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历史上的大名都不废除天皇取而代之，而是选择供奉傀儡？ 第1页

废除天皇而取而代之其实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到了大名崛起的时候就实在是太晚了，平清盛和源赖朝建立的早期武家政权是确实可能实现的，但是源平也是皇族后裔，所以天皇家族能长期维持统治是有内在的必然性的。那就是古代日本长期是以分权化的庄园制或者封建制为基础，这诞生了大量自组织体，这样子各个权臣、大名的实际权力还是有限的，最终是无法取代天皇统治的。而日本封建制度的确立又和日本的平原狭小、丘陵众多等地理因素有关，历史上逐渐发展起了分权政体。

所以，日本天皇家族长期维持统治的原因应该是：独特地理因素→经济基础有利于分权制度→中央集权弱、形成了分权制政体→政治家的权力有限→无法彻底冲击天皇统治、反而需要借助天皇支持→天皇家族万世一系，我反过来一步步来解释。

首先，到了大名崛起的战国时代，天皇家族的统治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16世纪的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整理各路情报，来研究日本的政治架构，1549年传教士沙勿略向印度总督报告就表示：

他们的国王（天皇）拥有他们当中最有力的血统。拥有这个血统的人（王族）不会跟其他血统的人结婚。他们的国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好像教皇般的存在，统率俗人与国家内所有的宗教者，并且对所有事都拥有绝对权限。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由国王来下令决断，而是由他们日本人称为“御所”（将军）的人代理。“御所”便是如我们的“皇帝”一样的存在，对日本全土拥有命令权和支配权，但又会服从国王。

可见当时的欧洲人就发现日本天皇类似于罗马教皇，而（室町幕府）将军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以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政治二元架构，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是很容易理解的。1551年，沙勿略抵达京都，发现天皇确实是没有实际政治权威的。这一点在江户时代依旧如此，Engelbert Kaempfer曾经在日本居住多年，他在著作中就表明日本存在“聖職的皇帝”和“世俗的皇帝”。所以在近世，天皇和大名各司其职的局势是比较明显的。

倒不是说没有武家政权试图削弱天皇的统治合法性，早期的德川幕府确实是做了很多努力的。一个是对公家和寺家进行直接干预，作为公家领袖的天皇也在之列，同时把天皇的控制时间等神秘色彩的职能也夺走了，推行了许多幕府历法（如天保历）。还有一个政治动作是将德川家康尊为东照大权现，也就是药师如来的化身，并且在日光修了东照宫。在传统的神佛习合中，天照大神被视为大日如来，显然德川秀忠是为了将家康作为幕府之神与天照大神相提并论。之后天皇宫廷也将日光东照宫和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位列同一层级，在事实上承认德川家康本人和天照大神是一个级别的始祖神灵。进一步，德川幕府允许朝鲜、琉球等使节来到江户并且参拜东照宫，将属于天皇朝廷的外交权也夺走了。这样子，征夷大将军开幕基本上就等同于中央政府实体了。

所以，如果实力非常强大的德川幕府能持续几百年削弱天皇朝廷，取而代之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和历史走向是不一致的。主要还是因为江户时代，日本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德川幕府的统治机制在18世纪中叶就开始失灵了，实力不断下滑，这样子就无法进一步削弱天皇朝廷了。而18世纪末的幕府将军德川家齐走的路线实际上是“公武合体”，通过对皇族和公家贵族联姻，增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他本人也出任了太政大臣。

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仅仅影响政治博弈，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层次的，于是在18、19世纪之交植入了所谓“万世一系”的概念。在之前的历史中，万世一系是作为一种合法性概念被天皇家族所强调，但是并没有深入到整个社会中，现代意义上的“万世一系”和集体意识挂钩是出现在两百年前的江户时代。

德川幕府虽然尝试使用佛教作为增强统治力度的手段，但是到了江户时代，佛教的衰落是非常明显的，而儒家学说逐渐被扶持为统治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尊王论”，在水户藩编纂的官方历史《大日本史》中明确强调幕府将军从天皇手中获得了“大政委任权”，得以驾驭各地大名和武士，然后各个阶层进一步顺从政府统治，享受了长期和平，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名分论”。这样子，日本的合理的统治体系应该是神明→天皇→将军（幕府）→藩主→武士→百姓。而为了对抗儒家学说，日本大量本土主义思想家推崇国学，而他们则更加强调神道背景，也就是增强神道教领袖天皇的权威。所以，江户时代的思想界的共识反而是强调天皇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还是跟商品经济发展后的民族意识崛起有关。在江户时代，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假日的数量快速增加了，一些地区甚至普遍流行一年70天的假期，农民每年都能休息很多天。所以文政改革一个目标就是抑制各种假期的增多，并且不把资源浪费在各种娱乐活动，而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娱乐活动就是旅游。一旦普通人到了很遥远的地方旅游，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共性，那么自然就会产生大型共同体的意识，于是就产生了普遍的民族概念。

而树立起民族概念，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区别不同共同体，所以民族意识崛起必然要发掘本民族的特殊性，日本人就将这个特殊性定义为皇祖大神天照缔造的“神国”，并且通过天皇的“天职”来进行统治。这使得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在平民中地位迅速上升，而当时流行一种每60年一循环的大型祈福狂潮，在1771年，参拜伊势神宫的日本人已经超过200万，在1831年这个比例剧增到500万人以上，也就是每6个日本人就有1个人去“祈福参拜”。在当年，天上掉下一堆符咒，来表示当时的大饥荒很快就会度过，而第二次出现这种大规模符咒掉落的事件是1867年，也就是王政复古的那年。可见，崛起的太阳神信仰，不仅仅在平民思想中逐渐攻城略地，还主导了平民对于政权变迁的意识塑造。

随着这种普遍流行的民族意识，德川幕府原来取得的外交权也逐渐丧失了，在1846年幕府老中阿部正弘不得不向天皇朝廷咨询开国意见，外交权又自然而然的回到了天皇朝廷手中。而到了60年代，幕府根本无法执行向列强许诺的开国令，于是外交权和幕府的实际统治就瓦解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名取代天皇其实是有可能的，就像德川幕府早期对天皇朝廷的权威进行了系统性的削弱，并且试图将德川家康塑造为天照大神一样始祖神。但是随着佛教的逐渐走弱，这一点实际上没那么多意义了。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族意识崛起，当时已经很特别的“万世一系”被认为是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特性，也被认为是日本文明世界最优的关键原因——天皇祖神天照将日本缔造为了神国，最终天皇不仅仅是挺过了这一次打击，反倒是大幅度膨胀了，之后建立了专制政体。

而 @司马懿 老师提到如果织田信长通过武力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军事政府，是可能打破天皇统治架构的，这点我也比较赞同。传统的日本大名能积攒的实力，是不太可能挑战天皇传统的，反而会通过天皇的册封，获取一定道义支持，来降低统治的困难，织田信长是战国时代唯一一个有可能通过武力将整个政治体系连根拔起的人。

不过，织田信长从来没有表露过这种野心，反而是支持天皇改元和让位传统，被评价为帮助天皇朝廷“朝家再兴”。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织田信长赶走了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有着不忠之名，迫切需要天皇的积极态度来洗刷自己的道德污点，并且增强他作为首位大名扩张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织田信长也颁布了“公家法度”，来振兴朝政，改革贵族风气败坏的恶习流弊，天皇宫廷也爬出了贫困破败的低谷。这样来看，织田信长其实可以当将军、关白或者太政大臣转正，不过很快他就被杀了。而继承者丰臣秀吉则身份低微的多，对于天皇宫廷道义加持的需求更为强烈，他也提出了“武家关白”的政治架构（类似于公武合体）。所以能看出来，指望通过武力的膨胀来推翻天皇统治，实际上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因为依靠武力崛起的大名往往是需要天皇进行道义支持的，主要还是因为大名们实力有限，而权力分散。

所以要想废除天皇，其实得要追溯到早得多的历史。毕竟到了战国时期，天皇血统和始祖神灵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广为人知了，即使没有像幕末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但是在武士阶层是比较流行的。而天皇这种神圣血统概念大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可能是七八世纪之交的天武天皇-天智天皇之间的血统纷争，导致政治获胜的天皇们为了表明自身统治的合理性，而不断添加了神话传说。此外，还创立了大量文字记录（《古事记》、《日本书记》）、宗教机构（伊势神宫等神社、阴阳寮、佛寺）、礼仪（各种祭祀仪式）等等。三四个世纪以后，这种塑造出来的神圣法统就很难被撼动了。因为我们发现在后人叙述天皇后裔的平将门之乱中，已经为其增添了依靠天皇血统才能称帝合理的叙述。

平将门本人是恒武天皇五世孙，在940年造反称帝，要割裂关东八国而治。在十一世纪初年创作的《将门记》中绘声绘色添加了很多细节，八幡大神降临而感应，要将皇位授予平将门。而八幡大神基本被认为是十五代应神天皇，是天皇和源平等氏族的祖神，平将门一听老祖宗要让自己当天皇，不能再推辞了，赶快造反了，接着脑袋搬家了。

所以11世纪的后人眼中，五世皇孙要想当天皇，甚至是不过想要与天皇分土而治，那都必须得有皇室血统才行，这样子皇祖神灵就会通过感应将神国日本的统治权委任于这位皇族成员。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天皇家族是天照降下的神孙后裔，而日本作为独一无二的“神国”，只有天皇家族这些伟人们才能统治。

这种神国思想最早出现于8世纪的《日本书记》，在9世纪时只有零星的提及，到了完成《将门记》的十一世纪已经非常明显了，到了源平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所以和天皇神圣统治联系起来的日本中心主义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比较流行了，并且在镰仓时代彻底成型。

在镰仓时代元寇入侵时，龟山上皇让后宇多天皇向伊势神宫祈愿，龟山上皇很慷慨的表示：如果非要灾难降临的话，就让祈福的后宇多天皇的命代替日本吧！果然皇祖天照降下神风，轻松灭了元寇。这里的发起人是上皇，但是必须要以天皇本人的名义参拜，这说明天皇这个职位本身才能和自己的皇祖神灵交流，这个“天职”是寄宿在天皇这个职位上的，一旦天皇血统和人继承皇位，才能执行天职；而一旦让位，天职就转移到新的天皇本人上了。所以自始至终，能和神国守护大神天照交流的人，只能是她的“天神御孙”们。所以在南北朝的时候，很多人就在争论，到底哪个天皇才是真的能和天照大神感应的真天皇。当时的《神皇正统记》坚持南朝才是正统，因为他们有着神器，这样子作为神造国家的日本就能依靠神器连接天皇家族以神统，根本上是因为当时贵族认为天皇血统和日本神国特性是一致，这样子天皇统治的神圣性就不断被强化了。

所以在12世纪末期的源平时代，应该是扭转天皇统治的最后时期了，否则到了镰仓时代末期，南北两朝分立都无法对天皇统治造成致命打击。而平清盛本人废除了上皇的院政，其实已经破除了天皇家族的实际统治。但是我们说无论是平清盛建立的六波罗政权还是源赖朝建立的镰仓幕府，其实都是皇亲建立的武家政权，就算废除天皇取而代之，也算不上改朝换代。

上皇任用低级皇亲武士的原因，是因为上皇试图控制大权对抗藤原氏，扶持了大量低级皇室宗亲担任地方武官和近侍，而这些人依靠掌控了庄园经济的实际权力，最终下克上了。这是符合日本从贵族庄园制经济不断转向武士封建化的潮流。只不过这个阶段的庄园经济发展中，是皇族武士们掌控了大局，就算源平取而代之，其实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还是应该看成皇族内部自下而上的流动。

但是平清盛本人是选择了古老的摄关政治，虽然当时的政治变动浪潮是庄园经济发展推动的，他没有掌控这个经济发展的脉络，试图建立一个有名无实的落后统治形式，很快平家的摄关政治就瓦解了。而源赖朝是直接建立军事政府，最终被更加下层的武士取代了。其实这也说明单单建立武士组成的军事政府，这种政府组织对于全国的控制力是很低的，源平政权本身是依靠更贴近于庄园土地运转，而渐进夺取实权。随着源平政权的执政松弛，实权又会被下层武士夺取，于是就出现不断地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而源平家族顶层的执政者也很难有能力夺取最顶层天皇家族的统治权。

再往后的室町幕府其实也是源氏家族的分支所建立的，这时候源氏本身也像天皇和藤原一样，通过建立神圣性的传统，将他的权威固定下来了，后来的织田信长称自己是平氏，而德川家康则直接称为源氏，这样才有一个比较服众的基础来开幕。那么这个时候就没必要做非常激进的废除天皇的冒险了，慢慢幕府和天皇统治是合流了，也附着在天皇神圣性来制度化自己的特权。而庄园制进一步发展为实际上的封建制度，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是不断衰减的，由此建立的幕府的权威其实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制度的演变和政治斗争的根本还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动力。为什么无法取代天皇统治根本上还是因为经济基础和发展演变，是不太支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这样子天皇政府既无法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权臣大名也无法集中力量来取代天皇了，反而往往要依赖和天皇合作，来获取政治支持。

日本天皇制度是非常漫长的一种政治架构，政治权力的转移肯定是持续存在的。在天武天皇夺取天智天皇一系的统治权后，他进行了非常系统化的统治合法性建设，包括创作了日本第一部史书《古事记》，这将一些不同来源的神话编纂为统一叙事，也就是将各个地区、家族的统一历史记忆整合起来，推崇天照大神和伊势神宫，以塑造皇族在历史上的最高地位。而我们发现中臣氏的始祖天儿屋命被刻画成天照神孙的随从，并且它的孙子天种子命是神武天皇的祭祀官，很明显这是崛起非常晚的中臣氏添加的私货——他们的祖神就跟着天皇家族当随从、”分担”重要的祭祀任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传说就慢慢凝固在贵族的记忆之中了，后来持续兴盛的中臣后裔藤原氏就和这种传说结合，垄断了摄关等最高公家职位，也持续了一千多年，这其实和天皇家族垄断皇位一致。

而这种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就是班田制。天武天皇颁布了飞鸟净御原令，要彻底消灭(部曲制残留的)氏族土地制度并且建立国有土地为基础的班田制，这种经济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为了巩固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天武天皇建立皇亲政治，剥夺贵族权势，将皇室权力制度化。但是这样子虽然贵族的威胁暂时消失了，皇族内讧就更加激烈了。

在天武天皇在世的时候，就为了避免重复他本人篡位的问题，制定了吉野盟约来制约皇亲内斗，但是天武天皇驾崩后，很快还是爆发了内乱。这样子为了确保继承人顺利继位，天皇就开始通过让位的形式，来让皇太子早日成为天皇，从而避免内部斗争。

而这种皇室斗争还是没有终结，天武天皇后代的统治很快就断绝了，统治权又回到了被藤原氏等贵族支持的天智天皇后裔。桓武天皇就确立了兄终弟及的继承改革，他的次子嵯峨天皇让位给淳和天皇时，还控制了大权，这样淳和天皇继承人就保留在嵯峨天皇后代下，并且嵯峨天皇还引入贵族支持，摄关政治也开始得到了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皇的实权逐渐萎缩，其实还是因为随着一代代继承，天皇控制的政治力量不断萎缩，亲兵也开始缩小，而为了制衡实力不断增加的皇亲，只能是依靠引入上皇专权和贵族重臣的分权。而摄关政治的成型，其实是因为一旦天皇年龄太小，摄关可以依靠母系血亲和近臣地位掌控大权，那天皇发现了这一点，就不断加强上皇专权的院政制度，通过父系血亲来压制藤原氏的母系血亲带来的权势。

天皇本人也试图靠亲政来对抗摄关政治，在10世纪初的“延喜·天历之治”，宇多天皇至村上天皇的四代天皇和藤原家进行了很激烈的斗争，村上天皇执政时期虽然占了上风。但是他去世后，由于继承人太过于年幼，权势又落到了藤原家手中，摄关政治也进入了黄金期，最终被上皇院政所取代了。而上皇院政所依赖的是低级的皇族武士，这些人很早就被臣籍降下，只能依靠上皇提拔来获取权势，这样可以保证忠心。

隐藏在这些政治斗争背后的其实是作为中央集权经济基础的班田制瓦解、庄园经济发展，实际控制这些土地的低级皇族武士很快就篡权了，这样子权力就流出了皇室手中，而不断的在各个持有土地实际控制权的群体中流转，追溯这种田产财源的流动，可以很清晰看到权力流动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角度看，早在9世纪初期，以国有土地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就已经开始瓦解了，律令制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这一体制的核心在于登记农民，授予公田并且征收赋税和劳役，然后中央政府授予职业官员薪俸，从而保持控制力，这就是所谓的“公地公民原则”。由于公田数量不足以及贵族田产的私有化，加上农民背负沉重赋税，于是产生了大量脱离登记的“浮浪人”。所以，8世纪就推出了大量鼓励开拓荒地的法令，一定程度上免税，而大量持有拓荒土地的就是所谓的“大名”了。而大量贵族依靠政治关系都获得了免税特权，导致了大量土地“寄进”在贵族头上，藤原氏的摄关政治的基础就在于其作为首位公卿而扩充的大量土地。

这样子对抗藤原氏实际上是要打破其对于土地的控制，所以在10世纪初进行了大量检地，但是藤原氏肯定不会对自己下手，所以这是很难得。最终破解这一点的是皇室通婚之子后三条天皇，终于迫使藤原氏放弃了大量土地，这样子藤原氏的根基就被破坏了。后三条天皇后，继位的白河天皇就开始针对性的建立父系长辈统治的院政，大量土地都纷纷“寄进”到上皇手中。

所以，摄关政治和院政的基础都是其作为全国最大的土地持有者的经济地位，藤原氏和上皇院本身不是后来的封建主，但是已经有了封建制度的雏形，是贵族庄园制发展到了中后期的产物，随后就衰落了——政治上表现为摄关政治和院政都失效了。他们的土地由大量低级近侍所管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近侍群体就掌控了实权，而其中一部分运用武力的群体就是后来的武士群体。这是院政向武家政权过渡的经济基础，而第一个建立武士政权的平家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以外戚加上公卿身份统治，但是公卿统治所依赖的律令制度已经瓦解了，所以这种名义统治根本没有意义。

所以，源赖朝建立了比较彻底的军事政权——幕府，这种政权组织就比较稳定了。但是这种下克上的经济基础是没瓦解的。幕府将军依靠御家人统治，而“御家人＂又给从属的中下层武士(“家之子＂、“郎党＂、 “所从＂）分封土地，由此产生了幕府将军→御家人→中下层武士的土地等级制度。所以庄园制开始向武士主导的封建制度逐渐过渡，最终被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兵农分离”改革所摧毁，以彻底削除控制土地的群体造反的可能性。这样子所有武士群体都在城市居住了，封建土地的所有权和所得权分离了，而江户幕府体制的瓦解实际上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子就使得幕府和封建主们无法控制土地了，这一结果就是明治维新。

而日本为什么形成的封建制度，我也像 @司马懿 老师一样认为是地理因素，不过主要认为是平原地区狭小、丘陵众多而限制了其建立中央集权政体的基础，而日本存在大量小型村庄的自组织体，这样子中央政府很难控制大量偏远地区，反而适合建立重重分封的封建制度。而且这种国情也不容易建立起血亲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并不存在集体主义的传统，而是强调以地方的自组织共同体为基础的的集团主义，这都鼓励建立起了封建分权制政治格局。

而日本孤立于海外也影响了技术进步，使得日本的生产效率长期是非常落后的，直到江户时代才追赶上来，这样子就更难支持建设一个更加先进的中央集权政体了。

所以这种长期分权的框架下是很难有人去挑战天皇传统的。即使是日本在近代成功建立起了中央集权体制，但是政府内部依旧是高度分权化的，反而使得明治维新确立了绝对主义君主专制，臭名昭著的“天皇制”终于形成了。

这样子来看，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其实和中国之间是有着巨大的鸿沟的，日本天皇引入的中央集权式律令制很难落地，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接近于欧洲国家的分权式封建制度。而我们感受到了中日之间的相似度，实际上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起了严格的专制制度，这样子至少表面上就比较相似了，但是深层次其实还可以看到有巨大的社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