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日本曾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 第1页

首先，低息贷款是贷款不是援助，中国都是还了钱的。第二，虽说是贷款，但是借的日元，自然就是用日元买日本货，对日本经济的好处多的很。第三，由于大量日元借款，日元对人民币升值以后，一下子就变成了高利贷，对我们的盘剥非常大，被坑的不轻。

现在基本还清了，算是赎身成功吧。

@

谢谢挥动隐形的翅膀 邀请，如果要说评价，也许这句“金钱或许买不来友谊，却肯定能维系关系！”可能最合适不过。当然还是照例长文一番，虽然最高票答案写了一部分，但稍微有些简略，笔者写了一段，看完后诸君自己心里评价。

一般来说，知友所说的日本对中援助，正式名称叫“政府开发援助”简称ODA。顾名思义助受两方是以政府窗口衔接的经济活动。主管机构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援助模式分为借贷关系的“有偿资金协力”，与无偿性质的“资金赠予”及 “技术指导培育协助”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占比最多最重的是“有偿资金协力”，大概占到了日本政府海外开发援助的7成以上，而这些开发援助完全倾向于对象国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有商业无政治附加条件，这三点区别于欧美国家“无偿赠予为主”，“人道福祉优先”为主要的经援模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国家更慷慨大方。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政府援助一般无偿率在65%以上，高于日本3-4倍，近年随着中东世界恐怖主义与内乱加速，无偿率基本在8字头起步。但USAID项目类型上偏重于直接影响社会个体的BHN(基础生活：医疗卫生，食品教育)领域上。与之对应的“人权改善” “政治改革”及“外交让步”的索求也会接踵而至，而且美国的主要援助对象标准是根据自己政治战略需要调整的，大体分为“同盟国（组织）”与“民主后进国”两类。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和USAID最直接关系，是2013年9月，该组织成员明目张胆在其刻有美国国际开发署标志的帐篷里拍摄宣传照片并上传网络。一时间欧美新闻界哗然。但美国方面反驳说这是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政府一处后勤补给基地后留影，故意抹黑我们。）

以年代为例，1970年是印度与越南，80年代是埃及与以色列。进入21世纪后“反恐战争”，两个被击垮后进行所谓“民主改造”的伊兄阿弟成了大头。而最近两年叙利亚与南苏丹政府反对派则成为重点照顾对象。 不过随着恐怖主义危机加重，美国民众对华盛顿拿税民的钱无偿援助持不少异议，认为这是“养狼为患”，受助国贫穷落后，且不知感恩，只会为美国带来恐怖袭击和偷渡犯罪，但美国粮农企业与NGO却大力支持，因为一来美国过剩的粮食产业需要这样的政策来变相获得“政府补贴”，二来美国的民间NGO数量在500个左右，占到了DAC（国际开发及援助加盟国集团）一半左右，这些组织深刻影响着美国国会政治版图，所以美国每年的政府对外援助三分之一是实际直接流到这些组织基金会名目下，特别是对教育NGO，这是美国“普世价值”外宣的核心。而正因为这样原因，美国一次都没有对华有偿贷款援助，而中国也没有接受美国的任何有偿贷款项目，双方合作仅限于无偿的环保，教育，农业技术协力，且规模小得可怜

（借用罗马建城的“狼孩典故”，美国人讽刺国际开署是在拿美国人民的税金哺乳犯罪和恐怖主义）

下面说说日本对中经济援助具体：

日本对中开发援助(ODA)始于1979年秋，一般媒体报道日本对中援助正式终结于2007年12月，实际上指的只是“ODA中有偿资金协力”部分的终结，无偿与技术协力依旧在进行当中，不受影响。38年来对中政府开发援助的合约总额为3.64兆円，折合2852亿人民币。其中89.7%是有偿贷款，贷款利率最高3.5%,最低仅为0.65%，贷款周期是30~40年，前10年免还本金。日本的援助占到了中国政府接受总体外援的67.2%，位居24个帮助国和机构之首。高于第二名德国33倍之多。而在日本对外援助国当中中国则排在印尼和印度之后第三位。

（JBIC 2008年以前是ODA的具体事业项目放款机构，但2008年以后正式独立出来，作为协助日本企业海外进出战略事业的金融机构活跃。因为中国是日企最重要海外市场，所以北京事务所也是该行重点支干。）

但是，但是，说重点了……ODA并不等于日本官方对中经援全部，这是很多日本与中国媒体不知道的。在日本经济界有着“第二ODA”之称，日本财务省背景的国际协力银行（JBIC-原日本进出口银行）以所谓“资源开发及事业信贷”名义,另向中国低息（1~3%区间，10~15年期）长贷放款,至今已经累计高达2.32兆日元,而这部分融资是不计入ODA款项内的。JBIC对中贷款的历史基本与ODA援中历史同步。该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是窗口单位，但对中业务紧密衔接不止这一家，2017年3月和国务院直属，“一带一路”计划主力融资方的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也准备积极参与到中国海外投资战略事业中。2008年以后“ODA日元有偿贷款项目”两国政府协议终止后，变相的“对中开发续约合同”则由该行负责, JBIC是日本政府100%全额出资的准政府贷款机构，所以可以这么说换个角度理解，这两项合计,中国实际接受日本政府性质援助突破6兆日元大关。而更为至关重要一点是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贷款项目依旧在进行中，并没有结束，只是多数普通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个日本银行机构存在并活跃在中国实体经济融资市场。

日本对中ODA历史从1979到2008 近30年，以5-6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其中1979-2000年前4个阶段，日本政府对中援助实行的是一揽子的“5年一定，逐年拨款”，2001年以后，以单年一定动审议进行。而前4个阶段接受ODA贷款2.304兆円,占到了总额的69.6%，虽然日本援助平均只占到中国GDP的0.15%，政府财支的0.91%,但依旧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也是巨大的，中国政府在制定“六五”到“九五”计划时，都曾将日元贷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何以见得，看下面一组图表就明白了。

ODA中“有偿贷款协力”日本俗称“円借款”，中国90年代报道中有称为“日本特惠贷款”。日本ODA以促进被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良性循环为目的，同时借机输出本国的工业制品，促进本国企海外拓展，基本项目投资是以水电，道路交通，通讯通信，市政工程等公共建设事业为主，38年间累计援助232个项目。90年代前半又是日本经济的黄金顶上期，日本财政与贸易收支长年双黑字，日元升值的背景下，大量日本企业开始直接投资新兴的中国市场，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对外资进入大幅放宽，这也带动了日本政府对中经援热情，所以1992-1995年第三度“円借款”规模远超其余，而来自日本官方的援助资金比重一度占到了中国基建支出的10~17%。当然那个泡沫年代不仅是基建，资金余剩，经营压力下的日本都市银行也拼了命向中国进行融资，BIS（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彼时日本向中国金融机构贷付占到了外资的35~40%，而日本财务省银行局自己推计，90年代中国政府及民间的外债6成以上和日本有关，但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影响，1998年10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破产的金融机构，日本商业银行对中融资一时消极化。而“广国投”案中，第一劝业，东京三菱银行9家日本银行损失惨重，不得不亲自联名上书当时广东省长卢瑞华，要求优先还债，这是另话了。

ODA以及JBIC的有偿援建项目概况：

日本ODA有偿贷款项目支出最多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空港，港湾，公路，铁路与轨道交通5大项合计1.75兆日元， 占到了52%，参与北京，上海,西安大型空港建设5所，1万吨级以上泊靠码头60个。其次是电力事业，6989亿日元约占了总额21%，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是广西天生桥水电建设事业，约1088亿日元。

（ODA一期有偿贷款铁道项目：全长341公里的北京-秦皇岛与650公里大同-秦皇岛铁道复线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合计1054亿日元，第一期有偿贷款大部分资金项目用于铁路和港口基建事业，以2002年时点,中国利用日本援建中国铁道复线电气化改造，总长为5400公里,占全国电气化改造里程数26%。）

（ODA二期贷款项目：1993年12月运行的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建成时全国第一大污水处理厂。总投资66. 9亿日元，日处理污水50万吨，利用日本贷款26.4亿日元，北京市污水4成在这里处理。同期的还有北京第9自来水厂和北京自来水管网建设事业，其中北京市区自来水管道建设投资总额210亿日元，利用日本贷款154.8亿日元，第9自来水厂投资总额320亿日元，利用日本贷款146.8亿日元。这两个地方现在成为在京日本人学校的课外必游地。）

（ODA对中二，三期项目，广西天生桥水电建设事业。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在广东沿海设立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加上广州，湛江这两个原有对外窗口，广东全省80年代用电量以12%高速增长，远高于80年代7.5~8.5%平均水平，用电缺口最大3950吉瓦,1983年时段，甚至广东每年要花4389万元，从香港购电。而另一方面珠江中游，拥有丰富水资源的广西，发电构成并不合理，火电占到了83.9%，但煤炭73%却需要外省输送，广西地处内陆，大量煤炭运输挤占当时的宝贵的铁路资源，于是开发水电成了不二的选择。1981年国务院立项“红水河综合利用计划”，希望建成10所，发电总量11120兆瓦的水电站。1984~1989年，天生桥1320兆瓦第二水电站建设及东送电网配套工程最先获得日本方面贷款，总计719亿日元，占总工程投资总额45.2%。1991~1995年第一水电站建设又获得369亿日元贷款。而需要提及的是天生桥第二水电站签约的时候正值广场协议前后日元升值高峰期，所以贷款利率在最高值的3.5%区间浮动。天生桥水电事业完成后，以2001年统计，广西水电占比从16%翻了4倍，达到了64%，其电力85%供给广东，15%留在广西，占广东电力贡献8%，惠及广东南部沿海城市500万人口，广西145万人。 ）

ODA二，三期工程，1989~1999年北京地铁1号线东西延长建设事业，建设里程11站台，13公里，总利用日本贷款192亿日元。同时添置还有174部DK16型机车。当时1，2号线机车采用老旧的直流牵引电机，颠簸，震动大。新置机车电机技术采用的是日本东洋电机VVVF交流调频调压，说白了就是省电。整个地铁机车辆业务是100亿日元规模，日本企业拿走了7成。1999年1号线西单至四惠东国庆50周年献礼时开通，当时日本运输大臣到场庆贺，他的名字这两个月你绝对不会陌生，现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2000~2003年，北京地铁13号线建设，也是拿日本贷款的，实际总投资60.2亿元（892亿日元），ODA有偿贷款81.08亿日元，但日立和住友商事，靠这个项目回流了50亿日元。

（ODA第五期项目重庆轻轨建设工程，1988年重庆便开始在巴山渝水这片土地上建设轻轨的设想，1992年中国政府委托JICA调查日本轨道交通企业可行性化引进内地相关调查。同年重庆轨道交通建设启动，原定3条线路，1号引入港资， 2号线利用日元贷款,3号线采取国内融资。但预期98年便通车运营的1号线造了个头，94年港资便撤出了。2号线于2001年重庆市获得日本贷款217亿日元，约20亿人民币贷款，利息0.75%，40年还款期限，占总投资的40.5%，2005年，2006年2号线一二期率先通车运营，采用了日立公司噪声小、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的架空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技术。亦是中国第一次引进的中运量胶轮单轨系统。随着，2号线顺利运营，日本继续有理由参入3号线工程，只不过负责融资的变成了JBIC。3号线1期工事58.1亿元，利用日本侧贷款16.08亿元，还款周期16.5年。）

（ODA四期贷款项目:1996年立项，2001年12月建成的贵阳西郊自来水厂，初步设计总投资为10.7亿元，利用日元贷款5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4.4亿元，占总投资的41%。日供水46万吨万吨，利用红枫湖水资源采用高低地形差重力式供水。1996年贵阳真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当时贵阳市330万人口，自来水日需求量是60万吨，实际供水只有38万吨，到了夏季用水高峰期，一周内三五天断水是常事。三，四期贷款主要方向开始向环保节能，市政服务类工程转进，主要是94年《中日环保合作协定》签订，97年京都气候大会召开以及议定书签订的缘故。）

（ODA第五期宁夏植树造林事业，2002年签约，总投资106亿日元，日本贷款79.7亿日元。90年代后半，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面临着水土流失，荒漠化的严重危机。每年近3436平方公里土壤沙漠化，相当于一个中等县面积。作为中国内地最贫穷落后的宁夏自治区，森林覆盖率只有8%，约为国家一半水平，日本的1/8。2005年款项到位开工，宁夏境内北部灵武，中卫12县黄河沿岸5万公顷的植树造林计划开始，仅仅只用两年，完成5469公顷造林，宁夏森林覆盖率由8%上升到了10.5%,80万居民受到此项计划恩惠。而从1990年开始到2013年，中国19个省及自治区接受日本官民融资，完成180万公顷植树造林计划。）

（2014年 JBIC中国融资项目大连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造船设备扩充。该公司2007年中远造船和日本川崎重工在旅顺经济开发区合办经营，注册资金26.2亿元，双方各出资一半，设计年造船能力240万载重吨，这是自南通中远川崎后，中国北方第一个生产高附加值的大型货轮基地。2014年JBIC联合三井住友银行向其融资2.91亿美元，其中JBIC出了1.75亿美元。2013,2014,2015年JBIC自己官报，JBIC在中国内地实际融资，345亿,256亿，40亿日元。）

9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带来的ODA的还款纠纷：

（1980年~2017年日元与美元汇率推移）（1980年~2017年日元与美元汇率推移）

现在网络声讨最多是日元升值，ODA还款实际上我们是亏了。实际上这个问题确实出现过，但不是在21世纪，而是90年代中期，进入2000年后，中国便不再纠结这个矛盾。

ODA贷款项目基本是前10年还利息，后20到30年本利全还。只还利息的话好说，即便3.5%利息也高不到哪里去。但1986年9月到1995年4月，广场协议后日本迎来了第三次日元升值，对美元汇率从200升值到79，翻了2倍多，问题就来了。（主要议题集中在1980~1986年的一期和二期前半贷款项目，90年代日元升值无法达到广场协议那样的水平，况且95年日元升值最高点，中国贷偿不吃亏）1980年ODA贷款第一期6个项目（3309亿日元）签约，1990年开始本息并还，1980年日元汇率是226,1990年是140，我们还款时候就亏了不少，《人民日报》从1994开始发表“日元升值还款不利”批判文章，1991年中国侧的推算在还款上亏了3.91亿美元外货，1994年上升到7.19亿美元，还款负担比1991年增加40%左右。日元升值给亚洲诸国的“日本政府贷款”还款多带来52.8%的负担，虽然借用的是第三方案例子，但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中国要求日本以减债方式予以解决。

1994年2月27日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朱镕基访日，朱总很率直的，在日本记者俱乐部时开门见山，明确说了“中国不希望看到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对我们而言还款债务就不得不增加了！”。而1995年村山富市访中时，李鹏总理还拐弯抹角暗示日方。村山滑头，只说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大幅直接投资中国，对中国也有利，而且我们对外输出一直也是美元结算，日元升值我们也很吃亏啊，绝口不提减债免债。

当然90年代中期提出这个问题撇开政治以外，是有深刻经济背景的。94-95年中国的日子确实不好过，CPI指数超过20，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特别92~95年对日贸易数十亿赤字，90年代前期的经济过热，使得经济政策开始由宽松走向紧缩。朱总就是那时候被邓公临危受命上调中央的，村山内阁属于弱势政府，没有多少话语权，只能敷衍了事，甚至95年因中国地下核试验而冻结了无偿贷款。

（1994年2月24日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访日，在日本外务省板仓公馆与羽田孜外相进行事务磋商，其中最主要一个议题是1996~1998年的第四次ODA上半期借款申贷。同年6月，11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外交部部长钱其琛陆续访日，催促日本贷款放行，12月日本政府正式批准5800亿日元的贷款申请。很多人要问我们不是还款嫌日本升值带来的额外债务，为什么还要再借，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日元高值期时还款吃亏，但反过来借款时就占便宜了，他期日元贬值，我们还款时轮到债主叫苦连天，这时不贷更等何时？另外一个重要因素，1995年是中国九五计划策定年，当时财政紧缩，想搞基建，日本援助贷款是不小的帮助。）

不过这个日元升值带来还款纠纷问题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基本在新闻上销声匿迹了，领导人也不提了，原因很简单，日元开始贬值，这对中国还款借款都是有利的，对日本而言反而不利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刚刚恢复对日贸易黑字的情况下，随着日元贬值，大量日本家电，汽车以及电话商品开始行销中国，又有再度贸易赤字的危险1997年11月李鹏总理访日，随行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俞晓松在正式场合质问当时日本大藏大臣三塚博，日本在香港外汇市场做空美元，使得日元贬值，面对俞的突然质问，三塚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于是1998年年半，《人民日报》又开始大幅批判，日本政府为挽救低迷的日本经济，人为操纵汇率市场，放任日元贬值。而1999年，对日贸易从上年13.85亿美元黑字，转为13.52亿赤字。当时日本财务省官员无奈的表示，“无论日元贬值还是升值，反正日本都会遭到某些国家指责。”

而进入21世纪以后，日元无论升贬值，幅度都不会超过1986~1995年那样震荡激烈，中国的GDP进入高速增长期，所以公平来看，不存在这样还款得失问题。但随着经济日益增长，中日历史遗留及领土纠纷问题，日本国内开始盛行一股“中国ODA毕业论”，对中结束援助提议与呼声越来越高涨。

1998~2000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人口超过300万，而中国海洋调查船首次进入日本近海，1999~2000年中国军费突破千亿大关，对华ODA贷款比预算还多3%，达到历史最高的2273亿日元，一时间日本各界哗然。2001年日本开始有针对性削减有偿贷款，最主要一点由过去“3+2”一定，改为一年一定，2001年日本对中有偿贷款比前年下降约25%，2002年以后，围绕着ODA项目要不要停止，日本国内展开激烈讨论，而2003年贷款对比2000年只有其一半。而当年中国人均GDP是1090美元，日本ODA援助以1400美元为界限，而用不了两三年中国肯定突破1400美元。于是2004年夏亚洲杯正酣之季，日本国会派遣ODA议员考察班来华，经过实地跨省市考察，决定对华终止“円借款”项目。

说实话，当时中国政府对日本“对华贷款”有些“舍不得”，有兴趣的人可以搜一搜2004年11月30日老挝东盟首脑会议，温总和小泉的首脑会谈，2005年3月3日与3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的记者会对答, 或者下面这个

道理嘛，日元当时已经处于稳定的高值状态，想跟广场协议那样大幅升值已然没有空间，所以这30年低息长贷当然很划算，如果日元未来贬值，那返息的话更划算。经过多轮协商， 2005年3月17日两国外长李肇星与町村信孝在东京达成08奥运之前终止合意。选择，是因为韩国也是在1984年汉城奥运会前结束日本在内的外国援助。

2007年12月2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访华，与当时杨洁篪外长签署交换了最后6笔涉及环境保护投资，460亿円合同，宣告29年日本对华贷款历史终结。2008年开始,中日双方结束有偿贷款协议后，我国成为ODA纯返款国,现今中国还欠日本1.6兆円左右。每年约800亿円本息返金,以30年限返期推算,不出意外的话2037年前全部还清。比起越南，缅甸这些国家三天两头拖欠，赖账，逼免，连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和韩国虽然和自己世仇宿怨，不但成就利用举世瞩目，还钱也是相当爽快的“优秀毕业生”。

日本对华援助究竟是不是战争赔款？

这是中日双方最大分歧观点，多数日本人认为是变相的战争赔款或对中赎罪替代品，但中国人认为这是“新资本主义的殖民经济”，自古以来哪有贷款当赔款的？ 而历代中日领导人圆滑世故的正式谈话和外交辞令中，你也基本上找不出什么漏洞。按照中日官方的说法，这就是双赢性质的经济活动。当然如果稍微了解一下，ODA借款的经纬，你的看法或许会更立体化些。

日本ODA的起源和战后受害国赔偿有一定关系，1954年11月，日本政府和缅甸联邦签订了《日缅和平条约及赔偿经济协力协定》，其中便包含了以无偿援助，技术协力方式的赔偿方式，其后日本又与菲律宾，印度，印尼，南越依次签订这样的条约，而与印度在1958年签订时，首次引入“有偿低息贷款”，这6个国家无异议后，日本又开始和新马泰，柬埔寨韩国签立这样条款，同样这些国家也无异议。这也是很多日本人认为ODA=战后赔偿的重要历史根源。

（1957年10月1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日，在和岸信介政府会谈中，敲定了第一笔“日本政府援外借款”，1958年5月两国正式签定合约，用于支持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

但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在亚洲一枝独秀，日本发现利用“特惠有偿贷款”的诱头，既能为日本商品出口打开市场，又能稳定保证原料输入，这对“来料加工贸易立国”的日本裨益良多，于是开始逐步重视起来，ODA的“准赔偿”的政治属性变弱，相对的转变为关系日本国益重要对外政策工具。这种混成化的理念在70年代也遭到了褒贬不一国际评价。而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追逐“政治大国”的地位，可受制于宪法，无法通过战前那样军事影响国际局势，只能利用金援发展中国家，换取国际地位的提升，这是80年代日本对中提供政府贷款的又一个潜在因素。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接管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5年，埃及公开招标运河改修工程，日本五洋建设击败欧美竞争对手，拿到合同，当时约一半的资金是日本政府提供的特惠贷款。3期工程完工后，4期扩幅增深工事因1967年第三次，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而中止。1974年工事再开，1980年8月竣工，工程总款506亿日元，380亿日元依旧来自日本政府贷款。60~70年代利用ODA援外，日本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相当好口碑，但为此也得罪了英美欧洲老牌列强，欧美当时批判日本的腔调和现在批判我们如出一辙。随着国际地位逐步抬头，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妄图追逐国际秩序话语权。）

而涉及到具体面，又得分别看待。1979~1980年时段，受华国锋总理不切实际的“洋冒进”计划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20亿下降到1979年8.4亿美元，1979年上半年更是跌倒了1.67亿美元，1978年贸易赤字达到129亿美元。包括宝钢在内63.6亿美元成套设备技术合同被迫终止或冻结。为了寻求资金，不得不打破60年代苏中交恶后“独立自主，自立根生”的经济政策，向西方国家借钱发展成了一条出路，虽然当时西方各国都表示愿意借钱给中国，但行政审批手续始终停滞不前，而这时候日本大平政府既主动热情，也风行雷厉，中国在日本三番数次邀请下，终于向日本申请ODA。

1979年9月3日，主管基建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访日，代表中国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55.4亿美元8个项目的政府贷款项目申请，1979年10月1~9日日本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局长新井梁一为首日本四省厅调查团来日实地考察，回国后扣除中方内资，批准四个项目36亿美元优先投资。即“两港两路”：秦皇岛港、石臼所港、北京—秦皇岛铁路和兖州—石臼所铁路。而一般民众指责这些关联项目都是对日输送石油煤炭资源的。日本人骨子里还是为自己着想，但实际上你要知道，当时中国石油，煤炭近七成出口对象是日本，没办法算运输成本和大客户，周边只有日本一家。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你要明白这些项目并不是日本方面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政府的决策，这是考虑到这些项目也符合日本的国益，对方也难以拒绝。

（促成ODA贷款合同的大平内阁“三兄弟”: 大平正芳首相，伊东正义官房长官，大来佐武郎外相。这三个人共通特征，战时都曾经在臭名昭著的兴亚院任职，均来华实地履历过，战后却都对中持友好态度，大来在1979年1月入阁担当外相前，还一度被国务院聘为经济顾问，所以力主日本政府推进对华政府贷款。客观看待来说对战争的赎罪感和对中国未来经济潜力的预判促使他们坚决对中实行经济协力。特别大平，他在战争中主持参与对中国华北，东北的鸦片贸易，所以深怀一种赎罪感。具体发言有三次，这里不多说了，日本政界评价大平对中关系时，总结为“冷眼暖心”，这是很适合。）

日本对外援助机构也并非道德高尚，无私无畏的“国际白求恩”。海外金援两大机构JICA和JBIC实际上代表日本外务省和财务省各自的不可言说的省益,这两金融机构中高层都各自是省厅退官后的“高等国民”。当初1999年JBIC提案重组,脱离ODA体系,是财务省不满外务省专权独断,在项目对内推介时只给外务省人脉关联企业,而让财务省的人骨头都啃不上。JICA职员在东南亚基建项目上不仅拿本国企业回扣,对申请立项的对象国那里也吃拿卡要。因为这些项目牵涉双边,资金流动复杂，单方想要追查,一方若不配合,将非常困难。每年以视察为名,实则公款旅游,单人单年者上100万日元公款报销，比比皆是，岁岁如此。

(日本《周刊FRIDAY》2005年3月18号曝光的国际协力银行中层以上职员干部定期到新宿银行名下会所“曙桥会馆”以研修会,海外团体亲睦会名义肆无忌惮三公消费,并秘密在此地接洽关联企业家进行暗中利益输送。)

最后，中日两国民间可能依然在对如何评价“日本对华经济援助”争议不休，但现实是两国政府对于ODA的研究不再纠结于过去，而是面向现在和未来。中国近10年也积极对外经济协力。以援助地域来说我们的利益更集中在非洲，而日本的势力基盘是东南亚。双方都想互相渗透，但委实不易。日本2003年《ODA援助大纲》改定后，设置了人权，军事用途限制和账目透明，这对非洲那些国家来说很难接受。而东盟诸国一向忌惮中国的崛起，地缘政治的环境下对中国投资实际是“明赞暗否”。

而双方相同的是……只要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不难看出中国对外援助模式或者说套路和改革开放前“无偿政治援助”模式已经大不一样，和日本，韩国具有“贸易、投资、援助”三位一体的高度相似性，《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2010-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无偿援助比例为36.2%。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援建贷款是2~3%利息，15年期长贷，5年宽限，原则上不低于50%的中国设备或商品采购。是不是很相似，但你要知道相似不仅是这里，日本政府对华经济援助出现的各类问题，将来肯定也会在中国身上发生，如何处理，或者预计划，殷鉴不远，远比评价更重要！

（以上节选改编笔者被删除的文章《从干杯走向务实——80年代中日关系实录》，现在微博贴出从干杯走向务实——中日80年代“蜜月”关系实录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21018380721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