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说满清比侵华日军坏? 第1页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 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 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清军奉诏迁界，到处摧城焚居，烧杀掳掠，逼逐沿海人民抛舍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而入内地。仅闽南一带沿海，数万数十万人民因此项政策遭到灭绝人性的掳杀。光一个小小的东山岛，一次迁界就被杀被掳三万余人(《东山县志》)。《台湾郑氏始末》载：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外志》载：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在整个沿海迁界惨案中，东山岛并非特殊个例，尚且不仅迁界一次。直至康熙十九年宣布复界，东山人民返回家园十仅二三……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八旗强盗

一杭州八旗

1强占民房

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康熙仁和县志》载:"此方之民，扶老携幼，担囊负签，或播迁郭外，或转徒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

当地百姓被强行驱逐，对满人不满者极多。

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为了保住他们的房产，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时任巡抚的朱昌柞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

2满汉互殴

第一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杭州城因驻防旗人在茶叶店与人口角，纠众滋事，殴伤近二十人，于是市人汹汹，自鼓楼至盐桥皆罢市最后赖仁和、钱塘两县令出为调停，乃始开市。直到乾隆年间，这样的兵民冲突仍然屡屡发生。

在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十九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云：

朕闻杭州兵丁，因角口细故，与民人斗殴报复，抢夺铺户，竟至罢市。……杭城省会重地，有将军巡抚弹压，何至兵民互殴？如果有罢市情形，则兵民中必有棍徒为之渠魁，理应严加惩创。

杭州驻防八旗确实令杭州人生厌，仗着自己特权，在杭州城内胡作非为， 从1695年一直到1861年双方冲突不断，常年互殴，水火不容。

3放高利贷，侵占民田，开养蚕厂

“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

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捐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年，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

清末一位将军奏请朝廷取消春季演炮。有意思的是，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演炮的噪音会震动地脉，并因此对杭州附近地区的农业和重要的养蚕业造成不利影响，而养蚕厂正是他的产业。

4成为地主

杭州八旗在18世纪初旗营马匹总数在一万以上，朝廷为此划分了大量土地作为马场。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匹缩减至仅剩300多，这些空余的土地被八旗兵丁们出租给汉人种地，做起了地主老爷的美梦。

5结局

太平军第一次围城，旗营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

杭州八旗最后被太平军和当地百姓一起杀绝，只留下46人。

第二荆州八旗

荆州八旗也放贷，也侵占民田，这些在下文中就不细说了，他们最出名的是聚众械斗。

1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闰五月初五日，“荆州驻防旗人与汉城铺户，先因观划龙舟，争强互殴，频年结怨未释，以致本年闰五月初五日，有满洲营旗人纠众绕进汉城，专寻咸宁武昌二县铺民滋闹，将民人殴伤二十余人之多，且有因伤毙命之人。复拆毁铺面，弃掷货物，并将咸武客民会馆放火烧毁，不法已极。”

荆州八旗骄横惯了，竟然直接入城殴打平民，打伤二十余人，在城内直接纵火。

道光帝于七月接到报告后，一面令湖广总督裕泰等对已经拿获人犯严加审办，一面发谕旨荆州驻防将军的恒通：“驻防旗人因观划龙舟小忿，辄行纠殴，折毁铺面，并有伤毙人命，焚烧会馆之事。现经该督等咨拿惩办。驻防旗人系该将军等专辖，此次纠殴焚毁，不得诿为不知，何以两月之久，并不据实奏闻，著恒通等明白回奏。”

后被汉人大臣上奏于道光帝，责问这些旗人没有受到处罚。

恒通只能支吾其词：“当时未经获拿滋事人犯，无凭审办，是以未即具奏。”道光帝在他的奏折上批道：“甚属糊涂无能。”这个恒通并不真的糊涂，随后，他上奏向道光帝说明：“咸武民人，素称刁悍，旗人常被欺侮，往往寻衅争殴”，并请求道光帝命令裕泰，“提同案内旗、民各犯，隔别严讯。将起衅根由确切查明，秉公据实办理，务得其平，不可稍有偏袒，意存消弭。”

这个满人将军居然说民风彪悍，平民常常欺辱八旗，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调查结果为

二十六年闰五月初五日，东门外城河戏划龙舟，旗、民各往观看。有旗人特瑞在岸喝彩，咸武人斥以多事。

旗人恼火，将咸武人铺户打坏六十一家。初六日，又有旗人代昌复纠集吉亮等至汉城及城外草市地方，将咸武人铺户打坏八十八家。两次凶伤贸民二十余人。迨路过武昌会馆，吉亮触起平日至会馆看戏，每受欺侮嫌隙，纠允代昌等，将会馆烧毁。

是日，旗人已革武生长元等，因向有咸武人赁居旗人房屋，意欲一概驱逐，致将咸武人张在中刃伤身死。

最后杀人者被处死，其余数十人被流放到了新疆。

但是荆州八旗的作恶史还没有结束。

2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荆州又发生一起重大旗、民斗殴致伤人命事件，综合各种资料，其简单经过是这样：

“荆州东门外草市地方泰山庙，于正月二十五日演戏酬神，旗丁小祸等欲上台看戏，当有管台之庞家顺拦阻，旗丁夺梯上台，愈上愈多，将庞家顺殴打摔至台下，庞家顺惨呼救命，以致激成众怒，与旗丁互相斗殴。”旗兵“回城邀约数百人，执持刀枪重往草市报复。先后致毙民人王大福、郭光焕二命。”“正月二十六、七等日，满营兵丁复札东门外，见有草市人进城卖货，将货掀弃，举械朋殴，连日殴伤无干之民人杨开甲等十三名。东门为东乡买卖要道，难以进城。二月初八、十六等日，又迭据呈报岳州府客民孙凤翔、曾科选、刘怡上及草市民人周廷喜等进城，均被旗丁无故殴打，将周廷喜殴伤，旗、民尚未相安。”事发当晚，荆州府属官员准备将旗丁验伤立案，旗营协领宝俊不同意，并于次日请理事同知联兴到满城验看，查报受伤旗丁达四十七人之多。宝俊等人向驻防将军报告说：“本日草市泰山庙演戏，旗丁间有看戏者，午未时分忽见台上口角纷争，不料本村地痞程大、程二、邱大、邱二、邱三、郭三、郭四等二十余名趁此鸣锣聚众，各执铁尺、叉棍、扁担、尖刀将城内男妇老幼等逞凶殴打，抢夺衣物”。

此次斗殴的规模是很大的，将军对旗丁的包庇及旗丁豪横是很明显的。但各方报告互相歧异，“所禀情形与县禀旗丁殴人肇衅激成众怒情节大相悬殊”，经反复查证，到四月初，清廷根据祥亨的报告，下令了结案件：“光绪十八年四月丙申：荆州将军祥亨等奏，旗民互殴身死，左司协领宝俊等办事疏忽。得旨：宝俊等著交部分别议处。”将军已先行上奏，占得先机，张之洞以著名封疆大吏，亦无可如何。

3上一次旗人得逞后气焰愈发嚣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荆州城外又发生一起较大规模的旗、民斗殴事件。事件的起因也不复杂，几名旗兵在小北门外，因喝酒不付账与当地民人发生争执，旗丁回到满城邀集多人，持枪械斗殴。事发后，又不服地方官员弹压，将理事同知及江陵县令打伤。与前述事件相同的是，驻防将军祥亨与总督张之洞分别向朝中报告此事，但二人所奏情节差异甚大。祥亨报告说“旗丁受伤甚重”，而张之洞则说：“有旗民不服查验，入署殴官”。

然而此案又是久拖不决，最后不了了之。

这些只是较大规模惊动上层的斗殴事件，小规模斗殴只会更多。

后面由于荆州八旗欺人太甚，辛亥革命时，汉人以666为验几乎将八旗杀绝。

三太原八旗

以抢劫闻名。

太原城内有皇城，旗兵所驻也。器械呰窳，旗兵年久长，养子孙，与居民无异。然恃势自为风气，汉人有肩挑小贸易至者，往往为所陵，汉民久嫉恨之。至是变兵攻入，惨加杀戮焉。

他们把附近走街串巷的商贩哄骗到满城中，然后找借口将货物一抢而空。而来钱最顺手的路子是给盗匪当“保护伞”，因为地方官没有权限搜查“满城”。所以提供庇护，坐地分赃就成了不少旗兵的生财之道。太原知府张集馨在向皇帝的奏章中就称，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普通市民则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对待这种潜规则的“特权”，普通百姓则是恨意十足。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员张集馨的日记里对太原八旗兵暴行记载极多。

九月初，几个旗兵在深夜宵禁之后强闯大街栅栏，守卫栅栏的更役不肯放行，旗兵就用砖头将更役打得头破血流。

更役被打的第二天，阳曲县县令李廷扬和太原府理事通判（知府佐官，负责一府的司法事务）麟耀会审此案，麟耀包庇八旗兵，反而将责任推给被打伤的更役，并且将更役处以杖刑来讨好八旗兵。李知县心中愤愤不平，但不敢和麟耀抗争，从此八旗兵更加横行无忌。

九月十八日，李知县巡夜，只带着一个年幼的仆人微服私行。经过一间旅店门口，看见店内有火光，就让仆人进去盘查。这时，旅店里突然冲出几个八旗兵，将李知县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李知县大叫：“你们干什么？我是阳曲县知县。”八旗兵假装没有听见，仍然抓着李知县不放，反而大声呼叫：“这两个人欲闯进店中强奸妇女。”竟企图将李知县扣押起来。幸好县衙门的衙役得到消息后赶来相救，李知县才得以逃脱。

第二天，太原守尉四恒通秉承藩司和桌司的意思来调解此事，八旗兵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李县令知道八旗兵一向骄悍，也不敢继续追究。通判麟耀曾公开在官厅里说：“当年巡抚鄂顺安大人被八旗兵辱骂，也没有追究。太原知府珠澜大人的轿子被八旗兵当街砸了，珠澜告到“两司衙门，也不过让八旗兵道了个歉而已。”我听了深感震惊：骄兵悍将如此横行，大祸不远了。

太原县有一个大盗叫根寅儿，在县城里抢劫当铺，并且用刀砍伤了店主，被通缉捉拿。有一个叫文英阿的马甲（指清朝八旗骁骑营的士兵）在太原城里开设了一家旅馆，很多宵小之徒就躲在里面--就是李知县被殴打的地方。根寅儿和文英阿一向交好，还有骁骑校尉长庆、马甲伍奴儿、武隆阿等人，一起合伙分赃，也不是一天两天。

四西安八旗

雍正七年，陕西省驻防兵，“自藏回陕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骚扰居民之事，经抚臣宪德两次參奏，共一百三十余件”

辛亥革命时被秦陇复汉军杀绝。

五青州八旗

六镇江八旗

七南京八旗

《明季南略》记载，建奴入城，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居八旗兵，驰骑四占，驱百姓迁移，不许搬运物件，提男抱女，哀号满路。南京满城驻扎四到五千八旗兵，连同家眷共有三万人左右，南京的满城面积约占南京城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满城内的满人趾高气昂，满城也是城内的最高级住宅区，汉人严禁入内，事实上同元朝治下也无甚区别。鲁迅曾在南京水师学堂上学，路过南京满城时，还曾经被满人孩子投石辱骂，当时已是清末，可见满人对汉人的歧视。

八绥远八旗

九德州八旗

十潼关八旗

十一福州八旗

装死后逃往南洋谋生。

福州将军朴寿命令旗营各户准备洋油石灰，如遇进攻则妇孺集体自焚。

湘军起义攻打满城福州满城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州将军朴寿投降后被杀，死亡官佐共15人，满人畏死，不肯自焚，福州光复。

十二广州八旗

广州八旗最出名的就是在满城内畜养鸡鸭，成为当时最大的农贸市场。

广州八旗每年秋季，例有瘦狗岭实弹射击之举。此事表面，则为演习武备，内容实则假公济私，虚报开销，得帑分肥。原因是将军都统都系带兵官，除了俸给之外，并无其它收入，故此妙想天开，借每年秋季检阅八旗为名，虚报路程极远，开支巨额公帑，中饱私囊。其作弊的办法，在申报之中故为安排路程之远，由将军衙门起行，所经的路线，从惠爱四约 （起今中山五路），过清风桥，其间虚报为若干里数，由清风桥到小马站，其间虚报若干里数，由小马站到大马站，大马站到明月桥，其间各虚报为若干的里数，方才到达大东门，再由大东门到东郊，由东郊而至瘦狗岭，其间又共分若干站，每站又各虚报为若干里数，诡诈安排到十分遥远，令人观之，的确走到人困马乏，清廷办事，素来糊涂，据报即信以为实，照准开支。于是此辈遂得领款分肥，其计售矣。闻之故老传说，每年秋季射击，虚报开支的事，外而将军都统，内而经手部员，彼此串通一气，所以从来并无批驳，安然得帑分肥。

而汉军旗分润不到这笔清政府的巨额公款，只能兼营副业，俾资维持，大如商店，小如肩挑摊贩，均有经营。商业方面，最多的为买卖旧傢俬和旧屏门窗扇木器等类，昔日之西门直街右都前一带（今中山六路），此项商店，几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其他经营小食和水果以及鱼菜摊 贩，更触目皆是。就中食品，如百灵街、药王庙前的咸脆花生，惠爱二约金刚庵前的汤豆腐角，光孝寺的油炸云吞，以及一般的咸糕油条等等，均属调制得宜，价廉味美，为本地人所喜食的东西。更有规模较大，获利其厚的一种商业，则为酱园。因为旗人向有公家发给军盐，已属供过于求，更兼时有违法所得的私盐，两者剩余，积存不少，于是拏来大开酱园，其营业的规模，大小不一，成本既轻，收益自厚。昔日最著名之酱园，为森森斋、致美斋、六和栈等号，直至今天，致美斋仍巍然尚存，生意蓬勃，为本市数一数二的有名大酱园。至于工业方面，男子多制作妇女伴髻所用的纸花，商品需用的纸盒，和纸盒原料的纸朴，及一般人爱玩的毽子，每年元宵节及中秋节，花灯满街，工艺精美，多是旗人出品。妇女方面，家家厅上，横陈木架，整天刺绣，夜以继日，所绣的是用金线和绒线两种，绣成山水人物，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式式具备，并皆佳妙，为旗人妇女特具之长，所绣之品，供应剧场上需用的各种服装。

惟满旗习于安逸，不任劳作，经营副业的颇不多见，大多数只是把军盐军粮倒卖一二，放高利贷，当然他们也有经商的，只是比起汉军旗来说要少。

乾隆中期，八旗子弟刘守庵霸占了高第街金家的地产，在广州文德路开设了“致美斋酱园”（中国四大酱园之一），直到抗战后，金家人才拿回来。与此同时，八旗子弟余、张、黄氏也先后开设了“森森斋酱园”、“安盛隆酱园”、“六和栈酱园”。

雍正朝，广东驻防八旗兵丁集体打抢平籴厂，把数万石粮食洗劫一空。

1841年，天地会三元里起义抗英，广州八旗出兵整压被天地会重创。

著名的贪官琦善就是在这里发家致富的，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

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余两（约合5万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合39000两），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约和2万两），元宝六百十七个（合30850两），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

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二十一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也就是25217亩），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房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

琦善总家产约合30万两，外有25217亩地，还有数十间铺子，都是其贪污腐败，侵占田地得来。

十三成都八旗

成都驻防八旗以贪腐闻名于世。

康熙六十年，留旗兵1600名、步兵400名、军官74名、匠役96名，在成都正式设立驻防八旗，由副都统法喇管辖。

八旗官兵居住在少城内。后来，旗兵眷属陆续来到成都。移眷工作直到乾隆初年才全部完成，八旗官兵及眷属共计5000余人。

到光绪三十年，成都当地八旗已经达到21760人。

咸丰年间，成都将军崇实以聚敛钱财闻名，一年任期所捞银子，不下二三百万。成都将军吴棠到任后收下属贿赂不下十余万金。

满族官僚贵族豪华奢侈，利用拖延克扣粮饷、开当铺、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汉人，或者贪污、霸占桑园、地产等手段聚敛财富，形成少数半官半绅、半官半商阶层。

光绪时，有的满族官僚已拥有田产千亩。在道光以前，旗民们生活比较稳定。同治以后，满族人口增加，但兵额未获增加。部分旗民因无法生活而典当衣物，有的旗民每日买“升升”“把把柴”，吃“对时饭”过日子，生活日益恶化。

光绪三十三年，在“裁旗停饷”消息的刺激下，数千名旗民围哄将军衙门，用砖石瓦块掷击衙门的门窗和官员。

这群寄生在成都的蛀虫，没有粮饷只能挖野菜充饥，算是得到了报应。

1915年，护国运动爆发，护国军由云南入川。

八旗军投靠袁世凯，成为旗兵。

而驻守当地的袁世凯部下王芳，以为护国军来袭，遂下令炮兵开火。慌乱之中，炮兵将炮弹射入旗军队伍，顿时大乱。至天明，3000旗兵所剩无几。

十四开封八旗

十五北京八旗

这个是重量级，八旗兵们潜入圆明园偷盗宝物，贩卖出国。

清政府驻守西郊的八旗兵是洗劫圆明园的凶手之一。据王威所著《圆明园》一书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们活动得更凶，他们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他们将殿座亭榭及宫门和铜狮等一齐拆下来出卖，连砖瓦、石料都不肯放过。”

外国军队撤离时，京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驻守西郊的散兵游勇、太监以及恶霸蜂拥闯进圆明园，再次劫掠院内陈设，大肆拆毁园内的殿堂、亭榭，盗运园内的砖瓦、木料等。其最甚者为本地土著的各旗营，曾经调驻城内，此时却都逃出城来。他们手中操着斜五排快枪，回到家中化兵为匪，自由结合，聚众大拆圆明园宫殿、砍伐树木。只一个月时间，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及原来残存之建筑荡然无存。圆明园的西路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河北黄营，长春园毁于白旗大小营，其拆园最烈者为镶白旗小营与精捷营的八大恶棍首领。

1860年10月14日镶白旗小营率60名旗民，将“海岳开襟”全部占领，撬开大量陈设箱子，将珠宝奇珍一夜抢光。硬木桌椅一类的笨重之物，又抢运了三昼夜。最后将殿宇柱子锯断，用马车运走可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

著名国宝，唐代传世的名画《捣练图》就是北京八旗子弟卖给一位日本人冈苍天心的。

十六宁夏八旗

十七乍浦八旗

十八凉州八旗

十九兰州八旗

二十满清让旗兵在政治、法律上的优厚待遇，人为地造成民族间的隔阂，旗人当官的几率远远高于汉人，也使旗人欺凌汉人合法化，汉人见到普通旗兵也要称“千爷”。

这种矛盾是由于驻防八旗的军队性质所决定的。清设驻防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一支国家的常备军，实施对广阔国土的控制，尤其是对广大汉族民众反抗斗争的控制。“故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尽选虎贲劲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

在法律的惩处条例上，满汉亦有区别。清代，旗民不交产、不通婚、不同刑，严格地保持着旗、民界限。按制：“凡旗人犯罪，苔杖各照数鞭责，军徒免发遣，分别枷号”。旗、民犯同样的法，旗人可以减刑、换刑。此种旗民差别待遇政策，一定程度上掩盖旗人内部的阶级对立，形成了旗人心理上的优势，“汉人见了旗人，总要让三分”。

---

  er-dang-jia-53-50 网友的相关建议: 
      

---

  yu-du-ai-ni-de-xiao 网友的相关建议: 
      

满清是侵华日军，奴化教育的鼻祖啊

学教材的和写教材的，谁坏？

---

  ai-si-bi-23-20 网友的相关建议: 
      

抗战时日满本来就是一伙的，大鬼子和二鬼子的区别，很难说谁更坏。

---

  deng-fei-94-4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江南省，扬州府，海门。

一队江宁驻防八旗闯入县衙，像拎条狗一样把知县董常裕拖出来，后院传来数个女子的哭声。这位县太爷私给船批，违反禁海令，以通贼名被剁，倒不冤枉。他留在县衙中的妻妾成了八旗兵的玩物。八旗兵玩腻后，带到南京卖到妓寨。

杭州城外，人市。 衣衫褴褛的人群挤满了市场。 “行行好吧，我儿子卖1斗米。” “老板，我女儿只要一百钱。” “我女儿不要钱，送给你们了，只求给她一口饭吃。” 妓寮老鸨在人群中穿梭，挑选中意的女孩子带走。

旁边不远处，有一户海宁原本士绅之家。 全家人端坐在父亲周围。 最后1斤粮吃完了。衣服也卖完了，只剩随身穿的，钱更是早就花干净。 老父亲惨笑道：“亲戚视如泥沙，全无周全之谊。如果不想沦入人市，我们自己了断吧。” 媳妇理了理头发，大约是眼泪哭干了，此时反而带上了一点笑意，“爹，我们全家一起来，也要一起上路，谁也不能分开。”老父亲拿出3个箱子，每个箱子里盛着一条江南地区常见的银环蛇。银环是天朝第一毒，嗜吃其他蛇。银环为神经毒素，毒牙细小，人被咬了几乎没有疼痛，只想睡觉，在睡梦死于神经毒引起的呼吸麻痹。老父亲颤抖着把手伸进银环蛇的箱子。大媳妇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动乱年代，女人最惨，家主没把媳妇卖到妓寨换粮食，死是唯一的出路。这一家人熬过两次鞑靼人南下，熬过海寇侵袭，却没熬过迁界禁海令。几小时后，一群流民将他们的尸体推进路边的沟壑。沟壑里，满是死人，抑或惨白的骷髅，向远方延伸，一直到海边。

福建，八郡。

鞑靼人逼迫沿海居民拆掉祖居、祖坟，将建材运到指定地点，挖壕沟，筑界墙，五里一墩，十里一台。烧毁庄稼，片石不留之余还要抓壮丁，派兵派粮。十日不迁，八旗兵和绿营兵立即过来进剿屠城。官员视百姓为蝼蚁，老弱者填沟壑，妇女卖身，死者数十万。有忍不了贫苦，敢越界耕种、下海的人，被逮拿后立即处死。在边墙尚未修筑完成的地方，不知道规矩，误出界外的百姓，抓住也立即被处死，没有商量的余地。

最惨的是一些服从统治，老实耕种的百姓，因为得罪官兵，被拖出界外，挂个通海寇的罪名杀了，官员们根本不问。官兵抓住内地一些比较有钱，跟海贸没关系的商人，按上一个通海的罪名，抄家，男人杀掉，女人抓去做军妓，官员们乐此不疲。八郡之地，界外县城、卫所、巡检司、村镇、盐场，全部放火焚烧，只余下一片瓦砾。累累白骨在草间隐现，几匹野狗在荒野中游荡试图寻找下一顿人肉大餐。

广东，沿海一片废墟。

澳门通过尚可喜和耶稣会两条门路，被北京允许不迁界。广东官脑子活不少，有尚可喜、耿继茂两个藩王罩着，胆子肥的很。地方官以方便官军运粮为借口，给于验票，设立数处边墙开口，拨官兵防守，查验票放行。说是如果官兵纵容商人通过口子走私，以同谋处斩。这条命令不值一个大屁，尚可喜耿继茂用藩下兵做走私，别说广东，北京都不敢管。胆子肥的不止平、靖二藩，广东巡抚，汉军镶白旗卢兴祖上任带了100户下人，100马，不要朝廷一分钱。他带这些兵当然不是打仗，也不是用来好看的。卢巡抚敏锐地盯上了澳门，他保举姚启圣为香山知县。香山基本一座空城，这个破知县没什么民政可管，专为卢巡抚办海贸。葡萄牙人向卢兴祖请托海贸，卢巡抚开口便是不管结果成与不成先给5万两上本费。若成，葡萄牙人再付20万两。另外，卢兴祖提出，出入澳门的货物，葡萄牙人与卢兴祖四六分账，广东拿4成，葡萄牙人拿6成。第一单生意，姚启圣搞了6条船的瓷器、绸缎、茶叶、铁丝和银两出界，回程则是檀香、胡椒、天鹅绒，姚启圣这王八蛋还代卢兴祖笑纳了13000两白银及其他洋货礼物。

广东百万白骨，养肥了这条老狗。

平、靖二藩好说，藩下有数万兵在前线，北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卢兴祖和姚启圣俩奴才胆子这么肥，那是在北京有大佬罩着，海贸收入大部分流进北京。高官只不过是权贵家的一等奴才。

鞑靼人在禁海之后，推出了迁界令。鞑靼钦差大臣，工部尚书苏纳海坐镇江南，分遣四名满大臣分赴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逼迫沿海迁界。最初的迁界令是迁徙沿海20里内的居民，继而30里，第三次迁50里。满官满兵用脚量，每到一地焚烧住宅，尽夷其地，空其人民。最王八蛋的是，鞑靼人只管迁，不管安置。当然，内地基本也无地安置。鞑靼人就没想过沿海人民死活。被逼迁移的人民在路上丢下家资，野外露宿，死亡没法统计。被迫迁移初期，移民以为熬几个越就过去了，不忍骨肉分离，漂泊日久后，养生无计，父子相弃，夫妻相离。百姓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

禁海就算了，迁界这种出门被雷劈、生儿子没屁眼，十万头草泥马践踏过去都不够，冚家铲的缺德玩意是两个包衣搞出来的事。

直接诱因是郑成功两年前无意间犯的个错误。

1654年，漳州城守营守门千总刘国轩与郑军联系，打开防守的城门。郑藩进入漳州府，鞑靼漳州总兵张世耀、知府方星烨及其兄方星华以城降。

方家兄弟原本是北京酒铺老板的儿子，崇祯年间，方星华被鞑靼人虏去，分到索尼家做奴。方星华可能是运气好，也可能本身确实有点本事，在索尼家奴中地位比较高。 鞑靼人入关后，方家两兄弟相认，方星烨通过哥哥的关系做官。 一般进士做官10年都升不到知府的位置。一介酒家子通过一个包衣奴才，就搞定了漳州知府这种要害职位。进京赶考的举子不如旗人大爷家的三等奴才，这话并不是吹牛。

方家兄弟被俘期间在厦门岛上待了一段时间，注意到郑成功海船所用钉、铁、麻、油，神器（火炮）所用焰硝，以及米、布等补给，岛上所少。皆沿海居民阑出（走私）贸易，交通接济。

郑成功很快释放了方家兄弟，两人回北京后，给主子索尼打报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索尼深以为然，这老狗是正黄旗，顺治亲管的奴才，上疏立准。

于是，鞑靼人动员全部国家机器，在中国沿海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搞了一片近20万平方公里无人区。北起直隶，南至珠江口，控制的海岸线上修筑一道长达10000里的海岸边墙。护壕宽2丈，深2丈，墙高1丈，厚4尺。迁界同时搞这么大工程，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这就是传说中的，“宁可死在贝勒爷的刀下，也不肯两岸骨肉分离”的真面目。很多沿海地区的绿营兵受不了迁界，举旗反正，大股的有苏利、疍民周玉、李常荣，小股零散投效的难以计数。

明末是很操蛋，但明朝绝搞不出来迁界。只有殖民政权才能如此不在意百姓死活。

---

  shui-yue-shen-wu-9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满清愚民，奴民导致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还屠杀了将近八成汉人。

对国家发展和华夏民族造成的伤害，至今还有影响，难以估量，没有满清闭关锁国，正常发展，以汉民族的智慧和华人的勤劳，中国今天应该跟美国，俄罗斯差不多。

加上现在一些满清遗老，如阎崇年，二月河，高晓松，光腚局王中军，王中磊兄弟等，电视剧上天天歌颂那些血债累累的通古斯“千古一帝”，各种丑化，抹黑汉族英雄，把满清全国范围内大屠杀说成子虚乌有，更是破坏了民族团结，伤害了汉族的感情。

我估计不说日本，全世界都没有几个国家在满清面前不汗颜，日本可没这么大的能量，毕竟日本再发达，它是个缺乏资源的小国家，不像是德国，苏联，别说仨月灭亡不灭亡中国，日本长期打仗资源枯竭，自己可能都给自己干死了，石原莞尔都一语成谶了:东条英机水平就是个大头兵。

就这么说，没有满清中国真不至于让日本这么虐，从1875年虐到1945年，70年。

何况，满清在所有侵略者里面，对比五胡，日本，蒙元，八国联军，它也是最垃圾的，天天吹啥“满万不可敌”，汉人皇协军比你通古斯天皇的人民还多，咋赢得没数？还把国家治理那样，积贫积弱，最后被洋人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