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在中国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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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墨家消失的是否“彻底”，我们不应该轻易下结论。

墨家作为纯粹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消失，我们今天仍然能读到残本的《墨子》，即便有一些章节因为种种原因佚失了，但墨家的核心思想还是流传了下来。明清之际，也有诸多学者对《墨子》文本进行过解读和研究，《墨辩》篇还曾在民国掀起过一次研究热潮。

我们直觉上的“墨家彻底消失”，其实是因为在后来的大小历史事件中，几乎看不到墨者的身影了。儒、法、道都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重新表演，但墨者却在“二十四史”中销声匿迹了。

因此我们会猜测，是不是墨家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呢？一个思想、一个学派的消失，我们经常会说：是因为它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但这个简单地归因，是不符合逻辑的。

从逻辑上来说，思想并不能直接触动阶级利益。因为思想、意识本质不是物质武器。思想、意识只能作用于人，作用于某一个阶级，给该阶级鼓舞，为该阶级发声，帮该阶级提供理论支持，最后才能通过该阶级去触动其他阶级的利益。

绞杀思想——批倒、驳斥、查禁——这是没有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这个思想立足的阶级还存在，这个思想永远不会被彻底绞杀，永远会有人重新用该思想武装自己的阶级。

所以墨家思想为什么消失在了历史中，却没有消失在文本中？因为它立足的阶级已经消亡殆尽了，它存活的土壤已经流失了，它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买主了。虽然思想还在，但它已经没有阶级可以鼓舞了。

2.作为思想的墨家学说

关于墨家思想，郑杰文先生有一套书叫《中国墨学通史》，里面详尽地分析了墨家思想，包括大家关心的科技、宗教、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以及各朝各代不同流派的学者对墨家思想的评析、墨家思想的流传脉络等等，甚至涉及并旁征了在日本生根发芽的日本墨学……当得起“通史”二字。

如果对墨家有兴趣，直接去读这套书。因为三言两语间，我能提到的部分极为有限。

我说这套书的主要目的是，它谈到了墨家的流传脉络。可以用来佐证我前文中所述：“墨家作为纯粹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消失过”这个观点

2.1 关于墨家思想流传的三派意见

关于墨家思想的流传，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谈到过，主要有三派观点：

其一：墨学亡于秦汉之际

该观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为《墨子》作校注的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先生，他有一句名句：

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墨子间诂》）

这是孙诒让先生的盖棺定论：墨氏之学亡于秦季。

此后学界普遍认可这个观点，包括章太炎：

嗟乎！钜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非其道之不逮申、韩、商、慎，惟不自为计，故距之百年而堕。（《訄书·儒墨》）

其二：秦汉之际，墨学并入儒学

该观点应当说是第一类观点的补充。

自第一类观点盛行之后，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譬如方授楚先生指出，在《盐铁论》中谈及西汉早中期，民间仍然有墨者在讲学议论：

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盐铁论·晁错》）

故而方授楚先生称，墨学在西汉是“慢慢衰亡”的，而非“陡然消逝”：

墨学之在西汉，其衰微乃渐而非顿……是在西汉武帝时，墨学之师承家法，犹未绝也。（《墨学源流·》

郭沫若先生对这些反对的声音表示不满。

他引《淮南子》中“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一句，认为在西汉之初，墨家已经放弃了墨者节用的“自我要求”，换上了和儒家一样的“丰衣博带”。

又引《盐铁论》中著名公案，儒者、墨者响应陈胜吴广起义：

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盐铁论·褒贤》）

他质疑墨者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时，为何要背负“孔氏之礼器”呢？

故而郭沫若先生主张：在秦汉之际，儒墨产生了合流，甚至可以说，墨者沦为了儒者的附庸，墨家并入了儒家。

其三：秦汉之际，墨学中绝，但唐朝之后又重新复苏。

这个观点是我比较认可的，即郑杰文先生在《中国墨学通史》中的观点。

他认为，汉代确实存在着一种“孔墨并举、视墨同儒”的情况，这混淆了儒墨概念，导致墨学不能独立发展，致使“墨学中绝”。

但墨学最终“活过来”了。

墨学的“活过来”，主要依靠魏晋之后，中原文化中长期交织的“儒、释、道三家之争”。

郑杰文先生认为，历史上的“三家之争”，其实潜藏着“儒、墨、道、释四家之争”。主要体现在两派意见上：

其一派：以韩愈等人为主导的“儒墨相用”观，认为经学除了研究儒家经典以外，也应该研究墨家经典，儒墨并不矛盾，用儒就要用墨：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馀以为辩生于未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读墨子》）

另一派：继承于孟子。孟子对墨子思想始终是一种驳斥的态度，这在儒家内部产生了“尊儒辟墨”的派系，以柳宗元等人为主导，主张“墨不如佛”：儒学当然是最好的，但次好也轮不上墨学，墨学应当排在最后。

2.2 墨学复苏之后

此后的思想史中，儒墨之争的战火就重燃了。只不过这一回，是“儒墨相用”与“尊儒辟墨”之间的斗争，换言之，是打着墨学旗号的儒学内部斗争。

2.2.1 墨学在宋朝

在宋朝，学堂是向学生传授《墨子》经典的，《太平御览》等书也多收集《墨子》内容，应当说《墨子》一书至今仍有残篇流传，仰赖于当时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

墨学在宋朝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譬如欧阳修就曾在《崇文总目》中称墨家“节用贵检”，有可取之处：

然其强本啬用之说，有足取焉。

也正因为影响不小，王安石才会做《杨墨》来批驳墨子：

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墨子者，废人物亲疏之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适所以为天下害患也，岂不过甚哉？

在王安石眼中，看似“大公无私”的墨子，其实和杨朱是一类人，都于私处着眼，而远于大道。他在《书墨后》一文中，更是把杨墨和老佛都称为“荒妄雄猾、资祸当世”。

王安石是“恨”墨学入骨了。这里还需要捎带提一句，虽然作为王安石政治上的反对派，但苏轼却也主张“严儒墨之分”，和墨家划清界限。

与王安石、苏轼同时期的二程，对墨学的态度则稍稍温和一些。

程颐选择批判继承韩愈的论述，他认为杨、墨原本是向儒家学习义、仁，但不幸学偏了道。孟子批驳杨、墨，并非是与其势不两立，而是想帮助杨、墨之流正本清源：

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教不知谨严，故失之。（《论孟精义》）

到了朱熹时代，又重提“辟墨”，认为韩愈“儒墨并用”实在荒谬：

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于矫伪不近人情而难行。孔墨并称乃退之之谬然。（《论墨子》）

到了黄震，黄震效仿韩愈用“儒墨共同点来论述儒墨并用”的方式，反其道而行之，大谈儒墨种种不同，最后得出“用孔子必不用墨子”的观点，力辟墨学，反对韩愈。

2.2.2 墨学在明朝

和在宋朝被士大夫阶层严正抗拒不同，明清不少学者对墨学是持肯定态度的。

譬如明代宋濂就重谈“儒墨互用”，朱拱枘将墨学的弊病统统怪罪在墨子后学身上，认为《兼爱》篇阐述的是家国天下、君臣父子：

墨子，不下累万言，激切慷慨，信可鼓动一世，而《兼爱》三篇，要言家国天下君臣父子之理，而未分甚析耳……后之谓墨者殆师墨而失其真者也。（《墨子序》）

在这场争论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墨子的反对派王阳明。

王阳明摆脱了自唐以来，普遍谈论“儒墨之用”的问题，以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来分析墨子“兼爱”的不合理之处：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自有渐。惟其有渐，所以必有发端处；惟有发端处，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发端处，然后有干有枝叶。父子兄弟之爱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干有枝叶也。墨氏将父子兄弟与途人一例，便没了发端处，安能生生？安得谓之仁？”

王阳明认为：“仁”的生生不息，有如一棵大树。既然是树木，那么树的发端处自然要比枝叶粗壮一些。而墨子主张天下人无差别的兼爱，就像是一棵没有发端与枝叶差别的树。

既然无所谓差别，那就无所谓发端，没有发端，“仁”便生长不了，便绝了。

所以王阳明给出的结论是：“墨子之兼爱，行“仁”而过耳。”

2.2.3 墨学在清朝

关于墨学的讨论，在清中后期达到了高峰。出现了汪中这类“贬儒扬墨”的学者，这是前朝所没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孙诒让，对墨学有一个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考据、评析，这也是此前所没有的。

3.作为阶级代表的墨家学说

我相信上文的内容足以说明一点：作为思想的墨学并没有断绝。而且唐宋之后，还发展得很好。

但“墨者”却不见了。也就是我在开篇就讲到的，墨家实际上是消失在了各种历史事件中。

我们在各类历史事件中：在顽固派与变法派的斗争中、在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中，这些朝堂上的学子士人，竟然没有一个是“墨者”。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中有一个观点：

墨家在东周末、秦汉前领主统治没落，地主未取得完全统治权的空隙中与儒家并存并显。秦汉地主政权确立，地主压倒了庶民，因之儒家独盛，墨家消灭。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有一个观点：

及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武专家，即所谓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

这两个观点交相辉映，告诉我们：墨家既不是立足于“旧贵族”的学说，也不是立足于“新地主”的学说，它是属于“自由流民”的学说，是立足于自由手工业者、自由侠士的学说。

墨者起初能够遍布天下，是因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尚未登上历史舞台，而旧贵族阶层已经日渐崩溃，自由流民遍布天下，这些自由职业者是墨家学说的买主。墨家一心代表，并且也只能代表的，就是这些自由流民。

而当封建制正式落成，一方面使得部分手工业者晋升成为小地主，墨家学说对他们的吸引力丧失，小地主转向儒家学说，这导致了上文所说的秦汉之际儒墨合流；

另一方面使得流民侠士开始沦为山贼盗匪，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消灭，再也无法形成一个如同先秦墨家那样稳定的、庞大的社会武装团体。

这也就致使上文所述，即便唐宋以来，墨学在士人学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始终不能“独立复兴”，始终只能作为儒学的附庸而存在。在士人们眼里：墨学的正确，是因为墨学和儒学有相同之处；墨学的不正确，是因为墨学和儒学有不同之处。

那还算什么墨学？那不过是“以儒解墨”罢了。但倘若不“以儒解墨”，难道让地主阶级发自内心去认可一个属于流民的学说吗？

所以墨者的消亡，并不能怪谁，毕竟作为令统治者讨厌的杂草学说，大家曾经都被一起烧死过。可当历史的风重新吹起时，儒者一口气就给续上了，墨者却被埋藏得更深。这是因为历史选择了儒家，抛弃了墨家。

参考文献
[1]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M].人民出版社，2006
[2]范文澜.中国通史[M]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
[4]路潇阳.论墨家学派衰亡的必然性[J].理论观察,2016(10):70-71.
[5]崔小伟,袁祖社.浅析墨家及其思想的“中绝”[J].社科纵横,2014,29(06):125-127.
[6]张晓玉. 20世纪上半叶胡适和冯友兰的墨家观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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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没有消亡，其文化基因完美保留，只是外在性状形式发生了变化，很多人看不出来而已。而且当今“新墨家”有发展之势。

我总结的春秋战国中华文化八大文化基因都没有消失，包括：道、儒、墨、法、兵、阴阳、纵横和商家。

今天就说墨家的文化基因与传承。

1、兼爱非攻。兼爱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后来与阶级论结合后，演化成对平等的追求，以及对于阶级分化及特权的反对。非攻，是反对侵略战争，可不是投降主义，墨家出游侠出政治组织，在先秦组织了大量维和部队，比如墨子反对楚国伐宋，还和公输班（鲁班）战棋推演攻城守城。

先秦兵家《孙子兵法》的孙武善攻，墨子善守，而后来的战略家，都是兵家墨家通修，才能攻守兼备。

说到兵家，顺便一提，软银孙正义就推崇兵家在商业和企业中的运用，“道、天、地、将、法”被其誉为战略规划五要素；“智、信、仁、勇、严”是孙正义评判优秀企业管理者是否具备素质的五大标准……所以说中华八大文化基因都没有断档，只是和新的事物结合，很多人看不出来而已。

2、尙同天志。尙同是主张团结，统一口径和大一统。这是形成强政治组织形成强国的基本条件。

天志：墨子认为“天”是有人格的，高贵且聪明，天之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应以天为尺度计量自己的行为。其实墨子所说的天是客观规律，天志后来随生产力发展，演化成了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客观规律中提炼出规章流程，按章办事，按流程操作。

3、尚贤，反对儒家血统论。

墨子主张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能者尽其用。反对阶层固化，人才应该可以得到晋升阶层的机会。

而儒家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阶层固化的血统论。

4、科学主义者与工业党。

先秦八大家中，墨家是唯一一位强调科学技术和理工科精神的的流派。墨家思想有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色彩。其研究过极限现象，力学，几何学，小孔成像，时空观……

墨子作为机械制造大师，提出机械设计三大定律，以规范机械师的设计标准。这三大定律在《墨子》中称“三表”，说的就是，一要根据历史的经验，二要考察人们的反应，三要考察实际效果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

在墨子的著作中，对杠杆、斜面、滑车等于民有利的机械原理大书特书。比如他完整无误地阐述了杠杆原理，短臂叫本，长臂叫标，指出杠杆省力的原因乃“本短标长”。他提倡用滑轮（挈）与斜面（滑车）来帮助提升重物。……

这点重要说下，中国近代输于西方，主要就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完败，假设墨家这种科学主义+工业党的模式得到传承，可能近代不会输的那么惨。但是历史不容假设，必须面对历史。

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基本是墨家强，国兴；但凡承平日久，就会利用儒家使国家内卷化；内卷化后，只要遇到外族入侵，通常就是一触即溃，土崩瓦解。儒家有利于管理内部问题，缓解内部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和资本财阀利益；但儒家没有外部性，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基本就是自寻死路。

从1840年开始，我们在补科学技术的课，补还原论分析思维的课，出现了一批科学主义、工业党和理工科人才。这些人就是“新墨家”文化基因的重新回归。

如果说中国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文化上占主流的是“新儒生”、华奸公知和太监文人，让中国投降主义横行，太监文人醉生梦死，“新儒生”口嗨误国。从2010年后，中国的工业党在思想文化、经济及传媒领域逐渐崛起，这是中国的希望。

比如作为物理学家的陈平和他的代谢经济学。

在文化领域已经不再是辍学半文盲儒生韩X的小确幸文学，而是理工男刘慈欣的《三体》。辍学半文盲段子手造手机终成“如果有一天连傻逼都用这手机了，你们要知道这手机是为你们造的”，而一直专注于技术与专利的华为崛起。

在媒体领域也出现了出走知乎的土木工程马前卒，做的马前卒工作室，粉丝众多。

在自媒体领域，90至10那20年间的骚柔派太监文人开始势衰。反而在知乎很多计算机专业的理工科自媒体越发受到关注。

其实，知乎的发展以及豆瓣的没落，就是知乎工业党“新墨家”的崛起，以及豆瓣“文艺小儒生”的势衰。

5、非命非乐。墨家反对宿命论，其本质是反对阶层特权的世袭，强调事在人为，有能者上，赖其力者得其生，不赖其力者不得其生。

非乐是墨家反对儒家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乐”这里指的是礼乐等级制度，也就是阶层世袭制度。

墨家立场站劳动力阶层，反儒生的劳心者治人，墨家认为劳心者治人是不劳而获。

我继续者发展了一下，因为脑力工作者也是同样辛苦的劳动，所以继续者理论认为：劳力劳心者皆伟大，躺着挣钱的人不劳而获。比如资本世袭就是强化子代的不劳而获。既然当代认为权力世袭不合理，对称的，资本世袭也应该同样不合理。

总之，墨家务实，后来演化成工业党，科学主义研究社会，科学主义研究政治经济。“新墨家”反对儒家等级制，反对儒家空谈，反对儒家不切实际的好逸恶劳。

儒家是怎样契合社会发展的？请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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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有个徒弟，叫耕柱子，墨子平常就没拿好脸对过他，别人干一分力的活他得干十分，还被墨子各种苛求。

终于有一天柱子忍不住了，柱子就问：“师父呀师父，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严苛呢？”

墨子反问：“假如你想出远门，你有一头牛和一匹千里马，你驱赶谁？”

柱子说，当然是马呀，千里马多快呀。

墨子就笑了，说我觉得你是千里马。

能者多劳，累死拉倒，你说墨家怎么长久？墨子活着的时候还能团结墨家，墨子一死墨家就崩了。

墨家完蛋是方方面面的巧合加起来的结果。

原本，墨家各个方面都很强，论组织能力，墨家是可以以一派之力硬抗国家战争的，儒家孔子够厉害了吧，遇到了战乱还不是困在荒地差点饿死，墨家则是不服就干，论暴力老子比你们还能打，我说大家要和平不许打仗谁敢不听？

论辩论，墨家怼人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始终为自己的思想主旨服务，墨家和天下各家辩论也没怂过谁，哪像后世的儒道被外来的和尚怼的哑口无言只敢跟自己说“大辩若讷”“不争乃大争”自我麻痹精神胜利呀。

论技术，墨家更是牛的一批，小孔成像就不说了，墨子别称机械圣，科圣，能工巧匠的代名词鲁班都是墨子的手下败将，并且败得心服口服。

论世界观，墨家更是超越时代的伟大，在那个人与人生来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时候，墨子就敢喊天下人该爱天下人，应该平等尚贤。

而且更别说墨子还是一个品德超级完美的圣徒式人物了，一生真心是只求奉献不图回报。

但是这么一个完美的人物，他的学派却后继无人。墨子在的时候，墨家是当世显学，除了儒家百家无一可与墨家争锋。但是墨家恰恰因为墨子太过完美，所以很多人追随墨子纯粹就是为了追随圣人的脚步，心甘情愿的跟着墨子自苦以利天下。墨家鼎盛的时候，墨子身边随时都有能以一当十有冲锋破阵之勇的勇士百余人听其号令，子墨子一声令下这些勇士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不光是有任侠之心的人崇尚墨子，当年师从天下大儒子夏的禽滑厘都叛儒归墨。但是正因为墨子太过耀眼，墨家的继承人就根本无法维持墨家的辉煌。所以墨子一死墨家立刻分裂了，因为世上再无第二个墨子一样伟大的人物可以凭借个人魅力凝固住整个团体。

你要说墨家真没法维持下去吗？也不是，稍微在墨家的理论里掺点别的东西墨家就能万世不朽，例如说，把墨家宗教化，本身墨子就是一个完美的不像凡人的人类，稍微加以宗教包装，把墨子不朽化，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天天念叨着“墨子真人救苦救难保佑我们”呀。你看佛教，基督教，佛教就说佛祖不是死了，是涅磐了，佛祖还会继续保佑你们的；基督教就说基督确实死了，但是基督又复活了，基督为了罪人们流了血，洗清了你们的罪，信徒们！你们将来都会和基督一样再次复活得到永生的！

可是墨子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可没搞这些玄虚，而是坦坦荡荡地说人死了就是死了，我死之后不要厚葬，你们继续努力！

说的道理很好，可是这份苦有多少人能坚持？多少人能达到墨子的境界？一个不靠偶像来统领绝大多数人思想的学术，注定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不信你就看现在，多少抱怨自己生活不顺找不到女朋友男朋友的直接开喷“女人都是拜金婊”或是干脆化身女拳的。当一个人遇到困境了，有多少是直面困境埋头苦干而不是找理由给自己开脱的？墨子的学识太重实干付出，没有给人慰藉伤痛疲劳的麻醉剂，怎么能够长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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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墨家”当真消失的“无影无踪”的话，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讨论有关这一学派或组织的历史。作为昔日的“显学”，先秦诸子及其后学所建立的学派往往都有著作传世，墨家亦不例外。《墨子》一书便大概代表了这一学派的主要思想，而有关于“墨学”的发展在《汉书·艺文志》中可看出，汉代人已经有了关注。汉后又常有士人去“研究”《墨子》这一“诸子书”、“百家语”。至宋及以后，有关“墨学”与《墨子》的讨论在学士们的著作与笔记中不胜枚举。近代以来，仅就历史学而言，关注“上古史”的学者有相当一部分只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对《墨子》的巨大兴趣，而针对“墨家”的学术研究则更有系统，这均是稍有关注便可发现的情况。不仅如此，海外汉学家们也在同时或稍后与近代学者们呼应起来，不乏有人对这一学派的“学问”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作为一种古代的“学问”来说，在各个学科上，古今中外间我们都没法说“墨家”是“消失”了。

不过有趣的是，也是自近代以来，不光是中国学者在讨论“哲学史”时会提到“墨家的失败”，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以及谷中信一等海外学者在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也会用“失败”来标记墨家。看起来，“墨家”与“墨学”在不少学者心中都没能发展到其本可以（甚至是本来就）有的水平，其表现的活力也不那么令人满意。另外，除却其思想影响力的褪色以外，“墨者”与“墨徒”曾是因这一学派而有组织的集体，这一集体在很长一段时间还颇具规模，在《韩非子》中还尚且被称为“显学”，可在汉代就已快没有了声音。因此，“墨学”为何不复昔日？以及“墨徒”们又是如何“消失”的？这两个问题是我们的讨论中心。并且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们将较少的探讨“哲学辩论”层次上的得失，把重点放在有关“墨家”与“墨徒”的历史叙述上。

汉代史家在建构有关诸子之学的历史叙述时，曾经对墨家的思想有着这样的描述：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看起来至少在《论六家要指》形成的时代，墨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也崇尚尧舜之道的学派，但是他们提出的“俭用”、“节葬”是会令尊卑无序的，且这一思想是知易行难的。不过，司马谈也坦率地承认这样的主张也是这一学说的特色，其可取之处也是其余诸子所不及的。尽管在语言上我们对这段话没什么可深入分析的，但文中特别将“俭用”、“节葬”来当作墨家思想与墨者行为的标签显然是不那么客观的。以今天看来，墨家作为战国时代的“显学”，他的特点至少应该更被“立体的描述”。然而，卫绾对汉武帝的谏言或许可以侧面为我们说明这一问题：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汉武帝为“汉家制度”“缘饰以儒术”的做法已不必再在此讨论了。可是在“罢黜百家”的实际工作中，墨家并没有进入到卫绾的视野中。不仅如此，武帝也曾明令臣下“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看起来，在汉代，法家与纵横家的学说在政治上影响力要较墨家更大。毫无疑问，在“独尊儒术”前，墨家思想便已经开始衰退了。对此，史华慈认为：

……然而，不论他们的总体观点的本质如何，儒家终究找到了接近征服的途径，这一事实其实指出了某些人认为导致了墨家最终失败的根本因素，即它极端偏离了精英文化中的某些根深蒂固而又广泛认同的取向。奢侈的葬礼，仪式性的音乐，讲究礼仪服饰和优雅的礼貌，无论已经变得多么徒具形式和偏离实质意义，但的确是传统精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

这个视角极富洞见，墨家所提出的“俭用”与“节葬”确实与古代中国的精英文化有很大冲突。所以汉代史家所强调的墨家学说的特点，也恰恰正成了其与主流大众之间格格不入的关键。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意识的刺激，近代以来海内外的学者多有在讨论墨子的出身与墨徒的成分时，将之说成是“刑徒”或者“手工业者”（artisan）甚至是“职业武士中的一员”。想来这些说法的根本理由就是墨家在反对传统精英文化建立的生活方式时所提出的观点，这使得学者们不由自主地将墨家的形象“亲民化”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墨家偏离了精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广泛认同，可其又在长时间内是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史华慈提供给我们的视角还可以被“历史”的展开。

墨子与墨徒们至少在战国时期一直以“士”的身份活动，他们也一直以“士”自居。更值得一提的是，墨徒们看待自己“士”的身份上也与《孟子》所提到的“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并无不同，比如墨者有责仕于师者：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其年而责仕于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闻夫鲁语乎？鲁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长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岂独吾父哉？子不葬则人将笑子，故劝子葬也。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岂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墨子·公孟》）

虽然理论上墨子所提出的“俭用”、“节葬”在极度反对贵族的生活，可是其面对战国时代的现实时，他也并不能与贵族们切断联系。尽管墨子本人并不去求得贵族们的任用或是供养，可当时的知识阶层却并不能全都如此“高风亮节”。愿意跟随墨子学习的墨徒们显然既有成为“士”的兴趣，又在成为“士”后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对此，墨子更是积极的为其弟子们奔走：

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于卫 ,卫君致禄甚厚 ,设之于卿。（《墨子·耕柱》）
……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
….. 子墨子出曹公子于宋。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墨子·鲁问》）

可以看出，在我们讨论墨家的性质时，必须注意当时 “知识阶层” 正在“兴起与发展”的背景，墨家的活跃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墨子及其徒众无论拥有何等技、流品如何难以划清，其根本的生存方式还是与“士”高度一致，他们既有“志于道”的追求和理想，又要接受“从于王”的现实。可生存方式与“士”无异的墨徒们在生活上的“俭用”、“节葬”则与“士”这一阶层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抛出另一个视角即墨家在士阶层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越发因其“俭用”的主张而被标签化，也越发的随着这一标签而从士阶层“分离”。为证实这一视角，我们还要放回历史去看这一问题，并稍微回顾有关士阶层的历史。

在战国初期，士崛起的关头，士阶层几乎无例外的凭借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与文化来要求君主对自己有符合“礼”的待遇：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吕氏春秋·下贤》）

在这则故事里，段干木率先以不食禄、不为官来坚守作为士的自尊，要求魏文侯以“礼”相待，这是一种自觉地做法了。可故事中的翟璜则更进一步，他既想食君之禄，又想要君主“礼贤下士”。有关于他的诉求是否合理我们姑且不论，但士阶层要在君主面前求得体面的意识却已经被这二人具体体现了。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士阶层毕竟大多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进身为“士”的。像段干木那般自觉放弃官位与俸禄的“青云之士”终归是少数，所以翟璜与前文所提到的“责仕于师”的墨者这般既想要“士”的体面，又渴望君王们的俸禄的人恐怕是多数：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吕氏春秋·博志》）

宁越的故事可作为一个佐证，当时有许多“普通人”立志于学以成为士的真实动机就是能得到诸侯以“礼”为基础的优厚待遇。另一方面来说，君主们显然也意识到了士的重要性与其欲望，在战国中期“制度化的礼贤”便出现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后人描述这一机构的盛况时说：“（齐宣王时）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看起来，在战国中期士人们正逐渐被满足，在君王与士人的默认下，士往往是既被礼遇又被供养的。可是，同为士人的墨者却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有着不一样的反应：

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墨子·鲁问》）

在与士人选择相同生存方式的情况下，墨者中也像其他士人一样的为利禄折腰者绝非少数。但是墨子却并不支持这种行为，甚至他也对有这样行为的墨者进行制裁，这让生存方式与士本身无异的墨者恐怕也会感到不堪重负。不仅墨者自身与士阶层产生了裂痕，士人们也认为墨者难以理喻：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

不仅是理念上，士阶层通过“利禄”与君主建立了更明确的联系：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战国策·秦策三》）

在这里，富贵才是士人的真正追求了，这当然有些夸张。但是士人不愿自苦的心却是可以明确的，李斯就曾讲到：“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在现实的困境之下，士人选择了“从于王”，这也让更难以驯化的墨者逐渐淡出了君主们的视野。

在士与墨者的分歧愈发明显后，士人们不断在突出墨者“自苦”的特点，到了《淮南子·泰族训》则讲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服役者”已绝不是来描述士或知识阶层的了，看来在“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的汉代墨者偏离了“诗书礼乐”的生活方式终于是让人忽略了他们曾“为士”的生存方式。那么较之光鲜的士来说，“服役者”对人们的吸引力自然会变得荡然无存。

除却自墨子时便提出的“俭用”、“节葬”理念与当时最活跃的阶层格格不入外，“墨徒”们也并非是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在墨子身后，居于列国的墨者们也会因为现实原因而互相勾心斗角：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於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於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吕氏春秋·去宥》）

像这位“秦之墨者”一般，在墨子身后，出仕便放弃墨徒的原则的恐怕也绝非少数。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探究过惠施、公孙龙一辈名家与墨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不去说名家究竟是否为墨家后学，但墨者们若可以像公孙龙那般在平原君府进行“智力游戏”便可得到优厚待遇的话，恐怕很快也会放弃原本辛苦做墨徒的身份。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知识阶层”的形象与墨者们渐行渐远，墨者仍可以因其勇力与组织以“侠”的身份活跃下去，可就连“侠”这一阶层而言，墨家也终归被更加温和的方式代替了。

日本学者增渊龙夫曾明确指出墨侠与秦汉之际游侠的相通之处（参见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在此不过多赘述，但值得指出的是，秦汉之际的游侠也与我们论及士与墨者的异同相似，在组织上，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的做法与豪侠田仲“父事”朱家无异。可在生活方式上，墨者依旧是“苦行”还“以武犯禁”，但游侠们却得到了实惠：

稚季者大侠，与卫尉淳于长、大鸿胪萧育等皆厚善。宝前失车骑将军，与红阳侯有隙，自恐见危，时淳于长方贵幸，友宝，宝亦欲附之，始视事而长以稚季托宝，故宝穷，无以复应文。文怪宝气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下敢取稚季，当且阖阁，勿有所问。如此竟岁，吏民未敢诬明府也。即度稚季而谴它事，众口讙哗，终身自堕。”宝曰：“受教。”稚季耳目长，闻知之，杜门不通水火，穿舍后墙为小户，但持锄自治园，因文所厚自陈如此。……（《汉书·孙宝传》）
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憙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后汉书·赵熹传》）

“以武犯禁”的大侠们往往与地方州府相勾结，甚至豪强也是汉代地方政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看起来，盘踞于乡里的豪侠比团聚在巨子身边的墨侠更能在新时代里找到生存方式，而墨侠的影子也只能从豪侠的形象中寻找了。

总的来说，墨家因其特殊的生活方式逐渐失去“士”与“侠”的认同，也在历史叙述上逐渐被建构以特殊的标签，而也正因这一标签，使得其影子虽然还常能被后代的“士”与“侠”所反映，可终归却作为“组织”而言褪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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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组织力太强

儒墨道法，天下显学

可儒道法三家彼时皆以研学驳辩为主，成员大都为学者，以学说影响国事的办法，也是以游说为手段。

墨家就不一样了，从著名的墨子劝公输班止楚攻宋一事就可以看出，墨家至少有上百名精锐死士紧密团结在巨子周围，还掌握领先时代水平的机械科技，对各国施加影响完全是先礼后兵软中带硬，即便是楚国这样的大国，面对墨子的威胁，也是忌惮三分。

吕氏春秋里也有个故事

墨者有钜子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尽管这个故事表述的是腹朜大义灭亲之举，但细想便可知，墨家私刑在墨者的眼里，地位高于秦法，墨者执行墨家律法的执行力也是不容置疑的。

墨家本就拥有兼爱非攻的指导纲领，墨家巨子还是活着的精神领袖。墨家弟子拥有着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抛家舍业的魄力，放弃生命的信仰这种团体在今天都是需要打击的。

墨家理论上的成员规模也是无限的，儒家本质上是贵族之说，崇尚礼法；道家追求洒脱，逍遥自在；法家重刑章法度，执掌权利。这三家都对成员有很高的门槛，最起码要做到基本完全脱产。

但墨家不一样，墨家思想纲领明确而简单，并且无比包容，认同思想，便为同志，极大的团结了底层力量，所谓“短衣褐者为墨”，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说一句“穿牛仔裤者都是墨家的”……

给统治阶级的压力不是一点半点

这种组织只能在分裂时代游走与各国矛盾之间，适合作为一个影响力强大的第三方调停或者平衡某些争端，一旦天下一统，他就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力量，中央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都会铲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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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在读《传习录》，上卷《陆澄录》中恰好有相关的回答，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原文如下：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

大概意思是说，墨子的兼爱学说，没有区别“爱”，将自己的父子、兄弟、路人同等看待，便没有了立身之本。就如同树木无根，自然不会长久。

补充一下全文的翻译：

陆澄问:“程颐先生说:‘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和自己融为一体，视为一个整体。’那为什么墨子主张兼爱，却不被认为是仁爱呢？”

先生说:“这个也是一言难尽。你们必须自己去体会才能够明白。仁爱是孕育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天理，尽管它存在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但它的运行也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会生生不息。比如冬至的时候一阳初生，一定是会慢慢地从一阳发展变化到六阳。如果没有一阳产生，怎么会有六阳呢？阴也是这样。只因为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所以就会有个发端点；因为有了这个发端点，才会有生命；有生命才会生生不息。好比树木，萌芽就是树木生命的开端，之后长出树干，树干长出后再生出枝条和叶子，生生不息。没有萌芽这个开端，哪来树干、枝叶？而能够长出树芽来，就一定是下面一个树根在支撑。没有根就会死掉，有树根才能生长。父子、兄弟之间的爱，就是人心意念的发端，就像是树木的芽。有了这个才会仁爱百姓，爱惜万物，好比生发出来的枝条和叶子。墨子的兼爱学说，没有区别‘爱’，将自己的父子、兄弟、路人等同看待，这就是没有了发端。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兼爱是没有根据的，不能够生生不息地流传，这样怎么能称得上是仁爱呢？仁理就是从孝顺父亲、尊重兄长这个仁爱的根本中生发出来的。”

我是一个勤劳的搬运工，最近读《荀子》，再搬运一段《荀子·富国》中荀子对墨家的看法：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隳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感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已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译文】

天下遭受的共同的祸患，是混乱造成的。为什么不聚起来，一起探求造成混乱的人是谁呢？我认为，墨子的“非乐”主张，就是让天下陷于混乱的根源；墨子的“节用”主张，就是造成天下贫穷的根源。这并非是在对墨子故意毁谤，而是因为他的主张无法避免地会导致这种结果。如果让墨子成为天下或者诸侯国的主宰，他就会愁眉苦脸地穿粗布做的衣服，进食粗茶淡饭，还会忧愁地反对享乐。如果这样的话，人们的生活享受一定会变得非常微薄；生活变得微薄，也就不再值得追求；不再值得追求，奖赏也就无法继续起作用。如果墨子成为天下或是诸侯国的主宰者，就会减少仆从的数量，精简官员的职位，崇尚辛勤的劳动，跟老百姓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享用同样的功劳。如果这样的话，国君就会变得没有威严；没有了威严，君主的赏罚就不能推行下去。奖赏得不到推行，贤人就无法得到提拔任用；处罚得不到推行，奸邪的小人就无法遭到罢免贬斥。贤人无法得到提拔任用，奸邪的人无法遭到罢免贬斥，那么能力高的人和能力低的人就会得不到适当的任命。如果这样的话，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不协调，各种突发事件就会得不到处理；对于君主而言，会错失有利的天时，对于老百姓而言，会丧失合宜的地利，对于士人君子而言，则会丧失赖以合作的人和，那么天下就会变得如同正在经受煎熬一样；即便墨子也只是穿粗布做的衣服、用粗绳束腰、用豆叶做干粮、喝白水，又如何能让老百姓富足起来呢？既然已经从根本上导致了伤害，又斩断了百姓富足的源头，那么天下的财富也只能慢慢枯竭了。

好了，我又走了（债见来不及挥手づ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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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衰亡最主要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既没有“上层建筑”，也没有群众基础！

在说明墨家衰亡的彻底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下墨家为什么能够兴盛。确切说是墨家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兴盛，然而却在自秦朝一统六国之后开始没落呢？

第一，墨子个人魅力太大！

墨子对《诗》、《书》等古代文化典籍十分熟悉，而且他曾学习过儒家学说。之后建立了墨家学说，主要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大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

总之这是一个能自成体系，自成一派的人！

就如同是易经领域的京房！

第二，墨家的主张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部分条件。

什么条件？

墨子生活的年代，由于诸侯间永无休止的战争，各诸侯国为了在乱世中求生存及扩大实力，纷纷变革图强、尚贤纳能。

比如：齐、秦等国推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选官制度，而墨子主张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思想正好与之匹配，因此获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

另外，墨学中的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使苦难中的下层民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因而深受民众的欢迎。

往大了说能符合上层的条件，往小了说，能符合小老百姓当时的利益，所以这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具备了，自然就成了。

要记住这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但是随着秦朝一统六国，墨家的衰亡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墨家衰亡的根本原因还是墨家组织的“半军事化性质”。

墨家中的组织体系可以说是所有门派里面最严苛的组织体系，而且矩子独断。

墨家与与先秦其他学派不同，墨子为了推行其学说，建立了非常严密的组织，即矩子制度，而且钜子独断、戒律森严。

首先，墨家要求只有符合条件者，才能进入组织。

怎么样才算符合条件呢？

比如，思想品质方面，墨家要求加入者必须“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

行为方面，要求加入者言必有信，行必实现，要不顾一切去扶危救困，救民于危急和困厄。更好做好随时为“义”牺牲的准备。

其次，组织内部的管理极为严格。

《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翼得为其后世。”《淮南子·泰族训》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作为墨家组织中最高首脑的钜子，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组织成员拥有全面的绝对的控制权，所有弟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钜子的号令，不能有任何发挥和越轨。

各位我们自己看一下这与独裁统治有区别吗？。

我们看一下儒家，孔子会要求所有弟子100%服从自己吗？这个可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而且墨家把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作为弟子入仕的唯一目的，如果不被统治阶级采纳，宁可辞官不做。

墨家还规定组织成员要做到“有财相分”，即有财物的人应该努力把自己的财物分给他人或献给组织。

再严重一点就快赶上太平天国的部分纲领了。

《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墨家有位名叫腹黄享的钜子，他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顾念腹黄享年老，且无其他子女，便下令免其子死罪。

腹黄享义拒绝秦惠王：“墨法规定，伤人服刑，杀人偿命。王虽愿意网开一面，但我必须遵守墨家之法。”

最终，其子被处死。

可见，墨家组织的内部纪律属于法外之法，墨者执行的只有墨法，其他国家的法律、国君的指令在墨法面前都形同虚设。

墨家为了阻止战争，不仅要尽力以说教的方式推行“非攻”的主张，还要身体力行，亲自去阻止战争的发生，这一点是儒家不具备的，墨家已经不满足于口头劝说了，你不听，我就要动手了！

所以，墨家其具有与其他学派没有的军事特点。

这也导致墨家形成的组织已经远远超出学术团体的范围，但是我们要知道，墨家不是政府，它的组织是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所以这不妥妥的是一个军事化的政治集团嘛。

而且墨子精通军事学，墨家弟子也大都精于攻守之道，擅做守御器械。

再者，墨家有严格的 “墨子之法”，纪法森严，行动统一；其成员经过严格训练，大都具有舍命行道的献身精神和对钜子绝对效忠的宗教狂热。

所以一方面，墨家成员可以用“文”的形式去宣传他们的主张；

另一方面，当他们的建议不被采纳时，可以用“武”的手段去强制实践他们的主张。

这么说吧，夸张一点来说，墨家是学者、武士、教徒、辩论家和技艺家的大集合。它们有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有兵家的英勇和谋略，有法家的严厉，更有纵横家的辩才，而且他们实力强大，独立于政府。

各位，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不讨论对与错，如果你是当时的统治者你害怕吗？

试想一下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团体，全体成员不怕死，个个能文能武，又精于攻守之道，这样的团体当时统治者能不重视？

所以只要发现这样的威胁存在，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彻底诛锄它。

墨家虽然暂时满足了战国时期社会和部分百姓的短暂需求，但是它只能在战国那样松散而开放的环境中生存，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产生百家争鸣的原因！

因为开放、松散且没有完成统一！

然而，由战国转入秦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必然难以容忍这样一个强大的外部组织的存在，文武兼备、军事力量强大的墨家组织必然会成为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我们必要要接受一个现实：

在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之下，社会是权力的实践场所，尤其是当社会不发达，功能缺失，组织涣散，力量单薄时，就越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

因此，社会活动组织的管理水平越低下，专制主义的秩序就越盛行。

所以面对墨家这个组织严密完善、有独立作战能力又不直接听命于天子的带有军事色彩的学术团体，专制的统治阶级必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这件事就由秦国就开始做了。

秦统一后，以法治国，始皇号令“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这样，墨家擅长的守城器械被全部销毁，丧失了维持生存的重要依靠。官方的镇压与围剿使墨家组织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一旦赖以凝聚、发展的组织无法继续运作，导致学术传播受阻，墨学遂很快式微。

所以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组织带有军事色彩，为统治者忌惮。

所以说：墨家兴盛于春秋战国，衰败于秦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秦朝是已经完成了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央集权的代表。但是墨家是一个内部有着严格纪律、并且独立于政府的世俗化组织，所以它必然会让统治阶级产生极大的戒心。

即使墨家没有政治野心，只有一腔悲天悯人的热血，也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排斥和镇压。因为，专制统治者最惧怕的往往不是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动员能力的圣人和有军事力量的独立组织。

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有杀功臣的行为，处高位握大权而兼享盛名的，没有几个能得善终的。

比如，刘邦坐稳他的大汉江山后，处处提防劳苦功高、位极人臣的丞相萧何，害怕其威望过高，倾动朝野。

为让皇上安心，萧何用低价、赊欠等手段强买老百姓的房子和田地，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结果刘邦龙颜大悦，逐渐打消内心疑虑。

试想，如果萧何像墨子一样想着“摩顶放踵利天下”，孜孜不倦地勤于政事，他能活的久？

再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避免将领篡夺自己的政权，通过一次酒宴，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要求老部下们放弃兵权，去做富家翁。可以看出，专制君主对一切异化力量都必然心怀警惕，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有军事力量的墨家组织只能在群雄割据、一盘散沙的战国时代生存。

为什么？

因为那时诸侯国君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周边的敌国，像墨家这类的民间组织还不足以成为某一国君主的大忌。

但是大一统局面下，专制统治者不会容许墨家这类行动能力极强的组织继续存在，威胁自己的皇权。墨家组织于是成为统治阶级重点围剿的对象，因此，带有军事色彩的严密的组织体系成为墨家不得不消亡的理由。

另外墨家在当时还有一个“毁灭性”的主张：

“选天子”！

墨子认为当时的君主皆不足取法，认为君主应是经过臣民认真选择之后被推举出来的。

我有时候在想，墨子当时是不是想推行我们的代表大会选举制度？

如果真是的话，那可真是太超前了，他用实践证实了：领先一步是领先，领先三步就是死！

在《墨子•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简单来说就是：墨家学派要求君主和官员德才兼备，公而忘私……

可是我们想一下，这种主张在几千年之前的中国，能实现吗？

显然此主张必然会被历代统治阶级所不容，也绝对会被封建官僚所仇视。而统治阶层不能接受墨家思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威胁统治阶级的权利和地位。

你这是动了封建帝王的利益了。

今天我们说，要公平，要平等……

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是今天，过去是过去，时代不一样，人民地位是不可能一样的，脱离背景谈文化都是耍流氓！

墨子这种“选天子和各级官员”的主张彻底打破了封建帝王家族世袭制度，平等、平民等思想强烈冲击着封建特权等级制度。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理论得到流传和普及，一旦被社会民众所掌握，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便岌岌可危。

所以在这种致命的威胁之下，封建君主不可能容忍墨家的强大与显盛。因此，墨家成为独裁专制者的眼中钉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封建专制力量强大到一定时候，必然会对墨家组织进行彻底地清剿，以绝后患。墨子主张的平等、尚贤直接威胁到君主的权威，导致了被统治者清剿的命运。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反观儒家做的就比较到位。

儒家创始人孔子一开始便为其学说定位：维护等级之礼。在孔子看来，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秩序才能构建理想社会。儒家思想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君主专制的需要，因此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以至在汉朝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达两千余年。

所以墨家、儒家，本同为显学，因政治主张不同，历史命运也天差地别。

撇开这些“上层建筑”不谈，墨家真的有群众基础吗？

也没有！

因为对底层民众来说，墨家理论是可赞而不可行的！

墨子倡导天下“兼相爱，交相利”，代表着底层民众的利益，因此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就中国古代的人民来说，互相关爱、患难相扶、互利互惠，是其普遍崇尚的道德情感与心理。

墨家的兼爱学说要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不分等差、贵贱地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其他人，但是，就底层民众的本性而言，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在那个等级已定、贵贱已分的阶级社会里，底层人民依靠自己的劳动辛苦的生活着，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上层统治阶级的无情剥削，使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所剩无几。

不客气地说：墨家的这个理论其实已经快到下图的境界了：

但是可能吗？

不用说春秋战国，就是秦朝以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些没有一个是可以达成的。

所以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条件下，人心的利己因素决定了“兼爱”思想难以被人完全接受。

要底层民众做到不去损人还勉强说的过去，但是让他们毫无保留地去奉献、爱人和利人，那是有违人之常情的。

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墨子认为“偏爱”为祸乱之源，认为人与人之间只知自爱而不知爱人。想消除祸乱灾难，实现和平与安定，所以要“兼爱”。

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相爱互助，利己利人。兼爱、非攻的主张，正是生在动乱年代、历经苦痛的民众所热切期冀的，因此极具感召力。但是，企图通过兼爱这种道德层面的主张来消除一切祸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这种主张忽视了人最基本的求生的本能，与当时社会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墨家的兼爱学说虽然得到底层民众地附合称赞和思想上的拥护，但却极少有人真正地按照墨子教导的那样去实践，这也正是墨学的悲剧。

如果再往下说第三个，墨家的缺陷那就是：

矩子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缺陷！

墨派人数众多，组织庞大，颇有声势，组织内部实行严格的钜子制。

什么是钜子制？

钜子作为墨派的最高首领，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还掌握了全体成员的生死大权。地位至高无上，组织内的成员行为皆须受钜子的指挥，要时刻为钜子效劳。钜子所言即为真理，不容怀疑。墨家弟子的出仕皆由钜子安排，如果出仕的弟子行事不合墨家之法，钜子即可罢免其官职。

据考证，墨家钜子的传授系统是：墨子→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腹黄享。除墨子外，其他钜子的综合实力都十分平庸，难领其职。

另外，钜子是终身职，其产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由上任钜子直接任命，类似于佛教徒的衣钵相传，这种传承制下选出的领导人，既非个人魅力型，又非集体意志型，很难承担起墨学继往开来的重任。

并且，整个团体仅靠首脑一人的意志和智慧来行动，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风险性。

同时，钜子的地位之尊、权力之大又引发内部各种争夺，分裂也就在所难免。

这不是妥妥的又一个皇权嘛，连皇权都可以被推翻，更何况是你一个小小的墨家，所以这种制度本身的缺陷注定了是不能持久的。

再往下说第四个：墨家的逻辑学、自然科学成就不为世人所重视

墨家其实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派，但是他太过于超前！

首选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富逻辑精神的学派。它批判地总结了春秋以来的逻辑思想，建立了一个关于“辩”的逻辑体系，创立了墨辩逻辑学，写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逻辑专著——《墨辩》。

而且这里我还要说，墨家的逻辑学体系颇为完整和系统，所涉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涉及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和逻辑规律等各个方面，还包含了丰富的辩证理论体系。墨家十分重视逻辑学的应用。

在《墨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墨者运用逻辑说理论辩、折服对手的生动事例，这在西方逻辑史料中却是极其少见的。可见，墨家不仅在理论上努力研究，而且在实践中积极操作。

总的来说，墨家的逻辑学颇具特色和价值。墨家的逻辑学与古希腊逻辑学、古印度因明学并称为世界古文明三大逻辑体系。

古希腊逻辑学长盛不衰，影响了西方世界两千余年，并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大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而墨家的逻辑学却一直备受冷落，为什么呢？

因为秦统一六国后，强调思想上的统一，严禁私学传播，而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也一直实行这一政策，因此墨家的逻辑学渐渐被人遗忘，最终影响了墨学的命运。

墨子自称“贱人”，会造各种精巧的器械和飞鸟。从《墨子》中可以看出墨子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手工业者。

我们以前应该都学过一篇文言文，类似于“墨子救宋”，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

在止楚攻宋事件中，墨子同机械发明家公输班比试攻守城器械，最后公输班的进攻武器都已用尽，可是墨子的防御武器却还有余。可见，墨子在手工业方面的造诣极高，同时，墨子在力学、天文学、光学、几何学和工程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也颇有成就。

但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在统治阶级和儒者往往认为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毫无益处。科学技术被斥为“贱工末枝”，是“君子不齿”的事情。

墨学关于力学、几何学、光学的研究成果长期被世人忽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墨学的延续和发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轻视科技的价值取与墨学的消亡有着密切关系。

墨家优不优秀？

优秀！

但是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与儒家“平分天下”，到了秦国就不行了！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墨家“重口述轻著书”，这个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墨家典籍这么少，都是在原因的。但是文章已经实在太长了，如果有想看的，我再更新，写成臭长文就没有意思了。

总结来说，墨家是典型的优点大，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在当时来说缺点更大的一个门派，超前一步为领先，超前3步，就是死亡，但墨家部分理论超前了几千年，这个就叫不切实际！

就如同一个段子：

我文可“安邦定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武可“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领导怎么不用我呢？

北冥木木，专注易经原理解读！

phobos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养不活啊，千里赤地，有炊烟处，民易子而食，还墨家个屁，唯一兼爱的就是....真说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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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肯定是“墨家已经消失了”这句话是没错的。

例如有一头老牛，被宰杀后吃掉，进入了肚皮里，骨头被埋到土中，那么这头牛肯定是消失了。

你不能因为这头牛成为了营养，或者这头老牛拍照了相片，或者有骨头存世，就说这头牛没有消失，这是诡辩。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存在过的东西都有痕迹存留，难道都没有消失吗？

那么为什么墨家消失了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主要原因，是与儒家针锋相对，受到儒家的攻击和报复，其学说立足于底层百姓，威胁统治者的利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走向消亡。

儒家推崇尊卑有序，墨家推崇平等

儒家推崇血统论，墨家推崇尚贤

儒家鄙视底层劳动者，墨家以劳动者为主体。

儒家通过礼乐治国，墨家则认为礼乐无大用。

儒家的“仁”，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是有差别的，墨家的“兼爱”则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无差别的爱。

儒家推崇宿命论，鼓吹天命，墨家则认为“非命”，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儒家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讲究礼仪奢华浪费，以体现尊卑有序，墨家则宣扬“节用”“节葬”。

值得一提的关于鬼神的看法，儒墨两家观点往往和大众的印象恰恰相反。

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很有名，导致很多人都认为儒家思想是没有鬼神的，实际上，这句话的核心是“敬”，而不是“远之”。

而儒家和墨家的区别，则更类似于“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区别。

《礼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

《诗》云：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大雅·文王》）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小雅·谷风·小明》）

“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大雅·生民》）

《尚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尧典）

《书》云： “上天孚佑下民” （《汤诰》）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篇》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 （《盘庚》）

《论语》曰：“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八佾》）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周颂·清庙》）

《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汤誓》）

“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之诰》）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八佾》）

《书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中庸》曰：鬼神之德，其甚矣夫！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

《易经》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孟子·梁惠王下》: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礼有三本:天地者,上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祭祀,敬事其神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之也。（《礼论》）

《论衡·辨崇篇》：天，百神主也。道德仁义，天之道也；战栗恐惧，天之心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之于世。祸福有命……

《论衡·雷虚篇》：天神之处天,犹王者之居也。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程氏遗书》卷十)

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乾。(《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

邵雍《观物篇》道,圣人,“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以一物现万物,以一世观万世”。

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儒家类似的言论，数不胜数，无论是孔孟荀程朱，全是承认天命鬼神的。儒者或某些国家官吏，常常为废除淫祀而斗争，其实是为了保持儒家信仰的纯洁性，而不是他们不信鬼神。儒家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代天立言，布天恩，施天德，承天命以行教化。

而墨家虽然宣扬“明鬼”，但墨家同时宣扬“非命”，细究其逻辑，其实墨家是不信鬼神的——墨翟很天真的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相信鬼神可以赏善罚恶，天下就会大治——其实墨家试图证明鬼神存在，并解释相信鬼神对会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言论，本身就暴露了墨家对鬼神的怀疑。

墨家的“明鬼”和“天志”本质上都是用唯心主义的外壳装饰改造社会的用心，其对鬼神真正的态度在《贵义》墨翟遇日者（即算命先生）的故事中体现的很清楚，是明白的实用主义。

墨家虽然“明鬼”，但并不崇拜什么具体的鬼神，也不宣称自己是鬼神的代言人，同时认为不存在“宿命”，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只是宣称鬼神会赏善罚恶，用逻辑来反驳迷信者的荒唐言论，这和宗教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是墨家组织上的问题。与其他松散的学说不同，墨家具有强烈的组织性，这种情况来自于墨家学说的“尚同”，与其说墨家是一种学术团体，倒不如说更类似一种党派。

墨家弟子去别的国家做官，被要求首先要忠诚于“巨子”，所得的俸禄也必须要交给团体分配。不仅如此，墨家内部还有分工，“军政分离”，专注于思想学术的叫“墨辩”，专注于武力杀敌的叫“墨侠”，二者都要服从“巨子”的领导。墨家组织内部，有自己的法律，“巨子”可以对违法者处刑，即使墨家的法律和国家法律是相抵触的。

《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墨者巨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惠王曰：‘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赐，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杀其子。

我们可以看到巨子腹䵍身为首领以身作则，确实做到了公正严明，连自己的儿子犯法也要坚持处死，可这对于秦惠王来说，却一定是无法容忍的。

墨翟成功阻止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也阻止楚国攻打宋国，晚年时试图阻止齐国攻打鲁国。我们看这些事，可以感受到墨翟的伟大，但是被阻止的国君绝对不会这么想，试问哪个国君可以容忍一个“学术团体”对自己的国策指手画脚，甚至作出威胁?（并且墨家还真有能威胁的实力）

墨家的游说和纵横家是截然不同的，纵横家是迎合国君的欲望，借力打力，狐假虎威，才能做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而墨家组织，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先进的守城器械、专注战斗的“墨侠”、死不旋踵的门徒，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威胁国君更改自己的国策，而熄灭一场战争。

《淮南子·泰族训》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至也。”这种纪律严明、旗帜鲜明的组织，保证了墨家强大的战斗力，可以在天下纷争时实现自己的主张，也为天下一统后墨家组织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另外墨家的“尚同”和“尚贤”要搭配起来看待，因为墨家的世界观里，“贤者”一定是居上的，是组织的领袖（“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既然底层人都没有“巨子”贤能，那么自然应该服从“巨子”的安排。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过理想化了，谁更“贤能”往往不是可以清楚辨别的。而且“巨子”的权利过于集中，客观上导致了墨家内部的争权夺利。墨翟逝世后，很短时间内墨家组织就开始了分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缘故。

更难能可贵的，墨家把单纯的“尚贤”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中国真正的民主思想：“选天子”

《墨子·尚同上》：“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同时还提出了依据能力选拔官员的理论

《墨子·尚同下》：“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
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悦也，惟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墨家这种真正的民主思想，相比儒家的“民贵君轻”“民惟邦本”那种所谓的“民主”，以及其他周秦诸子的思想，自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传播开来，将会彻底打破封建帝王的世袭制度，从根本上危及了统治者的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墨家在漫长的历史里，几乎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遭受各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绞杀。司马迁写《史记》时，只能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相较于其他长篇累牍的诸子传记，曾经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只得到了24个字的记载，连墨子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定。

虽然细究其思想，可以看到墨家本身对于“选天子”这件事也有犹疑，并没有具体的主张和理论，同时也没有真正的执行和实践，只是对于尚贤思想的发展，停留在简陋的空想上，但这毫无疑问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星星之火，其宏大和深远已经超越了时代。

最后，墨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一蹶不振的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变化，且墨家所承担的部分职能被取代了。

秦汉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成为了历史潮流，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的纷争不休，而朝代结束时混乱只是短暂的，历史在“大一统—改朝换代——大一统”的步骤中循环，小农生产者和和手工业者被长久的束缚在土地上，无法团结起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墨家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而儒家通过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依靠行政手段，成为了国家思想的主流，而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墨家自然也遭到重点打压。随着儒家逐年巩固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也产生了强大的历史惯性，已经没有什么人能用非儒家视角看待墨家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清末民初墨家才重新得到了客观的审视。

此外，宗教的兴起，取代了墨家的部分职能。大一统年代，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主流宗教，同样的宣传类似“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的思想，只不过他们是以臆测的玄学和宗教神话为根基，并不以这些思想内容为核心，且缺少组织力和执行力，起到的正面效果是很少的。而改朝换代的混乱时代，起义者多打着封建迷信的旗帜，也宣扬“均田均产”“相亲相爱”的口号，但起义途中基本都逐渐腐化，把口号抛之脑后，即使起义成功，也还是会选择儒家治国来维护统治。

墨家再次遭到重视是在清朝末年，西学东渐，救亡图存，儒家话语权逐渐下降，思想解放，人们终于用另一种角度去看待墨家

《民报》创刊号列古今中外四大伟人肖像，以墨翟、黄帝、卢梭、华盛顿并列，尊其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大家”。

梁启超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

易白沙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过于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

谭嗣同更是墨家精神的实践者，“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慷慨就义……

可以说那时的墨家是鼓舞了无数爱国反儒志士的，在救国救民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再之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墨家就被淘汰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全面优秀于墨家的主义，取代了墨家当时的作用。再之后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有时间再写，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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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个事情，第一墨家没有彻底消失，这点兴扬会在后面详细举例，然后再说第三件事，为什么墨家消失的这么不彻底。

不过这里还是先说第二件事，因为高赞答案就是以墨家理科生来写的，看大家点这么多赞，有一些话不吐不快。

墨家不是理科生，这个学派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制度化政教合一的宗教。高赞答案阐述墨家是理科生，这的确能迎合网民因为文艺作品产生的印象，但这不是真的，只要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就能明白这门思想和理科有多远。

《墨子》开篇就说：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

这是典型的文科思维，让我们理科生想，可能会分析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措施，如何发展生产力，减少损耗，用了那些方法提高了生产力让人民更富裕。

但墨子文科思维，直接给出了他们三的共同特征都是曾经遭受耻辱。

墨家的目标是什么，在《尚同》一书中有全面阐述，简单来说就是儒家大同世界的恐怖版。

其目标之一就是“欲同一天下之义”

明确反对“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

也就是说按照墨家的理科思维，当牛顿力学成为天下共识后，就不应该有非牛力学，当欧几里得几何成为共同认知后，非欧几何就不该出现。

知乎的理科生来说说，大家所以人都持同一种一件和思想，理科能发展吗？

其目的之二就是消灭无神论者

墨子明确的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

依记载来看春秋时期中国的无神论者就已经很多了，但诸子里面只有墨子是明确的有神论者，认为有神论是有道德的前提，无神论是道德败坏的原因。原文是：

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他甚至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都是因为无神论者出现，如果所有人都是有神论者天下一定不会乱。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一个国家都是有神论者，不仅会乱，会道德败坏，甚至战争和道德败坏都会在有神的指导下成为正确。

如果你认同墨子的鬼神道德论是符合理科以讲究事实思维，那么兴扬也没话说了。

《墨子》中的科学知识和宗教有关系，和理科思维毫无关系。

这是梵蒂冈天文台，是研究星星的地方。

根据网上对在天文台工作的穆勒神父的采访，他说到：

科学和信仰两者都是来自一位创造者：上帝（万物的起源），找寻宇宙无垠的奥秘就像“真信仰”一样，有信仰才能揭开那深藏的奥秘，要坚持，要相信，就能获得力量，借着力量就越来越接近它／祂，路是漫长的。

科学技术被发现的早期，向来是被视为魔法和神迹。日本僧人学一切乘沙门法幢所作的《阿毗达磨俱舍论稽古叙》中称，“西域之俗最好幻”，其结果就是你看《晋书》、《高僧传》等典籍，里面不少高僧都展示魔术，比如说吞针，在今天这就是九流魔术，但在鸠摩罗的演绎下僧人拜服。

这位魔术师生错了时代，早几千年就是宗教大师了。

还听过一个传说，石棉源于西域，佛教以此为纸做经书，在和道士辩论的时候，和尚辩不过便讲“真经不怕火炼”。道士傻乎乎把纸为媒介写的经书扔火里烧，和尚烧的石棉自然“真经不怕火炼”。

在文明早期很多宗教都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人家的目的不是搞理科，是彰显宗教的伟大。

如同今天很多宗教徒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认为科学再厉害其实也只是在彰显宗教神威。

墨子这样做是有结果的，他梦想中的千人一义在徒子徒孙哪里实现，庄子时的墨家已经是“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墨家首领就是圣人，是人间神灵，大家都愿意听他的命令。但是，就如同所有历史上妄图统一人们思想的宗教一样，创始人一死，宗教必然分裂！那个时候墨家已经有好几派了，彼此之间还“相谓别墨”，你们是异端，我这个墨家才正宗啊！

二墨家在今天的遗留

墨家在今天的遗留特别多，此处举几个简单例子。

一道教

在道教法术中，变化之法源于墨家学派的《墨子五行记》，并且一直以来中国民间都有墨子这号神仙。

二侠客

墨家听起来的确像宗教极端主义者，但他们和现今的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有一点很不同，就是源于华夏。

所以他们的极端之处很多时候不是对神的信仰极端，而是对人。墨者认为要兼爱，也就是说做人啊！要行侠仗义，不能仅爱自己和家人。

很多墨者身体践行，形成了墨侠，兼爱理论也为后世侠客提供了思想依据，今日中国的70、80后年轻时有几个没看过武侠了？

三猪八戒

《墨子·迎敌祠》一文中，详细说了敌人从北方来要怎么解决，方法是“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墨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

这是北方和猪相对应的早期记录，发展到后来就是我们熟知《西游记》里天蓬元帅本是猪身。而天蓬本是北斗七星中的一颗星名。

天枢贪狼天蓬是一颗星星

这种认知甚至影响了佛教，在某些传说中唐朝高僧一行曾计算出北斗下凡的时间，然后派仆人去抓猪囚禁，当天晚上天上就看不到北斗了。

四我命在我不在天

墨子很明确的说：“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说什么有命，而且宿命不可违背的言论是天下之大害，不能不辩论。

这几天还有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阐述这个道理，大家都挺喜欢的啊！怎么能说墨家在中国消失的这么彻底。

说的这四个相信大家都多少听过，别的此处也不多说了。

为什么墨家消失的这么不彻底，大儒孟子不是点名批判墨家，甚至说他们是禽兽吗？为什么后世儒家之人势力这么大，不把《墨子》烧掉，把一切说墨子好话的人都烧死了？这是西方思想啊！

我们祖先没有西方用物理手段毁灭思想的习惯，肯定会选择性继承墨子，把好的吸收传承，让坏的消失。比如说今天大家都听过道教法术、侠客、猪八戒，认同我命在我不在天。至于兴扬开头说的那些墨子要消灭无神论，今天不是只有神棍公知才说吗？没人觉得是墨家思想吧？

就因为我们是华夏，是包容的文明，从根子上就比西方要更包容。历史上我们没有出现一切质疑孔子的就一定要毁灭干净，所以孟子再怎么骂墨家禽兽，他们的书和思想还是能传承下来，其中的精华思想还会全民皆知，如侠、我命在我不在天。

墨家在中国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的其他答案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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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思想的墨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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