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方的宗族观念这么强？ 第1页

目前个人认为，南方社会的宗族化是稻作区深度内卷化的体现。

实际上南方社会也有非宗族化的地区，太湖平原，两湖平原，以及整个长江上游（川渝大部，鄂西宜昌一带）都是相当小家庭化（原子化）的。

最典型的宗族化社会在华南（福建广东，广西东南），其次是江右，徽地（皖南山区），然后是鄂东，湘楚（即湘语区）。宗族性依次减弱。

观察这些非宗族化与宗族化地区，有个很大不同就是宗族化的村庄都是聚居的，并且宗族化越深，村庄规模越大；而非宗族化的村庄，都是散居的，并且小家庭化越深，村庄规模越小。

有一个可供直观对比的样本就是两湖平原，这里显然社会形态较为接近。平原虽然总体是非宗族化的，但是东部江泛区，例如仙桃，天门，监利，却有相对半成型的宗族，而这里的村庄就聚居的比例比较大。相比之下，西部正常区的松滋，石首，京山等地，基本村庄就很散。

南方社会都是纯粹稻作区，或者旱稻兼作区（主要在长江上游），这些地区，水系相对发达，特别是纯粹稻作区，土地都是水田。这是因为所谓水稻，本身就带一个水字，生长所需水源很多。因此，稻作必定需要水田。所以，稻作区的村庄形成，一开始很难认为是聚居的，因为人们可以就近在耕作的田地附近居住，不需要担心水源远近，因为取水是很容易的。

散居的村庄必定不容易形成宗族，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个体之间的联系比较疏远。这也表明，聚居化就是宗族化的开始。不过，散居阶段，并不意味着个体没有超出小家庭范围的合作，由于水稻需要大量水源，灌溉工程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这就需要群体性的协作，而这些群体通常是就近的同族，这是宗族组织的一个初始雏形。

相对散居和相对协作，构成了某种对冲，使得宗族化不容易马上推进。不过，水稻生长又有一个特点，就是单位产量很高，而且很容易通过精耕细作来提升单位产量，因此，水稻总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同时，稻作区的生态环境，一般也比较稳定，所以，这种过程会持续推进，使得人口很快就进入过密化的增长，人口与资源（土地，水源）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产生了资源的争夺。

这样一来，宗族化就开始了，或者说，是一种与原有的小家庭形式的原子化对应的，借助血缘联结构建的宗族形式产生的集体化。在灌溉协作中，同族的人们不仅加强了联系，并且有了一种共同为某片田地贡献劳力的体验，因此，为了争夺资源，这种联系就会在此基础上迅速扩张，而且也将这种共同贡献推进为土地的真正共有，这就是族田机制。当然，在对未开发，未定主土地的集体争夺中，这种土地必然也很容易归于集体所有。

族田机制使得宗族组织产生了经济连带，他就不单纯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了，而是有着更切实的，世俗目的一个经济共同体，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加强了。在这种宗族化的过程中，同族的个体不断聚居化，散村合拢为集村，形成一个又一个“山头”。宗族即村庄，村庄即宗族。他们彼此划定土地界限，互相斗争，不过有时候也会联合。

同样通过两湖平原，和华南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宗族化的两个阶段。在两湖平原，有个特殊的情形，就是生态环境不稳定，长江经常泛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明初开始形成的两湖平原村庄，就一直维持在初始的“散居小农”状态，个体多散居并且自有土地，也就是自耕农主导。每次洪水褪去，良田尽显，好不容易可以耕作，但有会被下一次洪水所冲击吞没，就这样反复震荡，于是人口就始终无法迅速增长，抵达资源紧张的内卷态。

而在华南地区，显然是另外一番图景。它已经进入了深度的“聚居宗族”阶段。这里生态稳定，但是土地狭小，于是人口很快迅速增长，人地资源关系抵达高度紧张，土客械斗，土土械斗层出不穷，并且宗族开始各种吞并，扩张，小姓被迫改姓大姓，或者集体逃亡，或者失去了土地，被强迫成为大姓宗族族田的佃户，世世代代不能改变。由于人口压力实在太大，这里还出现了去往海外的浪潮，北美南洋，都有闽粤华工的身影。

两湖平原东部的江泛区则可以视为一种资源紧张提前到来的状态。由于此地长江泛滥太过严重，严重影响耕作，土地争夺就提前到来了。不过，这里不能像华南一样形成典型的“聚居宗族”模式，而是一种“半聚居半小农半宗族”的状态，宗族组织很不完备，聚居程度比较弱，族田比例也很低。应该说，这种状态是比较特殊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南方社会，就没有进入宗族化呢？

原因就在于，稻作区尽管很容易造成资源紧张，但是，稻作区又更容易产生生产剩余，进而发展商品经济，而这局部改变了原本农业经济的一般模式，使得资源紧张得到缓解。商品经济体现在土地关系上最显性的特征，就是从土地自有化走向租佃化，个体从自耕农转向佃农和地主，村庄出现了阶层分化，有了资金的往少数人的聚集。自耕农状态下是没有商品经济的，因为没有任何分化，资金总是平摊而微薄，个体始终是自给自足的。

所以，一个地区是否进入宗族化，主要是看，资源矛盾的大爆发是否早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提前到来。如果没有提前到来，那么散居村庄随着佃户和地主的阶层分化，在地理上也将走向分离，而不是聚居。商品经济将独立形成聚居的市镇，也就是集镇，与散村对立，而地主将会不断城居化。如此一来，佃户始终是小家庭化的，而地主则反而在市镇获得家族扩张。于是两层结构就形成而不能回退了。

长江上游，太湖平原的情况符合这种情况。无数周边环绕的散村与中心较大体量的集镇并立，小家庭化的佃户住在乡村，而大地主则城居市镇，这里的商品经济也颇为发达。与此对应，两湖平原就不是这种情形，这里散村主导，集镇规模比较小，这就和它作为散居小农的初始状态适应，没有过多的商品经济，个体多数为居住乡村的，小家庭化的自耕农。

而如果资源紧张确实提前到来，那么土地将不是走向租佃，而是共有，也就是族田化，宗族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实际上，如果我们观察宗族化地区的土地关系，族田毕竟是一小部分，也有大量田地是私人租佃的，所以，这说明宗族化村庄同样也是存在商品经济的，只是它相对的比较延后，并且没有那么能有力对抗资源紧张。

（另外，租佃私田，以及自有田地的存在，显然也会削弱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前者加速佃户与地主的分化，后者则使个体持续保持原子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族田比例是衡量一个宗族强弱的标志。对于土地来说，它只有租佃，自有，族田三种形式，族田多了，前两种就少了，反之亦然。当一个村庄的土地全面走向租佃或者自有，不再有族田时，宗族也就事实上不存在了。）

由于土地共有，那么就无法形成佃户和地主两个阶层，宗族内部是一体的，于是，资金不是集中到地主，而是集中到集体，因此，宗族又被人称为团体地主。在早期，为了维持土地共有的纯洁性，族田甚至是不允许族人租佃耕作的。因此，这样一来，宗族内部无法出现佃户和地主的彻底分化（尽管内部也确实存在私田的租佃），族田构建的租佃关系是宗族与外部异姓展开的，有时候体现为宗族村庄与佃户村庄的分离。商品经济也不能使得市镇和村庄分离，宗族将集体性参与并主导商品经济，而不是少数地主。于是，这些地方的集镇实际上是集村的一部分。两层结构始终无法形成。

华南，江右徽地最符合这种情形。村庄规模庞大，市镇与乡村混杂在一起，且市镇通常被宗族（村庄）控制。由于宗族是集体性的进入商业活动，因此，它有时候甚至是市镇基础，也就是市场本身的构建者，主要是出租客商收取租金，而不是充当私人化的小型业主。在这些大型村庄以外，还围绕着小型的佃户村庄，佃仆村庄为其服务。

不过，一般来说，商品经济总是只能延缓资源紧张，而不能彻底解决，并且商品经济的强弱也和多种因素有关。因此，长江上游，太湖平原的情况，实际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状态。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商品经济天然发达，并且村庄是清初开始重建，因此资源并不紧张，也来不及抵达紧张的状态；长江上游的其他地区，则是旱稻兼作区，生产条件相对艰苦，这可能抑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它与商品经济的规模维持在一个可以相对宽松的限度。

而对于太湖平原来说，也就是典型江南社会，其人口是相当稠密的，甚至是帝国最高密度，但是这里又有着异常的，最繁荣的商品经济，因此这里也始终没有进入宗族化状态。不过，对比一下其和长江上游（事实上也包括两湖平原），可以发现，这里的村庄相对规模要大一些，小家庭化的趋向也明显弱于长江上游，宗族性要强一些。这也是很好理解的，这里人口要稠密的多，其更接近那个宗族化的临界态。

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两湖平原西—长江上游—太湖平原—鄂东湘楚—江右徽地—华南”看成南方稻作区社会宗族化的六个阶段。越往后，宗族性越强。这个指标还和村庄大小，族田比例呈现正相关。

其中，两湖平原的东西两片，又可以看出稻作区初始“散居小农”阶段不完全分化的两种模样。东部江泛区有逐步走向类似江右乃至华南“聚居宗族”的趋向，族田比例相对西部较多，而西部正常区则有走向类似长江上游“散居佃户”的趋向，租佃田地比例相对东部较多。可以说，观察稻作区的社会演化，两湖平原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深度的宗族化，宗族组织是逐渐从血缘共同体，往经济共同体的更世俗目的转化的，因此最终实际上越来越靠近一种拟血缘共同体，这在华南最为典型。小姓吞并，同姓联宗，异姓联宗，都是这种拟血缘的体现，个体不再具有实质的共同远祖了。甚至还出现了将公鸡骨头供奉为共同远祖，构建宗族的魔幻场景。

宗族组织在组织市场，进而掌握市镇以后，也会逐渐将自己的力量往更大的城市渗透，在大都会实现各种联宗，扩充实力，甚至在城里也大兴土木，建造各种祠堂。因此，南方宗族化的社会往往有这样的特点，其总是将乡村视为某种根基，城市是角力的舞台，是乡村的极限延展，而非长久居留之所，这也体现了这种社会中，民间社会的强韧。

那么，为什么北方社会没有出现比较强的宗族化呢？

北方社会是旱作区，多种小麦，与稻作区相比，很大的不同在于小麦对水的依赖比较小，这也是为什么水稻对应水田，小麦对应旱田，这就使得北方不存在南方那种灌溉协作机制，在最开始就是相对小家庭化的，而没有超出小家庭范围的协作。

不过，旱作区却不能像稻作区那样有相对随处可见的水系，因此，个体要居住就无法随意散居，而是只能依赖少数河流或者开凿的水井。于是，即使一开始是相对散居的，随着人口增加，也会更快进入聚居。水井工程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协作，并且常为一个村庄所公用，但这种工程是一次性的，后续也没有常态化的合作，只是单纯公用，因此，它还是不能像灌溉协作一样形成长期的合作机制。

旱作区的生态环境相对不稳定，作物单位产量也相对较低，因此，这里不容易形成商品经济，也不容易进入长期性的人口过密增长，否则会在一次灾害到来时深度动荡，迅速回退。于是，这里既不会出现南方商品经济较早出现而进入了土地租佃化，佃户地主分层化，也不会出现资源紧张较早到来而进入的土地共有化，进而进入宗族化阶段，土地是始终自有主导的。

南方社会的聚居是同族聚拢的过程，是宗族化的体现，也因此，同村总是同姓加同族，从而形成一个宗族对一个村庄的整合，但北方社会的聚居来的很早，并且并不是因为资源紧张，同族聚拢的目的，因此，北方的集村就常常是多姓，多族的格局。

相较于南方社会在相对散居和相对协作中获得对冲，进而从“散居多姓小农”走入“散居多姓佃户”与“聚居单姓宗族”两种最终状态，北方则显然是在相对聚居和相对独立中，最终走入了“聚居杂姓小农”的状态。在这里，土地没有发生共有，宗族无法凝聚，更因为多姓共存，无法统一村庄。而在这种聚居格局下的村庄内部力量的紧张格局中，则产生了另外一种集体化，也就是“小亲族”组织，它不出五服，比宗族小，也更加松散。一个村庄中，往往多个小亲族并存，互相拉拢并且争斗。

由此可见，因为北方村庄的聚居提前到来，它的力量紧张是来源于村庄内部，而不像南方村庄，其力量紧张是来源于散村阶段人地的资源紧张，因此，南方村庄聚居化必然带来村庄内部的统一，而不会分裂，因为聚居就是统一的结果，敌对的异族只会远离，不会靠拢，争斗的单位也就变成了村庄与村庄（也是宗族与宗族），而不是村庄内部的若干小亲族力量。

缺乏农业协作，提前进入聚居，不易深度内卷，这是北方社会不容易宗族化的原因，实际上还是旱作区和稻作区的生产条件不同带来的。在北方，虽然也有一些同村同族整合起来的宗族组织，但相对虚化，内部依然会分裂为小亲族，而且往往也没有多少族田。这些宗族组织，倒是比较接近没有宗族化的南方社会，后者也存在这类组织，特别是在长江下游平原，不过，长江下游平原的虚化宗族之下，就是数个小家庭了，这与北方的虚化宗族之下是小亲族，又有不同。

总结：南北社会发展的三个路径

北方旱作区：“散居小家庭多姓小农社会”—＞“聚居小亲族多姓小农社会”，土地始终自有化，不产生宗族（村庄）同一结构。

南方稻作区：“散居小家庭多姓小农社会”—＞“散居小家庭多姓佃户社会”+“聚居大家族单姓宗族社会”，土地走向租佃化和族田化两个方向，后者产生宗族（村庄）同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