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潜伏》最后余则成成功脱身留在大陆，以他的功劳会得到什么样的职务？ 第1页

直接说结论，如果余则成成功脱身，解放后最有可能在天津市公安局任职，最有可能的职务是某个处的副处长，尤其是政治保卫处副处长，主抓政治保卫、反间谍、反特等工作。同时兼任华北局社会部中某个级别类似职位。

当然这不是最终职位，如果他能通过甄别，获得上级的信任，他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最终可能以正局或副局级干部退休。

关于余则成的职务，需要从资历、功劳、能力、大局四个方面考虑。

从资历看，余则成是抗战后参加革命的，一直到天津临近解放，还没有正式入党（电视剧中，是在1949年7月，在香港的接头人才通知他正式入党）。所以他的资历其实并不高，远远比不过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入党的同志，但是他在解放初期就参加了革命，经受了一定的考验，算是有一定的加分。

从功劳看，余则成主要功劳有哪些？刺杀袁配林、保护钱教授、提供天津城防图、挖出佛龛、提供黄雀计划等，其余的斗智斗勇，主要是自保。其中为天津解放做出贡献的主要就是天津城防图。但是相信地下党内不止有余这一条线（真实的历史中，地下党从几个途径得到了天津城防图，第一个是华北局城工部从天津市工务局获取；第二个是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地下党员从保密系统获取；第三个是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部门获取；第四个是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获取；第五个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通过地下党员从国党第17兵团司令部获取，可以说渠道非常多）。提供黄雀计划为安定天津起了作用，但是没有这个计划，潜伏的特工组织在绝对的军事力量面前，也掀不起大浪来。所以余则成的功劳，对于天津解放其实意义不算太大。在上级看来，他的位置关键，存在的意义很大，但是功劳却未必很突出。评论区有人认为他刺杀汉奸功劳也很大，先不说组织上历来不欢迎不鼓励这种刺杀行为，就算刺杀有功，这个功劳在当时不算大，不少战士可能都在战场上消灭、俘虏过敌军高级军官。比如《亮剑》里面那个神炮手柱子，一炮干翻了鬼子指挥部，击毙了鬼子的联队长，一个大佐几个中佐，这功劳如何？柱子能不能凭借这个功劳也担任科级、处级干部？还有《我的兄弟是顺溜》里面，新四军神枪手顺溜一枪击毙了伪军司令吴大疤瘌，这个功劳如何？当然余则成的作用和功劳都不能这么衡量，他是组织的眼睛和耳朵，部队是拳头，功用不一样。但是论功的时候，要是把这功劳拿出来夸耀，会被人笑话的。不仅余则成如此，整个天津解放，到底是天津1400多名地下党功劳大，还是东北野战军围攻天津的5个军、22个师，35万指战员功劳大？——真实的历史中，关于城市解放，到底是地下党功劳大还是军队功劳大，真有过争论，南京解放时，当时的南京地下党和南下军队就为此产生过矛盾，中央最终做出的结论对当时南京地下党就非常不利，南京地下党总负责人陈修良为此受过上级批评。

从能力上看，余则成没有军队经历、没有治理地方的经历，主要的能力在于特工和反特，所以最合适的职位要么是间谍，要么是反间谍。其次，他的主要工作经历都在天津市，地方和人头都熟，所以最合适他的位置就是天津市公安局。

从大局考虑，当时平津战役刚结束、天津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干部严重不足，所以需要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首先任务就是维持稳定，必然留用大批旧政权的基层人员。所以余则成将会被用于甄别旧政权人员、抓捕潜伏下来的国党特工，以及新潜入的特工。

坏消息是余则成这样的背景，局势稳定后他自己必须要经过甄别，否则没人敢放心使用一个国党保密局的干部，上级需要甄别他是否叛变过，是否是双面间谍，其次需要甄别他有没有做过有害于革命的事情，有没有意志不坚定。这种甄别对他也是有利的，只有通过甄别，才能为他打开上升之路，否则一辈子都会被控制使用。他通过甄别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有翠平给他所有的行为提供证明，而翠平又曾经是游击队长，更容易被上级认可，其证言和证明更容易被采信。

同时，他还必须被再教育。地下党员长期在敌后工作，对于党的政策和方针了解不够透彻，作风和工作习惯上也极容易把旧政权中一些不好的做法带进来，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一般不会在新政权里立刻安排正职。通过甄别后，组织上会在局势安定后委派他学习，之后才有可能被安排正职。北平解放后，北平市委就组织了好几期市委干部训练班，将当时的地下党员分批进行了培训，以适应新的工作。

具体到余则成，他几乎没有经历过根据地生活，除了翠平等小组成员，几乎没有和多数同志共事过，对于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习惯一无所知，你看他刚开始遇到翠平的时候，不说工作，就说作风，两人可以说互相不适应，翠平无法适应余则成这种腐败的生活，余则成也觉得翠平粗鲁难以忍受。而解放后余则成将面对成千上万翠平这样的干部，直来直去、对同志错误直言不讳地批判，他会很不适应的。

当年根据地也整风，针对军队和政府中的山头主义、游击主义、官僚主义、党八股等等，都花了大力气整风，为的就是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风气。白区同志限于形势，没有经过这种整风，这不是白区同志的错，同志都是好同志，但是解放后需要加强学习、补上这一课，转变自己的作风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实对于党组织来说，整风、学习和教育是党内的常态，直到今天，中央还在不断强调党员和党的干部要不断学习，不断强调党课，把学习教育作为党建的重要工作来抓，党的最高领导层，也就是政治局还不断进行集中学习，中央党校也在不断组织党的中高层领导和青年干部进行培训学习，何况基层党员，何况当时！

好消息是当时干部非常缺乏，尤其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党需要大批的精兵强将南下去接收城市，北方的很多老资格干部都要成为南下干部，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大批的处长等等都有可能被安排南下，余则成这样经过甄别的、被证明忠诚可靠的，对于业务又熟练的，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当年旧政权的大批基层人员都改造留用了，旧军队的上百万俘虏都吸收成为革命战士了，没有理由反而对自己白区的同志控制使用或者弃之不用。

但是如果余则成通不过甄别，上级认为他有些问题说不清道不明，对党有所隐瞒，那么他可能只能被钉死在副处长这个职位上，而且等局势稳定后，平调到后勤、培训等非重要岗位上任副处长。如果上级认为他有通敌嫌疑（曾经被识破叛变，是双面间谍等），但是有无法证明或者证伪，那么甚至可能会被免去副处长职位，或者被调出公安系统，到天津某个区里担任基层干部，带领一帮旧政权留用人员干活，以观后效。当然如果证实了曾投敌叛变，那面对的就是新政权的铁拳，而不是安排工作了。

这也是从事敌后工作人员普遍的经历，尤其是在国党宪兵特务系统内，党决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毛主席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说：“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敌我斗争中，敌特伪装成地下党渗透进来的例子并不少见，南下中发现某些地方党组织已经完全变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有些党组书记已经被捕叛变，把整个党组都变成了敌特；有些党组书记在解放前大肆把亲戚朋友拉入组织，试图让亲戚朋友都变成开国功臣，最起码也混个“解放前参加工作”；有些党组没有严把入党关，审查不严，什么人都往组织里拉，有些国党和地方土豪劣绅甚至地痞流氓看着形势不对，也往地下党组织里面钻，希望摇身一变成为“新朝功臣”，有的本来就是两面间谍甚至多面间谍，如同《潜伏》里谢若林那样的，还有些是黑社会的，跟党打过交道，做过对革命有益的工作，但只是党的外围组织或者线人，不够入党条件，一看形势发展，都纷纷要入党，要是党组把关不严，什么鱼龙虾鳖都进来了；有些地下党组书记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故意放宽入党标准，大肆拉人凑规模，好向上级邀功请赏；甚至还有人成立山寨党组织的，对想当“新朝开国功臣”的人骗财骗色，然后对党组织说自己是失散多年的老革命——乱世中什么奇葩的事情都会发生——一旦没有甄别，让这些人进入党内，成为党的干部，新政权机关充斥着这些人，你想想多可怕，将来他们身居高位了，会给新政权造成多大危害，群众又怎么看待新政权？况且即便久经考验的地下党员，其中流氓习气、黑社会习气、无组织无纪律、独行侠习气都有沾染，更别提欺上瞒下、官僚作风、奢侈作风等等，如果没有整风和学习，就让他们出来工作，那也会出大问题的。

关于这一段，评论中有人希望指出出处，我印象中是《党史博览》中的文章，但是太久了没法找到原文。推荐看看下面这篇论文：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赵亮，新中国成立前后整顿地下党工作述论，《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4期，2013.12。这比我所说的还要细、还要深入，也更专业：

这篇论文，建议评论区很多为地下党抱不平的人仔仔细细阅读，清楚意识到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和斗争的残酷性。当时的处置基本上是宁左勿右，宁可冤枉自己同志也绝不能让敌特混进革命队伍里来。我们现代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要轻易下结论。

当然，绝大多数地下党员都是可靠的，也是完全有能力改造自己作风的，解放后也都能继续为建设新社会出力。北平城在解放前夕有地下党员3300多人，天津解放前夕地下党员大约有1400人，级别比余则成高的、低的都有，渗透到北平天津各个阶层，解放后多数过上了平淡正常的生活。多数人既没有高官显贵，也没有大风大浪。例如天津学委书记/青委书记黎智，解放后长期在武汉任职，以武汉市委书记退休，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天津工委书记于文，解放后也只是担任天津统战部副部长；曾和余则成一样获取《塘沽城防图》的地下党沙小泉，解放后也只是在市团委、科委工作至退休。

天津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军管委主任）是黄克诚，后来是黄敬，都是老资格的党的高级领导，余则成这样的在他们面前真的只是小人物。

天津解放后首任公安局局长是许建国。这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1922年入党（建党1年后），参加过安源大罢工，参加红军，参加长征，参与过西安事变，抗战期间在延安负责安保工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过言；解放战争期间是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主管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和大中城市的情报工作。天津解放后担任了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在这种老革命面前，余则成的资历、功劳真的不得一提，典型的那种“人家党龄比你年龄都长”的人物。余能担任副处长，都是看在他对天津熟悉的份上，且刚解放时政治保卫和旧特务甄别工作任务重、责任大，所以才有这样的安排，已经算是高配了。

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批干部南下接收新的解放的城市。1952年，许建国以公安部副部长的级别南下，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说明局势稳定了，老同志要挑更重的担子了，这个时候余则成也就有机会承担更大责任了。

关于余则成的级别，由于天津市在民国时期及解放初期，其角色一直在河北省辖市、河北省会、中央直辖市之间来回切换，所以天津市地位相当于副省级城市，天津市公安局也应该相当于副厅局级，余则成的角色大约就是县处级干部。

南下开始后，他如果经过了甄别，获得了信任，他有可能在天津担任政治保卫处处长，甚至副局长，或者南下到某个地级市担任公安局局长副局长，进一步进入当地市委市政府班子，担任副区长、地委委员级别的干部，成为市局级干部。也可能被平调到石家庄、保定等城市担任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局长。具体要看当时的环境和上级的综合考虑。如果调到北方老解放区，会安全一点，但是向上走的会慢一点；如果到南方新解放城市，可能会走的更高一点，比如上升到某个地级市的副市长；如果组织上认为他工作得力，也有可能调入安全部门，担任安全部门副处长、处长、副局长。总之，解放后的任职情况，主要看解放后的表现和功劳，与解放前的经历已经关联不大了。

他不利的一面是在国民党内呆的太久了，其工作为人风格与新政权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有些东西真的本性难移，注定为解放区和军队出身的干部所不喜；另一方面，他又有与官僚打交道的娴熟的能力，会在革命成功后的政府机关内如鱼得水——进一步的发展，那就只能看机遇了。我个人不是太看好他向正局以上位置进步的可能，毕竟他的工作的能力有局限，让余去发动群众，去做群众工作，做思想工作，恐怕就不是他所长。

总之，余则成解放后大概率是副处长起步、正局级干部退休。当然，一是要通过甄别，二是看工作能力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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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下：

提名1919席卷美国的猩红之夏。

图示是一名被处以私刑的黑人，他的尸体正在歧视的火焰中毕剥作响。

迫害黑人似乎并不那么残暴，但是这是发生在黑人解放后将近六十年之后的全国性迫害热潮。其残暴不仅仅在于对黑人的残暴迫害，更是对民主，对法治，对平等，甚至对人理的残忍暴凌。所谓的政治精英与民主卫士，正是迫害的最大推手。

不知道美国有什么脸面去说民主与平等。

（给文章点赞时麻烦给这个回答也点个赞同吧，如果能点个关注就更好了。祝各位新春快乐。）

哦，还有美国人在瘟疫时期的鬼才操作

外加一个加拿大的

那些评论烦死了!之前因为评论还被知乎制裁了，现在评论区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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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毛熊和鹰酱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要成真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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