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自成的名气比张献忠大得多？ 第1页

1641年的时候，李自成和张献忠基本上是并驾齐驱，李自成在1月21日攻下洛阳，杀福王，张献忠在2月5日攻下襄阳，杀襄王。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明末的一大转折点，这时，李自成和张献忠处境相近，李自成1638年被官军打败，只剩下一千多人，躲进商洛山，1640年才再度出山，打下洛阳之后，他的战兵只有三千，剩下三万人都是新入伙的饥民。张献忠经历了1640年的玛瑙山大败，实力也大损了。双方在兵力、名声、战绩上都差不多半斤八两。但是7月的时候，原本与张献忠联兵的罗汝才北上和李自成联合，紧接着，8月时张献忠就在信阳被左良玉打败了。而到了9月，李自成和罗汝才却在项城打败了傅宗龙。傅宗龙的标营被李自成和罗汝才歼灭，闯曹联军的队伍原本就是以西北边军的逃兵为骨干，傅宗龙手下的陕西兵被俘之后直接就和他们合流了，再加上缴获了大批甲仗军械，李自成和罗汝才的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张献忠却没得到这样的补充。从此之后，张献忠就开始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很有意思的是，根据太和知县的奏报，张献忠在9月8日围困了沈丘县。也就是说，张献忠在信阳兵败之后，选择了率兵北上，这个动作其实是向李自成和罗汝才靠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参加项城之战，而是掉头去了大别山和革左五营会合。

不知道张献忠当时是作何考虑，有的说法认为是他和李自成不合导致的，到底是不是，也没法考证了。很难说张献忠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因为没有留在河南，张献忠错过了吸收秦兵、迅速崛起的机会，但是从后来李自成和罗汝才反目的结果来看，农民军的实力越强，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就会越严重，一山不能容二虎，何况三虎。

到1642年的7月，张献忠和革左五营打败了黄得功、刘良佐，但是革左五营也决定北上河南去和李自成会合，没了革左的帮助，张献忠在南直隶待不住，又返回湖广，结果10月又在潜山被黄得功和刘良佐打败了。而李自成和罗汝才在1642年的2月又在襄城之战中打败了汪乔年，5月在朱仙镇之战中打败了丁启睿，与袁时中联合之后，在9月攻下了开封，10月打败了孙传庭，和革左五营联合之后，在闰11月打败了杨文岳。

1641、1642这两年，农民军的五大主力有四个联合到了一起，李自成、罗汝才、袁时中、革左五营四路人马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河南，而且连战连捷，接连两年没有遭到大的挫折，大批围歼了以陕西兵为主力的官军队伍，左良玉的核心主力也在朱仙镇之战中被李自成和罗汝才围歼。大量的官军降兵和缴获的物资让李自成他们的实力大幅提升，而张献忠在湖广、南直隶一带转战，没有收降多少能打仗的部队，又遭遇了信阳、潜山两次失败，此时的实力是大大不如李自成了。

到了1643年，李自成和张献忠选择的目标都是湖广，李自成打湖广的原因是孙传庭新败，西侧暂时安全，所以要先集中力量对付左良玉，而且河南连年灾荒，也很难筹到足够的粮食养军，闯军得打下湖广才能吃饭。他在1642年年末进攻襄阳，赶走了左良玉。而张献忠则是因为南直隶方向有黄得功和刘良佐拦路，见左良玉跑了，便趁机回师湖广。恰好这个时候，李自成与贺一龙、罗汝才、袁时中发生了火并，没顾得上继续向东进攻左良玉，只打到汉阳就不再向前了，张献忠便趁机占领了武昌。

这个时候，天下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洪承畴的大军在松锦大战中被歼灭，孙传庭和左良玉又都遭到了李自成和罗汝才的重创，明军和农民军的强弱对比已经逆转了。农民军不再流动作战，而是开始实施割据，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都开始开科取士、设立官府，在地方上派驻官员和军队。而李自成比张献忠和罗汝才更进一步，他开始养牛屯田，着手恢复生产。张献忠和罗汝才也并不是不会屯田，当年他们两个接受明朝的招安，在谷城、房县也进行了屯田，可能是这时他们还更重视军事工作，没顾上屯田。

过去流动作战的时候，各路农民军经常联合，双方的关系比较好处理，主要是战利品的分配等问题。可是现在有了稳定的地盘了，开始设官割据了，权力分配就是大问题了。谁老大谁老二必须得分清楚，李自成叫“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叫“代天抚民大将军”，看名字就知道这俩人准得死一个。既然要从过去的流寇转型成真正的封建政权，就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兄弟之间商量着来，谁是君王，谁是臣下，这是生死之争。李自成杀贺一龙、罗汝才、袁时中，收降贺锦、刘希尧、蔺养成，只有马守应带兵出走，后来病死，部下投奔了张献忠。张献忠没掺和这些事，在武昌另起炉灶，自称西王。但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两大势力都挤在湖北，只隔着一条长江，不冲突是不可能的，张献忠做出的决定是南下湖南。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张献忠夹在李自成和左良玉之间，南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湖南、江西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又没有强大的对手，但他既然要放弃武昌，又何必在武昌称王、建立官府呢？这些事如果放到他打下长沙之后才做，其实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张献忠的做法更匪夷所思，他在湖南、江西做得非常不错，推行三年免征，诛杀藩王士绅，瓜分其土地，军纪也不错，比较得百姓拥戴。虽然武昌丢掉了，但是据守湖南，进窥江西，也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可不知道为什么，张献忠却在1643年年末到1644年年初这段时间全盘放弃湖南的地盘，转进四川。张献忠到底为什么这么干还没有一个定论，有说是因为担心受到左良玉的攻击，但是张献忠现在的实力也不算弱了，如果他不放弃湖南，左良玉也不见得就一定能打进湖南，左军一度占领岳州，但是方国安指挥的水军被张献忠击败，张献忠又夺回了岳州。而且左良玉自从在朱仙镇被李自成打趴窝之后就一直避免与农民军正面决战，张献忠的主力在武昌的时候，他并没有来武昌与张献忠争地盘，现在张献忠占据了大片州县，粮饷非常充足，左良玉一定要与张献忠拼个你死我活的可能性很低。1643年9月时，孙传庭被李自成打败，李自成随即进军陕西，左良玉便忙着和河南的土豪刘洪起联合，抄李自成的后路，结果被袁宗第打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说张献忠仅仅因为害怕左良玉就把湖南的基业放弃了，很难说得通。也有说法认为他是担心李自成攻击自己，但是李自成先是和孙传庭决战，接着攻入陕西，张献忠决定入川的时候，李自成刚刚基本稳定陕西的局势，也不见得立刻就能腾出手和张献忠决战，而且他进兵四川，不还是和李自成做邻居吗。

这之后，张献忠就一直待在四川，到死都没能解决曾英、杨展、王祥、马应试等四川明军。自玛瑙山之战以后，张献忠的实力总体上来说是不断增长的，但是增长的速度远不及李自成，没有大批陕西降兵的补充，西军的战斗力始终没能得到闯军那样的大幅提升，中间又有两次大的失败。在四川期间，大西军和大顺军相比是有明显的弱势的，李自成在北方的行动是一路势如破竹，整个北方都传檄而定，高杰、刘泽清都不敢抵敌，望风而逃。而张献忠在四川却与明军缠斗不休，重庆被曾英攻下，刘文秀去进攻曾英，又遭失利。在与大顺军的冲突中，尽管击败了马科指挥的一支偏师，但是进攻汉中时，李定国又输给了贺珍。如果不是李自成输给了清军，此时张献忠和李自成敌对已经没有多少胜算了。

张献忠在人生最后几年中的决策呈现出非常迷的状态。

本来是和罗汝才一起打左良玉，但是突然拆伙，遭遇失败。

先是北上向李自成、罗汝才靠拢，然后突然又南下。

在皖西的舒城已经开始设立官府，但之后却没采取任何建立根据地的措施。

原本是向东进军，但突然和革左五营拆伙，遭遇失败。

占了武昌之后，做的所有举措都显示出要以武昌为根据地，结果却轻易放弃了。

占了湖南之后，做的所有举措都显示出要以湖南为根据地，结果又轻易放弃了。

在四川起初是军纪严明，大举笼络蜀人，后来却改成了暴力政策。

一开始尽量避免与李自成冲突，后来又积极开战。

李自成出商洛山以来的大部分决策，都能很明显地看出他这么做的理由，而张献忠的决策却显得很盲目急躁。李自成在攻下洛阳之后尝试了一下守城，失败了之后就一直老老实实地打运动战，直到基本扫清了河南官军，又挫败了孙传庭、左良玉，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之后，才在襄阳建立了根据地，而且据守这里直到清军南下。张献忠则是在舒城、武昌、长沙三次尝试建立官府，三次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舒城那一次，连县衙门都还没有，却先搞出六部了。这样看来，张献忠对局势的判断和对敌我力量的估计应该都不如李自成准确，而且张献忠的权力欲恐怕比李自成更重。

在军事上，李自成屡次与明军进行了主力会战，几度歼灭明军主力，而张献忠虽然也打败过左良玉、猛如虎等人，却比不了李自成的战绩。虽然这里面有罗汝才的因素，而且罗汝才的作用还很关键，但是李自成能把罗汝才拉过去，这也是他比张献忠强的地方。

可以看一看1639年之后李、张、罗三人及革左五营与官军主力进行的重要战役，能发现很有意思的事。

1639年7月，房县之战，张献忠、罗汝才VS左良玉，农民军胜。

1640年2月，玛瑙山之战，张献忠VS左良玉、张令，官军胜。

1640年3月，韩溪寺之战，张献忠VS贺人龙，官军胜。

1640年7月，马家寨之战，罗汝才VS秦良玉，官军胜。

1640年10月，梓潼之战，张献忠、罗汝才VS贺人龙，农民军胜。

1640年10月，竹箘坪之战，张献忠、罗汝才VS张令、秦良玉，农民军胜。

1641年1月，开县之战，张献忠、罗汝才VS猛如虎，农民军胜。

1641年8月，信阳之战，张献忠VS左良玉，官军胜。

1641年9月，项城之战，李自成、罗汝才VS傅宗龙、杨文岳、贺人龙，农民军胜。

1641年11月，南阳之战，李自成、罗汝才VS猛如虎，农民军胜。

1642年2月，襄城之战，李自成、罗汝才VS汪乔年、贺人龙、左良玉，农民军胜。

1642年5月，朱仙镇之战，李自成、罗汝才VS丁启睿、杨文岳、左良玉，农民军胜。

1642年7月，夹山之战，张献忠、革左五营VS黄得功、刘良佐，农民军胜。

1642年10月，郏县之战，李自成、罗汝才VS孙传庭，农民军胜。

1642年10月，潜山之战，张献忠VS黄得功、刘良佐，官军胜。

1642年闰11月，汝宁之战，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VS杨文岳，农民军胜。

1642年12月，襄阳之战，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VS左良玉，农民军胜。

1643年9月，汝州之战，李自成VS孙传庭，农民军胜。

这18次战役，官军获胜了5次，巧的是，这5次里有4次是张献忠指挥的。张献忠参加了9次，与罗汝才合作的4次以及与革左五营合作的1次都赢了，自己单独指挥的4次都输了。

李自成参加了8次，全部获胜，前7次都是和罗汝才合作，只有最后和孙传庭的决战是自己独立指挥的。

罗汝才参加了11次，与李自成或张献忠合作的10次都获胜了，自己独立指挥那次败给了秦良玉。

我倒不是想因为张献忠胜率低就说他水平不行，首先我这个统计就不科学，到底什么标准算主要战役就是笔糊涂账，我也就是大概这么一说，当不得真。其实这18次战役中更普遍的规律是，农民军联合作战就打赢，单独作战就打输。比如说郏县之战，李自成一开始被孙传庭打败了，但是罗汝才一增援，又反败为胜。而张献忠不知道为什么，接连和两个合作伙伴拆伙了，独立作战的时间最长，所以输得也最多。

另外，张献忠这个人在一些方面和李自成相比有很明显的缺陷。首先在生活享受上，《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自成“粗粝与众共之”，《国寿录》说他“衣帽不异人”，就算是进北京之后，李自成也依然保持着俭朴的作风，《甲申传信录》中描述大顺军讨伐吴三桂时提到“自成绒帽蓝布箭衣东出”，离京的时候因为已经称帝了，“但多一黄盖”。女色方面李自成也很克制，身边只有一两个妾。对明朝留下的太监，李自成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就连清朝修的《明史》，也承认李自成和部下同甘共苦。“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

而张献忠在这方面就差得远了，在长沙时就曾经拆除衡州的桂王府，用建材给自己建王府。喜欢搞土木工程这个毛病后来还遗传给了孙可望。在成都称帝之后，张献忠生活更加奢侈，后妃多达三百余人，营建皇宫、役使太监，此外还有造地球仪、在避讳上大下功夫等等无用功。大顺那边倒是也搞避讳，李自成和他父祖的名字都不能提，但是像张献忠这样连古代碑文上留下的“献”“忠”等字都要铲掉，未免也太蛋疼了。

李自成在襄阳建政之后收集耕牛，安排军队和流民屯田，赈济贫困，劝课农桑，招徕商贾，在自己的统治区内恢复了安定和平，让老百姓得以安心从事生产。正因为如此，就连很多明朝的读书人都认为李自成能够成功改朝换代。评判一个封建帝王的标准很简单，谁治下的老百姓能安全地过太平日子，谁就是好皇帝。李自成不能算个好皇帝，因为他没保护好自己的国家。但是他至少还给老百姓带来了暂时的和平，这已经胜过了明末清初的大部分统治者。在襄阳时，明朝的监纪推官朱翊辨就向崇祯报告说：“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陈济生在《再生记略》中描述了自己逃出京城时，在京南一带大顺政权统治区看到的情景：“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定兴县志》中说：“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而张献忠并没有做到过这些，本来张献忠是所有农民军中最早开始屯田的，“造房数百间，买地种麦，与民间两平贸易”。杨嗣昌在《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对》中还记载了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给事中姚思孝说：“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散遣才是。”崇祯说：“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散遣往那里去？”但是张献忠在谷城的时候主要是忙于造船买马，打造兵器，重点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也征收很重的粮赋和过路费。后来在武昌、长沙、成都，张献忠虽然也做过一些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多少成就。在四川的时候杀戮太滥，反而破坏了生产力。

在部下水平的问题上，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当然都是杰出的人才，但是人才也不是生来就是人才，都是慢慢锻炼出来的。直到张献忠在湖南期间，他们四人才开始崭露头角，后来在四川，他们的表现并不突出，李定国和刘文秀还曾经被贺珍和曾英这两个不甚出名的武将击败。孙李刘艾四人和李来亨、张鼐是同一代人，张献忠平辈的人物之中，拿得出手的并不多，玛瑙山、韩溪寺两仗，张献忠损失了不少人，有战死的，有叛变的。他的军师潘独鳌和徐以显都还是挺有本事的，但是在征战湖广期间都阵亡了。

而李自成的部下中有名的基本上都是他的同龄人，李过虽然是他的侄子，但年纪比李自成还大。其中有一些甚至原来都是与李自成平起平坐的一路反王，比如说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过天星张天琳、飞虎刘体纯等。后来孙可望派张虎联络刘体纯时，刘体纯还说：“昔我与张献忠同起，约为兄弟。今汝秦王，献忠子，吾儿辈也。汝为使，见吾叩头而已。”张虎老老实实地磕头见礼。

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活着的时候，李自成的人才队伍是比张献忠要强的。后来李张二人都败给了清军，李自成这边，刘宗敏、马世耀、谷可成、张天琳、白旺等人牺牲在了抗清斗争中，而且之后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郝摇旗、牛万才、王进才都脱离了大顺军的系统，田见秀、张鼐、吴汝义、李友降清，袁宗第、刘体纯、刘希尧、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等人也并非李过、高一功、李来亨的下属，大顺军变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更关键的是，大顺军在李自成死后始终没有找到一块稳固的地盘，没有稳定的粮饷来源，经常受到后勤补给困难以及瘟疫的困扰，变成了无根之水，在和清军的战斗中越打越少。而大西军余部及时拿下了云南，在云南经营数年，这才有之后出滇抗清的成就。李过和高一功的战绩固然比不过李定国和刘文秀，但也不输于孙可望，忠贞营时期，大顺军一直是无后方作战，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1650年之后，大顺军才得以在夔东占了一块地盘，然而这块地实在是太穷了，养几万大军实在是强人所难。经济建设上，李过和高一功还没来得及有根据地就去世了，看不出水平，李来亨、刘体纯等人虽然比不过孙可望，但在明末也都算很优秀的了。李来亨“招居民与士兵杂处。纪律严明，远商多与往来市贩。耕屯山田，岁收麦粟草绵，供食粮衣履”。刘体纯“及至巴东，民始藏匿。已招安生业，竞供租税，蔚然成一都会。巴东民得存十一于千百者，体仁力也。既死，民有泣下者”。此外，与大顺军在夔东联合作战的贺珍和王光兴水平也不错，贺珍“招集流亡，建修城郭，开荒减租，革盐弊，军纪严明，与民休息，民翕然归之”。王光兴“招徕难民，约束士卒，秋毫不犯，江南借以少安”。贺珍在李自成活着的时候也一度隶属大顺军，但是他是明军的降将，中途又叛变过，就不算进大顺军里了。张献忠儿子们的能力自然是极强，大顺军众将也不见得就弱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孙可望、李定国那样的机遇。假使他们也能割据一省之地数年，有充足的时间屯田聚粮，整训部队，也未见得就比西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