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曹丕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总有一颗想搞事情的心,对于这一点,他曾问过老谋深算的贾诩,贾诩给的建议是吴、蜀依险拒守、阻带山河,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意为蜀汉此时凝聚力很强,难以从外部强行突破),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孙权鬼精鬼精的,陆逊也是不可多得的帅才),而当今魏国朝廷内还没有谁是这俩组合的对手,因此建议曹丕按捺住那颗骚动的心,埋头发展国力,拉大与吴、蜀的差距之后再找准机会以泰山压顶之势灭之。可以说贾诩之计十分稳妥,与当初劝曹操“缓图吴”的建议有着如出一辙的妙算。只可惜曹丕在这方面酷肖其父,并未听从。
如果说贾诩所言是基于国家高深战略层面的最优解的话,曹丕不愿意选择这个上上策,也不代表他的“积极进取”就全无好的战略配合,换句话说,贾诩劝他不要搞事情,是站在一个极高格局上的建议,虽然曹丕不取,也未必搞事情就完全不可取,按照可行的方法论行事,也可以有一番成果,那么刘晔就教过曹丕搞事情,可惜曹丕在这一码上又不听正确意见。和他老子在汉中不听刘晔“急攻蜀”的建议一样,但是曹操后来好歹知以往之不谏表示过后悔,曹丕的气量则比之差的太远了,【卿策之是也,当念为吾灭二贼,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此话一出,可谓是真的寒了刘晔的心。
贾诩属于那种沉稳持重的人才,刘晔则属于那种诡诈精明的参谋,曹丕一个都驾驭不来,最终结果自然会失败。
而为什么夷陵之战后曹丕要出手攻吴而不是取蜀,根据 @颇牧卫霍 这篇回答的观点,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4204 8255/answer/457423628
他分析出了曹魏彼时主要军事力量的分布情况,像曹休、张辽、臧霸、曹仁等名将皆在青、徐、扬州蓄势待发,夏侯尚、徐晃、曹真、张郃等都被调遣或是派驻在荆州一带,整体布局的目标指向很明显,就是奔着攻吴去的,分析其中原因,可能在于攻蜀在地形上难度巨大,建安二十四年曹操退出汉中后,汉中一带大片无人区无法提供补给,又秦岭地势险要,不利于大军团展开和突破,因此伐蜀预期可以想象出是结果不利,收益颇微的,而经由荆州和淮扬一线的平原地势展开全线进攻,依靠魏、吴的国力差距是有希望取得较大成果的,而且彼时的气候也有利于魏军开展擅长的陆地作战,夷陵之战结束于八月,十月魏军就三路俱攻,冬季长江处于枯水期,吴军的水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魏军而言则是宝贵的进取时机,因而,【蜀远吴近】曹丕选择伐吴在这些客观地理条件上有所考量也是情理之中的。
再据《王朗传》,曹丕诏议【当兴师与吴并取蜀否】,王朗建议曹丕隔岸观火,相时而后动,又以当时曹丕可以亲见的雨水方盛的事实劝曹丕暂缓出兵,曹丕则纳王朗之策,在吴、蜀对决结果出来之后出手打压吴国。
而从曹丕主观意识上看,他本人也是更倾向于伐吴的,一来孙权时常有耍弄政治手段摆弄曹丕的事实,这一点令曹丕十分光火,感觉他这个一国之君受到了奇耻大辱;二来无论是出于政治试探还是政治规则,曹丕要求孙权质子于朝,而孙权则不愿接受这个超出底线的要求,一来二往之后,曹丕也明白了孙权毫无诚意可言,于是也萌发了以武力惩戒东吴,挽回颜面的决定。
这一点也可以从赵咨、沈珩出使魏国的记录中管窥一二。
赵咨使魏之时,曹丕以一种颇具试探和威胁意味的【吴王何等主也】要求赵咨以臣非君,而赵咨则见招拆招,直言【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维护孙权的颜面。然后又当着赵咨的面大开嘲讽【吴王颇知学否】,企图打压吴国来使的自尊,这也被赵咨借力打力以孙权知学正面回应,以示不屈。然后曹丕则漏出了真正的獠牙,嘴上没讨到便宜的曹丕最后直接发问【吴可征否】【吴难魏否】,直接暴露了曹丕对东吴十分不满、始终抱有戒心的心态,以至于赵咨回去向孙权复命时直言【观北方终不能守盟】,提醒孙权与北魏断绝关系,做好应对措施。
在赵咨之后,曹丕要求孙权派孙登入质的时候,孙权派遣沈珩入魏回复,曹丕的第一句话也是直接表露自己的想法【吴嫌魏东向乎】,可知曹丕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孙权欺骗之后,于东吴使臣面前大摆威风,最后还以改封曹彪为吴王的行为宣布取缔孙权大魏吴王的名号,这一切的政治动向都能表明东吴此刻已然是曹丕要针对的目标。
所以,综上来看,曹丕伐吴的原因无非就是:
客观地形上伐吴较为便利,伐吴也符合彼时曹魏的军力部署、人事调动、作战时机和孙权被选择成为战略目标等的实际情况
主观上曹丕因为个人情绪想要一意孤行的对东吴展开军事报复挽回颜面,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露出这种想法,在当时君主意志很大程度上代表国家意志的背景下,在伐吴这个问题上,相对而言这种主观上的因素可能要更为关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