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武汉，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第1页

江湖气和生命力

作为一个码头文化城市，江湖纵横的武汉永远都那么“躁”。

起初来的时候并不能接受这里，高声大嗓的汉骂，飓风狂飙的公交车，拥挤脏乱的街道和重口味的食物都吓到了我这个自以为很豪放的山东大嫚。

“大江大河大武汉”，连城市宣传语都是这样的，武汉，就是那么不拘小节。

首先最著名的就是在“吃”上，在武汉，食客不分三六九等、美丑穷富，只要你是真的想吃，就要忘掉那些矫情。

七八十块钱一锅，没有店名，甚至没有菜单，毫不谄媚，大有“你不懂就别来吃”的潇洒。

心情好或不好都可以来两杯，喝的微醺可以借着夜色互诉衷肠，大哭大笑，酣畅淋漓。

路口巷子马路旁，一次性筷子塑料桌椅，可能在有的城市这种就餐环境会让人觉得低人一等，但在武汉可以吃的心安理得。

（开在红灯区的）生意很好的几家。

我们学校里生意最好的一家小餐馆（左），厨房都是露天的，可能在其他大城市这种餐馆会因为环境太差而没有生意，尤其是高等院校，而在我们这里，emmmm不知有多少医学硕士博士都是吃着他家的饭把科研结果做出来的。

学校外面也一样，恰饭不积极大脑有问题

武汉的“过早”是最出名的，即使完全不了解武汉的人也能说出一个经典早餐“热干面”。因为武汉人好像没有在家做早餐的习惯，所以武汉的早点行业是极其发达的，从早晨开始就热闹，就感觉这个城市醒的特别早。

而从热干面上，又能看出武汉人的不拘小节，因为我从来都没吃到过两家相同口味的热干面！店家都是一家一个口味，自己觉得怎么好怎么来，不同家的热干面，配料、比例都不一样，甚至我们学校不一样几个餐厅卖的热干面都完全不是一个味儿~但是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吃到过不好吃的热干面，在口味上武汉人是不会将就的。

除了热干面，还有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早点，光是武汉传统的就有各种粉，糯米包油条，豆皮，汤圆，汤包（不知道算不算。没有特定的味道，有甜的，有咸的，有辣的；没有特定的特制方式，有蒸的，有煮的，有炸的，也有炒的；没有特定的规模，可以是一个正规的饭店，也可以是一个铺子，甚至可以只是一个摊子，只要好吃生意就不会差。

由于我很少能起得来床吃早点（逃，所以照片不多

这是在武汉著名的文艺小清新圣地黎黄陂路，可是在众多画廊、咖啡馆、酒吧、工作室和文艺餐馆旁，装修都莫得的糯米包油条店照样可以开得红红火火。

这是冬天早晨五点的早餐摊，因为要出去开会早起个大早，以为这个点会没吃的，原来是我不懂人间烟火。

有一次做实验晚上三点回来，看到楼下的早餐店已经在开工准备了，真的很不容易。

除了吃，武汉人在生活上也是各种不拘小节，作为礼教观念十分重的山东人，我从小接受的是“克己”的价值观，所以武汉人对自得其乐的追求也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朋克吧。

武汉的麻将馆特别多就算了，在个面包车屁股里就能开一局这些大爷们心是有多大

武汉的麻将馆特别多就算了，在个面包车屁股里就能开一局这些大爷们心是有多大

嗯，心有多大，面包车屁股就有多大……

生意不做了，熬夜开黑

也不是都打麻将的，修鞋的老爷爷也会看书提高姿势水平，旁边有坐着闲聊的朋友or路人，无论是修小摊还是晒太阳的闲聊人，在我家乡都是很多年看不到的情景了。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高端公寓能咋地（背景高楼是越秀财富中心），你家被子有我的好看吗？能凉电线杆子上吗？”

上的这些图都是武汉最“破”的景象，关于武汉的发达、文艺可以去其他回答里看，不过我觉得发达与市井在武汉完全不冲突，不管哪里的日子都是红红火火的。

除了一颗很大的心，武汉还有

大江：

大湖：

和大桥：

总有人说武汉是个大工地天天到处施工，摩的公交出租乱窜，行人也不看红绿灯，我说是的；总有人说武汉人嗓门大脾气暴，夏天热死冬天冻死，我也这么认为；总有人说出了武汉的人都不想回来，我也觉得我以后一定会离开。

可是，当我在老家因为“环境治理”走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找到一个早餐摊的时候，

我想，我应该是在怀念武汉了。

怀念的并不是吃的，而是那种蓬勃的生命力，那种酣畅淋漓的江湖气。

一座城就像一个人，不管现实中的选择如何，心里最深处的一定不是最完美的那一个，而是最热烈、最独特、不讲规矩你却可以为了他没有规矩的那一个。

我想，我应该是在怀念武汉了。

首先，祝贺“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我和刘老头是我们村仅有的两个上过武汉长江大堤的人，只不过中间差了整整一个甲子。

他那时候已经快80岁了，走路不大利索，每天都要去自己家院墙外的番茄地里打理一下农活，然后就去屋檐下坐着发呆。脑子也不是很灵光了，别人跟他说话总是要过一会儿才反应得过来，还老忘记事情。他儿子儿媳在集市上做卖鱼的生意，老伴早就不在了，于是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还没有那么老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一个调皮鬼，上长江大堤抗过洪以后，才感觉自己成了大人。知道刘老汉也上过长江大堤纯粹是出于偶然，那天我们在村里另一个老人的葬礼上吃酒席，有人提到头一年全国泛滥的洪水，我就讲了讲抗洪的时候所见所闻。刚开始刘老头并没有任何反应，等这个话题都要过去了，他突然从酒席的条凳上面站起来，手用力一挥，酒盅就打翻在桌子上，然后把手掐在腰上，俯身问我：“又打仗了？”

我说：“没打仗啊？”

他身子绷得更紧了，“没打仗上大堤干啥？”

我说“抗洪啊……”

他看起来不相信的样子，“抗洪？”

旁边的长辈见他的样子，拖他坐下来，“哎呀，去年你没看电视啊？洪水，涨大水！”刘老汉才一下子放松下来，显得很萎靡的样子，继续坐下来喝酒。

刘老汉根本就不记得自己的部队是哪支部队了，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参加的是哪一场战役，只知道敌人是日本人，很厉害很厉害的日本人。岁月就像一张石磨，慢慢的一点点的磨碎了他的记忆，想要拼凑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酒席上我再没有跟别的人说话，就守着刘老汉慢慢帮他拼凑他的记忆。

他很明显参加的是武汉会战，却完全不记得任何细节了，凭我的经验，老军人总是不记得自己在哪个部队，到过哪些地方，但是总是会记得自己的阵地。刘老头记得自己的阵地在一个山头上，山上全是松树，从山顶能看到武汉市区，也能看到长江。

这样的地方在武汉郊区比比皆是，我们抗洪的地方也是这样的。那是江边的一个小山包，背靠长江的一面是个小学校，地势比较高没有被淹的风险，全村的人都集中在这里，我们的帐篷也搭在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跟着老师，而大人都在抗洪，女人用铁锹铲沙子装沙袋，男人则跟解放军一起把沙袋扛上大堤去。天上并没有下雨，但是一大团一大团的雨云不停的往长江上游滚，像石碾子一样压过我们心头。

山背后的长江像是一条土黄色的巨龙，浪头一个接一个的拍打着大堤，发出令人胆寒的呜咽声。长江里一条船都没有，所有船都停在岸边。而远处的武汉市区笼罩在一层夏日的水汽里面，在雾蒙蒙的天空下若隐若现。偶尔能看到一些楼房的影子。那里就是我们要保卫的地方，大堤上面拉着一条横幅：“严防死守、人在堤在”。

刘老头的机枪阵地就在面向长江的一面，根据他支离破碎的讲述，我推测他的任务就是掩护部队的侧翼，防止日本人从长江登陆威胁到山脚的主阵地。他既可以在自己连队的头顶上打超越射击，让子弹从自己人头顶生飞过去为主阵地提供火力支援，又可以调转枪口朝长江射击，免得鬼子偷偷从长江江面上发起进攻。

98抗洪的时候我是个狙击手，尽管当时的任务只是拼命的扛沙袋，但是还是仔细的观察了地形。那天一直忙活到天快要黑，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一共扛了多少趟沙袋了，整个人都精疲力竭，腿像是踩在棉花上面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女人们却还在不停地装沙袋，她们没有我们力气大，但是耐力却好得多，这些朴实勤劳的江汉女人们一边装沙袋一边还跟我们说“辛苦了”、“快休息”，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她们准备装更多更多沙袋预备好，有什么情况免得到时候来不及。男人们经过他们妻子身边的时候，妻子转身跟自己的男人说些什么，就转头继续装沙袋了。

我瘫软在我们的帐篷外面的时候，学校的小朋友们就给我们送过来冰棍和吃的。炊事班跟本地的老人们一起做的饭，全是大块大块重盐重油的红烧肉，就那么一大桶提过来。战友们都欢呼着簇拥上去，跟一群饿痨鬼一样，我却不着急，先吃两个冰棍啃两个西瓜，缓一缓还有第二桶。半山坡的学校两侧就是两条浅浅的沟，在山脚汇合到一起一直延伸出去，在远处村子附近变成了一个芦苇荡。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比现在的长江江面还要低不少，确实是大堤要是垮了，一切都完了。

刘老汉的机枪阵地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的。他面前长江下游的方向是日本人会蜂拥过来的方向，右手边是长江。主阵地就在山脚下一条土坎的一边，面向长江那边则是平坦的沙坡滩头，他们机枪班两挺“捷克式”一共挖了8个阵地，4个正对着主阵地方向，4个正对江面。

他身后就是武汉城。

98抗洪之前我只去过一次武汉城里，当地战友带着转了转，我们先是坐着公交车在汉口这边转，然后去了黄鹤楼。黄鹤楼就蹲坐在蛇山的山顶，直面长江，春天的风把江面上独有的清新味道席卷上来，在我们的军装里鼓荡，让人飘飘欲仙。站在黄鹤楼上整个武汉都尽收眼底，江里的汽笛声、汽车的发动机声、人说话的声音，城市的繁华凝结成一团仿佛具有实体的气息扑面而来，又被蛇山的清幽挡住了，在不远处欢快的跳跃着。

这是一个火热的城市。

晚上在长江大堤上远眺武汉城是另外一种景色，好多射灯把光柱投向夜空，照到好多雨云那沉甸甸的肚子。那些都是上万吨的水，铺天盖地的水，而且迟早要从天上掉下来的。在上游的大小河流里最终汇聚到长江里面，汇成一条恶龙。我们的任务就是绝对不能让这条恶龙从大堤里面跑出来，无论用任何办法，哪怕跳下去用身体按住它，都不能放出来。1938年武汉的灯火肯定没有现在这么辉煌，而且还有灯火管制，我也不知道刘老头当时心里会怎么想，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我问他，你进了武汉城没？

他说进去过，又说没进去过。我正要说你是真的老糊涂了，他又说其实进去过，不过就是行军路过一趟，从汉阳去的汉口，然后就出城了。满大街的老百姓都出来看他们，就站在汉口那些洋房外面。他说那些房子真白啊，白得晃眼睛，门外都不栽菜园子的，好好的地栽着花。门和墙上都有花纹，还有窗帘，老百姓就站在那些窗帘下面望着他们。

他说，他不敢看那些老百姓。

他们的眼神像一团火，灼热的炙烤着他的脊梁骨，让肩膀上的机枪显得格外沉重。每个人都在看他们，沉默不语，但是又像是说了很多很多话。有人给他们递吃的，也有人只是拉一拉他们的袖子，刘老头说他脚步都不敢停下来，只是拿眼睛顶着机枪的枪口往前走。汉口的大街平整宽阔，就是柏油路特别的硬，硌得他穿布鞋的脚生疼。

我当然明白刘老头的感觉，我也被这样的眼神笼罩过。我们刚刚赶到大堤的时候，大堤上的老百姓就是这么看我们的，既有希望和期许，又有担忧。我同样不敢看他们的眼神，只管埋头干我自己的事情，一趟一趟的扛沙袋。有个老太太从家里端来了一锅炖好的鸡，她也不认识军衔什么的，只管往我们的手里塞，是我们副班长接到的。那个河南来的副班长接过来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怜巴巴的望着我们连长，谢谢都忘了说。

快要80岁的刘老头沉默了，他把他的拐杖拖过来，像抱着自己的机枪一样抱着，干瘪的嘴唇开开合合，低下了头。

刘老汉像是逃命一样出了汉口城，他实在是没办法直面满城老百姓的目光。作为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的机枪手，他只有在挖工事和打枪的时候才觉得心安理得。我作为一个新兵，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老百姓的目光，只有干活才不会去注意这些。

我把刘老汉扶回家去，把他安置在一张农村那种躺椅上面。他这时候才彻底喘过气来，就跟他走出汉口城的时候一样。他说他的机枪刚刚才从汉阳兵工厂里面领出来，黄油都还在，他一路走就一路在抠枪机里面的黄油。到了汉口城外机枪阵地他就擦枪，班里其他人就挖阵地，也是堆沙袋，用沙袋做胸墙，刚好够直着腰探出半个上身。

机枪阵地就是年轻时候刘老汉觉得最踏实的地方，只要手里还有机枪在，他就觉得一切事情都无所谓。从射击口里看出去，面前就是宽阔的长江江面，刘老汉算好了标尺，他感觉自己能够把那一道不算很宽的江滩变成机枪子弹的地狱，让江滩上下起子弹的暴雨。前方主阵地上人们也在挖工事，连长的连部就在机枪阵地的旁边山坡上，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打阻击，掩护别的部队撤退。

武汉会战已经到了尾声了，武汉城注定要丢了……

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武汉的水系，这里到处是河岔、到处是湖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水荡，星罗棋布的湖泊和密密麻麻的水网，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以长江为主干，各种水道纵横交错，让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长江航道上重要的港口和中转站，号称“九省通衢”。我当时不知道保卫这里有多么的重要，只知道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汉阳兵工厂，有武船、武钢、东风厂这些大型企业，还听说过“光谷”。作为一个新兵我也不懂怎么做才能确保武汉城不会丢，不能让洪水灌进武汉城，我只管听连长的，尽可能多的搬沙袋，让那条看起来脆弱不堪的长江大堤更结实一些。

刘老汉也是这么想的，他一个小小的机枪兵，连营长在哪儿都不知道，只管打得准、打更多鬼子就行了，倒也省心。

“管涌！管涌！”

洪峰来的那天晚上正好是我在站岗，却差点在我手里闹出大乱子，是大堤下面守夜的老百姓喊起来我才发现出了大事情。大堤的半坡上面有一股水汩汩的往外在流，手电筒的光下，好像长江大堤肚子上突然出现了一道伤口，在往外冒血。我着急忙慌的回去帐篷里喊人，老百姓都已经往这边跑过来了。连长吹了个紧急集合哨，战友们一边穿衣服一边就往大堤跑，比先爬起来的老百姓还要先到大堤下面。幸好头一天女人们装了好多多余的沙袋，扛起来就往大堤上面送，站在大堤上面的乡长大声吼着，“往江里扔！往长江里面扔！”我们听他的话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沙袋扔过大堤扔进江里面，却只能打起一个不大的浪花，然后就被旋涡卷走了。

赶过来的营长带来了其它连队，让老百姓扛沙袋就在大堤下面堵管涌，只允许解放军上大堤去扔沙袋。浪头越来越高，长江水开始漫过大堤往里扑，很快大堤上就成了一片泥泞，战友们一个接一个的摔倒，又挣扎着爬起来。我干脆把鞋子脱了，用脚趾头往前几天垒的沙袋缝里面抠，一步一步的走着，感觉嗓子眼里面发甜，呼吸里都有一股血腥味。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堤一塌，都得完蛋，不管了。

管涌越来越大，刚刚垒起来的沙袋一会儿又不顶用了，大股大股的水还是在往外冒。我踩在大堤上，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总感觉大堤在发飘，好像下一秒就会彻底垮掉。营长一叠声的吼，“老百姓不许上大堤，危险！”一面让通知上级要求增援，我们连长在电台里面喊了一会儿，营长冒火了过来问他到底怎么样。连长也火了，冲着营长就喊，“哪还有人嘛！都在扛洪峰！”

我第一次看见连长跟营长吵起来，却没有一点看稀奇的心思，心里就像被老虎钳夹住了一样揪成一团。

“围堰，围堰，赶紧筑围堰，还来得及！”乡长从摇摇晃晃的大堤上面三步两步赶过来，把营长肩膀一把就搂住。

围堰就是在长江大堤外面再筑一道半圆形的堤坝，把管涌的地方围起来，这样即使大堤垮了，还有围堰支撑着。垮掉的大堤也多多少少能够减少一点江水的冲击，靠围堰能把洪峰扛过去。我们开始在管涌的后方打桩，把腰那么粗的木桩密密麻麻的打进地里，连长干脆把上衣脱了，跳到已经打好的木桩上面去亲自抡大锤。营长把所有人全部叫到了大堤上，包括炊事班和病号，帮着把木桩的一头砍成尖。

木桩很快就打好了，摇摇欲坠的大堤居然扛到了现在都没有垮。开始往围堰里面码沙袋的时候营长又要老百姓撤出去，万一正在码沙袋的时候大堤垮了，成千上万吨的水冲进来，一个都跑不掉。围堰外面的老百姓给我们递沙袋，我们在围堰里面整整齐齐的码好，一个挨着一个码得结结实实的。有专人看着大堤和管涌，一有不对劲我们就拼命跑出来。

那个时候我当然想到了自己的死亡——大堤突然垮掉，我就那样淹死在围堰里面。但是我又觉得自己足够灵活，就算大堤垮了我也能逃出去。管涌流进来的水逐渐在围堰里面积成了水坑，再慢慢的涨上来，没过脚背，没过膝盖，没过大腿，没过腰。

刘老汉是第一个发现日本人的人，他朝着第一个出现的土黄色军装打了一个短点射，子弹飞过战友的头顶，在远处掀起了几团浮土。

尽管还隔着很远，他却明显能感觉到战友们的身体都抽紧了一下，吃过不少军粮的他却知道，轮到他们还早着呢。日本人会用迫击炮和掷弹筒先把他轰一遍，然后才是步兵冲锋。说起这一段的时候，老战士刘老汉不由自主的把身体往下缩，就在自己家的躺椅上面，在阵地上他就是这样一个姿势，头往肩膀中间缩，后背佝偻起来，人往地上蹲着。不一会儿，冰雹一样的炮弹就砸了过来，山顶的松树、杨树被炸下来不少树枝，甚至有整棵树被炸断的。掉下来的树枝把机枪打得歪倒在一边，他却没去管，还早着呢。

打了一阵子炮弹，鬼子开始冲锋，炮火一停刘老汉就钻了出来，把机枪扶起来。

鬼子排成散兵线开始冲锋，下面主阵地零零星星响起了枪声，刘老汉把自己藏在射击口后面，开始用机枪给鬼子“点名”。短点射的子弹一串一串准确的往鬼子的散兵线里面扑，他们看到这个机枪还没被打熄火，立刻又趴在了地上，又是一通炮火。

这回刘老汉不能缩着了，他一缩回去鬼子又会继续往前冲。他想打两个掷弹筒，却发现机枪的射程够不到，只好顶着炮火打散兵线。那条散兵线看起来跟蝗虫一样，密密麻麻，让人心里面不由自主升起一股厌恶。主阵地上的枪声像爆炒豆一样密集起来，鬼子的散兵线移动速度也加快了，刘老汉只能不管炮火，硬着头皮把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往里面送。

突然他感觉就像被一头飞奔的水牛撞了一样，猛地往边上狠狠一甩，回过神来才发现人横着躺在战壕底下，一颗炮弹砸中了旁边那挺机枪。刘老汉哆哆嗦嗦的摸了一下全身，发现除了被冲击波抛起来摔得屁股生疼以外居然没有一点伤。

旁边机枪手的胳膊就挂在他的机枪上面，还在往外流血。那支胳膊的拇指上面有个扳指，刘老汉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个机枪手说过这是他家的传家宝，戴着就会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刘老汉把那个胳膊取下来却不知道怎么办，扔地上不是，拿着也不是，就放在射击孔旁边。再从机枪的准星里看出去，那条土黄色的散兵线已经要到主阵地边上了，像一条扭曲着的土黄色的蚯蚓，有些地方已经冲进了主阵地的战壕。

他看到有人开始了肉搏。

机枪已经没啥用了，两边的人混在一起，没法开枪。这时候连长从他的掩体里面冲了出来，跑到被炮弹炸得七零八落的工事里，一手拎着刘老汉，一边扯着嗓子大喊，“冲啊！操他妈的！给老子冲啊！”

连部这边还有四十几号人，除了连部还有机枪班，还有一个排。连长准备投入预备队玩儿命了。刘老汉被连长拎起来，端着冲锋枪呐喊着就往主阵地冲。鬼子在这股突如其来的新力量面前撑不住了，撤出战壕往后撤退。连长带着刘老汉他们继续往前冲了一段，又命令他们撤回来，撤回战壕里重新组织防御。

刘老汉经过战壕，回到他自己的机枪阵地的时候，看到一个兄弟的胸口上还插着一把“三八大盖”。

刘老汉说他一辈子都在做梦，总是梦见那把插在兄弟胸口的三八大盖。

那把日本人的步枪，刺刀就那样插在中国人的胸口，整个刺刀都插进去了。那个兄弟他叫不上来名字，好像是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手里的“汉阳造”还捏在手里，刺刀上也有血。他的头歪着，嘴巴微微张开，正好与刘老汉的目光对上，好像要跟刘老汉说什么。

我也永远都忘不了站在围堰里面的那几个小时。

爬上围堰以后，我转身去拖最后一个爬上来的营长，当时水已经淹到了他的胸口，脚上着不了力，我和另一个人把半浮半沉的营长抬上来。这个快40岁的汉子转身坐在围堰上面，表情复杂的看着居然到现在也没有垮掉的大堤。

围堰里面的水与大堤另一侧的水形成了水压平衡，大堤的负担反而要轻了许多，管涌也失去了压力差。围堰扎扎实实的立着，一堆人，解放军、老百姓，都大松了一口的在地上泥水里瘫软着，大堤暂时安全了。

刘老汉的连长却没有我们营长那么幸运，他清清楚楚的记得，他的连长是在打退了第三次冲锋后牺牲的。他们从主阵地撤回来，鬼子打了一发冷泡，就炸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连长悄没声息一头栽倒在地上。刘老汉跑过去看，才发现他后脑勺上有个洞。

他们连队是打退了第四次冲锋以后撤退的，整个战区都撤退了，武汉关的码头上挤满了撤退的部队。刘老汉一路上都是垂着头走的，再没敢看一眼武汉城。

在码头上他看见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站在长江大堤上面大声的喊着什么，声嘶力竭的喊，却人声嘈杂听不见。那个教书先生脖子都涨红了，胳膊剧烈的挥舞，喉咙上的喉结在跳动着，青筋在额头上爆炸开，整个人都像要马上炸裂一样。他在大堤上面激动的呼喊着，江风把他的长衫子吹得飘起来，刘老汉看着他忘了走路。

喊完以后，教书先生转身跳进了长江。

武汉沦陷了。

我比刘老汉幸运得多。

我们保住了长江大堤，我们保住了武汉。我们的围堰一直结结实实的没有漏出来一滴水，还被抽调去帮助堵了好几个别的管涌。我看到整辆整辆的军用卡车，载着满满一车的黄豆，直接就被推进了管涌的地方。那段时间我看到人们不顾一切的保住长江大堤，我看到无数中暑的人被抬下去，我看到无数人累到晕过去。

武汉没有在我的手里沦陷。

最后一次洪峰看起来很有点“小儿科”的感觉，尽管连长一遍又一遍的叫我们不能大意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实际上所有人都已经看不起它了。它在长江里没有掀起什么动静，看起来跟小孩玩闹似的。长江里的水还是像以前那样一浪一涨，却完全没有了前几次洪峰的声势，涨势也一点都谈不上凶猛。我们甚至在大堤上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耻笑着被我们战胜的这条恶龙。

远处武汉城里那股活力又一次扑面而来，放眼眺望，长江边上到处都是白色的临时加固的沙袋，武汉城就在这条军民齐心协力建起的巨龙呵护下安然无恙。后来，长江上建起了三峡大坝，长江水患再也不可能这么凶猛了，这条恶龙终于无法兴风作浪了。

当然了，这是后话。

我们撤离的时候，所有老百姓都围了过来，学校的孩子们拖着我们的手不让我们走，男人们不管不顾的往卡车上扔吃的，方便面、鸡蛋、塑料袋包好的包子。连长的脸都笑得像刚刚娶了媳妇儿，本来就不大的脸上都快摆不下笑容。女人们喊着，“再有洪水你们还要来！”我们在车上喊着，“一定来一定来！肯定还是我们来！”

事实上后来我再去武汉，已经不是以解放军的身份了，也不是去抗洪。困扰这片土地的水患已经成了过去，他们已经开始迈向了明天。一种厚重历史沉淀下来的力量，将会把这里、把这一片土地都改头换面，我们不会服输、我们不会沉沦，这里必然大放异彩。

刘老汉再也没去过武汉。他奇迹一般熬过了抗战，所在部队起义，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直到40岁才娶妻生子告老还乡。他是个幸运的人，在20世纪上半页中国连绵不断的硝烟里居然留下了一条性命，而与他一同出川抗日的战友们，只在成都天府广场那里留下了一座雕塑，无声的诉说着这段历史。

那天刘老汉讲他后来的事情，武汉沦陷以后的事情，又开始犯糊涂了。甚至把抗美援朝的事情跟抗日的事情扯到一起，一会儿敌人是日本人，一会儿敌人是美国人。过了一会儿居然睡着了，我也没再把他叫醒，把他身上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扣子给扣上，把拐杖放在他的手边上。阳关从屋檐外面照进来，照到他的腿上，让他的身子显得格外的小，陷在躺椅里面都要看不见了。

刘老汉也不会想到，当年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美国军人、日本军人，甚至全世界的军人，今天都来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各国军人们，能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重新在武汉相聚，而这些和平，都是刘老汉们挣来的。

刘老汉描述的那个跳江的教书先生，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小学校的校长，一个50来岁，永远抿着嘴的清清瘦瘦的小老头。撤离那天他就站在国旗杆的下面，一手扶着国旗杆，另一只手一直在向我们挥手。

核心竞争力是宣传。

另外超级聪明。

看这个回答下的吹鼓手，想想这一个多月的现实。

封城后自己承认跑了58万人。实际跑了多少未知。

不跑，其他省份正常生产，怎么救都救的过来。

跑了以后蔓延到全国，生产停滞，一个后方都没有，全变成前线了。物资都没办法补充了。

大家还是拼命救你。

然后援助的蔬菜你卖了。

然后建医院你相信五行相克，搞封建迷信。

然后该死保的英雄你做样子。

以上。

把聪明劲用到正经的地方，就这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