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赞答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于对君权神授的否定,它是近代化的产物。
还是那句话:民族主义不等于族群意识,前者是nationalism,后者是ethnicism,含义是完全不同的。族群意识+国家主义,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来一个以前的老答案吧。
中国之所以还能保持深厚的“中华”认同,压根就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得很晚!别看20世纪初清帝国倒台了,但内部各族很容易就接受了“五族共和”、“中华民族”之类的话术,以至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里还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一套古典思想,这在蓝星上已经算是活化石了。
这无非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民族国家意识,实际上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才真正蓬勃发展起来,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皇汉”等民族国家思想才开始崛起。
资本主义并不等于民主政治,资本主义也并不天然的反对君主政体,工业革命发生在君主制的英格兰,一直到今天不列颠依然是君主国。在德意志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君主制都和资本主义合作的很好。所以民族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反对君权神授的结果。
相反民族主义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工业革命需要扩大生产规模,需要集中原料和劳动力,这就摧毁了传统的以村庄为单位的农村社会。一个人可能一辈子讲克罗地亚语,但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克罗地亚语,他只知道那是他们村子的方言。只有当他离开故乡来到一个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原来我的语言和这里的不同,和别处的也不同。我和另一些陌生人讲同一种语言,他们告诉我这种语言属于一个叫做“克罗地亚”的民族。工业革命才是人民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同的原因。
工业革命还需要快速运输,于是铁路兴起。在铁路兴起以前旅行是少数人的事。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人情社会里。只在少数地方比如水陆码头、才会形成陌生人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说“城里人都坏”、“火车站门口的人尤其坏”的原因。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分手就再也不见的地方,不坑你坑谁呢?
如果多数人都生活在“今天坑了你,明天你能坑回来”的乡土社会。长途旅行的速度又不超过时速二十英里,那么每一个有能力长途旅行的人,比如歌德,他在旅行中体验到的就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只有当旅行速度被大幅度提高,价格大幅度下降,中产阶级才有可能通过铁路和轮船意识到别人和自己不同。
旅行指南就是铁路和轮船时代的产物,比旅行指南更高的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志》、《地理志》、还有宏伟的特罗卡德洛宫里的民族博物馆,还有国际博览会上每个国家的专门展厅。所有这一切都在向中产阶级证明“我们天然是不同的!”
那么工厂改变无产阶级、铁路、旅行改变市民阶级,就能导致民族主义了么?依然不够!
事实上工厂真正赋予无产阶级的是阶级意识,我是一个波兰炼钢工人、跟我一起去按住烧红的钢锭的是一个捷克人,我们的命其实都捏在那个控制水压机的鲁塞尼亚人手里,但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恨那个该死的工头,还有可恨的德意志工厂主。
我们每天七点上班、七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我跟这些工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长的多。我知道如果我死了,那个波兰人还有那个鲁塞尼亚人、那个捷克人会给我买口棺材、把我弄到公共墓地埋了,他们会给我的家人一点钱。就像我们对前几天那个被热钢锭砸死的可怜人一样。
这时候有人跑来跟我说“波兰人都该x!”我对他的回答是“你过来!看看我手里拿的这把钳子,它打人可疼了!”
那什么人才需要民族主义呢?中产阶级咯!他们受过教育、见过世面,他们随着帝国的兴盛过的越来越好,财产越来越多。他们希望自己缴的税能用在正路上,别被皇帝拿去养根本不让他们加入军官团,别被萨克森-阿尔滕堡大公拿去修公路,因为整个大公国就他一个人有汽车。他们想要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殖民地、他们想要大舰队!皇帝也想要!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高举民族的旗帜,指责spd撕裂社会。
实际上民族主义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当工业革命撕裂了社会,让富者俞富、贫者俞贫,而导致穷人渐渐联合起来的时候,民族主义这面遮羞布兼精神鸦片才展现出它的价值与魔力。
只要工人老老实实,统治者就不会在乎什么民族主义。黑森卡塞尔危机的时候俾斯麦还在叫嚣“我是普鲁士人不是德意志人!”1873年经济危机之后就开始高唱爱国的高调了,为什么?因为德意志工人运动来了!
红旗在霍亨索伦人面前招展,他们立刻就变成了德意志人!
你是一个封建领主,财产来自于收佃农的地租,土地来自于君主的赏赐。基本运营模式为——你在战场上立下军功,君主收了你们的地然后封爵位和一部分土地给你们这些贵族,有些土地你可以终身享有,有些土地甚至可以世代传承,然后你把地租给农民,让他们给你交地租。
假设这个时候有个农民不服,问:“我凭什么要给你交租呀?”你回答:“因为这是我的地,你在我的地上种地当然要给我交租”。农民又接着问:“凭什么这地是你的?”,你怎么回答?显然你最好的回答就是:“这地是皇上赐给我的”。农民最后接着又问:“凭什么皇上有资格封你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要应付这个问题,不同地方的贵族老爷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本质上都是相似的,都是借助宗教神棍的迷信力量,在欧洲这就个回答就是“王侯将相就是真的有种”,“君权神授”,“国王家族是神选之人”;在中国这个问题要复杂一些,因为农民造反改朝换代太多次了,大家都形成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思想。所以一般回答都是“皇帝顺应天命,乃是天子”,“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就是封建时期的意识形态,要维持这种秩序就必然需要这种意识形态。有些人说中世纪欧洲是分裂的,而中国是统一的,所以中国的没有封建社会,这个说法从政治势力来讲姑且算有丁点道理,但是从经济基础上来讲其实区别并不是太大,都是君主赏赐—地主收租—世袭罔替模式,因此虽然意识形态在细节上有区别,但是基本的框架没有太本质的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都是神棍带头,因为君主的合法性基本上是靠神棍搞宗教迷信给的,而显然要打败神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另请一个神棍。
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情况就大为不同,这个模式就变了,资本家收益模式是通过私有生产资料,原始积累—雇佣工人—生产商品—买卖商品获利,这个过程基本不关皇帝什么事。
这个模式下工人如果问起:我为什么给你干活?资本家可以直接回答:“我没强迫你给我干活,你也可以自己单干”。工人又问:“我没机器啊”,资本家又可以回答:你可以买呀。工人又说:可是我没有钱。资本家直接就可以用“你可以去银行贷款,不敢贷款就是你怂,既然你是怂包就乖乖给我干活”,如果工人这个时候再问:我贷款股本太少承担不起风险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追溯到资本的原始积累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已经想不到这一步了——而即便追溯到资本的原始积累上,这原始积累和君主也未见得有什么大的关系。
于是,资本家就发现,皇帝老子的存在对于他说服工人似乎没有什么卵用。相反,皇帝老子天天封这个爵抢那个地还对他做生意危害还很大,自然就一棒子把皇帝老子推翻了。
但是这个问题又来了,对资本家来说国家依然是有必要存在的,因为他毕竟还需要国家的暴力机器来保护私有财产,不然就会被打劫。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皇帝老子没了,靠什么来建立一个国家呢?这就是民族主义出现的原因,即为了在推翻君主制度的同时建立起一个国家。
在民族主义下,国家不再是君主的国,而是民族的国,是公民的国。这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家要说国家是民族的国而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国呢?因为首先资本家只关心自己的利润,并不想解放全世界;其次,资本家自己也想要搞殖民掠夺抢别人的钱。如何让自己的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的同时又能抢别人的钱?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妙用,“我们xx民族是高贵的民族,理所当然统治你们yy劣等民族,所以抢你们的东西十分正当”。“我国是为了xx民族的利益而建立的国,以xx民族的利益至上,不负责保护你们yy民族的人的利益”。
民族主义下形成的民族国家同时实现了资产阶级的三个目标,1:没了皇帝老子天天裂土封侯干涉生意,2:有一支武装军队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3:不影响自己在世界各地殖民掠夺。
这就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捏造出来的宗教。但是,正如皇帝靠神棍鼓吹合法性的套路农民造反时也可以再请一神棍一样;帝国主义用民族主义殖民掠夺的时候,被殖民者自然也会用同样的原理来反击。
民族主义在被压迫民族那里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这就正如神棍逻辑在造反的农民那里也能起到正面作用一样。但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暂时减轻一下压迫,社会制度在本质上是没有进步的。正如造反农民靠着神棍逻辑所建立的只能是另外一个封建王朝一样,被压迫民族靠着民族主义建立的只能是另外一个民族国家,崛起了也只会成为下一个帝国主义。
但当代中国互联网上民族主义者最荒谬的地方,就是无视了民族主义和君主专制的对立,愚蠢地认为民族主义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存在的。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自然也存在着民族也存在着民族压迫,民族间自然也是不平等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时期就有民族主义,女人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难道女权主义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吗?
只需要稍稍动脑子想一想就会明白,在没有资本家的君主实施绝对专制的年代产生民族主义是多么荒谬的事情。既然皇帝老子和神棍都还在,贵族完全可以皇帝老子的名义或者用宗教来剥削和抢劫,说“我抢钱乃是皇帝的旨意,乃是顺应天意而为,不信你可以去问皇帝或者神棍”,这种环境下只有脑子有病的人才会说:“我抢钱是因为我是xx民族的,你是yy民族的,我们xx民族因为blabla所以比你们yy民族高级,所以你的财产都归我了”这么复杂的理由。
古代元清的民族压迫,什么搞四等汉人八旗老爷之类的,真的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压迫吗?显然根本不是,在晚清以前,八旗老爷从来不是说:“我们旗人是优等民族,文化比你们汉人先进高级所以你们汉人必须养着我们。”实际上就满洲人这血统杂成啥样了还好意思吹自己是优等民族,入关后天天学习汉人文化好意思说自己文化先进?旗人压迫汉人,其根本的正统性在于皇帝老子把这些旗人封成了贵族,而皇帝老子则是鼓吹自己天命所归,登上帝位都是天意。
这个时候你要造反,最自然直接的办法就是再发明一套“天意”,比如“我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我才是天命所归”。而要用出“我们汉人乃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十分优秀,理应自强实现民族独立”这套造反理论,是一定需要等到资本家的出现或者帝国主义的入侵的。
最重要的是关税!
一位出生在西双版纳的布朗族人,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风俗习惯上都更接近生活在国境线外素不相识的缅甸人,他从没喝过豆汁儿,却与另一位喝豆汁儿要就着焦圈蘸麻酱吃的老北京人儿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
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再想想美利坚民族。一帮子殖民者和移民跟宗主国干了一架之后就变戏法似的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大伙儿都是北美殖民地混出来的,却要一个叫加拿大人或者X裔加拿大人,另一个得叫美利坚民族!凭什么!?
再想想德意志,1848年法兰克福会议上“大德意志”的方案里边居然囊括了整个外莱塔尼亚,为什么德意志的民族国家构成里边会把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的聚居地给认同进去了?
机器大生产把劳动力——通常是农奴——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把他们塞进工厂,给他们发工资并且立法保证他们的私有财产,用报纸、收音机、广告和房价掏空他们的六个钱包最后再一脚踢回工厂。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在哪里呢?
(咚咚咚)
“谁啊?”
“开门,自由贸易!”
“呸,我们张家村儿的人是不会买你们李家村儿的鸡蛋的!.......得加钱!”
得加钱!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因为资本及其代言人需要有“民族”这种存在作为彼此之间的“缓冲带”与“护城河”。
不同的民族是不同的资本为自己设定的“势力范围”,以保证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低成本和高收益的运行,以作为“兜底”。
所以,当不同的资本利益比较一致时,两个“民族”的关系就好,反之,即便两个民族原本关系较好,甚至同处一个国境线内,也可能会化友为敌,或散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