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些“国学”组织四书五经都提倡，唯独不提倡儒家集大成者的《荀子》？ 第1页

荀子是“薛定谔的猫”一样的儒家。

当儒家自带干粮的粉丝需要夸张儒家包容性科学性以防御别人对儒家的批判时，荀子就是儒家。

当儒家自带干粮的粉丝需要强调儒家纯洁性排他性以摧毁其他学派时，荀子就是叛儒。

事实上荀子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也有问题。

荀子一直试图争夺儒家正统，但是他失败了。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当然是儒家。但是他的儒家，要清除后来人们讲的儒家。荀子专门写过《非十二子》，点名批评子思、孟子一系胡扯淡（“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但是现在这些儒家的正统是怎么排的呢？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是他们的道统。荀子都指着他们祖宗的鼻子骂了，儒家平时也诋毁荀子甚疾，结果一到救急的时候就把荀子拉出来做挡箭牌，这也太不要脸了。

换言之，严格来说，现在这些儒家，不应该承认荀子为大儒。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在这些讲四书五经的儒家范畴里面，荀子应该从儒家范围里切割出去。

现在有一些儒家门徒，就喜欢用荀子争夺儒家正统的话来证明荀子是“儒家”。儒粉这种做法属于欺负死人，欺人太甚。

荀子的“儒家”，和儒粉的“儒家”，完全是两个东西。

荀子就属于争夺正统失败的情况。你要说他是儒家，他听了的确是美滋滋。但是你要说他是他反对的那派儒家，他能把你劈了。然而儒粉就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将荀子拿来用。

儒粉办事历来如此，不要脸。

前段时间儒粉被我逼到墙角里了，最后这帮人短尾求生，居然开除了周公的儒籍。连周公都不是儒，这世界上就没一个真正的儒了。跟这帮人扯淡，没意思。

在孟、荀死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孟子与荀子在儒学上的地位，先后经历过先荀后孟到先孟后荀的变化。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孟子高于荀子的现象，不过是宋明以来儒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孟、荀身后，他们各自弟子的作为，对老师的社会影响很有作用。据赵岐《孟子注》，孟子弟子有：乐正子、公孙丑、陈臻、公都子等15人，另外还有：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四人学于孟子。相比之下，荀子弟子目前知其名者只有几人：：韩非子、李斯、浮丘伯、张苍、毛亨、陈嚣。就目前史料而言，孟子的弟子要多于荀子。但据司马迁所说，战国末年，“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韩非有《韩非子》，浮邱伯、毛亨等在传经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相较而言，孟子的弟子于著书立说上便明显不如荀子了。而在社会影响上，孟子的弟子相较于李斯与韩非子，则显得更弱了。从战国末年到汉初，荀子的影响要大于孟子的影响。

至两汉，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及其解说，大多数来自荀子。汉家制度也是王霸杂用，汉儒思想亦是儒法兼综，荀子在当时思想界与学术界备受推崇。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将后出生的荀子置于孟子之前，突出荀子在传《春秋》过程中的作用。王充亦在《论衡》中说：“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董仲舒览孙、孟之书”将荀子置于孟子之前。这种先荀后孟的安排，无疑是当时荀子高于孟子在文字上的显现。而且，两汉有对孟子鲜明甚至猛烈的批评，却几乎没有对荀子的批判。《论衡》有《刺孟篇》专攻孟子。《盐铁论》中，代表中央的大夫批评孟子“守旧术，不知世务”。《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和《实性》明确批评孟的性善论。在两汉时期，虽荀孟并称，但总体而言，荀子仍高于孟子。

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玄学的兴起和儒学的衰落，荀子与孟子同样遭遇到不受人重视的命运。但其间也不断有学者提到荀子，如西晋裴頠的《崇有论》就肯定了他对老、庄的批评；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也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正名说。

隋唐时期，儒学得以复兴，荀、孟亦重新得到重视。唐初，统治者在反思隋亡唐兴的历史教训中，对荀子及其思想尤其关注。唐太宗在其《帝范》中说明治道、君道、任贤、赏罚上无不引用荀子之言。岑文本、魏徵等名臣也无不喜欢引用荀子之语。魏征在贞观十四年上疏中的“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即来自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学术领域，荀子的地位也依然高于孟子，卢照邻的《驸马都尉乔君集序》和《南阳公集序》，权德舆的《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和《唐故通议大夫梓州诸军事梓州刺史上柱国权公文集序》中都将荀子都置于孟子之前。

从中唐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韩愈在《道统》中追溯道统之传，以为从尧、舜、禹、汤开始，中经文、武、周、孔，直到孟子代代相传，此后中断，而将荀子仅与扬雄并列，不在承传之列，从而开启了尊孟抑荀之风。他在《读荀》一文中盛赞孟子为儒家“醇乎醇者也”，是继孔子之后可尊为“圣人”者；而荀子与扬雄则并列为儒家者中“大醇而小疵”者。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孟子要高于荀子的。

至晚唐，陆龟蒙的《大儒评》更是展开了对荀子的质疑，针对“世以孟轲氏、荀卿子为大儒”之说，认为荀子昧于“观德”，提出“况得称大儒乎?吾以为不如孟轲”。

两宋时期，随着思、孟学说得到空前的尊崇，荀子及其学说则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诘难。理学家们针对荀子的天人相分说和性恶说展开激烈批评。

程颢非常赞赏韩愈对孟、荀的评价，认为其“断得分明”。程颐则在韩愈评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抑荀扬孟，他说：“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其言荀、扬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駮，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他还从人性论的角度对荀子进行一番批判：“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也正是基于“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的认知，程颐从根本上否定了荀子在儒学传统中的地位：“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虽曰遵子弓，然而时相去甚远。圣人之道，到卿不传”。“性善”论是理学的根基，性即是理，理不变，则“性善”不变。而宣扬“性恶”的荀子，也由此遭受批判，以孟子的对立面被拉出来“游街”。

朱熹继承了程颐的立场，同样从“性恶”等方面对荀子进行批评。认为“荀卿则全是申韩……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直接将荀子排除在儒家行列之外。在极力贬低荀子的同时，朱熹还不忘大力提高孟子的地位，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随着官方将其定位为科举法定教科书，《孟子》便如日中天，成为此后数百年士人的必读之书。孟子之地位，也由此坐着火箭上涨，成为了继孔子之后的唯一真传。

至南宋，理学势力不断扩大，诸多理学家亦得以在朝中任职。此时，将理学名臣封爵、请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胡安国、魏了翁等人的“请愿”下，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追谥周敦颐曰允，程颢曰纯，程颐曰正，张载曰明。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又追封朱熹为徽国公，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郿伯。

随着二程与朱子的地位被抬高，荀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理学家们逐渐掌握了话语权，荀子这个异端，在他们的眼中便变得越来越碍眼。南宋末年，熊鉌在其《礼典议》中提出要将荀子等一批人赶出孔庙。因为“荀况以性为恶，以礼为伪，大体已失，更学何事？”

明初，学者宋濂对荀子的“性恶”展开批判，意欲将荀子取消从祀资格。翰林王袆，亦在上奏建请增列董仲舒从祀时呼吁取消荀子从祀资格。至英宗时期，知府王罃、通判曹铭亦上奏表达对荀子列于孔庙的不满。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礼部右给事中张九功上奏：“臣尝观国学及郡县学，从祀儒先有当黜者……若兰陵伯荀况，言或近于黄老，术实杂于申韩……以性为恶，以礼为伪……学失大本……岂宜列诸从祀哉？”直言要将荀子等人赶出孔庙。但秉着本朝祖制，不宜更改，“前代之所去取，盖必有深意存焉”的原则，明孝宗并未批准张九功的奏折，并下诏“是从祀诸贤都照旧不动”。于是，罢祀之议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真正的打击，在嘉靖九年（1530）到来。这一年，在“大礼议”中，靠投嘉靖所好并顺利当上首辅的张璁，开始主导孔庙祭祀的更置。在装模作样的一番折腾后，张璁将程敏政在开国初年批评荀子、建请黜祀的奏折原封不动的呈给了嘉靖，并附上“臣谨详敏政所奏，率多正论可采。”收到奏折的嘉靖，感叹“忠犬”的高效，并批准了这份奏折。在皇帝的支持下，奏折中的内容都得到实践，荀子也由此被取消从祀的资格，被人从孔庙中赶了出去。自此，官方的宣传中，再没有了荀子的身影。清延明制，孔庙祭祀的人物不断增改，但也始终没有将荀子再纳入祭祀的对象。于是乎，孔庙祭祀就变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模样：孔子作为通天教主高高在上，四配、十二哲朝于两旁，一百多位先贤、先儒受人朝拜，但作为儒学集大成者的荀子却不知身处何方。─转帖，说的大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