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朝没有闭关锁国，中国的科学会引领世界吗？ 第1页

乾隆的天朝无所不有，这不过是搪塞马格尔尼的话。乾隆时代闽粤两省先是吃泰国粮食，然后又是吃菲律宾粮食。允许进口粮食和奖励进口粮食的商人的命令就是乾隆自己下的。两个省的粮食缺口需要通过贸易补上。他自己的文治武功和好大喜功，没有贸易撑着也不可能存在。闭关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清朝的中国不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能过日子的状态。

当时去过欧洲的中国商人和水手都不少，官方和波旁王朝有交情，民间好西方数学的人不少。问题是日本兰学总是能够牵扯出一堆斗争。中国在各地官员踊跃制造文字狱的时候，也没有想起抓这帮人凑数去。清朝的中国你研究几何原本比你写诗安全的多。更悲哀的就是，这帮人活过，投入到一个小众爱好。但是存在感低到挨整也轮不上这群人。

问题是如果美国人都要花一年扯皮口罩的问题，清朝的中国人先知先觉预测1840后的发展那更不可能。

这两天吃瓜看宋应星留辫子，最让我感到震惊的一条言论是：《天工开物》被满清给销毁了，可这本书被翻译成外语，流传到欧洲，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

看得我一口西瓜喷了出来。

说这话的少年，除了一腔皇汉的热血之外，既不懂中国，不懂《天工开物》，也不懂欧洲，不懂工业革命。

其实吧，中国古代科技，大都只是技术，是实际应用方面的，基本没有涉及到科学的。——科学那是探究宇宙运行规律的，咱也不是妄自菲薄，这方面，中国真的不行。

咱们也别说清朝了，就说明朝吧，伽利略就是大致生活在晚明时期，大家都知道伽老师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就不多说了。而这时候，咱中国是个什么水平呢？——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

也就是说，伽利略给现代科学奠基的时候，咱们中国正在补两千年前的课。——这个差距可有点远了。就这，《几何原本》全中国也没几个人学习的。

中国曾经在天文历算方面水平极高，但到了明朝情况又怎么样呢？在欧洲，哥白尼发表日心说了，第谷编制恒星表了，开普勒研究行星运行规律了，伽利略都发现木星的卫星了，而我们中国呢？却连历法都不会算了。——明末历法预测的日食能和实际情况相差一天，皇帝让钦天监重新编订历法，钦天监回答说：臣妾做不到啊，如果皇上你硬要臣编得话，就怕越编误差越大。

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郭守敬都要气得从地下爬出来了。

就象前面那位皇汉少年一样，总有人把中国科技落后的锅扣给清朝，说是满清打压汉人造成的，说是满清闭关锁国造成的。可是，说句公平的话，中国科技和欧洲拉开距离，却恰好就是从明朝开始的。——这个锅，清朝可以背，但原因却不是前面说的那两条原因。

事实上，在国家治理上，清朝和明朝其实也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大的差别。中国传统社会自然发展下去，也就是清朝那个模样了。所以，象科学发展这种事情，不管有没有清朝，不管清朝有没有闭关锁国，估计情况不会有太大改变。

毕竟，中国古代就从来没有过科学传统。

其实吧，我倒是觉得，一个文明没有产生“科学”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科学会在欧洲出现，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康熙，雍正，乾隆三人均对西方有相当深刻的了解。

康熙的儿子们九龙夺嫡，其中就有阿哥们分别用法语和拉丁语作为秘密联络时的文字。康熙本人更是精通多种外语，同时对数学有很高的研究。

雍正非常关心欧洲局势，雍正对欧洲各国大事了解的时间差一般都在几个月之内。

至于乾隆，他在还是阿哥的时候就对西洋器物沉迷到难以自拔，当了皇帝之后直接向欧洲定制高级机械工艺品，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机关钟表都先送到紫禁城里其次才是给欧洲土豪消费。而且乾隆本人对于机械的齿轮传动，发条动力等等知识有不俗的造诣。

并且乾隆还是一个狂热的兵器爱好者，进口了西方大量的火枪供自己娱乐，还命令仿制西方火器。直到天理教攻入皇宫的时候还是皇子的道光就亲自用自己的爱枪“威烈”击杀天理教教徒，那把枪就是进口的西洋火枪。

康雍乾三个人对于西方都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是，他们却也是文字狱玩的最溜的，在他们看来，知识这种东西只能皇帝垄断，别人知道的越多越不安分。这个是因为清朝政府和满人特权统治没法分割。

所以指望什么与时俱进，洗洗睡吧。乾隆对于科技的态度是什么？他是非常厉害的曲解了“弃智绝圣”，乾隆一生赈灾救济饥民从来没抠门过（乾隆这人看百姓的态度很有意思，他非常喜欢一副雏鸡图，多次临摹发给大臣，要大臣体会他的爱民之心，但是他爱的却是雏鸡一样没了他来照顾立刻就会死的“民”，凡是有点想法的在他看来都是死不足惜的刁民），但是另一方面乾隆却非常痛恨有人发明工具或者是改善技术解放人力资源，这样的人叫乾隆发现了一般下场都不会太好，乾隆最希望的就是百姓全部为了达到能够满足最低级的生存所需的劳作就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消耗殆尽，这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就没有多余的力气造反了。有句俗语叫“在瞎子的王国里一个独眼龙就能当国王”，乾隆则是主动把百姓都变成瞎子。乾隆的统治手段明显就是极端的愚民，禁锢，但是对于满洲旗人的利益来说，这样的手段是最能保证作为少数派的旗人的利益的，所以清朝文字狱等手段搞得这么厉害。让清朝发展科学什么的，呵呵，你这个基本就是让清朝统治者饮鸠止渴，他们不会同意的。

说乾隆没有迫害理工思想的，我就问拿数据调查说话算不算理工思想？

乾隆年间有一老头，发现民间种烟侵占粮食生产比例，而且地主乡绅勾结压迫佃户，于是多年调查之后总结了民间隐患有理有据的写出来上书给布政使。

最终，乾隆看了怒不可遏，下令凌迟处死，但是咱乾隆爷心善，看在这老头一把年纪就从宽赦免了凌迟，把脑袋砍了就算了，家人也不要连坐了，斩监候就行了。

原因？表面上的罪名是弘历的弘字这老头居然胆敢不避讳，死有余辜。实际上，乾隆多次训诫百官，白身不得议政，你敢键政局瞎逼逼？那必须杀全家。

更别提乾隆是有计划摧毁民间藏书最厉害的时代了，民间的农书，医术，星象占卜还有各种技术书籍都在抄毁的范畴，他还给手下大臣定指标，完不了任务的直接下狱。以至于最后民间藏书被抄毁殆尽，实在摘不出书了，最后狗腿子为了奉承大臣拿了本字典上了说这是大逆，大臣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来有啥不妥，被乾隆知道了立刻怒斥大臣玩忽职守，连字典作者带大臣一锅烩了。

就这，你说让清朝搞与时俱进，哈哈。

不可能。

如果不考虑更复杂的学术讨论，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科学体系奠基于16、17世纪发生于西欧的“科学革命”。极粗略的说，可以把哥白尼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到牛顿1687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视作科学革命开始和完成的标志。所以最狭义的回答题主的问题，皇太极1636年称帝的时候，伽利略的《关于两个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培根的《新工具》、开普勒的《世界的和谐》都已经出版了。这其中的差异远远不是题主所谓的“一些科技不足”。

更加根本的问题是，题主所说的“中国的文化底蕴”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完全对不上路子。近现代科学思想包含两种核心的思维方法。

其一是对于自然世界的理性思考，这种思维方法大致包含（1）将自然世界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2）将日常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抽象化、概念化处理和思考；（3）思考的过程依赖严格的逻辑和数学，而不是打比方、举例子或者玄想。这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代表是欧几里得式的几何研究。欧式几何是纯抽象的，和现实中的一块正方形的土地或者一座拱形的门洞无关，欧式几何的推理建立在公理-定理这一逻辑推理系统之上。这种“理性化”的思维方法在欧洲有着长期的发展历史，可以毫不费力的追溯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亚里士多德的一大堆作品、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毕达哥拉斯、以及我们已经提到的欧几里得。当然，这种“理性化”、“唯理化”的思想方法完全可能走偏，比如希腊哲学发展到二、三世纪产生的新柏拉图主义就彻底流于玄思，和近代科学毫无关系。中国的古典思想也包含了对于自然世界的好奇，和相当程度的抽象化的理论，但是中国古典思想中找不到“数学式”、“几何式”的思想方法。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普罗提诺的流溢说没什么本质区别，但是我们找不到和欧几里得相对应的思想体系和传承。

其二是对于自然世界的经验研究。对于自然现象进行大量且仔细的观察，并且相信可以从中归纳总结自然规律。再进一步说，不仅是被动地观察客观世界，还可以通过实验，主动地创造人工的观察方法（比如显微镜和望远镜）和观察环境（比如真空环境）。不仅相信对于日常事物的观察，而且相信这种依赖感觉器官所做的主观观察可以上升到掌握客观的自然规律。也许培根不是历史上唯一提出这种思想方法的人，但是只有在科学革命的时代，这种思想方法才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实践，而这不仅在中国的古典思想中找不到对应物，在古希腊或者伊斯兰思想中也不存在对应物。

更糟糕的是，以上两种思想方法其实还存在潜在的冲突，前一种思想方法重视抽象的理性思考，而轻视通过个人感觉器官获得的知识，更不用说人为设计实验了。这种轻视并不难理解，我们在研究几何时，研究的是抽象的三角形，而不是黑板上的三角形；更不用提个人对于颜色、形状、温度的观察也常常发生扭曲。所以，我们在科学革命时代，可以看到某一些熟悉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近代研究者认为应当用研究几何式的方法思考物理学，而忽视对于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各种在当时看来颇为粗劣、并且状况百出的物理实验。有些人认为“思想实验”是一种很先进的思考问题方法，其实历史上从不缺乏做思想实验的人，而亲自动手做真实的实验反而才是新鲜事。不过反过来，只重视观察，而忽略抽象理论显然也不能推进科学的发展。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并且形成水乳交融的近现代科学思想本身也是思想理论层面的巨大成就。

相信有人会批评以上内容带有某种“西方中心论”的味道，好像只有欧式几何和培根的经验主义才可能产生科学。这种批评不能说不对，麻烦之处在于“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面对这个孤例，我们没理由认为只有近代西欧可以产生和发展科学；但是我们同样没理由认为，在思想方法相当不同的古代中国也可以发展科学。所以我们只能说，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孤例，好像只有凑齐各种物质和思想要素才能够触发。如果非要问，少了某个要素会如何呢？答案是不知道。

先问是不是，再假设“如果没有”。当时清廷的公派留学生到了美国，采购团把欧洲买了个遍。仿制工业已经开始，国营的造船厂，民营的轻工业，遍地都是。但是，“引领世界”？智商比汉族稍微差一点的八旗集团，掌控了所有关于“钱”和“兵”的部门。只把实在弄不懂的电报和铁路等交给汉人管。他的选拔任用出了问题，外行领导内行。

邀请我回答的问题几乎二千余条，实际上回答者寥寥无几。没有邀请的问题却赖着脸皮往上凑，可谓不知好歹。

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对的。清朝的科技发不发达和闭关锁国没有关系。主要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宗教改革这三大因素。西方国家的科学昌明也不是从对外开放起步的，科学只是技术和手段，没有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阶级，科学则无从谈起。宗教统治最黑暗的阶段，欧洲的科学家和老鼠没什么差别，逮住就是火刑伺候。

而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宗教改革是需要时机和动力，新生往往是从毁灭开始的。

欧洲的进步和繁荣以及科学进步从哪里起步？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结束及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重要事件，因为它代表了欧洲旧有宗教秩序的结束，及大炮和火药的广泛使用。

东罗马帝国的大幕缓缓降下，圣城遗址归于敌手。如此惨败昭示着旧有秩序必然被推翻的命运。

清朝的实质是什么？

是家国天下，是君君臣臣，清朝皇帝不单是中国的统治者，也是宗教领袖。他在中国各类宗教里面都有一席之地，神权也是清朝皇帝用于统治的工具之一。这样的统治者天然就要压制科学，以维护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和文艺复兴前的欧洲统治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因此，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所谓的要改变闭关锁国，而是实现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宗教改革。

欧洲的机遇在于这个时间起始于14世纪，而中国则是开始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中叶才得以完成。500多年的时间差距，形成了现在的局面。但是福祸相依，中国虽然晚，相较于欧洲来说，却来得更加彻底。

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是连在一起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成立。

商务印书馆（英文名称：The Commercial Press，简称CP）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北京。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出版家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并1954年迁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958年，中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源》《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当然这里要说明一下，中国的“文艺复兴”是要打引号的，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一方面重新检视诸子百家学说。在这些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中国新的世界观。

启蒙思想就不用多说了，林则徐、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郭沫若、徐悲鸿、冼星海等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应有的作用。

而中国的宗教改革最为彻底。和西方对于宗教的妥协不一样，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是无神论，有神论属于被批判对象。在这次疫情期间，任何宗教场所都不能开展宗教活动，他们对于中国主流社会的影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在20世纪中叶完成了三大改革后，新中国虽然依旧被外界封锁，长时间得不到联合国的承认。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点也没有停滞，反而在不断进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突破，甚至于搞出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系统、农业灌溉设施，以及最先进的武器。

在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下，老师站在残缺的讲台上，给一群穿着有些破烂的学生讲解什么是原子弹，航空母舰；人造卫星发射的难点在哪里？如何提高杂交水稻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