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中国网友都不愿相信（注意都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愿相信）半岛上曾经有过皇帝？ 第1页

“树无根也就无叶。”

大韩帝国的建立无论如何，都已是既成的历史事实，不管我们怎么想它就那样存在在那里。不愿认同或者不屑认同者本身，只是一种一厢情愿。说不愿认同，或者说不屑认同的人，显然是没有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片面地思考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帝国”二字是否名实相符，而是必须要考虑到朝鲜的特殊国情，必须要明确建立大韩帝国在朝鲜追寻近代化的道路上，有着怎样的地位和意义。

大韩帝国的建立，是朝鲜近代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同整个世界的近代史是密不可分的，是世界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朝鲜一度被称为“隐士王国”，但不容置疑的是，其近代历史是无法割裂地孤立地来看的，是必须要放到整个世界来看的。朝鲜半岛的问题，从来不是朝鲜人自己的问题。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从朝鲜近代的历史来看，朝鲜半岛一直是大国间博弈的舞台，其安危冷暖直接牵涉到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秩序。

朝鲜作为一个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然自19世纪以来，其内部矛盾愈演愈烈，且朝鲜越来越受到列强的觊觎与威胁。朝鲜自正祖逝后，王权旁落，几任国王无不由权势滔天的外戚安东金氏扶持上台，这便是势道政治。高宗李熙作为朝鲜王族的旁支，本来无缘王位。后由于其父兴宣大院君的政治活动，而被赵大妃宣布为王统继承人。高宗生性懦弱，其王冠更是政治斗争下诞生的产物，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为别人掌控。先是被其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作为傀儡，后听计于自己的王后闵妃。

“在所有痛苦中，亡国之苦最难忍受。”

内忧外患之下，兴宣大院君实行了一种顽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试图在传统的儒家体系内寻求解决问题之道，结果却并不遂愿。在闵妃与其闵氏家族联合各方势力推翻大院君后，朝鲜名义上开始由高宗亲政，实则高宗听计于闵妃。高宗与闵妃采取了开化派的主张，想通过打开国门来寻求朝鲜的近代化之道。结果换来的是，1876年在日本的炮舰外交下，同日本签订的《江华岛条约》。朝鲜虽由此打开了国门，但为此失去了主权，开始沦落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从此在风雨飘摇之中。

对于是否开国的问题上，朝鲜人的认识并不一致，保守派与开化派之间矛盾纠纷不断。且就近代化道路的方向上，开化派内部又分成两派。一派是走中国洋务运动路线的“事大党”，另一派则是走日本明治维新路线的“开化党”。1882年7月发生的“壬午兵变”，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内外矛盾。清朝出兵帮助朝鲜戡乱，并将大院君逮捕到中国接受审讯。日本亦出兵问罪，逼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而甲申政变后，朝日间签署了《汉城条约》，中日间签署了《天津条约》。这一切都为日后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埋下了祸根。甲午战后，一直到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前，朝鲜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建立大韩帝国也正发生在这个时候。

据说在大韩帝国时期，高宗曾对左右侍臣说：“方今地球上帝王虽多，但能把持主权、行专制之政的真正帝王，只有西方的威廉二世和东方的朕而已。”

已未事变后，闵妃被日本人虐杀，惊魂未定的高宗在亲俄派大臣的唆使下，暂居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一个半生政治生涯都依赖枕边风的男人，由此被迫真正地走到台前。今天的我们很难得知在面对妻子惨死后，这位君主的内心究竟发生了怎样惊人的变化。但命运催使着历史滚滚向前，高宗摇身一变，成为了五百多年来第一个加冕称帝的朝鲜国王，大韩帝国的奠基者。高宗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光武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朝鲜的面貌。但随后在1904年，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霸权，而爆发战争。日本接连强迫韩国签订《日韩议定书》等不平等条约，直到1910年正式兼并韩国。

朝鲜近代著名思想家尹致昊惊呼：“何望于此等暗梦（懵）君王耶！”他如此置评道：“每事不能自断，终必归咎于朝廷（大臣）。”“个人品质的和蔼可亲与公众形象的不靠谱类似英国的查理一世。”

自19世纪以来，面对史无前例的天下剧变，李氏王朝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一方面，其宗主国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列强欺侮，国家主权沦丧，山河破碎，民生为艰。洋务派大臣提出“中体西用”的改革措施，开始探索近代化道路，对朝鲜的统治阶层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目标，其后更是提出“脱亚入欧”，俨然亚洲国家学习西方改革而崛起的模范生，对朝鲜亦是一种冲击。两大国都以朝鲜为自己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地区，软硬兼施加以拉拢控制，以抬高自己在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影响力，这对朝鲜更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推力。

李鸿章曾评价说：“不料其（高宗）暗弱长厚，闵氏擅政，偏听朝臣党倭者愚弄，而日人从旁挑唆，以该国自主，不应藩属他邦，故外尚循服事上国之礼，内渐有携贰藐视之心。”

其实朝鲜所求的近代化目标，概括来讲，无非是力求保存国祚、图谋独立自主，增强综合国力，发展产业经济与政治文化。但小国寡民的朝鲜所要面临的现实往往很是残酷，为局势所迫只能在列强的夹缝中勉强维生。高宗、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集团，始终没能完全摆脱事大主义的思想。日本恃强，则倒向宗主国清朝以求庇护，希图清朝能牵制日本，从而加强了对宗主国的依赖。清朝太过于有影响力，就希望能通过同俄国签订密约，引俄国势力入朝再牵制清朝。朝秦暮楚，结果始终摆脱不了对大国的依赖，始终做不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反而使得自己戴上越来越沉重的枷锁，沦落为强国的附庸，最终自己迎来国家的灭亡。

日本记者菊池谦让说道：“聪明的青年国王虽然刚毅果断不及乃父大院君，宽和厚重不如其兄李载冕，仁慈纯情不比祖考纯祖，但操纵臣下、收揽人心、应待接遇等方面早在青年时代就极其绝妙……不幸的是周围处在强大国之间，专念于外交而不能善处内政统制，其统治的五十年间几度袭来国际党祸，国势遂穷弱无法自立，不能不为之惋惜。”

在朝鲜有句谚语：“通向崇高目标的道路，总是崎岖的艰难的。”寻求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这样崇高目标的恢宏大道，自然是崎岖艰难的。前路坎坷，荆棘密布。但，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总有那样的一群人，甘愿为之奋斗不息，甚至奉献生命。他们自己或许没有机会见证他们理想中的美好未来，但他们那无私高尚的精神将永远为我们铭记，激励着我们后来者不断奋勇前行。

《老人与海》中这样写道：“你尽可以摧毁他的肉体，但就是摧毁不了他的精神。”于朝鲜而言，尽管其近代历史充满着坎坷曲折，满是仁人志士的血与泪，但足见朝鲜人之忧国忧民，朝鲜人之爱自己的国家。如此精神，如此血性，无论如何不可被磨灭，历史理当铭记。对此，我们出于任何理由，都不应该忽视，而是应该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对待历史应态度端正，要学会尊重历史，而不可动辄轻蔑浮躁、自以为是。

李熙可能自己都清楚，如果能选择的话，是当日本阴影下大韩帝国的皇帝，还是穿越到五百年前的世宗身上做国王。

就像埃及的法鲁克二世国王虽然好吃懒做，但应该也有自知之明，是自己这个国王，还是祖先阿里这个帕夏在这个世界上更有权势；是英国扶持的埃及王国还是奥斯曼统治下的总督区更强大。

实力永远比头衔本身更重要。

不得不说，题主试图纠正他人观点的同时，对“大韩帝国”的认识也存在误区。主要是这句话“最初支持它称帝的是沙皇俄国，日本是反对称帝的”。其实正好相反，支持高宗称帝的一直是日本，而俄国的反应是比较消极的，甚至表达过反对态度。

高宗称帝可分为两轮。第一轮是乙未事变后，日本人和亲日派主导的，当然真实目的是为了立皇后，掩盖闵妃之死。这次称帝计划，就是俄国带头加上法、美两国驻朝公使的反对而流产。其后高宗通过“俄馆播迁”，摆脱了日本控制。

第二次，就是1897年这次，这次可以说是高宗及群臣主导的以此自主建国运动，而日本是头一个承认大韩帝国的，俄国则反应消极。当时的朝鲜外务督办闵种默这样归纳各国对高宗称帝的态度：“倭助我，俄阻我，德、法戏我，英欺我。”

先看日本。高宗称帝不久，日本驻朝公使加藤增雄第一个以个人资格祝贺高宗称帝，然后日本政府决议“帝国政府一向对外国君主都使用皇帝称号，所以对朝鲜国君主使用同样的称号毫无不妥，无论他国政府承认新称号与否，我政府决定今后使用皇帝称号”，于是在加藤增雄特派公使参加明成皇后大葬的11月8日委任状上首次使用“大韩国大皇帝陛下”。

而俄国呢？据俄国公使士贝耶对清朝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透露，俄国的态度是：

韩王称皇，我视之如韩铜钱，只可销行于韩境，若到我国，虽以百万文，亦不能糊一朝之口。设使与韩有约各与国均不尼其行，我亦未便独违之，然则不能认受，亦不便强阻耳。惟有按俄已定之通商条约，称其本号而已。

由此可见，俄国对高宗称帝的态度是非常冷淡的。不过到12月18日，俄国终于在给大韩帝国的英文电报中称高宗为皇帝（Emperor）。日本公使加藤增雄分析俄国最终承认的原因是：

当韩廷出现采用帝号之议时，各国公使、领事异口同声唱反调，士贝耶也是其中之一。而且称帝之后，德国驻俄临时代理公使为了探明俄国政府对此的意向，暗中向俄国政府交涉，外交副大臣兰斯特洛夫回答说：“这次韩廷采用帝号，不仅没看出有适当理由，而且含有以此抑制大院君阴谋之意。既然如此，俄国自不必说，相信在欧洲也无人会承认。”这是德国驻朝外交官私下透露给本官的。尽管如此，这次却还是很轻易地承认了，一方面必然是看到我国率先承认而顿变其意，另一方面又因为俄廷常汲汲于讨韩廷之欢心，在必要情况下不惮行随机应变之举，此足以窥见一斑。

当然，日本率先承认大韩帝国，也不意味着“大韩帝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日本控制大韩帝国要到日俄战争以后，1905年《乙巳条约》缔结，才标志着大韩帝国正式沦为日本保护国，在此之前的状态正如题主所说。“在夹缝中保持独立”。

关于中日政府怎么看待大韩帝国的成立，可参考本人如下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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