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奇葩说》部分辩手翻车？ 第1页

最近对于方方日记事件很感兴趣，今日细读了一遍，想要写点儿什么，但发现复旦余亮一文基本已先得我心，转载于此，以供参考。

我补充一点个见：简单说来，由于对《日记》的评价已牵涉到立场不同的各方力量，评价《日记》本身的高下与汪氏本人的素养（或是否特权），意义已然不大。但当一切问题都变成立场问题，那讨论也就不能再继续了。我写这篇东西只是希望提出一点可供讨论的问题。而且细读《日记》，在阴历二月廿四（我看到的稿子只有阴历日期）之前，不过如她自己所言:

“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她也明白自己视角的局限性：“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更没有说自己能代表武汉，“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故此她也倡导让大家看新闻，也会正面写好消息：

“自部队入汉后，武汉的效率似乎明显提高。这个打法，也有点军人做派，显得蛮干脆利落。我对此怀有期待。更希望，在各级隔离中的病人，能有保证质量和值得信任的治疗。”

包括对方舱医院初建时的负面报道，也有回击：

“大家关注的方舱医院已经正式开始使用。一些进去的病人有视频图片和文字出来。有人认为条件太差，亦有牢骚，诸如此类。但我想，只用了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仓促之处，总会有点乱。而后绪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燥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下午武大冯天瑜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说阎志告诉他，他们负责会展中心和武汉客厅两个方舱医院，他会全力做好保障。‘安装多台电视、设图书角、设充电岛、设快餐角、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看看，其实都有考虑。”

至于《日记》的缺点，大家也都谈得不少了，也多有中肯之语，此不赘举。总之若以寻常老妪絮语观之，倒也不必便扣上无数大帽。然而在二月廿日她写到“一地手机”被证实为虚假消息并遭到抨击之后，《日记》就转变了。大量斥骂“极左”的声音开始出现，在舆论场观察她的同时，她也被舆论场撕裂了。因此现在本答案下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成为“亮明立场”而已。但立场的问题其实没什么讨论的余地。至于方方本人的背景以及往日的旧账，从就事论事的精神来说，也暂可不必追究。

我觉得真正可讨论的问题是，从伤痕文学以来的“当代文学”，事实上已经完全和时代脱节了，方方最主要的症结还不在“不真”，而是不好。“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这些大词，掩盖不了作品本身的低劣、作者灵魂的单薄与思考的浅陋。读者期待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情绪和正义感，而更需要以勇气和智慧真正切入生活，深入理解自然与社会运行各方面的深层机理和问题，在人与这些问题的相刃相靡之中，表现出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人性复杂一面真正深刻的揭示并形诸文字——正如《三体》所揭示的那样。关于《三体》的深刻性，可参看一种“学院派”的解读：

而“文人”的通病恰恰就是只有抽象，不知具体，而且还凭借着对这种“抽象”概念的所谓理解，生出一种无端的自负，而蔑视所有的“具体”。晋代好虚浮，文人已如此，当时裴頠云：

是以立言藉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㪚其廉操，谓之旷逹。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南宋的陈亮批评当时的理学家也说：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总之，中国古代的智识阶层就存在一种倾向，既要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但对于支撑国家机器的各种基本因素——尤其是财政与军事问题，又不甚了解，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因此“书生论政”，或者夹杂个人好恶而陷入党争，或者纯以经典议事而归于迂腐，或者偏听偏信而仅成牢骚……读史早知今日事，我觉得在两晋玄言家、唐末清流、南宋理学家、明末东林党甚至晚清的清流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特点。

自从当代文学产生以来，“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尊严”，这些抽象的大词，却竟也慢慢演变成了新的玄学和理学。而方方一代不也正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吗？况且知识阶层圈地自牢、在某一体制内自娱自乐的倾向，在今天更为突出。就我个人多年在高校的观感，许多人文学者生活常识之匮乏简直令人无语……偏偏他们对于国事还是“关心”的。作协不也是如此？王小波当年嘲笑作协，说他们居然还有例行“体验生活”的活动，难道他们自己没有生活吗？可实际上很多“文人”还真就是没有生活。包括方方，作为一个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作家，她有没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她能不能真正与处于生活之流中广大人民群众发生深刻的共情，事实上是很可疑的。即便支持方方的人，请你们细读她的文字，即便是在哀民生之多艰的部分，请问诸君最后能看到的是“我们的痛苦”，还是“从上面看到的你们的痛苦”？我觉的恐怕是后者罢。

不过，作为中文系的一员，要补充的一点是，即便在“学院”之内，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对于上述“文人通病”也极抱不满，而且也在踏踏实实地思索与创造。因为痛感“文人通病”而把全部文科生都打倒，也不免敌我不分——况且马克思不是文科生？李德胜不是文科生？眼看着对方方的批判要蔓延成对全部人文学科的否定，说心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

当然，单纯的辩解是无用的，要靠自己有拿得出手的干货才行了。

同志仍需努力啊。

文学本来是要让我们联结的，不是分裂的。

最近对于方方日记事件很感兴趣，今日细读了一遍，想要写点儿什么，但发现复旦余亮一文基本已先得我心，转载于此，以供参考。

我补充一点个见：简单说来，由于对《日记》的评价已牵涉到立场不同的各方力量，评价《日记》本身的高下与汪氏本人的素养（或是否特权），意义已然不大。但当一切问题都变成立场问题，那讨论也就不能再继续了。我写这篇东西只是希望提出一点可供讨论的问题。而且细读《日记》，在阴历二月廿四（我看到的稿子只有阴历日期）之前，不过如她自己所言:

“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她也明白自己视角的局限性：“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更没有说自己能代表武汉，“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故此她也倡导让大家看新闻，也会正面写好消息：

“自部队入汉后，武汉的效率似乎明显提高。这个打法，也有点军人做派，显得蛮干脆利落。我对此怀有期待。更希望，在各级隔离中的病人，能有保证质量和值得信任的治疗。”

包括对方舱医院初建时的负面报道，也有回击：

“大家关注的方舱医院已经正式开始使用。一些进去的病人有视频图片和文字出来。有人认为条件太差，亦有牢骚，诸如此类。但我想，只用了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仓促之处，总会有点乱。而后绪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燥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下午武大冯天瑜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说阎志告诉他，他们负责会展中心和武汉客厅两个方舱医院，他会全力做好保障。‘安装多台电视、设图书角、设充电岛、设快餐角、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看看，其实都有考虑。”

至于《日记》的缺点，大家也都谈得不少了，也多有中肯之语，此不赘举。总之若以寻常老妪絮语观之，倒也不必便扣上无数大帽。然而在二月廿日她写到“一地手机”被证实为虚假消息并遭到抨击之后，《日记》就转变了。大量斥骂“极左”的声音开始出现，在舆论场观察她的同时，她也被舆论场撕裂了。因此现在本答案下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成为“亮明立场”而已。但立场的问题其实没什么讨论的余地。至于方方本人的背景以及往日的旧账，从就事论事的精神来说，也暂可不必追究。

我觉得真正可讨论的问题是，从伤痕文学以来的“当代文学”，事实上已经完全和时代脱节了，方方最主要的症结还不在“不真”，而是不好。“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这些大词，掩盖不了作品本身的低劣、作者灵魂的单薄与思考的浅陋。读者期待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情绪和正义感，而更需要以勇气和智慧真正切入生活，深入理解自然与社会运行各方面的深层机理和问题，在人与这些问题的相刃相靡之中，表现出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人性复杂一面真正深刻的揭示并形诸文字——正如《三体》所揭示的那样。关于《三体》的深刻性，可参看一种“学院派”的解读：

而“文人”的通病恰恰就是只有抽象，不知具体，而且还凭借着对这种“抽象”概念的所谓理解，生出一种无端的自负，而蔑视所有的“具体”。晋代好虚浮，文人已如此，当时裴頠云：

是以立言藉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㪚其廉操，谓之旷逹。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南宋的陈亮批评当时的理学家也说：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总之，中国古代的智识阶层就存在一种倾向，既要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但对于支撑国家机器的各种基本因素——尤其是财政与军事问题，又不甚了解，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因此“书生论政”，或者夹杂个人好恶而陷入党争，或者纯以经典议事而归于迂腐，或者偏听偏信而仅成牢骚……读史早知今日事，我觉得在两晋玄言家、唐末清流、南宋理学家、明末东林党甚至晚清的清流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特点。

自从当代文学产生以来，“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尊严”，这些抽象的大词，却竟也慢慢演变成了新的玄学和理学。而方方一代不也正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吗？况且知识阶层圈地自牢、在某一体制内自娱自乐的倾向，在今天更为突出。就我个人多年在高校的观感，许多人文学者生活常识之匮乏简直令人无语……偏偏他们对于国事还是“关心”的。作协不也是如此？王小波当年嘲笑作协，说他们居然还有例行“体验生活”的活动，难道他们自己没有生活吗？可实际上很多“文人”还真就是没有生活。包括方方，作为一个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作家，她有没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她能不能真正与处于生活之流中广大人民群众发生深刻的共情，事实上是很可疑的。即便支持方方的人，请你们细读她的文字，即便是在哀民生之多艰的部分，请问诸君最后能看到的是“我们的痛苦”，还是“从上面看到的你们的痛苦”？我觉的恐怕是后者罢。

不过，作为中文系的一员，要补充的一点是，即便在“学院”之内，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对于上述“文人通病”也极抱不满，而且也在踏踏实实地思索与创造。因为痛感“文人通病”而把全部文科生都打倒，也不免敌我不分——况且马克思不是文科生？李德胜不是文科生？眼看着对方方的批判要蔓延成对全部人文学科的否定，说心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

当然，单纯的辩解是无用的，要靠自己有拿得出手的干货才行了。

同志仍需努力啊。

文学本来是要让我们联结的，不是分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