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诸侯动辄出兵几十万，而到了生产力远远发达明朝，萨尔浒出个十几万人都费劲呢？ 第1页

因为明朝史料丰富，而且数据比较精确，不像先秦一样史料太少，且大部分数据都很粗略。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秦朝焚毁了太多先秦史料，留下来的秦国史料也太过粗略：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五十万”大概是最出名的兵力数据了，咱们先来一个：

《吴子·励士》：
于是(魏)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

.......就不说先秦了，以秦朝的征匈奴为例，一会儿三十万、一会儿十万的，还有野史说五十万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 ，悉收河南地。
《淮南子·人间训》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

当然明朝也有数据粗略的史料，只不过被数据更精确的史料“打脸”了。

例如朱棣即位后第一次征漠北，《明史》号称“五十万”，但实际上可能只有15-20万，《明实录》记载有12.4万人，野史也认为只有十几万：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二百一十五·外国八·鞑靼》：
明年(永乐八年)，帝(朱棣)自将五十万众出塞。本雅失里闻之惧，欲与阿鲁台俱西，阿鲁台不从，众溃散，君臣始各为部。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六至一百》：
敕甘肃总兵官宁远侯何福选练陕西行都司马步官军一万候有敕即率领至京。
敕永康侯徐忠等选练南京各卫及睢阳、归德、武平、镇江等二十五卫步骑三万，宁阳伯陈懋选练陕西属卫及庆秦二王府护卫步骑万九千，江阴侯吴高选练山西及晋王府护卫步骑万五千，仍命中都留守司河南、湖广、山东三都司、周楚二王府护卫选步骑四万五千，临洮、河州、岷州、西宁、平凉诸卫选善战士兵五千，各赐钞给行粮，皆以来年二月至北京随征。
命北京刑部尚书郭资率所属民丁万人随军餽运，人赐钞五锭仍给行粮。
《鸿猷录·卷八·三犁虏庭》：
命选为京诸省卫骑兵共十余万，各赐钞给行粮，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随征。

“五十万”不过瘾，再来一个“八十万大败七百万”，过不过瘾啊？

《平安南诏》：
爰命总兵官征夷将军新城侯张辅等率师八十万讨之，飞度富良，深入逆境，桓桓虎旅，威名雷霆，业业凶徒，势如拉朽，七百万之众须臾而尽，二千里之国次第皆平
《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二·张辅传》
帝大怒，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辅为右副将军，帅丰城侯李彬等十八将军，兵八十万，会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分道进讨。
安南有东、西二都，依宣、洮、沲、富良四江为险，贼缘江南北岸立栅，聚舟其中，筑城于多邦隘，城栅桥舰相连九百余里，兵众七百万，欲据险以老辅师。

实际上呢，《明实录》记载只有21.4万人，敌人也不可能有七百万：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三至五十五、卷八十》：
敕蜀王椿于三护卫选马步军五千，云南、贵州、四川都指挥使，选马步军七万，隶西平侯沐晟，就云南操练听征。
敕征讨安南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左参将丰城侯李彬曰：近宁远州土官刀吉罕，遣人朝贡，请以土军四千随征，已可其奏，兵来，宜一以军令约束。
敕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广都指挥使司，调军八万，往广西听征。
敕镇江、苏州、镇海、金山、建阳、新安、九江、仪真、高邮、淮安、安庆、六安、滁、寿、扬、邳、徐、庐、宣二十卫，精选马步军一万，往广西听征安南。
敕广西总兵官都督同知韩观、大理寺卿陈洽于广西各土官衙门选土军三万，以九月初十日会太平府听征。
敕湖广、浙江、福建都指挥使司，增拨军士一万五千，福建、浙江属卫仍选精壮鞑军，令鞑官统领，俱赴广西听征。
新城侯张辅等平定交阯，建设军士卫门总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市舶提举司一、巡检司百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

当然了，你可以算上后勤人员，硬凑出个五十万、八十万的。

这还是明初，等到了二百多年后的晚明，数据更精确了，以万历年间壬辰援朝的一份兵部档案为例：

部文征调兵马数目：
已到，
蓟镇七千五百名，马步各半，继到六百名步兵；保镇五千名，马步各半；辽镇七千名马兵；大同镇五千名马兵；宣府镇五千名马兵。
未到，
蓟镇二千九百名；山西二千名；刘綎五千名；杨应龙五千名；延绥入卫三千名。
标下，
副将杨元并原任游击戚金下家丁共六百八十二名；现任副总兵李如柏下家丁二百四十五名；原任副总兵祖承训下家丁一百二十三名；原任都司娄大有下家丁一十二名；都司钱世桢下家丁四十名；游击沈惟敬下家丁三十二名；都司方时晖下家丁一十二名；原任游击陈邦哲下家丁三十名；原任潞安府同知郑文彬下并男及家丁五十名；原任壶关知县赵汝梅、游击赵之牧、指挥赵汝湖、千户赵如琏下家丁八十名；铁岭指挥宿应明下家丁十名。
旗鼓千总一员左杨，领兵千总四员戴柱、高可仰、李库、戴禾，教操把总一员段胡，南兵教师十名金文盛、何文星、柳子贵、金忠、龙子义、丁言、娄虎、何元贵、杜其、张子龙。

PS：

看看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的对手，后金的史料数据如何：

《满文老档·太祖皇帝·册三十二·天命七年正月》：
著汉官管四千人者，以二百人充兵，其一百兵，配以大炮十门，长铳有八十只，另一百兵，听尔调遣。管三千人者，以一百五十人充兵，配以大炮八门，长铳有五十四只，另七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二千人者，以一百人充兵，配以大炮五门，长铳四十只，另五十人，听尔调遣。诸申官管二千七百人者，以一百三十五人充兵，其六十七人，配以大炮六门，长铳四十五只，另六十七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七百人者，以八十五人充兵之，其四十四人，配以大炮四门，长铳三十六只而另四十一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人者，以五十人充兵，其二十五人，配以大炮二门，长铳二十只，另二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五百人者，则以二十五人充兵，其十人，配以大炮一门，长铳八只，另十五人，听尔调遣。

因为社会分工程度在提高。

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属于全民皆兵制度。数字是很庞大，但其本质是兵夫不分，真正的战兵比例并不很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府兵制、募兵制等方式，逐渐取代了那种全民皆兵式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常备军的出现。而且到了大明时期，后勤和作战已经完全分化成了两个系统，早已经不需要把那些缺乏战斗力的普通夫役强行充数到一线部队当中。

用专业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动辄出动的是几十万“征召军人”，而明朝虽然很少出动太大规模的军队，但明朝出动的却是“常备军人”。虽然都属于“军人”，但这两类军人的地位和战斗力却是天差地别的。

再然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军事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无论是战略、战术、后勤保障、指挥、参谋业务等方面都变得日趋专业化，又衍生出了更高级的“职业军人”。

这几种军人有什么区别呢？这么说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征召军人，但是常备军人数量却很有限，现在的PLA也不过130万一线部队。至于职业军人，比例可以说是非常之低，本国的算法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蝗国从明治维新到1945终战，陆海军职业军人的总数也没有超过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