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上大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什么体验？ 第1页

这个问题适合我，我就是77年那一届。

如今每逢高考的日子，考点学校前的景象蔚为壮观，这壁厢，彩旗飘飘，保安如林，那壁厢，车辚马萧，人头攒动。

考生们带着扇子.花露水.清凉油，还有女生用纸包着几朵茉莉花，以备提神醒脑。

家长们则捧着吃的喝的守在考场外。

考生们似乎对此反应冷淡，有的甚至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责怪家长，露出一副“烦着哪，别理我”的神气。

我不由得心里阵阵发酸，当年自己复习迎考的情形一一浮现在眼前。

那时我在工厂做工人，广播里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高等学府的大门第二次向我们敞开。

第一次敞开的大门是给张铁生的白卷关上的。

1973年，邓公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复出时，曾经第一次破天荒的低调的恢复了招生笔试，考试试题简单容易，有初中水平答题就绰绰有余。

可是，张铁生以干农活，无暇读书为由，在考卷背后写了一张大字报。拼命贬低其他考生，抬高自己。最终好事还是被四人帮搅黄了。这样的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参加，还是放弃？

“老三届”们面临着选择。上大学真的要凭分数？考大学真的凭本事?录取考生不再查三代？也不必给头头脑脑意思意思？大学招生考试，会不会再次流产？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1978年报纸上最流行的短语是“心有余悸”。

报考后，又遇上了新的困难：

那时高中旧教材和复习资料好珍贵，犹如古玩古董，犹如名人字画，要想觅全一套真难于走蜀道。求爷爷告奶奶搜罗到零星几本就算是幸运的了。

为了拾遗补缺，大家交换着看，交换着抄，借来的书读起来十分珍惜，一个字的都不轻易放过，除了上班，余下的每一分钟都浸泡在书中了。

那时候，我住在工厂集体宿舍，同事们主动替我分担生活琐事，不用我打开水，整理房间等。我挑灯夜读常常至深夜，同事们从无烦言。食堂里一位姓胡的老师傅也默默地关心着我，每晚他都给我留着锅巴与肉汁。我深深感谢他们。

考试的日子在深秋，我们厂离考点远，又不通车，更无出租车。凌晨就出发，步行到考点。中午，我们想找一个既能复习又能休息的地方，我们几个在市区都举目无亲，想来想去有一位想起他在三建公司的一个朋友。上午考完后我们就投奔此处。

谁知那天正值他朋友上夜班，此刻酣睡正浓，被叫醒后，他忽的一声跃起，拎起热水瓶冲了两壶开水回来，又取出炒米糖，花生仁招待我们。谈话之间他也流露出想参考之意，只是上班辛苦劳累而放弃了。

他向我们打听今年的语文试题。当他听到作文题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时，他张大了眼睛，说，“这个我也会。”

他又两眼盯上了我们手上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复习语文用这个？”“不，是复习政治用的，也是我们唯一用来复习政治的材料。”

高考第二天，因为怕搅了别人清梦，我们另觅他处休息。

三天的考程，没有父母呵护，没有亲人照料，每天迎着寒风出发，踏着夕阳回来。虽然辛苦却幸福而满足。

高考，给了每一个考生平等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考，也给了每一个年青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希望大家能珍惜

又是一年入学时，我工作的大学校园里 ，下一周就会迎来新成员了。现在的新生，一个跨肩背包，一个拉杆箱，手机，银行卡基本就搞定了。与我们当年扛着棉被，提着热水瓶的情形已大大不同了。

我是60后，1983年的高考季，我收到本省最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自此，我的人生，与儿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父母是军医，参加过抗美援朝（所以说美帝国主义也就那么回事儿），和平时期在野战医院工作。安生的年景给驻地的乡亲治治病。当然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时不时要组个医疗队，到各地防个疫，救个灾什么的，短则十天半月，长可一年半载，而且常常是一场说走就走的行程。我就成了留守儿童。无人管制的日子很自由，摘桃摸瓜，捕蝉掏鸟，男孩子能捣的蛋，女孩子也能捣得。但没爹妈疼爱的日子也很孤单，风起雨来，落阳西下的时候，没有人喊你回家吃饭。

孤单中最好的慰籍是读书，书中的世界陌生、新奇、令人向往。一旦迷上了书中的世界，最难消受的将是身边生活的平淡、庸常。想想我将来的生活，可参照的无非周遭成年的哥哥姐姐们那样，在县城的医院里有一份打针、抓药的工作，或者在镇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百货公司做个售货员，在当地人艳羡的目光中把日子打发掉，一日犹如千年（回头看来，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

爱读书的孩子总不至于太笨，成绩也不会太差。幸亏有了恢复高考，当我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日，不禁大大松了口气，此生有望啊！

时至今日，一纸国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是寻常，甚至拿到国外大学的offer 也不是太过稀罕的事。但是，我依旧感激当年如期而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且清清楚楚地明白，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命好，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国运好，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它给了我这样的普通人凭借自身努力，改变命运，追逐梦想的机会。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并没有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但是，大学教育终究给我的梦想插上了翅膀，让我可以随了心意，有撼无悔地活成现在的自己。

高考中的学子痛并快乐着。生在这个时代而没有经历过高考的青春，和没有追求过爱情的青春一样称不得完整。在最好的年华，以最纯粹的智慧和渴望，拼尽全力，倾尽热情，为成就自己放手一搏，一生难得一回。

80后中青年，21世纪初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代表前来报道。

我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市，爸爸是个普通的基层村干部，妈妈做小生意。家里条件很一般，算是普通的小康之家。

众所周知，在山东高考，算是最难的几个省份之一。小县城的学习生活很简单。三点一线，家、教室、食堂之间来回。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跑早操，早上两节早自习，早饭，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三节晚自习，我在的实验班还要多上一节。等到下课回到家都要十点后了。高三每个月放1.75天假。是怎么算出来1.75天的呢，每个月休假的那个周末，周六上午上完第二节放假，周日晚上来上晚自习，凑出来一个1.75天。记得高三前的暑假也才放了两周，还是热得有同学中暑才放假的。

经过高三的折磨洗礼，终于到了高考。高考成绩放榜，我成绩还算可以，看了看这个分数，能上个重点学校，家里就我一个孩子，爸妈也希望我离家近一点，为了稳妥起见，就报了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海大作为一个理工类高校，文科排名最往前的专业当年查了查是管理学院的会计系，就选了会计学专业作为我的一志愿一专业。最终也顺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转眼一个暑假过去，到了大学报到的时候。说实话来自小县城的我之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是青岛，还是六七岁的小时候。现在要自己一个人独立在一个城市学习生活，其实还真的有点慌张。大学生活的画卷就在我的紧张不安中向我展开了。

军训后开始正式的大学生活。坦率的来说，当时图专业排名选择的会计专业好像并不是我喜欢的方向。一方面我对数字并不敏感，另一方面我自己是个很喜欢分享和沟通的人，而会计财务类的相关工作更偏技术和专业。但还好海大是个包容多元的高校。除了学习，我还有其他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很多的时间我泡在了图书馆，读了很多各类领域各个方向的书籍。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建设了一个名为阳光使者团的心理援助社团。这个社团最终通过四年的建设被评为几百个全国十佳高校社团之一。大二在学校的支持下我拿到了去山东大学交换学习一年的名额，在山大期间也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除了学习和社团，当然也忘不了一起光着膀子打游戏的室友们。毕业多年，各位好兄弟也都进入了婚姻有了自己的生活，也祝大家都能过的越来越好。

毕业求职的时候很荣幸拿到了宝洁中国的管培生的offer。从北京到深圳到广州。从快消行业到管理咨询行业。现在我已经在广州结婚安家。

回想起大学生活，真的非常感谢大学给我的培养和教育。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优秀的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会淡化学历和专业而更多强调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但大学期间带给我的成长和对我个性能力的塑造和培养，真的让我终生受益。

祝母校发展越来越好。

如果说上一代人的信条是「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我目前更能接受的表述是，「知识改变自己」。

这当然是出自个人狭隘的视角。对于像我这样，有幸在一线城市中产家庭长大的人来说，命运已经在三十多年前被父母改变了，永远无法感受到高考曾经是一种多么悲壮的孤注一掷。

命运好好的，不需要改变：开明的家庭环境，优秀的教育资源，足够一套房首付的家庭储蓄，在参加高考前就已经手握国外学校的录取，这对于父母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家庭而言，如此千篇一律。对了，我是家庭中最低学历者，父母都是 PhD，而自己只不过拿了个法律职业文凭。

需要改变的，只有自己。

你可以选择把上一辈编织的社会安全网当成蹦蹦床，如此蹦上三十年，也可以选择走上一条家庭的社会资源和经验都帮不上忙、需要自己重新进行原始积累的道路，并为此储备对应的知识。

你可以选择终日和那些同样幸运而不自知的人们为伍，也可以选择去接触看似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没有这么幸运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驯服自己不安分的优越感。

在高考中全力以赴，考个好大学，争取和更优秀的人为伍，极大有助于实现上述两个选择中的第二个选项，尽管这或许不像四十年前那样，伴随着社会地位的大幅提升。

上面这张图片，出自我和 @王妈妈 的恶趣味，晒一下这些年拿的一堆证。上清华，没有让我们暴富，相反，因为见识了更多，所以更快地看到了自己的上限，明白了个人努力在什么时间点就开始边际收益递减，形成了更理性的期待。

但另一方面，上大学这件事，却彻彻底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看看相熟的同学们，每个人都在奋力游泳，很少有人上岸，却也见不到有人在随波逐流。

我必须指出，以上的感想，都是出自非常狭隘的个人经历。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部分人还是没有现实条件来把读大学视为一场惬意的个人修行。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统计，2011-18 年，有70% 的大学新生是家里的第一位大学生，他们所背负的期待要比我沉重得多。

而这才是我对问题的回答：恢复高考四十多年以来，上大学这件事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在有的人心目中它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沉重而悲壮，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一切并未改变，高考仍然是无数人追求幸福的方式。

上大学，对于部分人来说，已经平凡如空气，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仍然承载着所有的梦想与骄傲。这种对立，在恢复高考四十年之后，是难免会存在的。对立不可怕，只希望四目相对时，彼此依然能够心怀坦诚。

目前，新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彻底改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行政部门尾大不掉，工资过高，而学术部门，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部门，则被要求“勒紧裤腰带”，以更少的资源培养更多的学生。亨利·海勒（Henry Heller）在新书《资本主义大学》中探讨了这种运动的根源。

在深入调研各领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记录从冷战到今天的学院、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史，该书展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作者认为，美国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反映在“对学科发展的知识/意识形态反思”中，再加之资本通过国家机器，利用学术机构的合法性来营造认同，以证明目前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合理性。

作者还研究了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如何利用学术研究成果，指导当前的剥削和压迫体系并为其张目。海勒援引了1956年美国空军对酷刑效果和审问行为的研究来说明大学及学术研究是如何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除了这个残酷的例子之外，海勒还论述了统治阶级是如何更微妙地设计大学课程和意识形态来体现本阶级利益的。他特别关注了经济学部门如何将所谓的自由市场理想化，把资本主义制度合理化为人类迄今为止能形成的最完美无缺的系统，并将其研究限制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定量分析上。

海勒写道，“在资本主义的方法论中，试图否定经济系统的波动，否认整个系统的进步是建立在反复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上的。”它也掩盖了这一事实：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自由个体之间的交换上的，而是基于制造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阶级剥削之上的。

除了揭露学科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之外，海勒还重点论述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统治阶级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高等教育体系，狭隘地将其当做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工具。联邦和州政府通过削减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资助，迫使大学向资产阶级的基金会求助，为研究中心、院系和讲席教授提供资金。不出所料，这些基金会资助了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项目。

海勒认为，为了实现这一转变，统治阶级还必须镇压学生激进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运动。他回顾了1964年发端于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的抗争过程。学生们抗议高等教育成了知识工厂，剥夺了学生的自由，不断再生产统治阶级的思想，并在越南战争中倒向美国帝国主义，由此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有关大学性质和学习知识的目的的大规模论战。

海勒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生和教师取得的令人瞩目的胜利。例如黑人研究和妇女研究等课程和项目得到普及，学生深度参与校园管理，以及“代位父母”式（允许大学等机构代替父母的职能，依照他们认为适合于学生的最佳利益与规范管理学生，但不允许危害学生的公民自由——译者注）的学生生活管理方式逐渐式微。虽然校领导们勉强通过了这些改革，然而近几十年来，又很快取消了大多数的改革措施。

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下，学生受到的压榨日趋深重，他们被迫接受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个人主义的、竞争性的教育方法。学生学习商业和经济学，却忽视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只专注于学习能让自己安稳生活的专业，以求在当今这个看似岌岌可危的世界谋得一官半职。

在回顾上述成功的反抗经验时，海勒解释了在后现代主义风靡的人文学科中，研究院校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共谋”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掉进了空想，拥抱不确定性，拒绝解放和革命的宏大叙事，无非是“向资本主义具有看似压倒性势力的现状投降”。统治阶级因此成功地重塑了资本主义大学，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新自由主义特征强加其上：大幅削减国家资金；管理机构臃肿、薪酬过高；滥用合同和兼职教师；学生通过大量贷款支付高额学费；通过知识产权专利圈钱；以及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海勒强调，美国首创的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全球化“必须被视为和美帝国主义在海外的军事、金融和经济霸权同样重要的一部分”。

最后，他讨论了大学系统内部的发展阻力。随着研究生工会爆炸性增长的现状，海勒意识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政治和阶级意识不断增长的潜力”。目前，新一轮的BDS运动方兴未艾（即抵制、撤资、制裁运动，原为自2005年7月9日起由英国社会运动组织的一项全球性运动。目的在于向以色列施压，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占领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尊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平等权利，并尊重居于海外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比如在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谋杀后爆发的针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大规模抗议，以及接连不断的校园性侵丑闻激起的愤怒——这只是一部分激进运动的例子而已。它们为学校新一轮的激进运动做了铺垫。

然而，校领导们试图通过巩固原有的体制和知识框架来平息异议。他们 “在校园里建立安全和警察部队”，解雇、驱逐了像史蒂文·萨拉塔（Steven Salaita）这样的左派教师，同时为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米洛·伊安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这样的右翼保守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在斯宾塞于佛罗里达大学发言之前，州长里克·斯科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便执法机构保护他免受左派袭击。

在《资本主义大学》一书出版后，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上任的第一年就涌现出了英勇斗争的浪潮。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学生组成了游行队伍。教师、工作人员和学生在机场抗议穆斯林禁令，并且成为了米兔运动的中流砥柱。

事实上，在对高等教育的性质和作用进行辩论时，学校成为了更重要的战场，分出了左右两派，以及教职员和他们的新自由主义领导两派。海勒的书是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极为宝贵的批判武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大学作为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工厂的作用，并有助于指导我们努力将人民及其教育从统治阶级的利益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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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k-zhang-3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理解里，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

这说起来你们可能觉得离谱，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大量引入外资和外来技术开始后经济发展太快，在这种高速发展下做技术导向企业就是不可能的，你做技术带来的增长率远远赶不上加了外资杠杆的竞争对手的增长率。

哪怕企业真的技术强壁垒高能活过竞争，企业里的员工也必然要被大量挖角，因为员工在这种环境下理性选择也是赚快钱。2000年赚了1000万的和2000-2020每年100万收入的在2021比资产时前者几乎无悬念完胜的背景下，没人会有心思在一家公司搞什么技术的，必然都是想着快，抄，上，做出影响力，跳槽，收入翻几倍，下一轮。

等中国也一年增长两三个点，利率接近0，普通搞技术的可以30混到60的时候，这种公司反而会更容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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