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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东汉频出小皇帝却能维持190多年,而曹魏只出了一个小皇帝就大权旁落了?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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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外行看战略,内行看后勤,如无好大臣,宁可要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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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好歹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政权本身比只占据北方的曹魏政权稳定很多。

曹丕,曹叡,严格来说都不能算是明主,只能说还可以。诸葛亮和孙权主持的汉吴两国没有曹操以上水准的君主是搞不定的。可惜曹叡比孙权死的还早,自然也没机会。更不用说曹丕的一系列操作极大削弱了曹氏宗族的力量。

没有大一统背景的家族总是如履薄冰的。往后走,例如南北朝,南北都容不下小皇帝。只有周武帝这种级别才能翻盘成功。


然后就是司马氏本身有能力,真正让北方发挥出潜能,体现出那个时代本来就应该有的压倒性的对南方的优势。国内多次大规模叛乱都被镇压,并且完成了消灭蜀汉的壮举,统一有望。于是也就顺理成章的完成最后的权力交接。东汉那几个歪瓜裂枣真比不了司马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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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权的合法性方面,汉胜。由于西汉的强盛和王莽的骚操作使得人心思汉,而这种人心在关键时刻是很管用的,一方面让有异心者敬畏,另一方面使得有异心者反叛成本增加。

2.东汉有自己的平衡体系,外戚、宦官、士族相互制约。哪怕是宗室力量都有不少,汉末都有刘郃、刘岱、刘虞、刘宠、刘焉、刘表等。汉末动荡时期的曹操阻力都很大,更不用说汉中期稳定时期。魏国的宗室被曹丕打压,外戚有个p,宦官吸取前朝教训也被打压,就剩士族了,权力严重失衡。

3.东汉时期士族还在发展阶段,皇权威信足,等到魏国时期,士族已经成为一头怪兽,门阀快要形成,皇权被侵蚀严重。晋朝时就要共天下了。

4.对应1,有不久前魏代汉的先例,司马氏做起来压力、外在反对都较前减小,大家也更能接受。而经验方法思路却较前增加。

5.东汉时期有稳定的学术思想,白虎观会议皇帝和士族做了交易,三纲被写入儒家理论。魏国时期思想动荡,古文学、今文学、玄学相互碰撞。思想的统一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统一,而司马懿、司马昭恰恰就不守规则。

6.敌方太强,司马懿出身士族,个人能力强,还能忍,又不犯错,有政治能力、有号召力、有军功、有野心。到司马师、司马昭时大局已定。有军功则有威势,有政治能力则会妥协交换,出身士族则士族不会像防外戚那样防他们,而且司马懿还编织了一张巨大人情网。窦宪政治能力不强,又不能忍,邓骘、梁商野心不足又没有军功,耿宝、阎显都不行,梁冀任人唯亲,窦武倒是有名声,但无军功,斗争经验又差,何进匹夫而已。

7.魏国小皇帝能力、忍耐力等一系列基本功太差,曹芳、曹髦能力太差,还不能忍,曹奂纯粹就是个傀儡。东汉时期刘缵也不能忍,不是也被弄死了。

8.保皇派能力、忍耐力、威望、时机选择都太差。在内的办事不密,在外的实力不足还缺乏团结。曹爽更是个草包,夏侯献、曹肇坏了大事。东汉时期则有各种势力作为保皇党。

其中123是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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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三角政治(外戚,宦官,士族)保持了近150多年的稳定。外戚权利再大,比如梁大将军杀皇帝都干过,但是外戚依然是要依附皇权来统治的,经过西汉的王莽代汉。士族对于压倒皇权的外戚是恐惧的。所以外戚一旦做大,士族就会和从小在皇帝身边长大的宦官联合干掉外戚。而宦官权利太大,士族就联合外戚干宦官。

三国演义开场平定黄巾起义后有几回就是说明东汉末期三角政治。平定黄巾后,宦官(十常侍:)权利巨大,于是袁绍(士族)劝何进(外戚)干掉十常侍(宦官)。何进不听,被十常侍反杀。最后士族没有办法只能引董卓(军阀)入洛。破了平衡。于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曹魏政权就是这一波军阀割据的佼佼者,曹魏(军阀)首先完成了和士族的妥协(九品中正制),于是士族支持曹魏代汉。一开始曹魏就是军阀和士族妥协的产物。在高平陵之变中,另一个军阀(司马家)击败了曹魏内部的实际领导人(曹爽),因此掌握了曹魏的实际控制权。最后慢慢清洗完曹魏内部的死忠派,完成代魏。

所以答案就很明显了,东汉小皇帝多但是能续近200年的原因就是三角权利平衡做的好,小皇帝小时候外戚掌权,但是小皇帝长大后就用宦官和士族一起扳倒外戚。宦官掌权。宦官权利大了,士族和外戚一起干宦官。然后皇帝死了,下一个循环又开始了。

曹魏得国是军阀和士族联合的产物。士族支持你军阀,你军阀给予我士族权利。当一个更能给士族权利的军阀出现后,士族放弃支持曹魏就是分分钟的事。这和皇帝年龄大小无关。高平陵时,就是曹芳已经成年也无济于事。因为曹魏的根基就是这样的。曹魏代汉带来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悲剧,士族权利不断做大,形成了几百年的士族门阀专权。而士族门阀专权,士族内部斗争又导致了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士族南迁建立的东晋无法全力北伐中原恢复中华。

其实东汉三角平衡术玩的很溜。不亏是汉家治天下王霸之道杂之。东汉后期士族力量强大了就搞了2次“党锢之祸”打压士族。也为后来士族清算宦官引进军阀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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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非常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大多时候牵十发也未必动全身。

如果从细处来看那真的是写十篇论文也分析不清。

但是从宏观看能简单点,东汉到三国再到晋,这是一个政治格局的变迁一个轮回。

东汉末年民不聊生爆发黄巾起义,这等规模的波及全国的起义实际上并不单独是张角发动。只要想想东汉时期的交通和通讯能力就可以了解,一个社会底层可以调动全国统一行动?压根不存在这种能力。而古今内外这样的动荡无一例外是因为国内豪强势力过大,地方规则不在以国家意志为主,而是以家族地域势力为代表。下欺百姓上吞国家之权柄。百姓开始造反,而同时当百姓开始造反,豪门望族的实力开始发生变动。这时候豪门望族开始相互倾轧,上层也开始失去控制。内斗变成内战。

曹操出现后开始推行改革,这个时候由于内战军队的话语权凌驾于地方治理的功绩之上。因为军队将校有机会封侯,而封侯的将校其地位高于文官。但是凡是改革必然会有损豪门望族在前百年积累的势力,财产。

本来如果能统一天下,其军中势力和改革既得利益者会和老豪门发生冲突皇帝只要平衡二者关系。多向新兴贵族集团倾斜即可(老豪门百年积累,新豪门没有那么强的人脉,资源更好控制同时其胃口并无老豪门那么大,最直观的一点就是老豪门在百余年间直系血脉就可能有千百人供养,新豪门没有时间沉淀本就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源缺口)。

但是曹魏并没有真的拿下天下,因此到司马懿夺权可以看做老豪门望族的反攻,司马氏的晋对于皇族的权力下放,不单单因为曹魏皇族教训还有各个皇族分支取代地方豪强的意义。当然后一点不单没有起作用还埋下隐患。

所以东汉属于豪门政治,三国纷争打破了一定豪门望族,但是新上来的那些人到司马懿夺权有演变回豪门,晋只是豪门政治反攻。

和曹魏争天下的东吴在立国之初就是豪门政治,只是孙权时代南方开发不足,其望族属于新兴阶段。

刘备虽然提拔一些人,但其本质无论荆襄还是蜀汉,都没有触及地方豪强,这也是为什么蜀汉后期一触即溃的原因,当蜀汉政权中兴汉的铁杆势力逝世后,蜀汉本身豪门望族不愿意在为汉流血。所以平蜀汉只是在绵竹打了一场,全蜀传檄而定。

因此东汉末年豪门势力因为战乱损失,但三国僵持阶段东汉豪门凭借百余年积累的家族价值,再度回归,直至司马懿代领豪门再度夺权。

当然这中间确实有人因为战乱出现,但是当时的政治或者民风这些冒头的优秀人员其最大的理想也是建立属于自己的家族。最终推翻豪门者成为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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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灭亡了一千七百年

还有数个起义势力以汉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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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那么个情况,但是东汉宫廷剧惊悚程度一点不比曹魏低,还特么是连续剧。

第一回合:章帝(第三任皇帝)32岁英年早逝,然后和帝继位,窦宪专权。13岁的和帝就学会了联合三公和太监(注意,这时候三公还是能拉拢的(制衡窦宪,最后发动政变把窦宪打下台。

第二回合:和帝27岁驾崩开启了东汉政局的恶循环,然后邓皇后主政,邓家人把持朝权,直到安帝成年才联合太监发动政变把邓家人踢下去。

第三回合:梁冀靠着拥立之功独揽朝政,甚至能耐大到能把皇帝毒死。之后桓帝当了13年傀儡才联合太监(对,又是太监)把梁家一锅端了。

第四回合:桓帝亲政之后开始政治上扶持宦官团伙(多惨啊,朝中官员没人可信都只能信太监了),然后士族官员联合弹劾宦官,最后桓帝无奈之下各打五十大板,当和事老了事。

第五回合:桓帝36岁高寿驾崩,灵帝即位,同时有顶级士族和外戚身份的窦武把控了内朝(皇帝身边人都被窦武渗透了,接着就变着法劝太后下指令清算太监群体。最后逼急了的太监以王甫曹节为代表,忽悠名将张奂一起反围剿了窦武反革命团体。随后灵帝下达士族禁令,“党锢之祸”开始了。

注意哦,在这之前窦武的配置是大将军领尚书事(内朝一肩挑)+士族领袖(和陈蕃张俶并列三君)+太学生粉丝团。

而之前王莽的配置是啥?大司马大将军+感动大汉一大杰出人物+太学生粉丝团。

政治和舆论配置都齐了,为什么他要火急火燎铲除太监?铲除完太监下一步要干啥?一目了然了。

再说句题外话,咱看宫变当天陈蕃的表现。

别关顾着感叹陈老爷子英勇,注意!陈蕃正带着人在持械闯皇宫

放哪朝能饶得了他?你说他死得冤吗?

他到底忠的是哪个君?爱的是谁的国?

多亏了后面士族把这段故事当榜样宣传了才被记在后汉书里,好让后世的我们看看这群清流到底有多现眼。

第六回合:黄巾之乱爆发之后灵帝只能解除党锢禁令给地方士族兵权。

之后灵帝嗝屁,何家联合张让等宦官火并了蹇硕和董太后的势力,这时候本来何家和宦官都是少帝的拥护人,而且张让等人明白地愿意从属何家了,外戚和宦官实际上已经结尾一伙了。结果何进被袁绍忽悠瘸了把太监逼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太监狗急跳墙杀了何进,袁绍等士族官员立刻带兵把太监彻底清除了。按理说这时候士族控制皇权的障碍已经没了,然而天上掉下个董胖子把皇帝截胡了。接着剧本大家都懂了。

所以本质上东汉和曹魏的宫廷戏都是士族对最高权力(皇帝)的谋取。甚至从前面材料里能发现,东汉士族已经好几次坐皇帝头上拉屎了,而且从控制不住三公,到渗透内朝,到无视皇帝直接清算宦官,对皇权的把控其实一次比一次强。东汉皇帝危险程度可不比曹魏那几个低。

而司马家成功,东汉外戚失败原因无外乎如下几点:

1.东汉士族和皇帝之间隔着拱卫皇权的内朝和太监,不把这两个清除了的话没法完全控制最高权力;

2.东汉士族控制中央都是以外戚的形式,这种纽带有两个前提:太后是自家人,皇帝年幼。一旦太后死了或者皇帝到了亲政年龄,士族再作为外戚控制中央就失去合法性了。司马懿相比东汉外戚,占了合法托孤和军事声望的便宜;

3、皇权是有陨落过程的。东汉建立的重要基础是刘秀拯救银河系的天命和无数谶言,以至于真到了刘秀发兵捕不道的时候无论是豪族还是民间都是相信天命在刘的,人家这天下得的无可挑剔。所以东汉的皇权神圣性还是相当高的水准。结果到了汉末,汉献帝先被董卓截胡,又一路要饭流浪到洛阳,最后被曹操圈养,被曹丕踢下位置,这个过程里神圣性已经大打折扣了。而留下的现实问题是,你曹家的皇位也是篡来的,所以曹家在重塑皇权神圣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4.吴蜀给司马家送了助攻,司马懿在关中扛诸葛亮积累了巨大军事声望才有了政变的底气,司马师合肥怼诸葛恪同理,在外战过程中司马家提拔自己人最后控制了大部分军权,曹魏也就彻底无回天之力了;

5.东汉最起码武明章和四朝时间里皇帝是有绝对权力的,这些年皇帝有足够时间去巩固统治基础和合法性。曹魏从立国到高平陵时间还没刘秀在位时间长了;

6.曹二代们死太快了,曹丕,曹睿(这是三代,曹真,曹休,夏侯尚都是壮年亡故,不幸没活过司马懿,部分权力不得不下放,剩下个曹爽是个大傻批;

7.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前就分别在关中,河北和荆州军区混脸熟了。尤其关中军区就差和他喊爸爸了。你给足了待遇,加上之前的威望,人家自然就得掂量了,手里有兵肯定坐着稳当。哦对,唯一一个没混脸熟的淮南军区,后来反了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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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纠正一下,曹魏出了两个小皇帝,曹芳和曹髦。而大权旁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皇帝太小,而是宗室成员被打压而且人才断档,否则顶多是小宗取代大宗,而不会丢了江山。

东汉和曹魏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刘秀集团由豪族势力联合而成,豪族推刘秀为代言人。

事实上刘秀和刘备不同并不是寒门,他小时候孤苦完全因为父亲死得早,而收养他的叔叔刘良被举孝廉,察举制度下孝廉大多都被大族垄断了。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从汉末到西晋这段历史,就是儒家豪族和非儒家寒族斗争的历史,这两大阶级的性质有很大区别。

儒家豪族基本都会修习世传的儒家经典。比如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经》,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刘秀学习尚书符合儒家豪族的特点。

也就是说东汉政权就是豪族的政权,皇室和大族有一致的利益,也可以紧密的联合起来。

而曹魏是非儒家寒族政权,这个政权与内部,两大阶级的对立贯穿了始终,当平衡被打破后(宗室凋零,主少国疑),豪族便会开始反击。

斗争的初始阶段,更加务实的曹氏寒族战胜了代表豪族的袁氏集团。

不过虽然寒族领袖曹操战胜了豪族领袖袁绍,但他也不可能将豪族一网打尽,毕竟豪族势力经营了一百多年已经根深蒂固。

曹操若想取得天下,仅凭提拔寒门中的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对豪族势力采取了既抑制又合作的方针。

由于寒族本身的局限性,并不能撑起曹氏集团这个越来越大的盘子,于是曹操从很早开始就逐步吸纳豪族中的一些人才,其代表人物就是荀彧。

相应的,豪族中的佼佼者也乐于参与进来,并借此取得政治上一定的话语权。这就是两大阶级合作的本质,而司马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曹魏势力的。

不过随着合作的深入,豪族的底蕴就开始展现出来了,曹魏政权内部以宗室成员为主的寒族势力日益凋零,而豪族实力日益壮大。

一方面原因是有影响力的宗室成员包括皇帝普遍寿命不长,宗室也受到打压,另一方面很多寒族从二代开始逐渐豪族化。

首先他们本身的起点就比父辈高了一个层次,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接触的圈子也是更高级的。而且豪族世家所崇尚的那种骄奢淫逸的所谓名士风流,比起曹操倡导的勤俭之风,对他们来说也是更有吸引力的。

也就是说寒族在取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后,受到周遭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会渐渐演变为新的豪族,因此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另外由于利益关系,这些新晋豪族在政治上大多也会更倾向于传统豪族。

比如贾充就是一个例子。贾氏虽然也算河东大姓,但远不及豪族的水准。到了贾充的父亲贾逵这一代,或许因为家道中落,又或许因为出身旁支,反正家境贫苦。这样的出身与寒门无益,贾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被曹操重用的寒族人才。

魏略曰: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冬常无袴。(三国志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后来庾纯和贾充互相讥讽对方祖上是低级军官和管理市场的小吏,这也证明贾氏门第算不上太高。

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晋书庾纯传)

但是到贾充这一代,他就已经完全融入了豪族的圈子,而且又与司马氏联姻,位高权重。他在政治上也完全倒向了司马氏,成为西晋开国元勋,因此可以认为河东贾氏从贾充开始就已经完全演变为新的豪族了。而诸葛诞痛骂贾充说他不配做贾逵的儿子,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变化。

诞历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晋书贾充传)

其实在249年高平陵之变前夕,朝廷以及地方上的高官中,就已经有绝大多数人都是出自于豪族或者普通士族了。

下表中是当时朝廷和地方的高级官员,除几个宗室成员以外,恐怕只有蒋济、王观和孙礼是寒门出身了。自从官渡之战后,两大阶级之间维持了数十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

豪族若想形成一个合力与曹魏寒族政权进行博弈,则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代言人,这一次司马懿接过了袁绍的使命,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

不过也不是说这个时候豪族就都倒向司马懿了,毕竟当时他在和曹爽的对抗中还处于劣势。

而此时曹爽集团也和曹操时代有了很大不同,这已经不是一个以寒族为主导的集团了,相反士族成员占了绝大多数,比如邓飏、毕轨、桓范等人都身居高位。

甚至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属于宗室成员的夏侯玄和何晏,他们的言行举止也与豪门大族无异,这种名士之风被世人所推崇。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曹爽集团也不是那么被豪族所排斥。

另外,依据日本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伊藤敏雄的观点,曹爽一党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征辟了不少豪族子弟担任自己的幕僚,虽然他们没有进入曹爽的核心决策层,但这至少说明他的态度,即希望与豪族合作。下面表格中就是曹爽征辟的幕僚中的主要人物。

此表中的人物除了王基以外应该都是有一定背景的。至于郑冲,虽说史书中称他年轻时贫寒,但是看他的籍贯和姓氏,若说和名门望族荥阳郑氏没有一点关系我是不信的。而且他精修儒学这也是儒家豪族的特征。

郑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也。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由是州郡久不加礼。(晋书郑冲传)

相应的,豪族将子弟派往曹爽阵营中,也未尝没有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心理,对于这些豪门大族来说家族的延续往往才是最重要的。

高平陵之变后,这些被征辟的豪门子弟的结局也和曹爽一党核心人物截然不同,司马懿只是对他们进行象征性的免官处理,而没过多久就纷纷起复,重新得到高官厚禄。

这表明司马懿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他基本接过了曹爽的大部分班底,和那些并不是曹爽铁杆的豪族达成了妥协,逐渐把这些态度偏中立的家族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中。之后在魏亡晋兴的过程中,这些家族也大多成为司马家的助力。

对于曹魏这样的寒族政权,如果没有创业之初那种大批量的优秀的宗室人才辅佐,基本注定会被豪族压倒,因为受教育的局限性,从寒门中提拔的人才数量跟豪族是无法相比的,这不是仅凭一个唯才是举的政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大势是不会更改的,自从曹丕在豪族的支持下上位,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世家大族的时代必然会来临,曹魏政权这几十年只不过是一个插曲。

原文请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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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谈中国古代王朝,会说“太宗”——或者说第二任皇帝——具有重大意义。

开国之君挫败了其他政治势力之后,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但是政权内部矛盾很没有解决,还不稳定。

定国之君理清内部政治势力,稳定了强大的国家。于是政权进入长期稳定运行阶段,不太容易仓促失败。

东汉的情况就是,开国之君刘秀用尽手段,包括联姻,妥协,倡导经学,以谶纬增强神性,削弱地方军事权力,度田,等手段,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定国之君刘庄在保持刘秀经学路线延续性的情况下,调整地方军政结构,理清法制体系,清理高层内部矛盾,行之有效地推行了各项政策,包括奠定了此后千年黄河治理的基本基础。此后的汉章帝又迎合舆论,对汉明帝的部分政策进行妥协退让。汉和帝执政时期固然不是很久,他去世以后就进入了幼主时代,但是和熹皇后邓绥治国有方,稳住了局势。要等到这些人都去世了,四代人了,东汉才进入到所谓幼主时代。这都已经开国96年了。

东汉一共持续了195年。其中“建安”了25年(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去掉我们一般认为的“三国”时代,也就是170年而已。

无论怎么算,光武、明、章、和四代人,执政时间都在半数左右。

从汉安帝开始,东汉进入昏君幼主时代。这个时代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各路货色疯狂蚕食东汉的政治基础的时代。

基本上,吃的速度和积累的速度差不多。

曹魏的情况看起来败落得快一些。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接着就齐王曹芳、高贵乡侯曹髦、魏元帝曹奂了。从数量上来说,前后都是三个皇帝。曹魏正式创建于220年,灭亡于265年,不过45年而已,加上曹操可能还长点,不过不好说。高平陵事变是249年,算是中间偏后。从比例上说,是比东汉灭亡得快些。

这只能说,曹魏的老底子还是比东汉要薄一些。

毕竟,曹操没有能够消灭外在对手。曹丕的内部整顿梳理,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内部问题,反而造成了拱卫皇权的力量有所下降。

从统治技巧上来说,曹丕曹睿反思外戚干政的教训,设立辅政大臣的做法,还不如汉和帝死后太后临朝来得更加安全有效。

外戚并不总是比辅政大臣更安全,但是辅政大臣执政出问题的也不少。主要是辅政大臣很难平安下野,权力分割也很成问题。

秦始皇不立皇后,死后李斯赵高辅政,接着就是李斯赵高内讧,几年就亡国了。

汉武帝用辅政大臣,霍光上官桀桑弘羊爆发激烈内讧,最后霍光杀光了对手。然后霍光又干掉了一任皇帝。最后霍光死后,汉宣帝干掉了霍光全家。

汉元帝死后皇后王政君开始干预政治,尽管最后王政君把汉家江山送给了王莽,但是总算还立了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几个皇帝。要不是汉成帝汉哀帝接连绝嗣,王莽还真的未必有机会。

就连清康熙时代,辅政大臣们也是内讧激烈。最后除鳌拜等权臣,也是依靠后宫太后们的政治力量。

更不要说后来慈安慈禧两宫政变消灭辅政八大臣了。

曹魏在夺权时知道打击汉献帝的后宫,甚至用自己家的女人控制汉献帝的后宫,等到他们自己做了帝王,就一味打压限制自己的后宫,几乎等于将对付汉献帝的套路在自己身上重演了。

等到高平陵事变一爆发,直接就虚了。

事变以后,曹魏作了很多事情企图翻盘,但是大体来说,就是要在司马家族最鼎盛的时候打决战。

那不扯淡么。

汉献帝怎么做的,他们也不想想。

就连现成的汉献帝他们都学不会,满脑子“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策略上的严重失败,也是曹魏迅速覆灭的原因之一。

总之,曹魏的覆灭,与他们根基不稳、策略失当有直接关系。东汉那么多“昏君”,他们都是想了很多办法,实现了一定的平衡。也只有实现了部分平衡的情况下,才会有所谓“昏君”的情况。他们要是压制了权臣,就是类似于汉武帝那样的暴烈之君。他们要是完全被权臣压制,大概也会有“会做官家”的评价。就是这种弱势平衡,才会扣了一头“昏君”的帽子、削弱皇权神圣性。

曹魏甚至连被人黑成“昏君”的机会都没赶上,直接硬上,只能说,小机灵抖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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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问题我以前回答过,合法性不同。

东汉是西汉的延续,季汉是东汉的延续。虽然宗支变更了,但是依旧是一个家族。依旧可以延续之前汉朝合法性的红利。

谈论春秋战国时的篡位,我们通常听到的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有多少人关注戴氏取宋?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都需要周天子盖章,戴氏取宋就是内部消化了,根本不需周天子盖章。原因就在于戴氏与当时的国君关系虽然很远了,但他是宋戴公的后裔,对于子姓公族来说,并没有颠覆宗庙社稷。他上台依旧祭祀殷商的君主,奉殷商的祭祀。

汉朝找寻商朝后裔时,孔家当时势力比较强,最后说动了汉成帝,由孔家取代宋国公族后裔祭祀殷商。这比戴氏取宋都离谱了。

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之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適。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汉书.卷67.梅福传》

班固提到战国韩国公族后裔韩王信之子弓高侯一支在汉朝维持了显贵的地位时,说的是“盖周烈近与”,也就是大概这是周朝的功德远泽子孙吧。战国韩国的公族是周武王的儿子的后裔(左氏传云“邗、晋、应、韩,武之穆”),最初分封到韩国为君主(即西周古韩国),东周时被晋国所灭,后面成为晋国六卿,后面再三家分晋重新成为君主。这种情况下,班固舍弃了晋国六卿时代韩起等人的奋斗,却把恩泽追溯到周文王周武王,认为这是周文王周武王昔日的功德远泽后世子孙。

赞曰: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楚、汉之际,豪桀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虖!韩氏自弓高后贵显,盖周烈近与!《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从戴氏取宋,孔家奉殷商祭祀、班固谈及韩国公族后裔贵显于西汉时直接追溯周文王周武王,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父系社会,东汉也罢季汉也罢,只要是汉高祖的后代上台,就可以承接汉朝合法性的红利,汉朝延续的时间越长,红利就越长。

很多人争论的刘备能不能承继汉朝正统,这个先问问汉朝儒士,谁敢站出来说孔家承继殷商祭祀不合理。

不仅中国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延续时间长、一脉相承的王朝更容易稳固统治。被誉为西方韩非子的马基雅维利在其经典著作《君主论》里也是这样认为的:

依我看,由一脉相承王朝统治的世袭君主国,治理起来要比新生的君主国容易得多,因为世袭君王只要不偏离祖宗定下的规矩就够了,而且在面对意外事件要做到顺时应势。如此,即便君王业绩平平,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长治久安,除非出现了非同一般的强大力量才会使他丧失王权;而且就算他没有了王冠,只要篡位者遭到飞来的横祸,他的王冠就会失而复得。

我们举一个意大利的例子:费拉拉公爵在1484年遭到威尼斯人的攻击,在1510年又遭到朱利奥教皇的攻伐,却没有垮下来,这其中没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家族在该领地的统治源远流长。世袭君王很少有原因和必要去得罪他人,所以备受爱戴就在情理之中了。倘若他没有犯下滔天的罪行,招致人们的怨恨,他自然就会事事如愿,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统治历史久远、绵延不绝,其中也有过变革的记忆和动机,但都已烟消云散,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的酝酿留下一道齿状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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