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挺长时间,有点思路:
1.产能是什么。
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简单来说分三类:人、机器设备、矿和田。
2.如何去掉过剩产能。
人最容易去,转行相比起处理机器和矿,容易得多。
机器设备有两条路:一是卖到国外,二是卖废铁。注意卖给国内其他企业不算去产能,因为国内总产能没变。
矿山和油田就只能暂时关闭了,这一部分大都属于战略物资,卖给国外企业属于优先级非常靠后的行动。
3.难点在哪。
机器设备最好的出路肯定是卖到国外,具体来说就是卖给印度和越南。这事德国和日本也干过,买家就是咱们国家。不过咱们面临的情况和德日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是7、80年代德日和我国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要远大于当前我国和印度越南发展水平之间的产局;第二是7、80年代德日人口加一块也不到我国的1/5(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为10.3亿人),而当今我国人口则大致相当于印度+越南。
这两个因素对我国淘汰设备在国外的需求都是负面影响。所以能卖到这俩国家的,多不到哪去。至于为什么不卖到非洲沿海国家,情况比较复杂,我也不够了解没法说。
那么明知卖不到国外,为什么不卖废铁呢?卖废铁起码能腾出资金来干别的啊。
这是私企的思维,也是私企的优势——“船小好调头”。但国企受的束缚更多。具体来说,持有过剩产能的国企面临两个主要的束缚,一个是就业任务,一个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第一个束缚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大型国企,在一个地级市就要背负数以万计的家庭的生计。20年前那次国企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在这些家庭的生计上动刀斧带来的社会成本有多大。具体的不细说了。
第二个束缚看上去相对容易应对些:卖废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在于旧设备的账面价值高于设备在卖废铁这一途上的变现价值。假定卖废铁已经是最好的途径了,那么相关国企管理层面临的二择其实是:要么不卖撑到退休,这样设备在账上自然折旧报废,不是他的责任;要么拍板卖,让设备在报废之前变成(少量的)现金,但是有可能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可见,假如国家不出别的东西,选择后一项对于领导层来说是需要魄力的。魄力是稀缺品质。一两个人,一两个班子做了,成了,我们把他们当成英雄和典型来传颂。但指望那么多人那么多班子都拿出魄力来,不现实。
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魄力,又想做出改变,那么政策引导就成了唯一途径。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方案,一个是发行政命令,一个是改会计制度。两者各有缺陷。
发行政命令的主要缺陷有两条: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在执行上会一环一环打折扣;二是高层政府班子的周期性更替会弱化具体执行者对行政命令中“保证后路”部分的不信任。
改会计制度看上去是个很美好的方案:国有资产流失的锅不让你企业领导背了,而是让国家背。你只管放心把设备当废铁卖掉,腾出资金来干别的。但是这只是在落后产能这一个局部看上去美好,更改会计制度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原因是,要改会计制度的话,要改的是折旧方面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一旦真改了,市场上其他企业的设备也会减值,这就会导致资产价格的系统性下跌。资产价格的系统性下跌,对于一个银行主导融资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要命的,杀死经济的机制就是金融加速器那一套。一旦发生,只会比08年的美国更惨。
4.制度障碍?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面临的困难是“外部环境改变不了,行政命令落实困难,折旧规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后两个或许可以看作是“制度障碍”。但是要拿掉这两个制度障碍中的哪怕一个,都会面临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收益比,值得吗?
5.解决方案?
我没有数据,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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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
@司空摘星问资产价格系统性下跌会导致什么恶果,其实就相当于问金融加速器是怎么回事。我在这简单讲讲直觉吧。
一般来说,企业向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点东西——资产。如果资产价格下跌,那么那些把资产全部抵押出去的公司(即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获得新贷款的能力就会降低。而且,在获得新贷款之前,有可能需要把手里的资产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去(fire sale)还款。所以一个负的资产价格冲击,对于这些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会有两个影响:1)被迫出售资产;2)形成新资产的能力——投资能力下降。假如资产价格一直不上升,这些公司的资产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小,直到被拖垮。
如果资产价格发生系统性下跌,很多公司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fire sale的规模也会变大,并且大规模的fire sale行为会继续拉低资产价格。这样一来,在企业这一侧会出现大规模的破产,银行那一侧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坏账,经济危机就这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