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八旗兵有多强？ 第1页

泻药。

从待遇出战斗力这个角度看。

清朝初年，每个八旗兵的待遇要相当于七八品官员，甚至略高。

清初驻防北京的八旗精锐一年的饷银是36两到48两，饷米每人每年21石到23石，打仗出兵另有行粮。而清初一名七品官员的俸禄额数是每年银45两、米22.5石；八品官是银40两，米20石。

这样的收入在清初是可以养活一家人的。另外，顺治年间还有圈地，京畿河北一带每个八旗兵丁平均分到40亩地。

所以北京城一到八旗发钱粮的日子，市面是相当繁荣。商家提前大批进货，而且大涨价！北京当时有句俗话：“旗人一关钱粮，凉水都贵三分！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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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开周

一、郑家军得势引起清廷恐慌

中山市旧称香山县，香山县辖下有一个黄粱都。“都”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基层区划，比乡小，比村大，每个“都”包括几百户，由相邻的若干个村组成。面积稍大的“都”，相当于现在的“镇”，黄粱都者，黄粱镇是也。目前这个镇已不复存在，具体相当于今天的哪个地方，有待熟悉地名志的朋友查考。

根据道光年间修撰的《香山县志》，公元1662年，也就是康熙刚刚即位的那一年，黄粱都发生了一场血案：一个名叫班际盛的清兵军官，领兵进驻黄粱都，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当地百姓不分男女老幼，被这帮土匪官兵像砍瓜切菜一样屠戮殆尽。

清兵屠杀无辜百姓，那是史不绝书。

女真人刚入关那会儿，搞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江南屠杀人民何止百万。

女真统治者定鼎中原，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在湖南，凡是不愿剃光前额、在脑后留一条猪尾巴辫的百姓和士大夫，也被杀了个干净。

康熙年间，三藩作乱，湖广成为主战场，八旗兵一面打三藩，一面抢百姓，以战养战，杀良冒功，战区人民饱受屠戮。

乾隆年间，台湾天地会起义，前有台湾总兵柴大纪在诸罗烧村，后有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在彰化屠村。

再后来，洪秀全造反，湘军与太平天国对峙，为了筹集军饷，激励士气，曾国藩也纵容部下抢掠和屠杀过那些在太平天国治下的百姓。

洪秀全起义之后，广东天地会围攻广州，不幸失败，两广总督叶名琛让士兵捕杀“会匪余孽”，按割下的耳朵数量给部下记功，结果仅在肇庆一地，就有三万平民被杀。

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清军反扑，在青浦烧杀抢掠，轮奸妇女，纪律之败坏，为祸之惨烈，比土匪尤甚……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场血案，发生在康熙元年，当时清朝统治已经稳固，剃发易服已经完结，三藩还没有作乱，天地会、小刀会和太平军还没有萌生，清军为什么屠杀老百姓呢？

起因是一场大规模的“强制拆迁”。

我们知道，康熙即位之时，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覆亡，但是东南海岛尚未完全统一，郑成功的后代、部下和朱氏子孙雄踞台湾，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自封“招讨大元帅”，统领十八万大军，水陆并进，攻入江南，不但将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而且势如破竹地收复了三十多个州县，致使满清朝野震动，恐慌不安。

清廷分析郑家军得势的原因，一是得民心之助，二是得沿海之便。早在郑成功尚未收复台湾之时，仅靠金门和厦门这两个弹丸之地，就能挡住清朝举国之力，除了英勇善战之外，更因为沿海人民将粮饷和制造武器的原料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他；后来收复台湾，一边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岛国做生意，一边与沿海人民做生意，甚至还跟驻守东南的清兵做生意，所以才能拥有非常丰厚的物力、财力和兵力，得以与清廷相抗衡。

要想打败郑家军，必须切断沿海通往台湾的物资通道。怎么切断呢？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的老部下黄梧投降清军，他给清廷献上的计策是：将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四省的居民内迁，沿海三十里内不许有一人居住，不许有片板下海，如此坚持半年，即可让郑家军队不攻自破。

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计策，凌迟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掘毁了郑成功的祖坟，烧毁了沿海四省的船只，将四省居民强制内迁三十里。

但是，内迁政策最开始并没有执行彻底，只有福建一省内迁，山东、浙江和广东的地方官都迫于民怨沸腾，没有真正实施。

二、派钦差大臣到沿海地区实施“禁海令”

顺治十八年（1661年）秋天，由于郑成功大举“入侵”，清军失利，清政府开始制定规模更大同时也更为严厉的内迁政策。

从这年九月起，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分别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严格监督“禁海令”的实施，沿海以三十里为限（有的地方以五十里为限），所有百姓一律内迁，所有田地一律撂荒，所有船只一律烧掉。

这年冬天，沿海各省火光熊熊，民房被烧，渔船被烧，老百姓拖家带口、哭天喊地、络绎不绝地搬家。他们原来的住处没了，有的成为兵营，有的被挖成两丈多宽、两丈多深的壕沟，临沟还筑起了四尺厚、八尺高的防御工事。在广东沿海，每隔五里设一个炮台，每隔三十里设一处军营。

康熙即位时，郑家军队退守台湾，暂时放弃了收复大陆的战略计划。那些已经内迁的百姓，有的因为无田可耕，有的因为无房可住，有的因为思念故里，有的因为不适应内陆的农耕生活，偷偷地越过城墙和壕沟，在原来的住处重建家园。

清廷得知内迁居民重返沿海，大为震怒，再次派出钦差视察各地，敦促地方重新强拆。当时平南王尚可喜部下有一个左翼总兵班际盛，奉命逼赶香山县居民内迁。

香山县黄粱都地处山区，沟壑纵横，一些不愿搬家的老百姓偷偷藏进山沟。班际盛为了把这些居民赶出来，假造了一纸公文：“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乡亲们放心吧，你们不要躲藏了，只要去报个到，点点名，就会把你们放回去，继续过你们的好日子。

黄粱都百姓信以为真，奔走相告，主动去班际盛的军营里报名。此时班际盛早已准备好了刀斧手，百姓一进营门，就被砍掉脑袋，凡是进去报名的，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

杀完了这些受骗的百姓，班际盛担心其他百姓得知真相，上报官府，影响自己的前程，于是又纵兵大掠，将剩余居民屠杀干净，让士兵运走他们的财产，最后放火烧村。

三、《广东新语》对“强拆”的评价

广东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如此评价康熙年间因为强制沿海居民内迁而造成的惨案：

“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

“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

这些话的意思是，为了防止沿海人民为郑成功提供补给品，清廷派军队划界强迁，命令沿海几十里以内所有居民离开家园，搬往内地，但是官府却不给大家安排住所和耕地。不愿搬迁的百姓被杀，而那些配合拆迁、愿意搬家的百姓，也因为断绝生活来源，被迫自杀，或者卖儿卖女，或者冻饿而死，当局看在眼里，不管不问，把老百姓的命看得连蝼蚁都不如。

屈大均说，因为拒迁被杀的居民大约有几十万，死在搬迁途中的大约也有几十万，百姓搬迁后，官府在沿海划定界线，不让任何人走出界外，因为触犯禁令而被杀死的又有不知道多少万人。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