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怎样辨别街上乞讨的假乞丐吗,让你多捐一点再多一点的就在此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受难者也许会低声下气,但是绝对不会趾高气扬地贩卖自己的苦难。
你以为这些子女是由于自己母亲的权益无法得到伸张,而向导演要钱的吗?
你以为他们是因逝去的老人没有得到关注而感到心寒,才向导演要钱的吗?
不是,他们只是为了钱而要钱,而不是关注老人,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一块看起来华丽的遮羞布,他们的目的是钱、钱、钱和更多的钱。
原因还是钱,嫉妒让他们起了贪念。如果在小县城或者干脆是偏远的农村,你也许会听说过这样的故事,说某某农民伯伯偶然中了彩票,于是找他借钱的人纷至沓来。如果给其中一个人借了钱,那么其他人借钱的时候就是非常硬气的。
这会子如果那个中彩票的伯伯不借,会被骂一句没有良心、小心眼,更甚者来两句国骂。这便是所谓你富你有理(借我钱),我穷我有理(让你给我借钱)。
何等的趾高气扬,何等的理所应当。
现在郭柯导演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帮人。
这帮人语言水平很差,逻辑也很诡异,尤其是这一段:他们都是“慰安妇”,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没有这个题材哪有你的电影。
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问一句,如果没有这个电影,哪有你现在嚷嚷着要抢的钱?
但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几句,大意是:电影赚钱了,和我妈一样受过苦难的人都得到钱了,你给他们都给了钱,为什么不给我们给?
我妈也是慰安妇,凭什么不给我们给?
非但如此,你还给了别人?
好一句为什么。
且不论受害者已经去世,金钱于她已无用,单看这些子女将老人们受到的苦难,称之为他们努力的结果,宛如向世人证明她曾受过非人的折磨,以求世人给予怜悯和钱,好让自己过活。
还敢问一句为什么,好一个绿眼睛的恶魔!
在电影《二十二》之前,有一部《三十二》,也是郭柯拍的。为什么叫三十二,因为和二十二取名一样,在12年拍摄之时,公开的有三十二位幸存者。到14年开拍《二十二》的时候,只剩下二十二位,故名《二十二》。直至17年上映,只剩下八位。
你可以看见,图中有14位老人的名字,已经打上了黑框。郭柯说:“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
今年五月,《三十二》中的主人公韦绍兰老人去世,享年99岁。
我在看《三十二》的时候,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不是韦绍兰老人亲口讲述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而是她豁达乐观的心境。影片开头,她说,“现在还有一百来块钱。这种吃的很难讲的,大用一点就没有了,必须小心地用。”
“下个月的还没领。三个月才讨九十块钱,买什么?买白菜啊,白菜便宜,买白菜吃。我买菜一次要五块。”
“会用就够了啊。多就多用点,没得就少用点。怎么会够,怎么又不会够,我都不晓得。”
“做不了(农活),没力气。还做得……我是玩不安心的,还能做(农活)的话,吃完饭就去挖药草了。现在挖不了了,看到药草好恨的,做不得了。”
你知道在《三十二》的纪录片中,韦绍兰老人最后说了句什么话吗?
她说: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你甚至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受过非人折磨的人会说出的话。但似乎又合情合理,这是一个活了九十余年的老人,对万般生活秉持的不灭真谛,它坚韧得像随处可见的野草,牢牢扎进石缝里的根。
乞讨?不会的,还能靠自己活。
我再告诉你:
据导演郭柯回忆,2012年他拍完韦绍兰的部分,临走前给老人留了500块钱。第二天,老人给摄制组一行4人每人发一个红包,每个红包里都装了100块钱,并嘱咐说:“快过年了,给你妈妈买点糖果吃。”
年迈如她,尚且如此,试问讨钱的子女们哪一个不是好手好脚?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
对这些老人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世人怜悯,即便世人常怀怜悯之心;他们需要的是尊重,即便是自己受过的耻辱,也请尊重。
我永远尊敬这些老人,如有机会,也一定会参与募捐行动。在我尊敬他们的基础上,我对这些子女嗤之以鼻。生而在和平年代,你们吃的太饱了。
而现在,讨钱的慰安妇子女们可能会觉得郭柯导演没良心、小心眼,但我更加欣赏这个导演。因为这让我知道他没有作秀,没有弄虚作假,他的钱真的给了这些老人。
生而在战争年代,你们辛苦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爱与正义长存。
1、在拿到公映许可证后,该片曾因经费不足众筹100余万,演员张歆艺亦曾无息借款100万。
2、《二十二》成为中国首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3、剧组等相关人士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86003.95元,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导演郭柯捐出导演个人收益400万元。
4、2018新春探访行(1月1日—15日)已将改善生活援助金送至影片中老人或家属手中。
5、向郭柯讨钱者均为已去世受害者的家属,在《二十二》中未上镜。声称她们都是‘慰安妇’,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
6、“我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尊重,”张双兵称,“是我翻开了历史的旧账,撬开了老人们的嘴巴,哪怕不给我那么多钱,一点辛苦费总该给吧。”
7、郭柯:在影片中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也已给了援助金,我没给张双兵钱,更没让他将钱转给其他受害者或家属。
8、郭柯:未在影片内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可通过合理途径申请救助资金,比如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未在影片中出现的人,未给予我配合的人,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
简单八条,很清晰得就梳理清楚了整个事件,两个字:碰瓷。
这些家属,知道新中国怎么来的吗?
相关家属走在路上,吐了一口气。
这可是空气啊,没有空气,你们都得死。
来,打钱。
最后回到问题本身,当今中国历史题材的公益纪录片生存环境就这样的艰难吗?
没人投资,需要众筹。
有点票房了,钱全部捐给公益,非参与人员蜂拥而至,仅仅因为沾了“慰安妇”三个字。
其实我很好奇,除了他们讨钱以外,当初他们为什么没有给与配合?
怕丢人丢脸?
怕白辛苦,票房低,没有钱赚?
单纯的怕麻烦?
心怀敌意,懒得配合?
这几条理由总有适合他们的。
虽然受尽了生活的磨难,但那些老人在晚年都乐观恬静,充满人生智慧,可爱而可敬。
但有些后人,恐怕都已经成了他们的谋生手段,消费老人的过去。
(避免引起非议,不想提一些很敏感的问题。)
其实很难想象,那些老人回归家乡、家庭之后,面对无数人的非议,都经历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或许,正是因为见过各种各样的无数嘴脸,才能那样的恬静而乐观吧。
“这世界真好。”
当初看《三十二》,当韦绍兰老人说出这么五个字的出后。我一个大老爷们,眼眶瞬间就湿润了。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未在影片中出镜的慰安妇子女要求导演给钱。早在2018年初,导演就已经给了在影片中出现的9位山西老人援助金,影片中出现的其他地方受害者或家属也已经给了援助金。一共给24位老人或者家属发了援助金。
最后导演建议:未在影片内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可通过合理途径申请救助资金,比如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
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让我想到2016年上海一所慰安所“海乃家”被拆除时,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报道的《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
这则报道的很多链接都已经删除了,强烈建议大家看看这个新闻采访。
上海虹口区“海乃家”是二战时一家高级慰安所,共有17个房间供慰安妇居住,1940年,“海乃家”拥有日本慰安妇10人、朝鲜慰安妇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是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慰安妇制度的证据。
2016年,这座日军慰安所旧址被拆的报道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除了对历史遗迹的破坏,更魔幻的是在这个报道中所有受访者的言论,让人心寒又心痛。
关注点1:上海市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的馆长何瑛称慰安所是妓院。
关注点2:周围群众称慰安妇就是妓女,不是正能量的。
关注点3:附近的受访的学生觉得不光彩,还是不要了解比较好。
为什么要拆除这座慰安所遗迹呢?原因还是经济,简单说就是钱!
当时沸沸扬扬的舆论声中,有网友爆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如果拆迁屋主必然会得到一大笔补偿金,所以受访的群众才能轻描淡写地说:上海那么多所慰安所,我们这一座也没什么……
看了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言论,越发让我们明白,历史是真的需要去追寻和铭记的。特别是与韩国社会对慰安妇的包容和关怀对比,我们社会真的做的太少了。
当时“海乃家”拆迁被紧急叫停了,我刚去微博上搜了一下,今年还是悄无声息的拆了!
在《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报道中,苏智良教授带着学生去“海乃家”捡拾被拆除下的门窗作为纪念。
苏智良就是《二十二》电影的特别顾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海乃家”以及上海无数的慰安所都是他发现的。
我是上师大已经毕业4年的学生,曾去听过苏智良教授的讲座,我所在的专业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创始人陈丽菲教授正是苏智良的夫人。陈老师曾是我大学多门课程的授课老师,她也是“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者之一。因为有这层渊源,亲耳听过这些故事,所以看到《二十二》、《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时感触特别深,热泪盈眶。
《二十二》中很多慰安妇老人是苏智良教授探访找寻的,他们夫妇每年都回去各地探访这些老师,并捐助了20万。
有人愿意为了钱上演魔幻现实主义的剧情,而有人愿意为了历史倾尽所有的财力、物力。
历史真的是需要铭记的,更是需要敬畏的。有些钱是可以赚的,但不能用讹的。
那些老人熬过了最艰难的人生,希望她们也能干干净净地离开,不被打扰,不被恶名所误。
也希望历史能记住那些为了让大众铭记历史而努力的人们。
哦?毛熊和鹰酱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要成真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