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立法禁食猫狗是对禁食野生动物的扩张解释还是类推解释？ 第1页

个人认为是一种带有政治因素的扩张解释。

深圳此次立法禁食野生动物，以我个人的想法，应该是借着疫情防控和国家禁食野生动物这个政治正确的挡箭牌，采取“白名单”形式变相体现某些人的政治诉求。

为何如此判断呢？原因就是深圳建立的“白名单”中将我国习惯上已视为家畜的猫狗排除在外。应该看到，深圳的这个立法中对于野生动物的定义实际上是含混不清的，这究竟是立法者水平不高还是故意位置呢？我觉得是故意为之。因为这样，才能顺顺当当地用“白名单”变相“禁狗”，而“禁狗”谁得益呢？表面看是那些爱狗人士，而实际上得益的是其背后的政治和资本势力。

其实不难发现，中国的“爱狗人士”从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是带着明确的政治指向而蜂起的。在中国，宠物产业链初步成形的时间在21世纪初，而“爱狗人士”的蜂起则是以2010年针对玉林狗肉节的网络批判为标志。在当时针对玉林狗肉节的批判中，爱狗人士大多以西方人不吃狗肉为核心立论点，而中国改革开放后，过度学习西方已经在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形成了一种“西方＝先进、文明”的标签，而不得不指出，“爱狗人士”群体的形成是以宠物产业为经济基础的，而宠物产业的催生直接来源于西方的宠物观。所以爱狗人士对玉林狗肉节的批判实质是对“狗肉文化”的否定，也即要求中国文化应屈从于西方思维，以便跟上所谓“国际主流”，这实质就是中华民族劣等论的一种变相。如果针对玉林狗肉节的争论还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交锋的话，那么2011年浙江金华湖头狗肉节被迫取消一事，便是他们对于以软暴力裹挟政府、迫其就范的一次成功尝试。不得不说，2014年以前，爱狗人士的舆论战是很成功的，他们利用了中国的某些传统思维去贩卖他们实际上师承于西方的东西，并且“文攻武卫”，金华湖头狗肉节被当地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废除是“文攻”，而同年发生的京哈高速张家湾收费站拦车抢狗事件，就是不折不扣的“武卫”了。正是通过一系列类似事件，爱狗人士吃准了政府的绥靖主义心态，才敢越来越肆无忌惮，而这也正是深圳立法者明禁野生动物实禁狗肉的底气来源。

因此深圳的这个立法，体现的是爱狗人士势力要求伴侣动物立法的政治诉求，只有这样，暴行才能被洗白，歪理邪说才能被合法化。这就是这个立法的阴险与狠毒之处。这就是一种扩张解释，扩张是手段，政治因素是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