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邀自来。
看到这个问题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很火的知乎问题:
政策一出,这下家长不用纠结是不是要陪着孩子做作业了,只需要家长签个字确认后,就可以拒绝完成剩余的作业,老师还不会惩罚孩子。
但如果真的这么美好,也就不会出现那篇刷屏的《南京家长已疯》的微信文章。
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实在:
素质教育,减负,宣传了这么多年了,虽然也没见学生负担变轻了,素质提高了,倒是觉得家长各方面素质高了不少,挑选补习班的素质增强了,自己辅导功课的素质也提升了。
减负这个话题,早就不是新鲜事,但每一次有新政策发布,必然会引起一波热议。这个事儿是教育局、社会、学校、家长、学生之间的一团麻绳,剪不断理还乱。
其实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在过去的64年间,“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至少喊了十多次,而地方“减负令”更是不胜枚举。但喊了这么多年,现实情况却是,孩子课堂作业没少,课外作业还更多了。
浙江中小学的减负方案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中是很难推进的。
很简单,我们以囚徒困境来举例。我们都知道,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1]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
选择1(互相合作):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
选择2(一人背叛):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
选择3(双方背叛):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
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那换到“减负”这个事情,也是同理的。
教育部呼吁“减负令”实施,家长和学生也有三种选择:
选择1(合作):大家都减负,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选择2(一方背叛):我减负了,别人没减,我就处于弱势;我不减负,别人减了,那我就处于优势地位;
选择3(双反背叛):大家互不信任,都不减负,还主动增负。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永远是第三种情况:因为好的教育资源稀缺啊,每个人都唯恐自己没能拿到最优级,怎么可能会主动减负。
不患寡而患不均,认真你就输了。
正如一个家长所说:
学校减负,重视教育的家长 就在家和课外增负。更进一步强化了培训班辅导班的作业。更进一步强化了父母的作用。 既更进一步进入了拼爹拼妈的时代。
国家的退出,只会让私立教育机构不断增加,让家长的压力更大。
2017新浪教育发布过《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收集了5万余份调查,数据表明:[2]
教育支出已经占到了中国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学+中学的12年中,课外辅导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为第一大支出。
减负反倒变成了增负,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没有真的受益。
我们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其实不算低,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显示,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35亿元,占GDP比例为4.11%,这是连续第7年超过4%。[3]
但尽管2018年这个比例再次突破了4%,确实7年来占比最低的一年。
所以也有人有这种论调:减负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去上课外辅导班。
确实有一些公立学校与课外辅导班有所合作,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次浙江省出台的政策中也有提到“校外培训不得与升学相挂钩”:
但这也阻止不了孩子们的作业越来越多。
2017年的发布的《中国中小学生写作业压力报告》中提到:
过去3年时间,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长由3.03小时降低为2.82小时;
2017年的最新数据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
同为亚洲国家,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而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差距也比较明显。
尽管拥有的教育资源不尽相同,但在写作业问题上,我国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孩子可以说是“同病相怜”。
比如,湖北黄冈和上海的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最长,超过3个小时,排名全国第一。[4]
毕竟现在阶级固化、上升通道变得狭窄,当家长不能给孩子提供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资源时,就只能依靠孩子的竞争来争取资源。
这绝不是家长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你现在在知乎上随便一搜,关于【寒门】的问题不胜枚举。
减负令,确实让很多孩子从学校的书海中得到了解脱,但他们一下课就开始奔向各大辅导班。学校负担是小了,但是家长负担没小,钱包还瘦了。
有钱的家长让孩子报更多辅导班,没钱的家长咬咬牙也让孩子上。所以说如果学校减负,很可能家庭教育培养出一个孩子所需成本会更高。
这一典型例子就是日本。
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个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日本几乎所有家庭都希望多出来的钱可以资助孩子上大学,于是,上大学的考试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大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又传导到整个基础教育,导致基础教育非常应试化,产生了包括“填鸭式教育”、“考试地狱”等一系列说法,这和中国很多家庭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有些类似。
在民众压力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宽松教育”的政策,宽松政策实施了近30年,比如:
把公立学校每周的上课时间、课程标准、课程大纲都降下来(缩减课本);
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
《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
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
......
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但是考试竞争压力并没有因此而降下来。
通过日本的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发现,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之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
这段时间,考试竞争压力逐渐降低,但是在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人口数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大学的扩招也没有跟上,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
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有进取心的家长和家庭,几乎都是转向私立学校、民办教育机构,有些学生平时就上私立学校,课外还要去补习机构,去增加应试的资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家庭负担变得非常重。
与此同时,家长可能也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原本公办学校都能够解决所有事情,给家长更多选择空间之后,家长并不知道如何做更有益,所以会产生过度补习等一系列问题,整个日本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也变得非常大。
其实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考试的存在导致应试教育的恶化?是不是过多的作业导致了学生的压力过大,导致了竞争的激烈?家长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减负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问题真的是出在作业太多上吗?
我们讨论教育的问题,永远是要从根源上去看的。
说实话,不管是我们的应试教育,还是芬兰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都是一个理念:那就是要进行选拔,把学生区分出来,让学生和学校要进行匹配。
只是我们的选拔机制不同罢了。
我们一直在讲因材施教,什么叫因材,那就是要通过一定科学的方法把学生区分开来,才能有效地去“施教”。
用考试把学生区分开来这件事,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不同的方式,使得这件事变得更科学。
现在的高考当然为很多学子提供了一个向上的渠道,但单一标准的衡量,必然会导致大部分家长被分数牵着鼻子走。
学校教育本来就是一个普适性教育,很难针对性给每个孩子充分的、优质的教育,而在这个基础上,再实行减负,学生和家长只能在课外像无头苍蝇没有方向地去找。
家长和学生都不是教育专家,在选择的过程中反而做了很多无用的、甚至是负向的学习,仅仅只是为了追求成绩,从而打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减负,只能是辅助。考试制度的改革,才是本质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这件事被小卖部老板知道了,他生气了,他跑去骂另一家小卖部老板,骂他不尊重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并且在我家楼下贴大字报隐晦地骂我。
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后来,小卖部老板人权组织找到了我,跟我说我楼下的小卖部老板的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不是正宗的,他们才是正宗的。
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我们卖3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