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广州的城中村那么多？ 第1页

有趣的问题。以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多年的观察和理解来讨论一下吧。

首先，包括广州在内的岭南地区农村有较强的基层自组织能力。

在历史上，岭南地区的农村社会往往是各个不同时期的北方移民建立的。土地肥沃的冲积平原一方面会让已经迁来的移民群体人口爆炸，另一方面也会不断吸引新移民，构成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不同群体间因为争夺耕地、水源等资源产生激烈的争斗。

这些争斗既有族群之间的——例如清朝残酷的“土客械斗”，还有同一族群内部的各个小族群之间的，例如同样讲粤语的相邻村庄之间的械斗。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格局下，各个村庄必须变得更组织化。组织化的表现既有实体层面的，例如“围村”，也就是把村庄堡垒化，以及通过村庄或宗族的名义持有“集体土地”，尤其是填河填海出来的新土地；也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例如通过先祖崇拜团结宗族，利用地方神崇拜（祝融、玄武、妈祖等）团结同村庄的主要宗族，在重要的节庆（清明、端午、冬至等）举行仪式来反复强化村民对村庄组织化的认同。

而PRC时期的政治运动（公社化到文革）除了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度之外，对岭南村庄的宗族影响不大。其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可能就在于之前的严苛环境留下了组织度更高的村社宗族势力（我不太清楚当时广东地方官员是否在行政风格上也有差异）。

文革之后，岭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的村社传统势力恢复得很快。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该地区的制造业繁荣，从而盘活了村庄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先不说在土地上建设自办企业，哪怕仅仅建厂房、市场、住宅纯粹靠租金，珠三角的村庄都可以拥有巨大的财力。有趣的是，在PRC建立之初完成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恰好保障了村庄必须以“集体”的名义来支配这些资产，而这些“集体”的背后往往又是宗族势力。作为对比的是，如果是在四川、河南、湖南、安徽等省份，文革后哪怕有人想要恢复当地的宗族势力，也会面临因为经济劣势，本土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局面，宗族自然会瓦解。

最终形成的局面是珠三角的村庄形成了村委会、村办经济实体（公司或联社）和村内宗族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只要珠三角的经济能持续繁荣，它们就能保持非常强大的内在凝聚力。

具体到广州市。

清朝的“省城”大致位于白云山南麓到珠江主航道之间。PRC早期紧贴着旧城的地方有一些被开发成了党政军机关以及国营工厂。到了改革开放后，轻工业+贸易的模式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而广州往西马上就是佛山地界了，它的扩张主要是向北（现在的白云区）向东（现在的天河区）和向南（现在的海珠区）。

在这些区域里，土地的利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导的拆迁征地，一种是本地村社和村民自行建设。PRC的土地制度下，村社的宅基地比较类似私有制，虽然所有权在村社，但使用权在个人，用于农业、工业和公共事务（例如卫生院、供销社和小学）的土地是集体所有。

随着城市的发展，政府拆迁征地的需求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征公共土地难度要低得多，因为只用面临村社领导者这一个谈判对象，不管是报价还是手续流程都简单。而征宅基地呢，每户人心理价位都不一样，如果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土地征不成一整块，也没办法开发。而如果要启动强拆，村里的宗族就会展示战斗能力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拍摄地冼村，在2010年就发生警察和城管两千人强拆村内市场（注意，这还没有动到个人宅基地），深夜被抗拆村民击退的事件。

因此，政府主导的拆迁经常形成“绕着居民区走”的策略，最后就自然变成了“高档小区围绕城中村”的格局。

有意思的是，一旦“被高档小区包围”的局面形成，村民对自己的宅基地的价值评估又会变得更高，反过来提高了拆迁成本，让拆迁变得更困难。政府也只能选择不拆近处的城中村，而去征远处村庄的农业/工业用地。

所以，天河区西部、海珠区中南部、白云区南部形成了茫茫多的“城中村”。除了少数有政绩需求的项目（例如当年亚运会筹备阶段要求搞定猎德村）外，拆迁进度都不会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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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看舰船知识，介绍国外军舰各种高大上，介绍国内翻来覆去的112、113、167，还有四艘破现代，实在是找不到其他可以撑门面的军舰了。

说多了都是泪，真的不容易啊。

当年6000吨就是神州第一舰，如今4万吨小平顶下水竟然可以悄无声息，想都不敢想。

海军的发展真的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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