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的良将甚多，为什么打不过几万清军和农民军起义? 第1页

崇祯年间的大部分战斗的结果，都不取决于将领的个人能力，而是数学问题。否则的话，有很多问题将无法解释。比如说，为什么崇祯十一年时孙传庭吊打李自成，到了崇祯十六年反而被李自成吊打。比如说，为什么松锦大战刚开始的时候，明军奋勇进攻，打得勇猛顽强，杀伤了很多清兵，可最后的表现却是“就算是十三万头猪，清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啊！”

很多人提及明末历史的时候，往往迷信某某武将厉害，某某部队精锐，然而事实是，这些因素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并不顶用。

比如说关宁军，一直被认为是明军中的最强力量，事实上崇祯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在崇祯七年就把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调到关内。然而，祖大弼的表现虽然不差，却也并不比贺人龙、曹变蛟、左光先、马科这些陕西将领更出色。崇祯十年，祖大弼在铁锁关之战中被李自成打败，所部死伤大半。

同样一支军队，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出的战斗力是完全不同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良玉部，他手下能打的武将非常多，如张勇、徐勇、金声桓、李国英等等，但是这些人在崇祯十五年的朱仙镇战役、襄阳战役中，面对李自成无一例外地选择抱头鼠窜。可是到了南明时期，张勇在陕西镇压反清义军，消灭了很多闯军老部队。徐勇以三千人守长沙，扛住了忠贞营主力的围攻。李国英做到四川总督，在和夔东十三家的战斗中始终占着上风。金声桓当了清军之后吊打全江西的明军，反正之后又能死守南昌硬扛清军主力的围攻。那么，到底是左军的战斗力强，还是闯军的战斗力强呢？很显然，他们都强，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水平是不同的。左军的这些部队，跟着左良玉就只能抢老百姓，被李自成撵得满世界逃跑，当了清军之后，就可以和闯军正面对决，还屡屡获胜。

陕西农民军，最早的骨干有很多就是明朝边防军的逃兵。清朝的汉军，也都是原来的明军改换门庭。都是大明的兵将，在崇祯皇帝麾下不行，跑到崇德皇帝麾下就能打了。打得过崇祯十一年的李自成，却打不过崇祯十五年的李自成。不是这些兵将有问题，而是朝廷有问题。只要大明坚持不给当兵的吃饱饭这项基本原则，大明就铁定没救。

明末很多军队都军阀化了，可是在南明时期以前，谁也没发展成那种割据自雄的军阀。大明要真是有一堆张作霖、阎锡山这样的人打来打去，说不定还真有救。这样的军阀会爱惜自己的地盘，会搞建设，虽然也盘剥百姓，但是效率比大明官府不知高到哪里去。而崇祯朝的军阀们才是最大的流寇。以左良玉、贺人龙为代表的大小军阀通常没有固定的驻地，家属也往往要随军行动。流寇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流寇劫财，官兵害命，流寇如梳，官兵如篦。这些军阀所想的就只有笼络住自己的部队作为政治资本，既然无法割据，所以也根本不在乎他们经过的地区会被破坏成什么样，大肆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杀良冒功。而那些在朝堂上有势力的豪门，乃至于大明的藩王，这些官军又招惹不起，于是他们的抢劫更多地集中在了普通农民乃至中小地主身上，导致的结果就是：

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正如堵胤锡所说，老百姓本来谁也不想当贼，是官兵逼着他们做贼。李自成攻打襄阳的时候，也没有村党支部去做动员，老百姓就能组织起来帮着闯军搬运物资，冒着官军的炮火前进。其实李自成过去都没来过襄阳，老百姓压根不认识他是谁，全靠同行的衬托，因为左良玉直接搞了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于是老百姓看见有人来打左良玉，立刻就跟着反了，不管来的是谁，反正除了官军谁都行。

明军的大肆奸淫掳掠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军纪败坏，这个“军纪”不是指对老百姓好不好，而是能否令行禁止。清军也抢劫，论对百姓的残暴程度，比明军只高不低，但是清军的残暴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比如说壬午之变时，皇太极就对出征的清军强调：遇到老弱之人，不要抓捕杀害他们（老弱抓了有什么用）；不要分离别人的家庭（一家子一起抓，这样不容易逃跑）；不许破坏财物，不许糟蹋粮食（浪费可耻）；不许私自抢劫（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要扒俘虏的衣服（一件破衣服能值几个钱，把俘虏冻死了可就损失一个劳动力）。

反观明军呢？傅宗龙在项城之战败给李自成、罗汝才是因为他的部下分散到各村庄去抢粮食，在农民军来袭时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孙传庭在郏县之战败给李自成和罗汝才，是因为李自成在撤退的时候抛弃了大量财物，结果明军为争夺战利品乱作一团，这时罗汝才突然杀出，李自成也返身搏杀，官军大败。相同的计策，李自成对清军也用过，他在撤离北京的时候，在道路两旁的树木上缠了很多绫罗绸缎，想引诱清军因争夺战利品而产生混乱，但是清军的主力继续向前追击闯军，只留下一支小部队搜集战利品。到了南明时期，明军王永强部和吴三桂对决时，也因为抢马而失去秩序，被吴三桂击败。吴三桂的计策毫不稀奇，压根就是照抄《三国演义》里曹操对付文丑的手段，可是明军的组织纪律性跟不上，就算看穿了他的计策也无法破解。而闯军就不吃这方面的亏，因为闯军实行的是战利品统一分配的制度，“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连李自成本人都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所以士兵自然也不会在战场上抢夺金银财宝。

军纪败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军阀不听督抚的指挥、士兵不听军阀的指挥。比如说曾经在平定奢安之乱时立功，是农民军早期主要对手之一的邓玘所部，就因为士兵长期不能回家导致兵变，邓玘坠楼身亡。李自成攻克洛阳，靠的也是城内下级军官田虎、任继荣等人因不满欠饷断粮发动的兵变。李自成早期一度处境艰难，但是宁夏、青海的驻军因为欠饷相继兵变，连宁夏巡抚王楫都被杀了，洪承畴不得不放弃对李自成的围剿去镇压兵变。在前期，明军将领们大体上还能服从督抚的调遣，尤其是洪承畴、孙传庭这种比较有本事的大员，指挥武将还是很通畅的。但是到了崇祯后期，贺人龙、左良玉、李国奇、郑嘉栋、牛成虎、左勷等军阀都越来越无视文官的指挥，他们已经摸准了崇祯的脉，这些军阀对于军队有很强的掌控力，崇祯对于文人督抚说杀就杀，可是对于这些武将，却往往因为害怕兵变而不敢随便去动，虽然也有祖宽等一部分武将被崇祯杀掉了，但是大体上的局面依然是武将越来越跋扈。其结果就是袁崇焕能杀，祖大寿不能杀，郑崇俭能杀，贺一龙不能杀，范志完能杀，刘泽清不能杀。左良玉在襄城之战坑死三边总督汪乔年，啥事没有，朱仙镇之战中带头逃跑，葬送十八万大军，照样啥事没有，崇祯为了控制左良玉，启用侯恂督师，想靠侯恂与左良玉的私人关系去控制他，左良玉毫不在乎，明目张胆地与侯恂讨价还价。最终，这些朝廷用从百姓身上剥来的巨资供养的军队既不敢打东虏，也不敢打流寇，只敢打老百姓，把老百姓都逼成了流寇。后来孙传庭二次出山，杀掉了贺人龙、萧慎鼎等不遵号令、临阵脱逃的将领，试图整肃军纪，但是此时的明军早已病入膏肓，绝不是他一个总督能扭转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明军虽然直到崇祯上吊的前一刻都还有很强的战斗力，可是他们根本不想打仗。第一，就凭朝廷给的那仨瓜俩枣，我犯得上去拼命？第二，我就是假打、不打，朝廷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第三，军队是安身立命的本钱，我打败仗、逃跑都不要紧，只要保住了我的嫡系部队，我照样做我的将军，可如果把我的部队拼光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第四，随便找个村子屠了，钱也有了，粮食也有了，男人的脑袋拿去报功，小娘子给兄弟们分了，这日子多逍遥，为什么要打仗呢？

而当他们做了绿营之后，大清按时给你发军饷，就算有拖欠，也比明朝的情况轻得多。你要是敢临阵脱逃，后面督战的八旗兵直接砍你的脑袋。金钱、女人依然可以抢，但是要有组织、有秩序地抢，抢完之后统一分配。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当然比原来的明军强得多。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而一帅无能，有名将也没用。

咱们也别举崇祯的例子了，说个更好懂的。红军上井冈山后，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结果刚刚离开江西，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到了贵州，一场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开始重新进入中央的军事领导层。而就在做完这个决定之后，红军一转颓势，接下来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战役。

可是，在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军事领导层后，红军的主要将领没有任何变化，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等军团将领该是什么职务还是什么职务。在将领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仅仅是一个主帅的替换，就让红军绝境逢生。所以名将是否能发挥作用，重要的并不在于将领本身，而是谁来指挥和使用他们。

崇祯一朝的名将固然多，但摊上这么一个领导，就跟湘江之战前后的红军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