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受教育程度那么高，为什么这次的新冠肺炎没有体现出发达国家居民的科学素质？ 第1页

大型动员取决于：执政者的决策力，民众的服从性。

科学素养要做第三个变量，变动性太大，无法用中式教育衡量各国教育。有的媒体人如郭杰瑞提出美国人的对集体天生不信任，也有人说很多西方国家科学教育不足，变量太多。

要回归老话题：社会该不该有第二种声音，民众该不该有第二种选择。

要是放在国内，就是终南山说：封城、停工。另一种声音说：自由，我要旅游。国家说：党员先上，支援湖北！第二种声音说：我不去，我不管。在国内，第二种声音是被遏制的，在西方第二三四种声音不但有存在，还有行动力。

你要说西方的第二三四种声音不好，那也不对。

法西斯和极权走的是极端，西式管理方式是第二个极端，走出一条平衡线，是一门艺术。

于是中国执政者走出来说：都听我的，让你们服从，都给我顶着，我也上一线，出了事我负责。或者，自由讨论，我来决策，出了错你们骂我。

理想化状态下，这条路走的通，因为外国到党是party，中国的则是一个看不见的裁判，激进的可以出错，保守的可以出错，但党不激进也不保守，修正犯错的，支持进步的，把决策和执行错误具体到人，党始终代表正确，不由具体的人代表，但又可以对人起作用。

我觉得这很伟大，而且是还在探索、完善的路。

要是说服从性，西方实际是，我相不相信某个人说的话，川普说的？我喜欢他，那我信。我不喜欢他，那我不信。但换个角度，在国内，我未必信某个人的，但这话是一个功劳卓著，做了很多正确的大事有极高权威和仁慈的非具体的“可信任”者说的，可信任者是个无数正确和知错能改的人的集合，我肯定信，不光信，我还愿意上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