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起义大多因为吃不上饭，那他们起义后是怎么吃上饭的呢？ 第1页

说实话我并不是很懂除了长毛、捻军以外的农民军历史，但是本长毛看见这个题目下面不少回答堪称狗屁不通，不堪入目，尤其是几个基本上没读过什么正经书信口开河的人，污蔑在明末熠熠生辉的农民军领袖闯王李自成，引起了我的愤怒，本长毛决定还是得卖弄一下自己那少的可怜的知识储备，抄书说一点话给闯王正名。

古代人民起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农民要么贱卖了自己的田土去地主大户家里当佃户，要么背井离乡，开始逃亡。

明末的情况也是这样，所谓“中州地半入藩府”、“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土地高度集中，造成了贫富差距悬殊，但中国农民是很厚道老实的，只要嘴里还有一口吃的都不至于扯旗造反，公然反对政府，但是明政府的剥削堪称敲骨吸髓，非得吸光了农民最后一滴血不可。

按道理来说，农民没了土地，总不要缴纳田税了吧，呵呵，naive，不知道诸君有没有见识过“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

富民置产，弃多贫民。买者宁多其价而少带其粮，卖者并负空差而愿图厚价。孰知多蓄之家利在轻徭，而穷民过眼之价转手为空，且自贻剜肉医疮之患矣。迨于既久，田连阡陌者赋止勺圭，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

而地主官绅呢？地主官绅们:

“豪绅地主不仅享有额定的优免权利，而且还勾结吏胥，通过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如陕西西乡等地，“富民置产，弃多贫民。买者宁多其价而少带其粮，卖者并负空差而愿图厚价。孰知多蓄之家利在轻徭，而穷民过眼之价转手为空，且自贻剜肉医疮之患矣。”

在农民大批逃亡，十室九空的情况下，地方官为了完成其征收任务，仍旧是无止无休的催比钱粮，“十室九空”是吧，好办，剩下那一户得把前面九户的钱粮包了。

天启七年，吴应箕在一封信里，谈到他途经河南真阳的见闻：

自晨发，出郭门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霁，搴帷而眺，则四十里中一望皆黄茅白草，察所过之处，皆行地亩中，亩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即问舆夫：‘此县东西南北，其田地荒芜尽如此乎？’夫答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县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驿舍见有备中火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问曰：‘向所见一路荒芜之田，无差粮乎？’数人同声对曰：‘前此皆膏腴之业，差粮如何得蠲？’即问：‘何不耕？’对曰：‘无牛。’问：‘何以无牛？’则谓：‘多盗卖出境者，无牛因以无佃，此其一端也。又本县马户差徭苛急，每报一人，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则田无主，故不耕。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故今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皆由此耳。’因又问：‘此有田弃走之家，始何不卖以与人，而甘抛弃若此？’则又对曰：‘夫差徭政为有田地者苦耳，今赔者欲弃其产而不得。况受其业，而粮即派其家，能堪之耶？于是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极矣。’又问：‘独无以此情白之县者乎？’对曰：‘此县令多举贡，日暮途穷，贪得为念，又衙门弊多，度力不足以区处，遂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自免上司谴责耳，何暇顾人户之逃、田亩之荒也。甚至有告理者则反笞之，所以百姓虽愁怨，率无敢言者。’予又问：‘此是通衢，司道必由此乎？’曰：‘然。’‘抚按由此乎？’曰：‘然。’‘州郡由此乎？’曰：‘然。’予问：‘曾有由此而问厥故者乎？’佥曰：‘无有。’予不觉浩叹

中国古代人民向来有着强烈的乡土意识，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愿意离开先人的家室、坟墓呢？

明政府在辽东因和后金的战争导致军费激增，所以还要加征赋税，摊派徭役(在这当中又有极多弊端，如地方官员又巧立名目私自加派，如预先征收好几年之后的赋税等)，明朝末年灾荒连年，但明政府并不加以赈济，反而仍旧这么横征暴敛，终于促成了明末农民大起义，使得明朝政府“在一片均田免粮的怒吼下倒台”

计海内用兵十年矣，无事不取之民间，而郡县催科苛政，无一事不入考成。官于斯土者，但愿征输无误，以完一己之功名，谁复为皇上念此元元者哉！故一当催征之期，新旧并出，差役四驰，杻系枷锁，载于道路；鞭笞拶打，叫彻堂皇。至于滨水荒陂，不毛山地，即正供本自难完，今概加新饷，倍而又倍，荒山荒地，谁人承买？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而户下所欠，终无着落，以累其宗族、亲戚者又不知凡几矣。

(中略......)

自逋欠日久，故一当催征，今日张一示比崇祯元年钱粮，明日张一示比天启七年钱粮，后日张一示比天启六年钱粮，层累而上。而民之耳目乱，手足忙，心计亦惶惶靡定。将完旧乎，则恐征新者之敲比也；将完新乎，则恐征旧者之敲比也。”

下面是骂娘环节，选几个**典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吃，吃个够

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此时苟有济于死亡，直不顾顶踵矣。乃入京之初，恶状犹横胸臆间。越二三日，朋俦相聚，杯酌相呼，前事若忆若忘。既而声歌诱耳，繁华夺目，昨日之痛心酸鼻者，竟漠然不相关矣。呜呼，臣饥人也，饥之情、饥之味皆其习见而亲尝者，犹且以渐远渐隔而忘之。乃欲九天之上、万里之遥，以从来未见之情形，冀其不告而知、无因而痛，不其难乎？”

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

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穉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他*的，你**倒是吃一个我看看？？？

“起义军来了把土地烧光”？

“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烧出一个小民畏兵“甚于畏贼”？

倒是明官军“所过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

“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早中期阶段确实免不了流动作战，明王朝的地方统治还没有土崩瓦解，军事力量都还在那，不流动起来在运动中寻机歼灭官军求生难道站在那等着被合围消灭吗？是不是你被仇人追杀也要站着不动？

说抢钱抢地抢女人，那你知道什么是“就富民箱囷，招徕饥民共食之”式的劫富济贫，和杀死官僚宗室没收财产后比比皆是的发钱粮赈济百姓？

闯王恰恰是明末诸义军首领里军纪和爱民都极注意的一位行吗？看他的《剿兵安民檄》:“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令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这个简直是要气笑我了，能不能读点书再来胡扯啊？

闯王1643年就建设了襄阳为首的根据地，什么叫不可能正常过渡为正常朝廷？靠你脑补的不可能吗？

仅从经济一方来看

在经济方面，起义军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取消明政府的横征暴敛，为农民安心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起义军出示安民，宣布“不催科”[48]，“三年不征粮”[49]。二是采取切实步骤保护和恢复农业生产。对于缺少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起义军及其政府为之提供耕牛、种子，还规定了保护耕牛的政策。崇祯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明给事中李永茂在题本中说：起义军“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 又说，“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根脚。”[50]同年二月明湖广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辛锌奏本中亦说：“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出现了“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的局面[51]。起义军还在一些地方实行屯田，除了“募民垦田”以外，义军战士还直接占领明宗室、官僚地主以及无主荒地进行屯种，借以解决部分军需，免除或减轻群众的负担。上引李永茂题本中就说到：“刘、贺二贼，将南阳迤南并西北楼寨庄田俱已占完”，又说起义军“占襄阳地土耕种”[52]。《平寇志》卷六，也记载当时明政府有人得到消息说，起义军“欲取河南、河北牛只，屯田皖（宛）、叶。”[53]

再看推翻明王朝前夜的大顺政权建设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旧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53]。当时采取的措施大约可以归纳为下面各点：

一、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明秦王府为宫殿。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颁布为李自成和他的父、祖避讳的规定：“其一切文书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务、忠、成等十字，不许用。”[54]有的史籍还记载大顺政权曾经“造甲申伪历”[55]。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鼐（李双喜）、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某[56]；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武阳伯李友、平南伯刘忠、文水伯陈永福、桃源伯白广恩、确山伯王良智（即在西安投降的明将王根子）[57]、京山伯陈荩[58]、鄢陵伯刘某；子三十人，宁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临朐男高一功等[59]。

三、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侍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通政司为知政使。

由于大顺军占领地区已经包括好几个省分，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级，设节度使，相当于明代的巡抚。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监督之责，如以明临汾知县刘达为陕西巡按直指使[60]，介休知县李若星为山西巡按直指使[61]。其他道、府、州、县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与襄阳时期相同[62]。

五、在经济方面，除了继续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以外，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即没收官僚贪污所得钱财充作政府经费和军队粮饷。史籍记载：“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67]为了平抑物价，便利民间贸易，废除了明朝崇祯年间官私所铸薄恶小钱，开炉铸造永昌通宝，大钱值白银一两，另铸当十、当五钱[68]。

六、开科取士。为了搜罗人才担任各级官员，由礼政府“设科目试士，宁绍先充考官，用《定鼎长安赋》为题，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69]，中式者授以府、州、县官。

你管这叫“不可能过渡为正常朝廷”？本长毛明末史渣的很，可至少也不会说出这种基本上属于没有史实支撑的神必话。

以上，我基本上都是复读和抄书，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准，见谅，明末起义这块我low的很，但即使我也看不下去某些回答的胡扯，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故意用“人民”这个现代政治概念替换掉了“农民”，然后好无辜的提问人民吃不上饭，起义后怎么吃上饭的呢？是啊，人民“都吃不上饭”，起义也没用是吧？

然而你这么玩儿没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农民起义，农民吃不饱饭。与此对立的是地主、官员、巨贾、王爷、亲贵各个脑满肠肥，这些人占据了全国9成土地，家产殷实，家里的粮食不要太多，“农民”根本就只是赤贫的佃户，家无余粮。

徐阶自述在老家：至于家下田宅虽不敢言无， 然亦原无十万，郡县册籍俱在可考。中间亲友所寄，自阶罢官，各见失势不足凭依，又因官司概派，均徭加徵贴役，有害无利，俱已收去。其明白置买者，除奉某某教令退还原主及因田租无收卖去已及三分之一，余二分正在典卖，期于萧然作一布衣，稍得优游畎亩，待天年之尽。同期徐阶致潘恩书札中又谈到徐府田产数量：家下田亩，其载书册不过二万，册外又别无户，不知所谓四五十万者安顿何处？ 若当道诸公肯加查核，有无便立见矣。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海瑞巡抚应天前后徐府田产应在三万亩左右。 徐府以徐璠等弟兄二十余年经营，于苏松聚积三万亩田产及松江和京师的纺织品生意已属可观。

一个松江府，三万亩田在其手中，这是他致书曹贞菴的自我辩白，然而这玩意儿根本就没人信，当时普遍认为的是，徐家田产（包括他仨儿子），保守估计二十四万亩。。。

福王朱常洵：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

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廷臣请改给王盐于河东，且无与民市。弗听。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藩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

你说农民起义吃谁的？活不下去就造反是因为有人不仅活得下去，而且手里的粮食物资足够让所有人都活下去，只是他就是不拿出来，他不想让所有人都活下去。那既然他不给，活不下去的农民自然就抢了。这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既然你谈到“人民”二字，那我就再给你举个例子断了你的念想，建国以后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挨了饿，有些地方饿死了人，但是为什么没人造反？因为你家里饿死了人，你很悲痛，但是你发现村长家里也饿死了人，您和村长很悲痛，发现公社书记家里也饿死了人，你想跟公社书记理论，发现他跟你一样，饿的眼皮都抬不起来。你们都很悲痛，然后发现邻近的县几乎都这样，而且，听说县委书记家里也饿死人，而且他本人饿的都浮肿了。你们都很悲痛，想到最后，主席他儿子倒是没有饿死——因为他很多年前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大家全都在挨饿，并没有人比谁生活好多少，更没有地主恶霸有很多粮食就是不给大家分。

于是你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阵子熬以后可莫要随便吹牛了，还不都是吹牛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