与政客中脱颖而出，军事手段的作用，恐怕不大。

北伐的总参谋长是白崇禧。校长亲自打仗基本是要靠陈庚背着逃命的。

孙传芳这样的旧军阀，对上蒋的精锐，居然也是反攻翻盘的机会。

但校长出身于大上海的流氓圈，对于义气，收买，人性与那种座师的帮会制度有着独到的理解。

对小弟，那是没话说。小弟如何声名狼藉，犯法乱纪，只要不是那种投共，总能官复原职，只要是黄埔系，恶贯满盈都舍不得挥泪斩马谡。

这种人自知罪孽深重，离开校长没办法，所以只能死心塌地跟着校长。

比如胡宗南，无能无耻加无德的典型。丢光了军队，西南，依然能回到台湾。

汤恩伯声名狼藉。长腿将军孙元良。杀妻求将张灵甫……这种在tg哪里早该枪毙了。

他早年搞过金融，也知道钱对于人性的控制。

所以军阀混战中他依靠着江浙一带的财力，频繁收买军阀部下，换取其反戈一击。

当时的军阀，如冯玉祥，李白二人，都曾经被这样的战术打得猝不及防，（张学良事先察觉，清洗，没有收买成功。而且他观虎斗，所以实际上他没有吃亏）。

因此权谋计谋这样的手段，蒋介石用起来是得心应手，无往不利。内战削平了其他军阀合纵的威胁。

更水的地方军阀，如刘湘，王家烈，龙云。一个培训班，让他们团以上的干部参加，封官许愿，基本上刘湘就只能在医院里吐血了。

他其实不滚蛋，也已经丧失了对部下的控制。

但这样的手段，只对过度时期，组织度思想建设为初级或者没有，没有主义政治纲领，士兵是自己私兵，只为自己私欲的军阀有用。

为了私欲的师长自然只能有一批为了私欲的团长。

他能当师长为什么要跟你当团长？

但这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体就没有任何效果。

那个军团长敢接受蒋介石的收买，大本营一纸命令他就得回国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他的士兵部下都不会跟他走。

至于tg，那几乎是不可能收买的。张国焘叛逃的时候警卫员都带不走。

所以真打起来，就等于是蒋介石自废两门最得意的武功。收买与挑拨。

其实没有这两门武功加持，就中原大战校长都会崩盘。

所以打成这样算很正常的结果。

就算以前打日本也充分暴露了国军的问题。

国军是有不少热血男儿。但他的统帅却是青洪帮的流氓……

所以会战决战往往能打成流氓斗殴。黑帮内讧。

发生很多匪夷所思，甚至搞笑的事情。但这些事情真实证明了国军只是一个匪帮。

很多事情，转进逃命如风，援护其徐如林，抢劫百姓侵略如火，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换tg这边任何一个领导都要拍桌子发脾气，开会。枪毙人。

只有国军那边习以为常。

最后东北丢了，开会检讨，变成了桂系逼宫。

这种自然会被国家，或者准国家意识的现代政党的军队碾压。

三年就兵败如山倒，基本是崇祯不如的水平。就这个形式他还敢进攻。

这个问题，金冲及副主任已经写文章，全面客观解读过。

我摘录解读蒋介石一段。

战略决战是检验军事统帅战略眼光、驾驭复杂局势能力以及决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试金石。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在统筹全局、作出判断、布局下子，处理战争进程中那些异常复杂而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时，其作战指导方略显然不同。毛泽东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双方情况，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并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选择恰当的决战时机和方向，采取慎重初战、奇袭等作战方法一步步扩大战果；而且重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一线将领们的意见，最终夺取全局胜利。同时，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作出判断和决策。而蒋介石对战场局势既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和了解，也谈不上对战局发展趋势有足够预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而坚定的作战预案；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主观武断，甚至在战局不利的条件下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军进行“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一败涂地。战争实践的结果明确地检验了这两种作战指导方略的优劣。

关于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名军人，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在大陆期间，他任职最久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很多人往往用“委员长”这个称呼来代表他。毛泽东曾说过：“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46页。）但从他一生来看，长于政治权术，军事指挥能力却未见高明。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7月9日问曾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对蒋十分了解的周恩来：“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周恩来回答：“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美〕埃德加.斯诺：《中共杂记》（摘译），《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周恩来叮嘱埃德加.斯诺：这次谈话暂时不要发表，因此没有收录在《西行漫记》中。）细看国民党各派的内战中，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而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

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不是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对全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预见到下一步可能的发展；第二，他能不能针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决策，除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轻易动摇或改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忙于应付，也不会因某些次要情况的变动就轻易地一再改变决心。

从三大战略决战的实践检验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浅，反复多变，被动应付，顾此失彼，而且始终自以为是，出了错只怪部下无能或没有执行他的指示。这些都是军事统帅的大忌，他在平时都有表现，而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些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可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挥大权却一直紧紧抓在他一个人手里，都要由他来作决断。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在1948年初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国防部实际上全由蒋先生负责，诸事殊乏分责之人。”（《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版，第163页。）

能对蒋介石的作战指挥有近距离观察的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的经过时更具体地说：“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取灭亡。”（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李宗仁又说：“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

国民党军方在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的第九册“总检讨”中，在“野战战略”部分检讨说：“斯时国军中高级指挥机构，在考量匪我双方战力时，常以装备为评估战力惟一之因素”，“上下皆以收复或攻占地域为目标，主从颠倒，违背用兵原则。”而在“统帅节度”部分也作了多处检讨：“（一）过分干预下级，使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于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二）各地区战略构想及指挥，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指导，战机呈显之时间短暂，如等待上级决定后再采行动时易失战机。战场陷于危机时，若等待上级之决定，亦难以及时挽救。（三）统帅部所决定之各地区作战构想及指导，系基于上层人员之判断而产生者，与战场实际情况，难免有所隔阂，在研议过程中，亦不征询下级意见，又不重视战场指挥官之意见具申，故所决定之各案，往往与作战部队之实况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之充分支持。”（《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总检讨”，（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70、76、144页。）这里虽然都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分析也有避重就轻之处，但由于蒋介石对军事指挥大权一人独揽，这里多次提到的“统帅部”的过失，其实更多地反映出蒋介石作为军事统帅的严重弱点。

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写道：“剿共作战一直是蒋公亲自决策，两任参谋总长陈诚与顾祝同，只是执行蒋公的政策而已。”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对此也有抱怨。郝柏村写道：“蒋公与参谋总长陈诚间之歧见，在本日日记中表露。我以客观立场评析，主因当为蒋公对进剿作战计划批示过多，干预过细，将领不能不服从，陈诚亦然。当战事受挫，参谋总长责无旁贷，难免对蒋公抱怨，这是陈诚的个性。”（《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69、475页。）可见，三大战略决战中国民党军队战略指导的拙劣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至此，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可以说大局已定了。

引自

《三大战略决战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刊 名】 党的文献

【出版日期】2013

【期 号】第1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作者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