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7 日，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审判者高文彬去世，你有什么想说的？ 第1页

首先：高先生千古，上海海事的学子们永远怀念您。

其次：望为了“抗日”来此发言，而抬出“中流砥柱”政党者，不要对高先生长达27年的发配农场生涯闪烁其词。

高文彬的牢狱之灾，就是英美法系教育的断代。

高文彬，上海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大学，看上去是苏州的一个教会学校，由美国新教监理会创办。但是，这个大学的校董会和法学院，却在上海。法学院放在上海的原因是，接近工部局的司法机构。又可以请法官、律师来学校兼课，又可以让学生旁听审判。我认为，东吴法学院是民国时期，不用护照签证所能读到的最好的法学院，不必加“之一”。

五二年院系调整的结果是，所有教会学校消失。东吴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五八年大跃进，华东政法学院并入社科院，不招生了。其实，四九年改成公审公判后，也不需要法官和律师了。

高文彬本人，五十年代初就倒了霉。加入国民党反动派的外交部，到东京去，把材料翻译成英文，给美英等帝国主义递刀子。就这些，没枪毙算他走运。五十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才从监狱里放出来。

如果他这几十年不在坐牢，而是在大学里教法律，那么现在的法学院，对英美法系，也不至于像盲人摸象。改革开放后，这批人即使活着，也站不动讲台了，最多只能写书。后来的法学院是怎么建立的？总设计师拨了一笔经费，叫各学科没斗死的教授，翻译了一批欧美教材。再从哲学系没斗死的讲师里头，抽一部分，一边读法律译作，一边教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法律专业学生。洋博士回国以后，发现这些自学成才的法学教授，根本是望文生义，胡说八道。于是爆发了高校的海归和土鳖之争。经济学，甚至英语专业，都是同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