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又被称为番薯盛世靠谱不? 第1页

不靠谱

因为中国人能普遍吃上番薯、甚至吃得想吐的时代，已经是新中国建立，政权下到乡间地头、二元制剪刀差、引进日本高产新品种、农技服务到家、勒紧裤腰带进行工业化、备战备荒准备硬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了。

当时，中国大种红薯。像山东，常年20％的耕地种红薯。在清末的时候，山东还因为气候原因，更多地种植一种叫「子」（禾＋参）的杂粮，而不是「稖子（玉米）」、红薯、土豆。现在，这种杂粮在中国已经很少见了，就算在淘宝上，卖的人也不多（现在叫「红稗」）。而且，红薯基本上不受票证限制，老百姓种植消费起来也有一定的积极性。

此外，直到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时，红薯的亩产量仍然很低。因为红薯含水量太高，得按四斤红薯抵一斤粮食（按营养价值得五斤红薯抵一斤粮食）的标准折算成粮食后，山东红薯平均亩产约90多公斤，云南红薯平均亩产约120公斤。而建国初，粮食平均亩产是100公斤左右。

总而言之，康乾时代没条件没资格当番薯盛世。

ps.日本对中国农业贡献巨大。我们今天吃的粳稻米，不管是北方种的，还是南方种的，一多半是引进的日本品种，或在其基础上培育而成的。

我们今天吃的花生米，也是清朝时从日本引进的油用新品种（明代的品种蛋白质含量高，适合当粮食，但不适合榨油。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了）。我们今天纺织用的纤维用亚麻，也是清末从日本引进的新品种（古代的品种更多是用来榨油）。

也就是说，实际上从清朝开始，即使是以种植为种族天赋的中国人，在农业领域也开始全面落后了。

红薯玉米土豆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其产量并不很高。所以，当时种植这三样东西并不积极（民国三十年代，大约占粮食总产量的9％，新中国建国初大约占13％）。很多时候，是当成蔬菜甚至是水果在种植。人们更多地还是种植传统的农作物。像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哪怕是三五九旅的七千大军去开荒，种植的玉米土豆也不多。并且，仍然是尽量地种植「细粮（大米和小麦）」。如果红薯玉米土豆产量有那么高，那么适合干旱、贫瘠、寒冷的地区的话，连部队和机关干部都拉去种田的边区政府，不至于不大种红薯玉米土豆。当时的数据是，包括玉米在内，平均亩产只有四十多斤。

总而言之，红薯玉米土豆 是一个被严重夸大的东西。

有的答案说薯类不适宜做主粮。这是有点好日子过久了。

如果你深入过中部地区农村，你会发现至今，暑类的各种吃法都很丰富的。

第一，所谓太甜不好搭配菜真是操心太跨越了。历史大多数时候，有得吃就不错。并且其实薯类比其他很多杂粮更加容易入口，不剌嗓子。

第二，薯类很容易保存。无论湿、干都可以吃。并且加工成面粉也并不难。

河南很多地区，各种薯粉配合上槐花、柳树牙等野菜一起做的粉团。

湖北湖南等地区，在薯粉里加入少量肉，做成一种很像斯帕姆的食物。同样是肉类缺乏的年代都高级食品。

第三，薯类种植容易，管理成本很低。产量大。

另外，制约古代人口的粮食因素除了单产之外，还有抗风险能力的问题。

单一主粮很容易因各种病虫害绝收。人口积累前功尽弃。

番薯、土豆除了单产比较高之外，增加了主粮的多样性。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一个反例就是爱尔兰大饥荒。土豆单产高，但是太依赖一种主粮，一旦出问题就容易很惨。

番薯在北方是乾隆中期作为赈灾抗灾植物进行的政策性推广，玉米的全国性普及也是乾隆中期开始，到道光才基本完成，至于土豆的全国性推广普及甚至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另外，即使到了清末民初，玉米，番薯，土豆加在一起的产量也只有粮食总产量的7～9%，而且这三种作物的水分大 ，干重还要打折。

综上所述，康乾盛世和美洲作物关系真不大。

一半吧，乾隆时期确定是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了。康熙时期的传播情况不够明了。

最开始是南方地区，万历中后期就在种植，然后逐渐向北方传播，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台使者金公抚闽，得长邑庠生陈经纶所献吕宋外番薯种。……夫闽僻处南服，土瘠民稠，火耨水耕，仅资糊口，若逢旱潦，凶歉相仍。乃今三十年来，滨海相沿而不闻灾眚者，是金公大造之功。
叶向高：《金薯歌引》，见《金薯传习录》，卷下，页22

从这个记录来看，番薯是万历二十二年，从海外传进来的。而福建的饥荒大大减少。

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7，《树艺·蓏部》，页540

广东地区在天启，崇祯时期这东西就传播开了。

番薯，瘠土沙中最易生，其种得自海外，万历间闽中始有之，今杨［桂］粤山地广种。
乾隆三十四年（1769）《梧州府志》，卷20，页15

广西地区在乾隆时期的记录是已经广泛种植了。

红薯出海上，粤西船通古州，带有此种。训导陈欲兴此利，详悉通禀藩宪温、道宪朱，通行贵州一十二府。前升县李道行出示，劝民广种在案。
乾隆十七年（1752）《开泰县志》，页54，《冬部》

贵州地区乾隆初期官方劝种。

番薯来自日本，味甚甘美。
万历二十三年（1595）《普陀山志》，卷2，页43
番薯，瘠土沙中可种，生熟皆可食，益人。万历间闽中始有之，今乡村山地广种。
乾隆二十四年（1759）《象山县志》，卷3，页17

浙江地区，万历年间就有番薯的记录。乾隆时期的记录是广种。

州中山药，为世美味，以东土沙碛匀润，地方使然，然岁获无多。如去年奇荒，则种人先流孳，徒见抱蔓。何不取红山药种，家家艺之，则水旱有恃
崇祯二年（1629）《太仓州志》，卷5，页35

江苏看起来崇祯时期还没传播开，但是有人已经知道这东西好，试图传播了。

予家旧在休宁大斐村，地处万山之中，一线可通。明末先高祖世镇公，预嘱族人多买红薯，晾干收藏。后军兴，严把村口，阖族赖免抢扰，以薯充粮，亦不缺食。予驻卢氏，该邑亦在万山中，民贪利，平日多种烟叶，户乏盖藏。曾举此事，剀切劝谕。未久，［嘉庆六年（1801）］予升任湖督，不及遵改，书此以告后之司牧者。〔吴熊光：《伊江笔录》，上编，页32〕

安徽区域，明末清初就开始传播。

闽兴、泉、漳人种之，每亩地可收三四千斤，用代谷食，余者于冬至前后，切片晒干，藏之作次年粮，剉为粉，比豆蕨为佳，食之甚益人，货通江、浙、楚、粤，至今大被其利。庾邑近亦有种者，但未及其法，故不能多生。予尝出示，告以种法。今墟市中，见有比前略大者，然犹未得如闽之获利多，栽种者自不令而从也。
乾隆十三年（1748）《大庾县志》，卷4，页11

江西是乾隆初期就在种的，不过开始种的不好，后面改进后，不令而从。

番薯，三邑间有种者，瘦小，不及闽广。
乾隆二十二年（1757）《沅州府志》，卷24，页4

湖南乾隆时期在种，不过比不过福建广州等地区，大概也是种的姿势不对。

红薯，一名甘薯，种来自日本，故又名番薯。昔人谓甘薯有十二胜，……屏邑田少，最宜种此以资食
乾隆四十三年（1778）《屏山县志》，卷1，页22～23

四川也是乾隆时期的，作为粮食。

康熙初年，元先大人客于鄞县，鄞多旷土，先大人阴栽种，凡地迩斥卤及诸硗确，教其土人如法布种，初犹疑与土宜不协，经秋成卵大逾闽地。金薯传习录

北方一些地方，康熙时期开始传播。

前任布政使李公谓，［乾隆十七（1752）年］尝举以教山东之民。其性又喜沙土高地，于山海之区尤属相宜。今虽间有种者，而遗利尚多，因复为条例于篇，冀僚属中留意民瘼者，广为劝导，以补穑事所不逮云。
陆耀：《甘薯录》，见《赐砚堂丛书新编》，丁集

山东，乾隆时期传播，但只是部分种，仍然在推广中。

番薯红、白二种，根茎叶皆可食。本出吕宋国，明万历间始至福建，今蔓延鲁邑矣。
乾隆八年（1743）《鲁山县志》，卷1，页11，《舆地志·物产》

乾隆时期传播到河南。

又奉发甘薯一种，质粗于山药，味脆于芋魁，犁亩分栽，如法灌溉，丛生滋长，食可耐饥。虽咸地沍寒，收种不易，愚民初试，未善栽培，而利源已开，种类不绝，旧时土产之外，又增一利生之物矣。
乾隆十六年（1751）《咸阳县志》，卷1，页24

陕西，乾隆时期传播。

而番薯最大的好处有两个，产量高，

一亩可收数十石，数口之家止种一亩，终岁足食。

更能承受恶劣的环境，

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

什么地方都能种

其栽培之法，灌溉之事，明白晓易，凡山麓河坡，墙阴陇畔，一切间隙之地，俱可依法而行。

如果大明能多撑几十年，让这东西广泛传播开，到处播种，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