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它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更大的理论意义。
在现实中,美国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sprint to parity"(可翻译为“冲向核均衡”),指的是如果美俄进一步削减其战略核武器数量,将形成一种“诱惑”,诱惑中国突然大规模扩充其核武库数量,以一种短跑冲刺的方式,达到与美俄“平起平坐”的核武器数量均势。以前数量差距太大,中国不会也无法冲刺,现在随着数量差距的缩小,就有可能了。这个对“冲向核均衡”的恐惧,时不时被美国人士用来恐吓美国人士,说不能再进行深度削减与数量核裁军,否则会教唆中国犯错。
1,如果是一个美国人士对你说:“冲向核均衡了,要小心”,你的回答可以是:“美国超过一半的核弹头部署在核潜艇上,中国造几万枚核弹头也无法减损,因为美国核潜艇在再多的核弹头面前都是可靠的反击力量;你们担心什么?战略平衡是无法改变的,除非中国用非水声探测手段让海洋透明,那你们应该担心的是常规弹头的反潜鱼雷。”
2,如果一个中国人士对你说:“冲向核均衡了,这样才能威慑住美国人”,你的回答可以是:“所以之前我国不存在可靠核威慑?苏联的核弹数量如此多,也没办法遏制住美国的反苏攻势。还有,如何判断出美国需要上万枚核弹才能威慑住呢?百来枚不够吗?”
仔细看看上面这两种说法,它们是不同的;再看看问题“一个国家的核弹是不是越多越安全?”————————你可以理解到,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安全”:
1,希望能解除对手核武装,能先发制人,能减少损失,甚至是避免损失,从而回到“广岛之前pre-Hiroshima”的时代,也就是在核威慑之前,只要能实战制胜,一国的安全可以独自决定,不需要考虑敌国的决策。
2,希望在核威慑的时代中获得安全,虽然不是绝对自主的,但也是在敌国理性合作的基础上,获得安全,这是建立在互相威慑之上的“安全”。
1,第一种安全是无法通过核武器的数量增长来取得的,一国不断增加核武器数量,并不能有效降低它在核对射中遭到的损失。也许通过非核手段,比如说常规军力建设,可能可以降低在核对射中遭到的损失。
这些,都叫做核武器的常规脆弱性,当然对付常规武器,也有常规手段,所以似乎可以“逃离核威慑”,可以回到那个在战场上决胜制胜,就能保护国家,免受损伤的时代,可以不再考虑敌人的决策。
但是,一般都认为,即使核常兼备,先发制人,也是没办法获得这种绝对安全的,因为无法完全解除对手核武装。
2,第二种安全也是无法通过核武器的数量增长来取得的,这是因为威慑的标准无法客观论证,也无法先验地去证明。
如果有人说:有一个公式可以算出上面这些答案,你的回答可以是:“世界上每一个核国家的核军力标准,均为该国具体的核决策机制与核决策条件导致,且受当时历史时期的深刻影响,我们照搬套用,并不能保险;而自力更生,也最多只能是适应当今历史时期,适应当前核决策机制与核决策条件而已”——————也就是说,造多少核武器,是无法“客观计算”出来的,你能为“冲向核均衡”辩护,他也能为“最小核威慑”辩护。
所以说,增加核武器数量,无法实现绝对安全,因为无法解除敌国核武装,无法有效减损(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美国核实战派,一直要求建设大量民防工事、进行工业疏散,支持反导——————这些都不是核军力建设)。而单纯增加核武器数量,也无法实现基于相互威慑的“相对安全”,因为核军力建设的标准无法客观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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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看到这里,你想拿出冷战美苏军备竞赛的历史,来说明你的疑问,我估计是受了下列观点的影响:
用“安全困境”,“囚徒困境”等简短的博弈论观点,毕竟无法完全描述美苏军备竞赛,甚至无法正确描述它————美国跟苏联并没有仅仅部署两批互相瞄准的ICBM,只有靠造更多才能生存下来。
许多人都认为“确保互相摧毁”MAD是一种政策,其实它是一种状态,不由政策选择而改变。
许多人都认为“确保互相摧毁”MAD是一个需要谨慎维护的状态(《脆弱的恐怖平衡》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只有不断更新技术,提高核武器数量,才可以维护它,其实整个美苏冷战核军备竞赛,是在不断逃离MAD的过程,MAD本身是不需要多少维护的,它相当强健。
说回冷战美苏核军备竞赛:
请看看美国潜射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中装载的核弹头数量(也就是苏联部署多少ICBM都无法摧毁的海基核弹头数量)
在1965年达到了1000枚左右,1975年则接近了5000枚左右.
这些潜射核弹头,由于当量过低,精度过低,是无法摧毁苏联的ICBM的,而苏联的ICBM占其核力量的很大一部分。
也就是说,美国在当时不断增加一种“既不会被敌人核武器威胁,又不能伤害到敌人核武器”的核军力(SLBM核弹头)————这是没办法用上述“安全/囚徒困境”来解释的。
【更好玩的是,美国也没有把其他的脆弱的核弹头转移到这种优质的投送工具上】
美国有一种核武器是“既可以伤害到敌人核武器,又会被敌人核武器威胁到”的,也就是陆基井下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按照上述的“安全/囚徒困境”来解释,它应该不得不持续增加ICBM数量。但是:
这是美国ICBM部署数量,也就是苏联需要摧毁的加固目标:
可以看到,从1966年开始,美国的ICBM导弹井就维持在1000个的水平上,一直到冷战结束。
也就是说作为敌国目标的美国ICBM导弹井,一直没有增加。
再看看美国部署在ICBM上的核弹头数量,这是因为它们精度足够高,当量足够大,可以用来杀伤苏联的核弹井:
可以看到,从1964年开始,美国的ICBM弹头数量维持在1000枚的水平上,直到1975年,分导式多弹头MIRV的民兵III部署完毕,其ICBM核弹头水平又在2200枚左右,一直到冷战结束————也就是说美国能威胁到苏联战略核武器的能力,在相当长时间也是稳定的。
Steinbrunner等人在70年代到80年代,使用美国防部内部材料,编写了《美苏战略军备竞赛史》,只写到1972年,现在将关于所谓“安全/囚徒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部分翻译如下:
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不断演化的美国核战计划(SIOP,统一联合作战计划)从来都无法通过先发制人、打击苏联军事力量,来决定性地降低美国的损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美国核力量中作战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大大超过苏联核力量时,美国导弹精度存在巨大缺陷,对苏目标情报也存在巨大不足,导致了美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先发制人能力————即使它在核力量对比上拥有巨大优势。况且,即使在最佳条件下,在优势最大的年代,美国也无法摧毁苏联用来打击西欧目标的中程核力量。
当美国导弹精度足够高、美国大地测绘信息足够丰富的时候、当按照广为流传的核武器杀伤概率计算,美国先发制人核打击变得可行的时候,苏联已经部署了一支足够庞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它的数量足够多、部署地点足够分散、加固程度足够高,使得美国根本不可能获得决定性的“减少损失”能力。
而且,对核爆效应的不断分析,开始揭示出一系列新现象,这些新现象都没被包括在“广为流传的核武器杀伤概率计算”中,它们将会极大地影响到核武器对射的结果。有一些现象将会增强完美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效果————比如说高空核爆产生的核电磁脉冲、大气离子化,还有近地表核爆抽吸起来的烟尘云————但是它们的效果难以精确计算。这些现象反过来还可能干扰到少量ICBM弹头执行的先发制人核打击,所以它们提供的净收益,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
另一些现象将会显著削弱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效果————比如说来袭弹头起爆后,其瞬发辐射对未起爆弹头的影响、来袭弹头炸起的烟尘云对未起爆弹头的影响等等。这些现象中有许多还会影响通讯设施,而通讯设施被干扰将会进一步加重美苏进行战略核战的困难。
这一系列复杂因素已经将“先发制人核打击”问题带进了不可知的领域。“广为流传的核武器杀伤概率计算”针对加固导弹发射井,是无法把这一复杂图像有效传递给决策者的,它太单一了。
这实际上说明了,即使在当时/当地,美苏的决策者都知道,自己不是身处一个“不多造核弹就会被敌人摧毁在地面上,完全解除武装”的世界中。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军官关于SIOP(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核战方案的简报中,强调:
“苏联在六十年代获得了可靠的战略反击能力”(注意,当时苏联还没有成规模的SLBM核力量)
“要美国用先发制人打击军事力量来减小自身损失,我们对此的信心不断下降”
最后,让我们看看确保互相摧毁MAD有多强健,根据CIA在1979年的一份NIE国家情报评估:
1978年的战略核武器对射后果是:
苏联“晴天霹雳”先发制人,核打击美国,目标是最大化摧毁美国核反击力量。美国毫无戒备,核力量处于日常部署状态,美国幸存的核打击力量足以摧毁苏联所有城市面积的125%左右
美国核力量与苏联核力量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苏联先发制人,目标是最大化摧毁美国核反击力量。美国幸存的核打击力量足以摧毁苏联所有城市面积的250%左右
美国“晴天霹雳”先发制人,核打击苏联,苏联毫无戒备,目标是最大化摧毁苏联核反击力量。苏联核力量处于日常部署状态,苏联幸存的核打击力量足以摧毁美国所有城市面积的66%左右
美国核力量与苏联核力量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先发制人,目标是最大化摧毁苏联核反击力量。苏联幸存的核打击力量足以摧毁苏联所有城市面积的110%左右
【看了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似乎苏联的“核反击能力”不够啊,但是这不是核力量构成导致的,这是因为当时美国都市面积CIA使用的估计是100000平方千米,而苏联是40000平方千米。】
你觉得这个摧毁水平足够么?看来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也觉得足够(还没有证据说那个美苏领导人仍未自己国家的所有核反击力都会被剥夺)。可以确认的是,他们从没有因为怕“丧失第二次打击能力”而扩军,因为如果只是追求“第二次打击能力”,很早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了。但是他们仍然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军备竞赛,互相赶超,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的核弹,是不是越多越安全呢?是不是越少越不安全呢?
稍微多说两句。
其实华人在海外,尤其是欧美社会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意识不到种族的重要性。近代以前,中国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国家=天下”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很多中国人在面对近现代以威斯特法伦体系为基准形成的“民族国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概念,因而在欧美,尤其是在北美(USA/Canada)这种移民国家里生活的时候政治上十分受挫。
不管你承认也好,否认也罢,一个人在美国的社会认定更多地来自于一个人的种族(race)而非阶级(class).以我们最关心的教育为例:大学录取会很大程度上根据你的种族来决定录取标准,而不是社会阶层,更不是政治倾向。不管家境如何,只要你是亚裔,那么你就有大概率碰到录取标准的歧视问题。
在这个前提下,任何一个有智商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在美国这个大背景下,在争取自身(个人/族群)权益的过程中,种族的优先级是排在最前面的,其次才是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你在填表的时候,不会让你选你是conservative还是liberal,只会让你选你是“white",“Asian”还是“Hispanic”. 而事实上,只要一个族群能够意识到美国社会种族优先的前提下,内部的政治光谱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优势,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在美国有多成功想必不用多说。但是犹太人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左翼或者右翼,而是通过在不同政治光谱上的发展,成功的让自己的种族在美国取得优势。说右翼,犹太人里面的一大票银行家企业家大家也有所耳闻;说左翼,犹太人中的囧叔,主持界传奇larry king,喜欢谈笑风生的华莱士等等都是业界传奇。这样他们右手掌控了经济和政治力量,左手掌控了舆论和传媒的力量,最终让族群取得成功。可见,以族群利益为先,则族内各个政见派系均受益;以政见利益为先,则族群分崩离析。
反观以叫兽为首的旧华“精英社会活动家“是怎么做的呢?不仅不去积极组织和联络真正能起到作用的政治基本盘(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华人群体),反而主动地去做出例如:损害自己族群的利益以换取一小撮外部政治利益(SCA5),试图不断的分裂族群内部力量(亚裔内部细分法案)等等赤裸裸乃至荒唐可笑的背叛种族利益的行为。这种叫兽,如果不是脑子进了水,那就只能是因为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实在太差,吃枣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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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脊之犬,狺狺狂吠。 一开始看到这篇文章我特别震惊,不单单是文章内容,更重要的作者身份:美国百人会会长及首个法学院院长?这样的人竟然说出如此粗鄙之语?不过回想一下,这倒是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作为一个在美国各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种族,作为一个平均收入和学历都远超平均线的种族,作为一个贡献了马友友,关颖珊,刘玉玲等杰出人才的种族,为什么美国华人的政治地位如此的低下?为什么华人的权益总是受到系统性的侵害和歧视?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华人,尤其是旧华人及其后代的自我认同和民族荣誉感低到令人发指?现在看来,这些旧华人中的“精英”“社会活动家”政治水准低到不堪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其实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明白,各个族群之间有竞争,有合作,也有斗争。但得到尊敬的条件只有一个:拥有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是经济力量,可以是知识力量,当然也可以是政治力量。所以这次大选华人主动出击,参与助选的行为我是非常认同的: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一条队,而是展现能够左右选战结果的政治力量,这才是华人赖以发展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任凭意识形态洗脑而站队的行为都是政治水准低下的弱智行径。
其实稍微看了看叫兽的个人经历,未免有些可怜他。作为一个数次试图否认和摆脱自己华人身份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习得性无助”十有八九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崛起,新华人一步步向前的大背景下,他就像一头曾经被锁链拴住的幼象,完全没有意识到力量的对比总是会转化的,而华人政治家真正的基本盘只有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旧华人的社会认知,一种貌似平等实则歧视的社会认知,只会进一步地被抛弃,最终由新华人引领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旧华人畏畏缩缩的活了一百多年,却连美国这个国家的一点基本精神都没有学到,而这些分明写的很清楚: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毕竟,大清都亡了,也请你们这些遗老遗少们滚回历史的尘埃里吧。 -------------------
原答案
这个所谓教授才真是把“歧视”二字阐释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