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里平民不算人，是写法的问题还是深层原因？ 第1页

武侠世界不是现实世界，也不是历史真相，而是作者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

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满足小市民阶层茶余饭后，消遣作乐的通俗化、商业化文学作品。有人读、能卖钱是武侠小说存在的第一价值。

如果再要具体一点，具体到金庸身上，那么在金庸的江湖世界中，人物的价值观影响因素很多，既有对市场的主动投合程度、也有金庸本人的经历和人生体验，还受当时主流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影响到金庸在具体 写作中的状态以及细节的表现。从《书剑》到《鹿鼎记》，金庸的财富、地位、阅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笼统地推论出“金庸武侠里平民不算人”，是非常草率的。

以题主列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第一，黄蓉割无辜妇人耳朵。《射雕》写作于1957年，那一年金庸33岁，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任职编剧，长城是典型的左派电影公司，在此之前，金庸在《大公报》供职，在此之前之前，金庸是一个经历了战乱岁月的年轻人，因此，金庸的写作思维中，一定存在左派思想的潜意识影响。在原文中，胖妇人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身份，但其一些细节是代表着“为富不仁”、“欺压劳动人民”、“撒泼”等等负面的形象，通过黄蓉这个行事有些刁蛮、乖张的人物对剥削阶级进行惩罚，在金庸当年的思维中、写作意识中，代表着一定程度的“革命”，更代表中商业考量上对小市民的价值的投合。

第二，向问天杀人夺马。《笑傲》一书中，展现的是更多江湖人的世界，是按照江湖人的规则对待世界，向问天胡乱杀人，代表的是江湖人的价值观，一种暴力中的生存价值观，自己活下来第一，在江湖的世界里，不是平民不是人，所有的江湖人都不是人，令狐冲不会乱杀人，但他不会阻挡向问天杀人，正是对险恶江湖“活下来最大”的认同。如果我们切换到当年，写作背景也是有些意思的，那时的金庸已经不是当年的小作家小编剧了，而是《明报》的掌门人，财富地位与当年大不一样，思维上也基本不再是当年还有“左派”痕迹的年轻人。这一年是文革的第二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明报》成为左派分子重点袭击目标。此时的金庸，心中恰恰是怀着对“暴乱”的痛恨，对极左的讨厌，因此不仅在整本书中影射了对政治、对权谋的厌恶，还无意间流露出对愚昧民众的轻视。

或许，这就是题主想知道的“深层次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