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是否制约了经济增长？ 第1页

类似的争论最近愈演愈烈：是不是阻碍了现代化？是不是制约了经济增长？不一而足。知乎上曾有一些理论探讨，有的还蛮有意思——比方说，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比作苹果和安卓两种系统。前者诞生晚，相对“闭源”，是一时的最优解，但难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后者诞生早，相对“开源”，尽管有几分杂乱无章，但可以随着时代变化作灵活的解读[1]。可惜，这样的分析越来越少见了。这个答案旨在和知友们分享经济史在这方面的进展，相信会是一个有用的答案。

之前已经有答主提到了Kuran。实际上，上一段中提到的答案和Kuran的颇有几分相似：有些曾经有效的制度，随着时间流逝反而成为了发展的桎梏。比如说麦加朝觐。穆罕默德征服麦加时，这里是座商业城市。朝觐既是宗教盛宴，又是国际贸易的盛事。据16世纪时葡萄牙人的记述：每年有200000人聚集在麦加，随身带着300000只牲畜。部分用于献祭，剩余的用来贸易。当时的麦加，是阿拉伯世界的贸易中心。今天，朝觐中剩余的主要是宗教，而非经济意义了。

图1 1100年前后，伊斯兰世界各经济部门内部职业的数量的比较。横轴从左到右分别是商业部门、政府和军事部门、教育法律和宗教部门；白色柱形是701-1100年时的职业数量，黑色柱形是1101-1500年时的职业数量。由图中可见，1100年后，伊斯兰世界的商业不再那么兴盛发达了。图片来自Kuran 2012年的著作。原始数据可见Shatzmiller 1993年的著作

最能体现这种“时过境迁”的是伊斯兰合伙制，广泛应用于当时的航海贸易：投资人委托商人经营，到期后如有利润，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分配。商人不须对资金亏损负责，但必须听从投资人的指令，同时对经营活动中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负责。当时，这一制度有很多优点：首先，贸易生意风险很大。这一制度明确了投资者的“有限责任”，鼓励大家投资贸易；其次，伊斯兰合伙允许灵活的分配比例，发挥经营才能、分担风险的能力比规定五五分成的犹太合伙强。

这一合伙制的基本框架几百年没有发生变动。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缺点开始暴露出来：首先，为了预防围绕作价多少发生的纠纷，教法禁止直接以货物入伙。经营者在履行对投资者的义务时，也必须返还货币而非货物。为了合规，需要找可信的第三方多做几趟交易。经济节奏加快时，额外的交易成本很大；其次，合伙人没有法人身份。如果发生纠纷，第三方只能单独起诉合伙的每个成员，司法成本很高；如果有合伙人身故，利益的重新调整相当麻烦。

图2 1850-1920年，奥斯曼帝国上市公司的所有者。白色柱形是穆斯林所有上市企业的数量，黑色柱形是外资或非穆斯林所有上市企业的数量，中间的灰色柱形是二者混合所有的上市企业数量。1908年是个分界点：这一年，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公司法》。图片来自Kuran 2012年的著作。原始数据可见Akyıldız 2003年的著作

与这一点相关的，便是图1呈现的结果：12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商业的内部分工不但没有继续发展，还有轻微衰退。等到几百年后的工业革命时，前述缺点就更突出了。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瓦合甫——在制度建设相当原始的时候，这种类似信托的安排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产权，防止军阀的侵犯，又可以长期地、稳定地提供公共服务，还可以借此开展经营活动。但是，当近代化浪潮兴起，大量的瓦合甫没能及时搭上公司制的“快车”，转型成现代企业。

这样的分析很容易把我们导向这么一个结论：过去有用的制度逐渐僵化，是现在大家批评伊斯兰的主要原因。这也与开头提到的比喻相合。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短时间内的历史，制度的讲话稿确实是个不错的解释。毕竟，修正制度确实需要付出多方面的成本；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时间段长达上千年，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图3，经济重心的转移在1000年前已经开始加快。如果真的是因为制度的僵化，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阻力，可以让变革迟滞1000年？

图3 800-1800年，欧洲、中东与北非地区经济重心（以人口数量为标准）的移动。图片摄自Rubin 2017年的专著。原始数据可见Bosker、Buringh和van Zanden 2013年的研究

简单地说伊斯兰教义包罗万象，其实没有回答根本的问题——是否“包罗万象”，本身也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无论原始教义讲得多么明确，后世总会有足够聪明的解经人。否则，“借贷给你的弟兄，不可取息”，怎么会在4、500年后，变成“利息不得超过损失的利润”呢？教会怎么自己就开起了取息的银行呢？关上变革制度的“创制之门”的，与其说是虔诚的膜拜，不如说是激励的不足。要知道，奥斯曼帝国商业繁盛的年代，法庭一般是不去追究15%以下的利息的[2]。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纵贯千年？概括起来七个字：统治者的合法性。制度变革的关键时刻，统治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间点上，塑造统治者激励的那些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时刻，大家期待我做什么？从哪些方面着手，可以最好地鼓动他们？最终，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最好地鼓动统治？和平年代，合法性强的政权，人们的容忍程度更高，国家可以获取更多资源，做更多的事；动荡年代，缺乏合法性，政权极易分崩离析。

图4 内生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示意图。制度影响行为的成本/收益，成本/收益影响人的决策，而决策有时又会反过来加强制度。因此，有的制度是自我加强的。图片摄自Rubin 2017年的专著

在合法性的来源这一问题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着鲜明的差别。伊斯兰经典中明确规定了统治者的三个合法来源：神的委任；从合法的统治者那里继承权威；百姓发出“拥护的誓言”。同时，经典中明确规定：信徒仅在世俗统治者遵照神的旨意行事时服从他们。相比之下，基督教对世俗统治者的合法性的立场，就要“柔软得多”。除了那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名言以外，无论是圣奥古斯丁还是圣杰拉斯一世（曾任教皇），都强调过世俗政权的独立性。

合法性的差异始于宗教传播初期，这一差异塑造了统治者的激励，统治者的决策又反过来强化了合法性的差异。这一分析框架，能够解释为什么伊斯兰的变革幅度小，有时甚至会回撤。两大宗教传播之初，伊斯兰教传播的环境是游牧部落，伊斯兰本身就是推动部落向国家转型的动力。因此，将世俗政权合法性写到教义里，没有问题，没有阻力。基督教传播之初，已经有了罗马帝国。教会最适宜的角色是填补空白，而非插手世俗。否则，等待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图5 坐落于大马士革的Ananias教堂，在穆斯林统治下屡经兴废。图片来自Kuran 2012年的著作

这一差异会影响统治者的行动。对伊斯兰政权的统治者来说，按照经典行事是最为稳妥的选项；如果不满在位的统治者，指责他们违反了经典，也是争夺合法性的现成选项。这一框架把Platteau和Rubin的分析整合到了一起：和平时期需要增加开支，“拔鹅毛”。借助经典的名义行事，“听到的鹅叫”音量将是最小的；危机时刻，“回到经典”是上天准备的凝聚不同力量的口号。虔诚教徒越多，保守行事这个“默认选项”的吸引力越大，竞争彼此正统程度的动力也越大。

因此，简单地说伊斯兰的制度“僵化”，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尽管这里的分析相当粗浅，但我们看到，即使是那些写得比较明确的规定，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也不是一概而论：比如合伙制，历经几百年，形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许取息的规定，则出现了许多变通方法，在部分地区几乎形同虚设。实际上，如果把目光投入到历史的细节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没有停滞，伊斯兰一直在变。只是，仿佛另有一只无形的手操纵了变化的方向，远离了许多人的期待。

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印刷机：在奥斯曼帝国，按照巴耶塞特二世1485年发布的敕令，穆斯林拥有印刷机、用印刷机印制阿拉伯文书籍，最高可以处以死刑。敕令从设立到废除，中间历经了282年[3]。后果是什么？按照Quateart的估算，直到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识字率只有2-3%；二是罩面纱。之前的答案写过，有些知友可能已经熟悉这一例子[4]。这一习惯其实是在世俗化之后重新兴起。席卷埃及等国的时间，不早于上世纪70年代。大学生是其中主力军。

图6 1911年时，印度各邦穆斯林数量与穆斯林识字率。Chaudhary和Rubin合作，利用印度数据验证了类似奥斯曼帝国的结论：穆斯林统治结束愈晚，当地宗教势力愈强，开办的学校愈注重宗教而非世俗内容，导致更低的识字率。图片来自Chaudhary和Rubin 2011年的研究

两个现象，一体两面，都是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宗教之上的后果。在印刷机案例中，当统治者“合法”上台，他自然会提防破坏既有合法性的新技术。哪怕这意味着很大的效益，也不行；在罩面纱案例中，当经济下行，流动性减弱，社会陷入危机，通过“回到经典”的方式来表达，最合算，风险也最小[5]。戴上面纱、蓄上胡须、播放经典磁带，不会有哪个伊斯兰统治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禁止；相反，危机时刻，政客们的选择，常常是从世俗到保守的“优雅转身”。

因此，无论是“制度僵化”还是“包罗万象”，都没有打到根子上。制度并不僵化，变化颇为灵活；包罗万象与其说是千古一系，不如说是结构丰富的地层：层累地造成，形态在变化；暂时地消失一段时候后，踏着危机的步伐翩跹归来。繁荣年代，往前走，但拨动合法性的动力实在欠奉；危机时刻，社会的透镜只剩一个焦点，大家争着比赛谁更复古、谁更乖巧。借用Lewis经典著作的一句话来结尾：是政治（master）引领宗教（handmaiden），而非宗教引领政治。

[1] 这个答案可以在gauchewood：伊斯兰因素会阻碍伊斯兰国家现代化吗？找到。

[2] 请见Jennings, R. C. (1973). Loans and credit in early 17th century Ottoman judicial records: The sharia court of Anatolian Kayseri.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Journal de l'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Orient, 168-216.

[3] 有关这一案例的详细分析，请见Coşgel, Metin M., Thomas J. Miceli, and Jared Rub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printing: Legitimac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0.3 (2012): 357-371.

[4] 这个答案可以在伊斯兰教女性为什么包头巾？找到。

[5] 有关这一点，知乎上有两个简介：伊斯兰教女性为什么包头巾？与伊斯兰复兴和社会流动性。原文可见Carvalho, J. P. (2012). Vei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1), 337-370与Binzel, C., & Carvalho, J. P. (2016). Edu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religious movements: The Islamic revival in Egypt. The Economic Journal.

参考文献：Akyıldız, A. (2003). Ottoman securities. İletişim.

Bosker, M., Buringh, E., & van Zanden, J. L. (2013). From Baghdad to London: Unraveling urban development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800–180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4), 1418-1437.

Chaudhary, L., & Rubin, J. (2011). Reading, writing, and religion: Institutions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9(1), 17-33.

Coşgel, Metin M., Thomas J. Miceli, and Jared Rub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printing: Legitimac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0.3 (2012): 357-371.

Jennings, R. C. (1973). Loans and credit in early 17th century Ottoman judicial records: The sharia court of Anatolian Kayseri.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Journal de l'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Orient, 168-216.

Kuran, T. (2012). 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wis, B. (2002).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ers, F. E. (1994). The Hajj: The Muslim pilgrimage to Mecca and the holy pla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latteau, J. P. (2008). Religio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he lands of Isla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8(2), 329-351.

Quataert, D. (2005).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bin, J. (2017). Rulers, religion, and riches: Why the West got rich and the Middle East did no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tzmiller, M. (1993). Labour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Vol. 4). Br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