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发言「如全球出现金融危机，中国仍有足够政策应对」，释放了什么信号？ 第1页

一个团队情绪低迷 夺冠迷茫时。队长肯定要出来安慰大家啦。 我们还有能守高地我们还能扛我们有走位我们还可以秀。但其实危机已经在肉眼可见的将来了。

其实稍微细心就能看出来现在是十年来最难的时候又很可能是后十年最好的时候。

很久没有哪一届高层会满世界的做推销了。上一次是在周总理访非去手拉手吧？我总觉着上面也很难，希望大家再坚持一下再扛一波吧。

周行长的每次发言都感觉是在讲关键点，就比如卸任说我国要警惕“明斯基时刻”，说白了就是投机过度导致的债务危机，画大饼不怕，怕的是大家都借钱炒这个大饼，涨价去库存后果然面临极大的“明斯基时刻”压力，之后快速收紧了货币供应至极低的水平以应对所谓的“明斯基时刻”。

那本次应该如何理解“如果出现金融危机，中国仍有足够的政策应对”呢?

首先是理解现代的金融危机，全球化的经济共同体下，没有谁能够完全消除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既然无法避免，就需要了解其背后的根源。现代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量化宽松刺激经济中的资产负债剥离，富人获得资产变得更富，穷人承担债务变得更穷。这就是现代金融危机和传统经济危机最大的不同，传统经济危机往往是生产周期中总有人累计资本，成为富人，并希望通过资本投资获得更多的财富，但由于财富的流向不均衡，中产消费能力跟不上投资产出的速度，产能就会出现过剩，供需关系不对等就会引起资本价格崩盘，导致以往积累的资本在投资亏损中坍缩，进入艰难的市场出清过程，所有人重归起跑线，经济复苏进入下一个周期。

而现在的金融危机逻辑变了，当出现经济下滑时或者出现产能过剩预期时，为了避免资本价格崩盘引起的经济危机，所有经济体都倾向于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逻辑如下图所示，我们将上述的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放在这里讨论，即每当有资本投资快要出现亏损的时候，为了维持投资收益，要么提高中产的消费欲望和能力，要么降低投资的债务成本。减低债务成本比较直观，降息直接降低融资成本，盈利的要求就会降低，举个例子以前企业6%的利率借钱投资生产，要不亏损盈利至少要求在6%以上，如果低于此数值企业就面临亏损，现在降到4%的利率，盈利要求就会降低，当然如果你把钱投入生产也是没错的，但大部分时候再超发货币时大家更倾向于赚快钱和投机，陷入货币流通的空转，某些人获得资产，某些人承担负债，不仅不能刺激经济体，还要增加社会负债率。刺激消费就比较微妙了，降息会直接降低所有储蓄的收益，并且通胀刺激人们提前消费，问题就来了只增加中产的消费欲望（储蓄利息减低）却降低消费能力（储蓄贬值），尤其是创造某个不良资产让所有中产趋之若鹜，那么中产都会借钱参与到这个游戏里面，表现出来的就是占经济中间力量的群体负债一路飙升。由于资本比普通家庭对于经济数据的预判和操作都要超前，降息下资本获得廉价的货币用于投资生产或者创造不良资产，普通家庭消费及高位接盘这种不良资产，资本获得收益偿还银行贷款后仍有结余，而普通家庭承担通胀的同时，还要负担高位接盘不良资产的债务。但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因为中产已经负债消耗了这部分产能，还会负债助推某些不良资产纸上财富的飙升，且每次量化宽松都会引发一波居民负债的快速上升。当然这种玩法不是完全解决了问题，引爆点往往就是当中产承担不住债务出现一定比例的违约，不良资产价格就会崩盘，进而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这种不良资产占金融体系比例越高，金融风暴破坏力越大。

理清这个逻辑，显然我们前十年用了三波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社会负债率保守估计在280%左右，居民负债率约50%以上。居民为同等生存条件要多付出几倍以上的劳动时间，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同等生存条件，房价涨了三倍，一套房子对于GDP贡献就是三倍，但对于出钱方来说（如果是居住），你的生存条件并没有改变，表现出来的家庭感受就是，近十年储蓄越来越不值钱吗（以前的劳动报酬积累）和享受同等生存条件的付出（劳动时间衡量）要求越来越多，当然也不乏很多暴富的人群，举个例子，假设央行超发了1亿货币（是匹配社会产出外的超发部分），这些钱对于经济体来说不过是1亿的资产和1亿的负债，总和是0，但这1亿经过市场的转导，就会有人获得净资产变得更富，有人承担了负债变得更穷，举个前几年最热的项目叫抄地皮：某个集团通过杠杆获得1亿的贷款，同时拥有了1亿的资产和1亿的负债，并购买了当时价值1亿的地皮，什么都没有干，一年后地价翻倍出手，获得2亿，假设利息1000万偿还掉银行的贷款后会多出来9000万的纯资产，但地皮还是地皮，为什么凭空社会多出了9000万呢？当然是后续的买房者的储蓄或者银行贷款，享受同等生存条件下付出更多的负债，这就是资产负债的剥离过程，总有人在量化宽松中获得资产，也总有人为此资产承担债务。近十年已经积累了天量的不良资产和债务，而自收紧货币的三年多时间内已经开始了出清，进而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因为不想走宽松加深这种危机爆发后的损害力度。

回归到周行长的这段话，说我国有足够的政策应对，如果是十年前，这话一点都没错，筹码非常多，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只有出口受阻，居民负债也仅仅只有15%，具有巨大的内在消费挖掘潜力，投资就更不用说了，创造这么一个大众都喜欢的“投资品”，且愿意把钱拿出来放在上面也是相对容易的。但19年仍讲这个话，从逻辑图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继续量化宽松并进一步挖掘内需，相对应的是意思是居民负债仍有上升的潜力。要判断此结论的正确性，还要一结合周行长的另外一个观点“中国储蓄率仍有45%，为全球最高”的发言。基本可以判断如果出现全球金融危机，量化宽松来续命是大概率的事情，很多人都以为高房价没有成本，并且可以一直用，其实是不对的，往小了说每个潜在的购房者都是成本，因为你将为同样的房子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往大了说，明斯基时刻在每次的量化宽松下会更进一步，且威力几乎翻一倍，真的等到明斯基审判来临的时候，所有货币政策失效，因为作为经济体的主力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极高的负债率和高昂的生存成本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生育率是个要考虑的问题，低欲望社会趋势也个要考虑的问题，我国在计生下的特色老龄化也是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