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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托洛茨基被称为“先知”?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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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21岁,《关于超人的哲学》

因为这些前后矛盾之处,我们对置于尼采主义的帷幕下,那些前后对立的社会元素不感到惊讶。一个忘记了亲族关系的冒险家可以完全忽略尼采对贵族传统的尊重,他只会在尼采身上寻找那些适合他的社会地位的东西。没有甚么是真实的,一切都被允许这句格言,比甚么都更符合他的生活习惯。通过发掘尼采作品,用这警句来发展思想的东西,我们可以构想出一种变质的理论,这个理论就像给法国巴拿马丑闻或Mamontov[23]的爱国史诗里的英雄人物,提供葡萄叶一样[24]。但在这群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的群体旁边,我们在尼采爱好者里找到完全不一样的历史教育的代表,一些从谱系追溯得更远的人。我们不是说Stratz小说里的伯爵这类人物,他们用骑士美德来交换股票消息。这些人已不再属于他们的秩序。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同时和任何一个平民一样,很少关注「贵族传统」。我们要说的是那些仍然依附在曾经把他们放在上流社会阶层的残骸上的人。被社会流动赶出去,他们有特别理由对当代的社会制度、民主趋势、法律及道德而感到不高兴。

33年后,德国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纳粹党上台,尼采妹妹将经过特别修订的手稿进行公开发行,“尼采哲学”在第三帝国时期成为显学。


1905年,26岁,《总结与前瞻》

只有依靠全国的觉醒和全民的热情,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将作为民族的革命代表,作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暴政的斗争中公认的人民领袖参加政府。但无产阶级一旦执掌政权,就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具有革命立法和积极政策的时代。无产阶级为清除旧政权的历史垃圾和驱逐旧政权的寄生虫而采取的初步措施,将会得到全民族的积极支持,尽管自由主义懦夫们会大谈特谈「丑陋的俄国人」,渲染市井小民们的偏见思想如何顽固。
  与政治清洗工作相配套的,是对全部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民主改组。在直接压力和要求的影响下,工人政府将不得不断然干预一切关系和现象……

12年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了给农民以土地的任务,又32年,古老的东方,中国的社会革命驱逐列强并扫荡尽了农村的中世纪残余。


1921年,40岁,《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

综上所述,不能不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论其发展速度缓慢或者较快(发展速度问题不必争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遭到历史无耻的愚弄),都没有在中欧和西欧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但如果因此而企图像改良派那样断言,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平衡已不知不觉地恢复了,那是荒谬绝伦,一派胡言。就连有头脑的死心踏地的反动分子如霍特契教授,也不敢下此断语。霍特契在他的年度评述中有两句话,大意是:1920年没有给革命带来胜利,也没有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到恢复。这仅仅是一种不稳定而又十分短暂的平衡。我已经引证过沙维侬先生的话,这位先生也说,“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受国家财政,通货膨胀和公开破产的影响,极有可能进一步崩溃。”这表示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以上,我向诸位说明了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一次危机。三四个星期以前,资本主义的报刊放出一股风,仿佛有了盼头,繁荣时期就在眼前了。不过,现在就可以看出,这股春风刮得未免太早了。财政状况确有好转,即不像以前那样紧张。市场物价下跌,但这决不等于贸易复兴。交易所十分不景气,生产继续下降,美国冶炼业的开工率现在只等于开工能力的1/3。在英国,最后一批高炉已经熄火了。足见生产在继续下降。当然.倒退的过程不会自始至终以同一速度进行下去,这绝对不可能。资本主义这个机体必定会有喘息的时机,它将吸入一点新鲜空气,将会出现转机,但因此而断言繁荣时期就在眼前,为时过早。新时期到来以后,它们就要试图消除虚假财富过剩与基本贫困之间的矛盾,接着,经济机体又要痉挛。我已经说过,凡此种种,都向我们表明,经济正处于深刻的萧条之中。由于经济萧条,资产阶级必将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阶级。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例如,先是美国,英国这些较为有生气的资本主义国家,继而整个欧洲都已开始削减工资。这将导致一场维护工资的伟大斗争。我们的任务是,把握经济形势,扩大并深化这场斗争。这一点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维护工资的伟大战斗(在这方面,英国矿工罢工为我们提供了典型范例)能不能自动地导致世界革命,最后一次国内战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其实,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具备足以保证下一步发展的自动担保机,但如果一场危机带来暂时的复苏,那对我们的发展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许多同志说,如果在此期间出现复苏,那对我们的革命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绝对不是。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危机之间根本不存在自动的依赖关系。只有辩证的相互关系。这一点必须明白。

俄国革命胜利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各国共产党讨论下一次革命工人运动之涨潮何时到来。托洛茨基发表了这样一段话,8年后,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

1925年,46岁,《对口号和意见分歧的分析》

尖锐地提出农民分化的问题无疑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单凭这一问题的提出使我们由关于中农合作化的纯粹抽象概念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现实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党对农民分化问题的重视使我们明白,单靠农村本身的内部手段没有也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加米涅夫的立场由此出现变化,现在他提出如下想法来反对布哈林:社会主义不是苏维埃政权加合作化,而是某种更为复杂的过程,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再加合作化,而所谓电气化应理解为整个工业技术。这样提出问题同成为工业不断落后的原因之一的1923年的立场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如果把这一想法说透了,大致应当是:合作化可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也可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即如果让农村经济发展放任自流,则合作化无疑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亦即成为富农手中的工具;只有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即在工业对农业的优势日益增大的基础上,贫农和中农的合作化才能保证朝社会主义发展;工业的发展速度越快,工业超过农业越快,就越能有把握地指望抑制农民分化过程,防止中农群众无产阶级化,等等。

当权的苏共官僚斯大林和布哈林无原则地对富农让步,导致农村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导致城市物价高涨和生活困窘,托洛茨基向苏共中央警示风险,被扣上“超工业化”的帽子,党中央不理会。五年不到,苏联面临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同志ko掉布哈林同志。苏共被迫以比托洛茨基参与的反对派所主张的路线更“左”的形式推进“工业化”。


1926-1927,47-48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中国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解放和统一国家斗争的独立和决定性的力量,现在谁也不能预言。中国革命斗争今后的进程受到过多的内部和外部力量和干扰。共产党争取影响无产阶级和争取后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斗争,在近几年中当然是不会取得胜利的。但这根本就不是反对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理由,没有独立的阶级组织,这是根本不可思议的。说什么退出国民党就意味着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破裂,是根本错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那个国民党中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商人和其他分子的无形联盟,现在已经不可能了。阶级分化转入了政治领域。从今以后,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只能依据清晰明确地阐述的协议达成。在今天的条件下,由阶级分化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组织上的划分不是排除,相反是要求根据形势需要与整个国民党或是它的某些部分、在整个共和国或各个省份中的联盟。但是,党必须首先保证自己充分的组织独立性和在争取影响觉醒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事业上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谈得上把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引入斗。


我承认,当前最让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形势。刚刚收到电报,说上海已经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是具有执政党的性质,它就更加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在这方面,上海纳入国民政府的领土简直具有决定意义。


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发展的速度都加快了,一个震荡接着一个震荡,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学习。不独立的共产党为国民党提供工人,它的政策是,为在中国更加顺利成功地建立法西斯专政准备条件,而且是在不远的将来,那时无产阶级无论如何都将被迫与国民党断绝往来。
......
怎样、在什么条件下,民族民主革命可以升华为社会主义革命,其间有没有中断,是长期的中断还是短期的中断,对此,现在只能做一些假设。进一步的进程会带来必要的明确性。但用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泛泛考虑来抹杀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就是把共产党搞糊涂,解除无产阶级武装。(列宁在不断革命论中,反对的就是对革命的各阶段——更确切地说,就其阶级内容来说是两场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区分中的不够明确。但是,当那些人夸夸其谈地说什么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同时让无产阶级先锋队受国民党的奴役,甚至禁止在后者中建立派别时,这个错误如果不是扩大了千倍,也至少扩大了百倍。)别让我们活到那天,国际中央监察委员会因中国共产党党员为试图在国民党内建立左派而追究他们的责任。
  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角度——而这正是我们的标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保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也不允许自己内部有派别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哲学,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反革命哲学,它为明天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奠定基础。说什么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合作的破裂,纯属胡说:这是停止奴颜婢膝,而不是停止合作。政治合作要求双方平等和两者之间的协议。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没有与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而是在伪装的形式下服从后者的领导,并以组织方式来巩固它。在其今天形式中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平等条约”的体现。如果中国革命整体上要求废除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就应该消灭与本国资产阶级的不平等条约。
  应该号召中国工人创建苏维埃。香港无产阶级在总罢工中创建的组织,就其结构和功能来说,十分接近工人苏维埃的原型。依靠这个经验,应该走得更远。上海无产阶级掌握了无可估价的斗争经验,完全可以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将成为全中国的榜样,从而成为所有真正革命组织的中心。

最晚一篇写于1927年4月3日,预警中国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并预言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必将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927年4月12日,资产阶级屠夫开始在上海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当然,扬眉吐气地是,1949年春天,百万雄师过大江,终于又把上海滩混流氓出身的蒋公赶出了大陆。

1928年,49岁,《不断革命论》

全世界经济就其整体而言,无疑已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别的国家都已成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些个别的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历史不是定制的。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甚至在成熟到采取社会化的广泛措施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从事先确定的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发。尽管斯大林在理论上给予温柔的拥抱,但是不平衡发展规律依然存在,这一规律不仅在国与国的相互关系中显示着效力,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各种不同进程的相互关系中也发挥着效力。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进程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协调。这恰恰意味着,有关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能仅仅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范围内来考察。

  在这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种互为排斥的观点:不断革命的国际革命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理论。不但在落后的中国,从总体上看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民族的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越民族界域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相抵触的,就像发展不足的生产力会抵制国有化一样。(Не только отсталый Китай, но и вообще ни одна из стран мира не могла бы построить социализм в сво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мках: высоко развиты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переросш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раницы, противятся этому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развитые для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比如说,在英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遇到了阻力和困难,虽然就其性质而言,不同于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问题,但就其程度而言,却是大同小异。在两种不同情况下,要克服阻力,只有通过国际革命的道路。这种观点就排斥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这里就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即中国的落后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显得极其困难。但是,我们要重复一遍:历史不是定制的,谁也没有向中国的无产阶级提供选择。

精准地预言中国可以早于更发达的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社会主义无法在孤立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实现。历史已经验证,真可谓是一语成谶。


1931年,52岁,《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十诫”》

6、共产主义者绝不能与共和派—社会党联盟(或它的任何一部分)做交易,这只会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削弱共产主义者进行批评和鼓动的自由。无论何时何地,共产主义者都要反复向人民群众解释:在同保王派反革命战斗时,共产主义者会始终冲杀在最前线,但这种战斗根本不需要同共和派和社会党结盟,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要同反动势力妥协,并为反动势力的阴谋打掩护。

  7、共产主义者要提出最彻底的民主口号:无产阶级组织的充分自由;地方自治的自由;全体官员均由人民选举;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均享有普选权;建立工人民兵,随后还要建立农民民兵;没收王族与教会的全部财产,用于救济人民(首先是救助失业工人、扶助贫农并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

  士兵应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全体军官应由选举产生。士兵不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不是富人的雇佣兵,不是宫廷政变的打手[2],而是革命公民,是工农的亲兄弟。

  8、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是工人代表会。我们必须反复地、不倦地宣扬这个口号,一有机会就要落实它。工人代表会并不等于立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当然是工人代表会的前途,但是,群众只有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在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下,才会理解并信服这一前途。目前,工人代表会意味着把无产阶级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力争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统一与政治独立。工人代表会要着手解决下列问题:为罢工筹款;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加强工人与士兵的串联,避免双方发生流血冲突;加强城乡劳动者的联合,巩固工人与贫农的联盟。工人代表会应当吸收士兵代表参加。只有这样做,工人代表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机关,并在起义后成为政权机关。

  9、共产主义者必须立即拿出一个革命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的基础,应当是没收财主、特权阶级和剥削者(首先是王族与教会)的土地,以满足贫农和士兵的利益。在具体执行这个纲领时,应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加以调整。在各省份,都应当根据其经济特色与历史特色,成立一个委员会,在当地革命农民的密切配合下,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起草具体的土地纲领。我们必须倾听农民的心声,并清晰、准确地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出来。

  10、所谓的社会党左派(其中有不少真诚的工人)会邀请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结盟,甚至是实现组织统一。共产主义者应当这样回答:“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解决具体的任务,我们随时准备同任何团体、任何无产阶级组织并肩战斗。为此我们建议成立工人代表会。各个工人政党的代表,将在工人代表会中就一切急迫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完成一切迫切的任务。考虑到各个工人组织的共同任务,工人代表会是最自然、最开放、最真诚、最健康的工人组织联合形式。我们共产主义者将在工人代表会里宣传自己的口号,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争取让工人群众相信我们的口号与办法是正确的。参加工人代表会的每一个团体,都应当享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落实工人代表会提出的具体任务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始终冲在最前面。”共产主义者应当友善地向社会党工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提出建议,同他们进行这样的合作。

  共产主义者自身的团结得到确保之后,就能赢得无产阶级和广大贫农的信任;他们将用武力夺取政权,开创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几乎预言了西班牙革命所有失败地方的改进可能性,不过社会党、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派组成的政府,扬言先军事战争再社会改良,广泛开展的农民夺地与工人占厂斗争被冷漠对待甚至遭到镇压。弗朗哥在取得军事胜利前,已经事实上获得了阶级战争中剥削阶级一方的胜利。

1932年,53岁,《论德国法西斯主义》

工人若击退了资本家和政府的进攻,不可免的要引起法西斯方面的加倍进攻。不管防卫的第一步是如何缓和,敌人的反动,一定要立刻熔结起联合战线的队伍,扩大它的任务,逼迫它采用更坚决的手段,从联合战线中逐出反动的官僚层,削弱工人内部的界限因而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并这样的准备从防卫战转变到进攻战。
如果共产党在防卫战中得着了领导的地位——在正确政策之下,这是可以保证的——那么,当时机到来而须转上进攻战的时候,便不需要取得改良派和中派的上层领袖的同意了。群众是决定一切的人;一旦他们离开了改良派的领导,则与后者作任何协议便失掉一切意义。要永久保持联合战线,必然要误解革命斗争之辩证发展,并必然要把联合战线这一块跳板变成一道障碍。
最困难的政治形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是最容易的;它只容许有一个解决法。一旦这任务明了地指出来了,那就是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这任务是:从在防卫名义下的联合战线,走到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夺取政权。
这种任务能完成吗?情势是困难的。极左的最后通牒主义支持着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又拥护着资产阶级的官僚专政。而布吕宁的官僚专政则加剧着德国的经济苦痛并培养着法西斯主义。
形势是十分困难、十分危险的,但决不是没有希望的。不管斯大林派的机关是怎样的有力,不管它如何具有篡窃而得的威权和十月革命的物质财源,然而它不是万能的。阶级战争辩证发展则更有力量。只要给它以及时的帮助就够了。

1920年代,希特勒与其同伙开始组织德国破落小资的反革命党——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党,并在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壮大。法西斯的首要矛头自然是影响革命工人的德国共产党,其次是改良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者影响的德国工会运动。托洛茨基号召建立起基层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抵御法西斯主义危险,并在此过程中促使倾向社会改良的部分德国工人转向革命。结果,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路线的影响下,以一种“极左”的最后通牒态度对待千钧一发的形式。一年以后,希特勒上台,共产党与社民党双双被取缔。西欧最大的工人运动被彻底摧毁。

1936年,57岁,《被背叛的革命》

官僚将吞食了工人国家呢,还是工人阶级将把官僚肃清呢?──这就是目前待决的问题。苏联之命运依赖于此问题之解决。苏联工人之绝大多数,现在已经仇视官僚了。

预言苏联官僚将会成为国际反革命力量向十月革命的传送带,官僚层依附于国有财产上,没有独立的历史前途。要么官僚向内外资产阶级投降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要么工人通过政治革命重建社会主义民主。只是,托洛茨基确实没有想到,工人把对这种制度的反感归约到了“共产主义”头上,但他确实预测了苏联只是一个过渡社会,其历史存在并不会太长。果然,1991年的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见。

1940年,61岁,《帝国主义衰败时代的工会》

垄断资本主义愈来愈不愿意容忍工会的独立性。它命令从其宴会桌上捡拾面包屑的改良派官僚和工人贵族在工人阶级众目睽葵之下充当政治警察。假如无法达到,工人官僚就会被赶走并且被法西斯份子取代。顺带一提,工人贵族为帝国主义服务所尽的一切努力,都不能使他们最终免于灭亡。

这段回过头来看,真是又正确又心酸。也就是这十年里,美国某些汽车工会官僚对保守派总统特朗普卑躬屈膝以及求着曹德旺大老板要成立工会却遭后者强硬拒绝,不得不说托的预见正确。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僵尸时代”,腐朽但不灭亡,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没有社会GM的危险,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诉求愈发傲慢而不耐烦了。

1941年,62岁,长眠地下。因为前一年,他已经被苏共派去的特务给暗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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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没执政。

你看知乎,左翼的一大特点就是反对一切存在时间不短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有失败的社会主义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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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北大本硕,2020年毕业生,拿到上海中学、深圳中学offer,入职深圳中学。

1 先讲自己的情况。小镇做题家一枚,出身山区十八线小城市下面的农村,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家里收入最高的是作为乡村退休教师的爷爷。可以算是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的。从小就被家里教育要好好读书。尽管家长从小灌输的理念是读完大学要当官,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反而从小就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初中的时候最想去的大学是北师大。高中选择了文科,在分科之后就被认为是清北的苗子,高考的时候发挥失常,没进自己心仪的院系,之后跨院系保研到了本校感兴趣的专业。一开始是有做学术的打算的,但是读研期间也算是饱受打击,认识到自己不是那块料。之后做过两个大厂的产品经理实习,经过实习之后确实认识到自己不擅长这种工作也不喜欢这种生活。反而是更喜欢在本科期间在学而思兼职的那种工作,觉得给人传授知识于自己也是一种享受,于是秋招的时候目标非常明确,下定决心做老师。秋招也比较顺利,拿下深中offer之后就没有再参加任何招聘。在上海中学和深圳中学里选了后者,待遇当然是最主要的因素,其次就是喜欢深圳的气候和大海。

入职以后的感受:基本符合自己的预期。被领导赏识调到了高三。因为自己教的学科正是自己一直以来最感兴趣、最擅长,也是研究生的专业,所以备课做题之类的工作都没有太大压力。学校不要求坐班,基本上朝八晚五。(晚上如果有学生约了答疑会晚一些)几个月过去了,上课的功力有所进步,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确实很适合当老师,也确实很喜欢这个工作,每天上班并没有在互联网实习那种不想上班的感觉。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觉得教高中并不屈才。本科和研究生上的课,有一些知识还是能很好地融入到高中的教学中。再加上本人喜欢骑行、喜欢旅游,了解的杂七杂八的知识也比较多,所以课上的内容会比较丰满。另外深中的高一高二有类似于大学通选课的校本课,等我以后下去也打算给大家浅显地介绍我那小众的专业。

看到有答主说清北的老师教出来清北的学生,然后回来当老师,这听上去很讽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读一个好的大学是可以让人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而自己选则做什么则是另一回事。

2. 说一下其他人的情况吧。深圳教育系统也只是这一两年异军突起,大量引入高学历的新教师。其实北京的一些名校早已如此。确实有一些人并不是那么坚定的做老师,已经离职或者有离职的想法,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很喜欢这个职业的。

从我校今年的招聘状况来看,基本是清一色的清北海龟,偏文的学科基本是硕士,偏理的学科基本是博士。对于没有职业偏好的人来讲,一些基础学科确实也未必能找到比深圳的老师或者公务员性价比更高的工作了。

另外,深中毕竟是深圳最好的中学,所以招聘名单里看上去有这么多的清北学生。但是放到整个深圳教育系统来看,其实清北毕业生所占比重就小很多了,放到全广东、全国来看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去看清北的毕业就业统计,从事中小学教育的毕业生所占比重并不高。(貌似不到10%?需要确认一下)所以题目的提问方式并不是太恰当。



我们校长曾经说,引入名校的硕博是“要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我自己并没有多优秀,但是我自认为还是给我的学生们上了一些不一样的课、提供了些许有价值的知识或者信息。我也的确见到一些做了班主任的同事,在倾尽全力培养更优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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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什么?按理来说九十年代经济比八十年代要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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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的不发达,想要生娃其实并不简单,难产而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即便养大了以后也有夭折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是日本独有的。生育率真正大幅度提高是二战后的事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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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种信号不太好。

因为对方就是奔着挨打来的,只有中国扇了人家嘴巴,留了痕迹,人家才能回去吹嘘自己和乱党大战了三百回合。

我们要是顺了他们心意,反击回去,他们免不了下次还来送人头,反复来刷经验,人家把脸伸过来,我们不打也不好。虽然满足他们挨打被虐的欲望,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他们总来讨打,在咱们家门口耍流氓,我们也会很闹心,就会很烦。

现在美国和欧洲其实都想在中国身上刷经验值。

就是凑过来恶心你,吐两口痰,然后等你打他一顿,扇他几个巴掌。

这样就证明清剿乱党自己是先锋主力,是出了力的。

当然,真正动手是不会的,起码现在不会,因为禁军美利坚现在当了权臣,挟制了天子和宗室,就像孙中山坐大之后,袁世凯未必真的想清剿乱党,反而养寇自重恐怕更合理一点。

欧洲更是不想动手了,人家等的是权臣和乱党开干,最好两败俱伤,然后自己请资本天子北狩关外故土,从而占据大义,渔翁得利。

现在最危险的是,美利坚作为全球资本禁卫军,可是其民族主义却愈演愈烈,内部党同伐异白热化,导致理性决策的能力丧失,也就是没人说了算,整体上陷入群体无意识的盲动。这种盲动如果持续恶化,恐怕养寇自重就行不通了,反而民粹热血上涌,不顾国家利益,非要来硬刚中国,进行战略决战。

这是欧洲所期盼的,也是中国想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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