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几个月前提的问题,当时主要是不解为何看过的许多动漫作品以及真人剧里都有对陪酒女的描写,有喜欢找陪酒女的男主角,甚至还有当陪酒女的女主角,感觉日本人对这一行似乎情有独钟,有点把这个行业当做正面形象来刻画的意思。最近正好在看一本解析日本社会的书,了解其中部分内容之后对于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个人的思考。
简单来说,日本男性和陪酒女的关系——甚至可以扩展为日本男性的婚外情行为,都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补充。
日本人的婚恋观和家庭观都是比较落伍的,因为一直没有什么外部力量来改变他们的习惯。直到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很多日本人在婚前都没有什么正常渠道可以接近亲人以外的异性。受传统观念影响,当时的日本人十分反感能够和男性建立亲密关系的年轻女性,男女双方基本围绕各自的性别建立起人际网,几乎井水不犯河水。学校里的课余时间都是各玩各的,连修学旅行也是按性别分开进行。
父母对女儿的教育方式是希望她们少去接触男性,而青年男性在择偶时也会尽量选择没有异性交往史的女性,同时比较排斥有过国外旅游或留学经验甚至是上过班读过普通大学的女性。女性最理想的学府是只有女学生的女子大学,不管是父母还是她们本人都会更想去读这种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年头的日本女性是有点“恐男症”的。
等到高中或者大学毕业后,有一定条件的女性都会选择在家呆上一两年,然后嫁人。女性出门应聘工作在当时是比较被人看不起的,而且在结婚或者到了一定年龄后就会被辞退,女职员被认为是容易产生办公室恋情,成为其他家庭第三者的人。这样的教育也使得女性对男性了解甚少,很多人甚至在出嫁当天需要母亲和媒人来解释(有时还会配合图片)性行为如何进行。而因为缺乏异性交往经验,父母更加担心女儿容易被人用花言巧语拐走,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保护,很多女性在结婚前可能只和对象见过几次面。
嫁给上班族男性的女性在婚后都会选择成为全职主妇,丈夫每天早出晚归,妻子把做家务和养孩子当作唯一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时间一长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妻子完全不知道丈夫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夫妻俩很少有共同语言,两人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分工合作,这种情形直到现在也十分突出。同时由于当时的女性在性方面过于晚熟,也很少对这方面有所追求。1958年日本政府宣布禁止卖淫时,居然有相当多的已婚妇女表示反对,理由是她们的丈夫需要排解,在外如果能够有所满足,回家就会少些索求。很难用现代婚姻的观念来理解她们的想法,这和养小妾的古代人几乎没有区别。
妻子因为没有工作,对丈夫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她们对丈夫最大的期待是来自经济方面而非情感方面。在当时的国民调查中,日本女性对丈夫的愿望里排在第一的是希望丈夫收入增加,随后是希望丈夫健康,因为如果丈夫生病甚至失去工作,家庭就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无疑是灭顶之灾,这场调查里没有一个主妇是希望丈夫帮自己做家务。
在这种深度性压抑的环境下,日本男性很容易觉得妻子在对自己施压提要求,家庭里的隔阂使得夫妻双方都在相处上产生了距离。妻子难以在丈夫面前全然放松,而丈夫身上又背了太多太重的责任,他也无法将工作上的烦恼拿来向妻子倾诉,孩子也因为日夜与母亲相处而总是站在妻子一方,于是丈夫就很容易去找陪酒女或者办公室的女同事寻求慰藉,最起码自己不用为陪酒女负责。
虽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现在的日本社会与当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上班族男性或者企业老板整体上还是与家庭有着较大的隔阂。这也使得陪酒女这个行业有了存续的土壤,甚至被当成是成年男性精神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陪酒女在某种程度上被看做是他们在寻求情感和理解的一种寄托。
我与入关人的一个观点的分歧在于我还是认为要辩经,即使这一期山高的观点我十分赞同。
要辩经,不在于辩赢。
而在于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我全都要,而且全都要足够强。
中国的文明本质和历史记忆造就了我们的实用性,大多数时间我们把辩经视之为“术”而非“道”,虽然有些讽刺的是,辩经辩的通常是“道”的问题。我国走实践检验真理路线而非“真理越辩越明”路线,我们讲究的是边做边辩,但不能只做不辩,在术的层面,辩经的技巧是要持续而长期练习的。
笔可把杀意修饰得温情脉脉,也可把归顺装点得杀气腾腾。笔可杀人,我辈当练笔。
把笔交给国内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你们不害怕?
两百年来,本国人文社科领域来自西方体系且全方位落后于西方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下跪的孝子贤孙才代表了先进,更接近圣座更聆听圣训,而反抗者因缺乏批判的武器,则被斥为“群氓”“愚民”“反智”“民粹”。
当军事、经济、科技全方位领先西方后,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又摇身一变,继续在本国体系中发挥辩经特长,成为所谓“江南大儒”。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要把宣传文化阵地交给这样的“江南大儒”,让不懂得工业的“大儒”来分析解读我们的工业?让不懂得军事的“大儒”来解读军事?让这些骨子里其实没有文化的“大儒”来塑造我们的文化先进?
这些骨子里不懂得何谓自由的大儒是如何把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吹死的?
看看让西方人拍花木兰,拍成了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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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笔与犁的问题。
过去几千年,笔食利,犁供养,所以笔高级,犁低级。
我们面对的印度,就依然是一个笔高级,犁低级的腐朽国家。
我们建立这个共和国,就是为了改变这个现状。但是笔不愿意好好书写犁,那么犁只有自己拿起笔。
笔与犁的问题,教员不是没有尝试过。我们刨除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部分大学停办等诸多运动的主轴,其实是用运动来解决国家极其严重的经济和就业问题,我们就单问一个问题:贫下中农真的教育了知识青年吗?知识青年能够理解真正的先进性在于劳动本身,在于改造世界,在于人本身的奋斗,而不是“仁义礼智信”吗?
在落后的生产关系中,无论食利者还是劳动者,都是落后的一部分 ,不因你是剥削阶层就升格到了先进;唯有努力通过行动来改变这个落后生产关系的人,才能称之为拥有先进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好的,现在你用这个道理来说服挑粪的浇菜的吃不饱饭的知识分子,抱歉,真说服不了。我生活品质下降了,这就是落后,这就是剥削,别扯那么有的没的,你说什么都没用。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无数的好故事和坏故事,但书写故事的权力在我的手里,所以我要拿起笔,书写所有的坏故事,用一生去反抗你。
那些好故事呢?创造了好故事的人,写不出好故事。所以那个时代只留下了坏故事。
精神的“贵族”能够理解:通过“汗水”和“付出”来改进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是先进的,而“十指不沾阳春水”、“君子远庖厨”“审美品味”则未必吗?
这种局面究竟什么时候能改变?
社会所有的阶层都学会拿起笔。
当警察拿起笔,当产业工人拿起笔,当土木狗拿起笔,当军人拿起笔。
那么除了笔一无所长的“精神食利阶级”、“愚昧人民的启蒙者”,就会连辩经的阵地也失去。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们终将获得胜利。我们不丢弃辩经的武器,是为了练笔,磨剑。
公元前221年始皇称帝,古中国的祀与戎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而嬴政宣称的万世一系还不到一纪,公元前209年,陈胜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泰山封禅是那个时代最强的辩经,而陈胜是那个时代最强的不辩经。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却是整个古中国最强的辩经陈词。
要时时握紧我们的剑,也要时时握紧我们笔,因为这个年代,我们都会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