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广州是什么样的？ 第1页

当然了，知乎er自认为有文化、努力奋进，怎么着也是大城市里的打工仔，怎么会落得与“好吃懒做之农民”同一境地呢？

然而，Sorry，有权真系大嗮，不过我谂佢唔会明呢个意境。

　　1949年春节来临的前夕，一列火车从九龙开出，每一节车厢都挤满了人，其中有许多港澳侨胞正在满怀心事渴望着早抵家园，好和家人团聚和欢度春节，又讵料车抵石龙站时，突然祸从天降。
原来当时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借口杜绝走私，派了一团宪兵（忘记第几团番号）预先在石龙车站埋伏，当列车由九龙开抵石龙时，便一声号令将整列车包围得水泄不通，一部分宪兵立即登车声称检查私货。是时因春节将届，绝大部分乘客都携带有或多或少的金山橙或罐头食物等类的香港货，当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乘客是惯常走私的私枭。
但那些如狼似虎的宪兵却不分青红皀白，将车上所有青壮年全部驱下车去，除了没收所有行李之外，还将各青壮年押上另一列预先准备好的铁皮车厢，星夜开往汉口。估计被抓去的约有1000多人。 抵达汉口后在飞机场集中休息，吃过饭后便集合排成三列横队，由一军官报数，报数至100多的时候，便叫停止，分为两部分。 报过数的立即押上美国型的空中运输机飞往甘肃（一说是飞往陕西），未有报数的全部用火车运往山东，作为新兵补充各师充当炮灰之用。从此就使到许多人骨肉永远分离，母失去子，子失去父，妻失去夫，兄失去弟。但究竟这批被抓去的人当中有多少战死沙场，有多少病逝异乡，有多少侥幸得以生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这一批被抓去的人当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私枭，另一类是港澳工商界及其他阶层人士，准备回乡度春节的。
所谓私枭，大抵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失业官兵。自从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为着排除异己，把不是嫡系的军队，借着“整编”之名实行遣散，那些被遣散的官兵由于从来不事生产，一旦遣散便无以为生，只得铤而走险，走私漏税无所不为。当时广九铁路走私的人最多，大多数都是“黄衣大汉”，有些胸前还挂着勋章，有时还纠众行凶，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他们乘车从来不用买票，这确是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至于走私，在当时是会损害“四大家族”的垄断利益的。宋子文为着要维护他的利益，同时又可补充兵源，于是便想出上述那种毒辣的办法。在被抓去这一批人中，其中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队被遣散的失业官兵，这一部分人问题还不大，只有作为再一次“投军”。
但另外相当一部分人却是港澳的工人、店员或其他阶层人士，他们大都没有尝过军队的生活，一旦被抓去充当“炮灰”，必然是灾难重重，凶多吉少。他们的亲人对于他们突然的失踪，恐怕还有人仍然是一头雾水。

好吧，小市民乃至中产阶级都当不安稳，那还能怎么办？当个亿万富翁，海外华侨总该保险了吧？

　 华侨旅居国外，一向被人岐视和欺侮，因此总是希望祖国富强。而投资国内，既可繁荣经济，也有利落叶归根安度晚年；既能沟通两地情况，中转外汇，安排子弟就业，亲友们也有个落脚点。本人对此亦深有同感，乃决心尽力把这个企业搞起来。
　 美华在筹组之初，通过会议，参照公司组织形式，订立章程，公开招股，每股定为100美元。投资者有53人，（占股最多为三十股，最小为一股，以朱姓同乡占绝大多数，后来有人喻之为“朱家祠”）共集得资金57，000美元。股东大会推选我担任经理。 1946年底我和董事长朱立护、朱杰德、股东朱鹤年一行，从美国回广州。
经过多方奔走努力，选定广州市永汉北路（今北京北路）165——167号为店址，命名为美华。这个名称寓有店容及商品美观华贵和美洲华侨心向中华祖国两层意思。美华于1948年11月7日正式开始营业。当时从美国购进一大批最新商品及计算机、自动电唱机等，在香港购进一部份新颖进口商品，但大宗的则从上海、广州等地精心选购，并聘任股东朱维楫为副经理。美华开业伊始，便以崭新姿态在市面出现，业务不错，解放前均有盈利，并打算在广州站稳之后，继而发展香港、上海支公司。
　 侨胞们回国投资，遭到当头一棒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继而是货币贬值，金元券、银元券相继出笼，一券不如一券，工商各业为保本保值而大伤脑筋。所以美华当时曾以外币为本位，并迫得做真假两套帐，以资应付，我甚至曾经考虑放弃经营，把全盘生意卖台，让给别人。
解放前夕，由于反动政府的造谣宣传，也曾抽调一批资金，乘最后一班飞机逃到香港，存放在银行，以作观望。

然而，Sorry，有权真系大嗮，不过我谂佢唔会明呢个意境。

好吧，战乱年代，枪杆子才是硬道理，然而你以为你当了校官、将军，就能高枕无忧？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们在渤海军区政治部和地方政府派出的干部带领下，经过乐陵、惠民、商河等县到达济阳县。在路上，我们都得到地方政府特设招待站，妥善地安排了几百人的生活食宿，将临到达蒋军出没的危险地区前，为我们引路的干部，特地给我们指出行进时避免给蒋军袭击的危险，要我们集队行进、派十多人走在先头，以便利和蒋军联系接头办法，可见党的干部在执行政策方面对我们的安全极其慎重负责，善始善终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十月七日，我们一行被释放回蒋管区的四百多人，抵达济阳县接近黄河铁桥时，路上便遭遇到蒋军防守黄河北岸鹊山阵地的部队开枪射击。 经我们集体高喊“不要打枪”的话后、再派出了数人前去同蒋军联系，说明我们的来意和情况后，枪声才停止。但是已经由此而被无辜打伤了一个原是蒋军卅六师的一名姓韩的少校军需主任。
经过一个小时的交涉后，于当天下午二时许，我们在蒋军武装士兵的监视下，进入了济南以北的泺口，还是被集中起来在附近休息。呆上了一个多小时，蒋军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才派出了八辆卡车，由五名军官的指挥下被赶上了汽车，经过黄河铁桥转入济南市区。当日的下午抵达一马路，在原日美商亚细亚汽油厂的门口停车下来。

首先给我们发现的是一块木制的招牌竖立在门侧，上面写着“济南市爱国军人招待所”，下车依次进入招待所后，被带到一个草地上，由两名中校军官给我们介绍招待所的情况，原来是接待被俘后放回来的国民党官兵的一个临时生活居住所在，要我们安心听候原部队派人前来接领各人回部队去，一时末能走的，留在所里。话后每人一张“被俘归来人员登记表”，要每人填写后交回招待所去。
当日我们就被安排在汽油库作住宿的地方。每个人指定在一个己有禾草和麦杆编织成的席子铺在水泥地面上的所谓床铺，另外发给一张灰毛军毡。每天两餐吃的是粗糙的军米，十个人发给一大盆菜，有时有一点肉，其余均是吃青菜，比起我们在解放区时的生活水平低得多了。 ——王泰秋（广东），被俘前任七十三军七七师二三○团第三营少校营长

所有资料摘自广州文史选集。

附：1945年12月27日：广州市紧急救济会公布，由于抗战胜利后物价高涨、粮食不足，市民难以为生，自9月20日起至12月26日止，该会共掩埋路尸一千九百七十九具，平均每日掩埋二十具以上。

1946年1月7日：广州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随通货恶性膨胀而日益增涨。米价每担已超过万元，其他必需品亦高得惊人：猪肉每斤七百二十元，牛肉每斤四百二十元，柴薪每担二千二百元，菜蔬及一切物品价格亦随之向上伸展。又因各地交通窒碍，来源稀疏，更以时近岁末，商人投机垄断，使得物价更趋上涨。

1946年1月7日：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赴香港回拜港英当局，在香港华商公会发表演说，谓：“广东因交通关系，办理受降略迟。伪军五、六万现始编遣完毕。至一些挺进队则自动请求遣散”。

张发奎承认：“复员最要紧工作是救济”，“而中央拨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军队纪律不好，抢掠良民”。“公务员待遇低微，不够生活也会冒贪污之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