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日本无信史」这句话？ 第1页

反对

的回答，整篇回答充斥着逻辑扭曲、主观武断以及自我陶醉的傲慢。

一、明明问题是要讨论日本信史问题，却偏要转进跟中国史学对比，难道中国史学是史学界的标杆，只有超过中国才有信史？日本史学离了中国就没法评价了？是这种强行拉人垫背引战的做法令人作呕。

二、第一手资料≠信史，只能说是信史的材料罢了。关于日记、笔记的真实性这种烂大街的问题且不讨论，本问题问的是日本有无信史问题，纵使再怎么证明日本一手材料多，也是驴唇不对马嘴。

三、一手笔记是一手笔记，官修史书是官修史书，本来是清清楚楚的两个范畴，因为日本缺乏官修史书就强行拿日本一手笔记对比中国官修史书，请问这是田忌赛马呢还是偷梁换柱？日本中世留下大量一手记录，年代上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唐宋时代的史料笔记也不少。

從歷史的原始性質講，當然是這些日本戰國史史料更加能夠稱得上「信史」，少去了後人的很多道加工程序。

原来这东西是只有日本有、中国没有的稀罕东西？想比请拿这个去比

，用中世笔记去比对一两千年前的“正史”，这究竟是又多心虚？

四、自己树靶子自己打。《史记》≠正史，这难道不是常识？。《史记》虽说是正史的鼻祖，但司马迁追求文笔与戏剧性，说它是二十四史中最非主流的也不为过。关于《史记》记载的可信度大家们的论述汗牛充栋，我个人甚至倾向认为《史记》是二十四世中可信性最差的一个，仅仅因为《史记》名声最大，就让某些人产生了《史记》是二十四史真实性标杆的幻想？别想一竿子打倒所有，就算把《史记》踩到泥里，也无法动摇其他官修史书的地位，想要证明官修史书的不可信，请挨个踩到泥里。

連中國紀傳體史書鼻祖、中國正史祖宗《史記》都是這幅德行，又能指望仿照它體裁成書的其他中國紀傳體史書、正史好到哪裡去？

这种缺乏基本逻辑素养的话不值一驳。

五、曾国藩算不上史学家，我不清楚他认真考辨过那些正史，他所说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通病，对此就是论事就可以了，何况即使曾国藩不指出，对于《史记》中的一些记载我也是不信的。把“曾国藩指出《史记》等正史的军事记载有不可信处”扭曲为“曾国藩认为正史不可信”再扭曲为“正史不可信”，这思想也真够跳脱。建议去回答这个问题：

六、既然该回答偏要强行拿中国史学来发泄，在下才疏学浅，对日本史学不甚了解，但我在一些常识问题上还是能插几句话。就不拿甲骨卜辞、《左传》之类去欺负人，我知道，当中国出现《史记》《汉书》这种成体系的史学鸿篇巨著的时候，日本史学还是一片混沌，纵使《史记》再天马行空，也能把同时代的日本史学轰杀成渣；我知道，对日本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于中国的《三国志》等“利用一些後出的二、三手史料，來替死人說話”的正史；我知道，当日本史学家还在绞尽脑汁想要考证手取川之战、河越之战有没有发生时，中国史学家根本不用浪费精力去质疑捕鱼儿海之战、萨尔浒之战有没有发生过。

七、在前印刷术时代，当古中国的史学家或者官府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苦心孤诣的搜集一、二手资料，辛辛苦苦汇编删改成“正史”，终于使得那印刷术之前一千年的历史与文明记忆得以流传后世而不至于像那些一二手材料一样散佚。现在，却有人站出来指责正史都是三四手的不可信史书，不及保存着大量中世一手材料的日本，因此中国信史不及日本。呵呵，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补充：

還有這個問題下其他幾個反對我的回答，我看了看，都是詞不達意，不知道在說什麼。這些貨色扯什麼日本信史不信史，卻連他們的史料文字都看不懂，史料都不知道有哪些，摸都沒摸過，從何處立論「日本無信史」？

这个问题明明是讨论日本的信史问题，某人非要强行炮轰不相干的中国史学，当像我一样的一大票答主为站出来为中国史辩护时，某人却话锋一转说我们没资格讨论日本史学，呵，套路真深。这逻辑就像某国主动挑起战争却反过来要求对方不得反攻不得越界。在此我再强调一遍，本回答无一字一句对日本有无信史问题作出评判，内容只有三部分：1.指出某人答案中低级的逻辑错乱 2.批判其对中国史混淆视听的指摘 3.反嘲某人的傲慢与偏见。

本回答并没有回答问题，只是浪费时间对某篇回答作出就事论事的批判。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

反对 @渡边基树 的回答。我不想与对方争辩“日本有无信史”之类的问题，因为其一是我认为“日本无信史”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所以我赞成他的部分观点；其二是我对日本古代史了解粗浅，在这一问题上我实在没有资格与人争论。但我想在以下说明的是，同样的，他也完全不懂中国史学史，所以通篇回答充满了偏见和谬误，这点就很有必要来说道说道了。

一、关于信史

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什么是信史上。究竟什么是信史？事实上包括渡边基树在内的诸多人都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官方修撰的就是信史，因此便可攻讦中国所谓“信史”的不可信。其实单纯用官修和私撰来为史料分野，实在是一种狭隘的观念。私以为，信史是史料分类中的一种相对概念，信史是史料中最能体现彼时的历史环境，最有利于后世读者通过它去重现历史的一部分史料。无论官修还是私撰，只要它更贴近历史现实，都可以称为信史。拿唐史来举个例子，《旧唐书》、《新唐书》为唐代正史，但由于唐太宗篡改史料一事乃史学界的定论，关于太原起兵至玄武门之变之间的诸多政治史记载也就存在大问题，这部分便不可称为信史。而《全唐文》虽是收集唐朝人文章的类书，但其中收录了大量任官作者的官文，这自然是我们研究唐代政治、制度、职官等的一手史料，也就是信史。而像《唐御史台精舍题名》、《郎官石柱题名》这样唐人亲手留下的文化遗迹，更是弥足珍贵。如此说来，中国的信史不可谓不多，岂用纠结于二十四史是不是真，实在是以偏概全。

抛开“读史料的人”而去单纯的纠结史料，更是没有意义。史料批判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抛开这点去谈论历史都是胡言乱语。史料不是放在那里就能自己开口说话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者是史料的代言人，史料所包含的种种信息必须经过研究者的细心挖掘才能浮现。历史研究固然看重一手史料，二三手史料的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但没有任何一手史料敢说绝对没有问题，而大部分二三手史料也不会绝无价值。历史研究者的研读工作仍然是最重要的，若是有所创见，二三手史料中也能分析出大问题。像陈寅恪、黄永年等大家甚少使用稀见史料，而屡屡能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大问题，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更说明仅仅凭靠史料价值，仅凭史料是不是一手来质疑历史研究，实在是没有道理。

二、中国正史的编撰果真那么不堪？

二十四史等纪传体史书，究竟是怎么编撰的？史料价值真的如渡边基树所说的那么不堪？

从《史记》说起，《史记》的人物列传颇多文学色彩浓郁的描述，夹杂着丰富的想想色彩，这也是史学界公认的。但即使是二三手史料，也不可能无所本而凭空想象写出，司马迁著《史记》时所用的一手史料我们今天基本都见不到了，它至少保存了当时史料的一鳞半爪，大的历史环境的描述总是不会错误的，何况随着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研究的深入，《史记》的诸多记载确被认为是信史。更可贵的是，《史记》的汉周边各国列传、《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等所保留下来的西汉及先秦的经济、社会、国际形势等情况，对后人则更为可贵。史料价值如此巨大的一部书，仍然是后人开展先秦及西汉研究不可避开的基础性史料，岂可凭后人几句话就把它抹杀一通？何况，二十四史中，《史记》的可信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低的一部。

唐代开始，中国有了专门的官修历史制度。以唐代及五代所撰的《旧唐书》为例，我们可以看看古代中央王朝是如何运行完备的存档和修史体制，又是如何利用他们来编撰史料的。

1.坚实的史料来源。唐代修史的史料来源十分丰富，官方机制设立完备。唐代门下省有起居郎二人，“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中书省有起居舍人二人“掌修记言之史”，作为随行皇帝身边的高级速记员，他们会记录帝国公开政务的全部过程，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将所记送入国史馆作为修史的第一手资料。而宰相则要修撰时政记，记录军国大事与枢机决策，同样也成为修史的重要来源。除强制性记录外，唐朝规定政府各部门都要按时把日常工作的材料送交史馆，《唐会要》之“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记载：“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掳畜产。并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可见唐人已经规定了具体的材料提交机制。官修史料的来源，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来自于国家政务的直接运行中。

2.完备的修史机构。唐人为修史，建立的了规模庞大的史馆制度。《唐六典》卷九记载史馆的职能：“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可见其是独立而专业的修史机构。唐朝惯例以国家重臣任正式修史官，而以通过科举选拔的优秀青年俊才为修史官，通过起居舍人、宰相时政记、各部门递交材料等原始史料来修撰国史。此外，秘书省著作局、秘书内省、诸学士院、以及独立写史的其他朝廷官员都会参与到修史工作中来，为国史修撰提供一个庞大而精华的修史机构支持。

3.日历、实录和国史修撰。实录是其下一代王朝修撰前朝正史的核心史料，国史则是规模齐整的当朝修史的最终形态。在唐朝，日历是修撰实录的第一部。在史馆，史官通过对按日期提交的起居注、时政记及其他资料的整理编排，按日期修成日历，将每日发生的史事系于日料之下，作为日后实录的雏形。实录在唐代首次成为定制，是“钦定的关于各个皇帝统治时期的官方记录”（杜希德语），根据一手材料和日历的整理撰成的实录，仍然具备一手史料的价值，详细记载了一位帝王在位期间发生的种种军国大事及活跃于此时的重要人物的小传。唐代实录只有《顺宗实录》依靠《韩昌黎集》留于今日，但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修撰时，他们仍然完好无缺地为五代与宋代修史者所利用。国史以一部规模完备的断代史的形态出现，在唐代虽为定制但不定时，其修撰主要含有盖棺定论的重大政治意义，由于屡经修改与编排，其史料价值已经不如实录。

4.正史的最终修成。旧唐书修成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早在后梁，就为修书而开始史料搜集工作。其本纪多直接来源于实录和国史，而志不仅参考了《通典》等唐朝的典章记载，更包含大量的政府公文档案，具备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人物列传来源丰富多样，除抄下实录、国史固有之人物列传外，还广泛采用人物行状及其他人物列传，虽不免隐恶扬善，但人物生平历程总还真实，不会出现完全虚构的情形。

以上我废了这么多笔墨，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让大家清楚地看看，中国古代的一部官修正史是依靠多少积累才能写成，包含多少最为珍贵的一手资料，是不是如渡边基树所言那么没有价值。

至于为人所诟病的正史中的“为尊者讳”的问题，既然是官修历史，这自然无可避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又回到读史者的问题上了。既然世人能看出史料里有“为尊者讳”的问题，那剔除错误的观念导向，挖出文中所蕴涵的历史信息，不正是历史研究者应该所做？难道对日本史料就应该悉心精研，对中国史料就因为它价值导向存在问题，就不分青红皂白谩骂一通，而不去做同样的工作挖掘其中的大量可用信息？这倒真有点双重标准了。二十四史的任何一部，都是以比较可信的原始资料为依据，绝不至于青红皂白，中国史研究，总还要以二十四史为最基本的史料之一，这是谁也无法推翻的。

三、中国缺乏一手史料吗？

渡边基树拿日本丰富的文书记录说明日本历史研究可资利用的丰富一手史料，转而又怒斥中国历史研究多为二三手史料，不足为信。这点恐怕显示出其对中国史料了解的浅薄，中国历史缺乏一手史料吗？答案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手史料是浩如烟海的。

先秦：甲骨文和金文是时人留下的直接记载，其蕴含的巨量历史信息直接促成了先秦史研究的彻底进化，对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材料的释读这一工作到现在还远远没有完成，论研究更是拥有大量课题。而秦简的不断出土、清华简研究的深入，更是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

秦汉：秦简、汉简出土量巨大，而且遗存数量绝非我们目前挖掘到的部分，利用简牍，对秦汉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和重构成为可能，事实上目前挖出的简牍我们都远远没有利用尽。

魏晋南北朝：此时段史料因战火损毁，遗存甚少，主要依靠正史来研究，但近来墓志的大量出土、石刻的利用和对它们的细致研究的展开已经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何况魏晋南北朝隋唐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是断代研究水平最顶尖的时期，其璀璨的宏伟成就也多来源于正史，说明一手史料并非在任何场合下都具备决定性作用。

隋唐：同样是墓志、石刻研究的热点时段，海量墓碑的出土和研读已经促成了不少高质量研究的诞生和深入。而敦煌吐鲁番文书这种无价之宝一手史料，以其数量之多和研究之深入，更是我们直接了唐代社会的重要途径。《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全唐文》等大型类书编撰时即主要依赖一手史料，更有大量篇章是一手史料的直接引用。唐人所遗留的诗文集，最有力者如杜甫，其中所包含的一手资料更是取之无尽。唐代的笔记小说，特别是有关士林官场的笔记小说，更是最贴近政治实态的一手史料。

以上我所说的是一般认为史料严重匮乏的宋以前各代，他们的一手史料既已如此丰富。宋以后则更不必说，那一手史料真是多到无穷无尽。且不说事涉中央的明清档案何等浩如烟海，单单就清朝一个南部县档案，就不知道够史学界忙碌多少年。诸位要有闲心还可以去调查调查，光山西省遗存的水利社会史资料，就有多少。在这里挂一漏万，还请诸位相信，中国史研究，是最不缺一手史料的。

作为一个每天以渡边基树等人不屑的中国故纸堆为老本行的中国史专业学生，我是非常喜欢日本战国史的，自知学力不逮，所以一直很感谢知乎上对日本战国史有精深了解的几位先生的无私普及，长期以来令我学到了很多。但为自己的研究正名，纠正一些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错误观念，就有必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惜诋毁本国史料乃至历史文化？就有必要信口雌黄，搬弄是非？居然还要说出污言秽语，疯狂谩骂他人，这实在是丢了自己所占的理又全失了风度，还暴露了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极端无知。倒也幸亏他不在正统学术界，否则这种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行为会被直接淘汰。学术讨论还是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好，有些话，实在不是讨论问题中应该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