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山高县在B站的第6期视频-近代日本超越中国，只是因为他们“学习西方”了吗？ 第1页

几乎所有关于日本中国在近代的对比的讨论，出发点都是错误的。

这些讨论的范式是：中日以前是相似的，之后背离了，所以一定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下面大家听我分析，记得三连哦。

人总认为自己着眼的那点东西是很重要的。非常类似于医学生学什么病就会觉得自己得了什么病，着眼之事物会影响人的认知甚至增强人的偏执。设某事物有三个影响因素abc，随机分配三个学者ABC来研究这三个因素，十年之后作报告，A认为a最重要； B认为b最重要；C认为c最重要。“划定关注范围”这件事肯定会导致关注范围内的影响力在该人的认知中被提高，以至于严重违背事实。

下面来说我的观点：中日之间的相似性不大，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大，并不明显大于同历史时期地球上任意两国的平均水平。试想是否会存在下列问题：西汉初汉政权与匈奴政权在军事实力上基本平衡，而到了西汉中期匈奴则不是汉的对手，是因为西汉政权进行了盐铁专营而匈奴没有吗？这个问题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两个国家连基本的社会组织模式、经济结构、军事制度都存在着最为根本的差异，没有对比的基础。

放到这里也是一样，在十八世纪之前乃至更早，中日就是完全不同的国家，以十九世纪末期的分道扬镳来验证在其中发生事件的重要性，显然是错误的。自十七世纪中期起，日本就已经比中国更现代了。

持中日相似论的人，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他们将文化、甚至是仅表达方式层面的文化进行了夸张，将其夸大是文明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其实不然。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文化尤其是有着明确记载的文化，大多数还是在衣食无忧的阶层中流传，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与其是绝缘的。试问日本的群众有着悠久历史的拜新年活动如下图，与哪项中国传统活动类似了？塑造了日本价值观的名剧目《忠臣藏》，数十位武士筹划数年杀死主家的仇人之后从容赴死，这又能在中国历史上找出那件事类比呢？中国的刺杀都是极个别人秘密进行、一旦牵扯面广必然事发被捉，哪有几十个人（还有几个中间退出的，竟然没去告密）开好几次会闹得满城风雨还能刺杀成功的。《水浒传》中有智取无为军的段落，二十九筹好汉白龙庙小聚义之后，杀了宋江仇人黄文炳全家之后溜之大吉，也没有坐定等着官府来捉。

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极大量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似的元素，这种本质上的不相似根本就不是用几个汉字、写几句汉诗能够掩盖的。中日的创世神话、生死观、财富观、鬼神观念等文化的重要方面的差异已经大到了不能相互理解的地步。随手搜一下“忠臣藏”。

中日在地理上和在对外关系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中国自汉以来直到明末（元跳过），都可以认为是农耕——草原二元帝国，从北方（和西方）包围农耕区的游牧民族的威胁是一贯的，这种威胁塑造了中国文明近两千年，很多巨大变革都与和游牧民族的互动有关。中国农耕区纵深极大，大山大川极多，需要更强的组织能力以便开山修路筑水利。而这些对文明决定性的塑造因素日本都是不具备的，就决定了日本的社会组织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以江户时代与相对应的中国时代（明晚期至清晚期）来看，日本在政治和商业上明显更为开放自由、更加富于讨论。读几本清史，再读几本江户时代日本史，正常人不会觉得这两个国家的组织模式有什么类似。忽略了这些根本的区别，将日本与朝鲜、越南（尤其是北部）并列，认为在十九世纪中期改革之前日中相似，是完全荒谬的。简单贴一些资料：

《日本的世界观》

上述种种说明了日中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一些反面看法必须补充，即强调日本人通常对中国抱有矛盾心理，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日中关系的不寻常。日本文化处于中国文化轨迹之上，但日本人在宗教、诗词、美术等方面的偏好，使他们对中国输入的文化有保留地进行选择。在政治社会制度的形态方面，中国模式更是很快便被修改得难以辨认。
正如基恩先前提到本多利明的话，杉田的回忆录、日记和对话清楚地显示日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汉学支配的时代已经结束。汉学有时是错的，例如在人体组织方面；有时又不切实用，因为它通常和保守主义、愚民政策相联系。在1775年的一次对话中，对谈者向杉田提出异议：
你看，朝鲜和琉球虽然都不是中华，而且相距颇远，但它们的书籍均用中华的文字写成，又接受了相同的圣人教化。你现在教授的医学知识，是来自世界西北角远离中华九万里的国家。它们的言语跟中华语言迥然不同，它们对圣人也一无所知。它们甚至是蛮夷国家中最边鄙的国度，风俗殊异。它们的学问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杉田回答说：华夏人惯于鄙视蛮夷，但你瞧，现在是谁统治他们呀！无论如何，全世界的人总是相似的，而彼国亦不过是东海一隅的小国。真正的医学知识必须有普遍的基础，而不能根据少数人的智慧。此外，实验证明，圣人关于人体结构的书是错误的。这个证据说明，如果轻视荷兰人或者他们的学问，实在是大谬不然。
杉田从他的翻译中学到什么呢？芳贺彻教授提出五点重要的教训：一、中国人是错的；二、传统的学问无论看上去多么权威，也不能盲目迷信；三、医学必须根植于人体的实际和生物学知识；四、从这一点出发，人人都是平等的；五、因为人人平等，医生必须学会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这五点都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但从长远来说，却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兰学者从此可以预言，面对西方优越的知识与技术，幕府保持日本与西方隔离的政策注定失败。此外，杉田在哲学或社会方面得出的平等结论─他所持的这些结论和其他一流兰学者共通─与德川幕府的官方政策直接对立。杉田在日记中记录了某些被怀疑的教士所受的惊人不公和暴行。在行医时，他的所作所为也实现了平等的原则。这一行动的政治后果在他辞世（1817年）后二十多年就出现了。那时，保守派借口一些兰学者是潜在的颠覆分子，施加公开的迫害。

这段1775年的对话，表明在当时符合近代化的理性观点已经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逐渐生发了。

《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江户日本》

这本书更是有趣，建议全文阅读，看看江户时代的各阶层社会思想潮流与同期中国有什么类似。

同时代的清上层，

两国的上层阶级究竟在价值观上、思想倾向上有什么相似性？我看不出来。清代贯穿始终的就是满汉问题，整个国家耗费了极大量的成本在这个问题上，而江户日本没有这个问题，又怎么能说两国有多高的相似性呢？

综上，中日两国的差异性极大而相似性极小，对中日之间相似的夸大是被两国文化表现方式上的相似所蒙蔽的结果。在此错误基础上的讨论都是错误的。此错误的产生分为两步：先将文化表现形式上的一致性扩大为文化的一致性，再扩大为文明的一致性。通俗地说就是：你跟我用一样的字，那我们的思维就类似，再进一步我们的国家就类似。错误显而易见。

如果非要说的话，我认为江户时代至明治的日本更类似于稍早一百年欧洲的岛国及沿海地区。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从江户时代起，以江户城的发展为表征，日本社会就已经悄然开始向近代化方向移动，而明治维新本身只是最后的总攻冲锋号罢了。所有从幕末才开始的审视都忽视了这个基础。1860年代的日本，如同一个上进但找不到老师的学生，直到黑船上门。

还有人要和我扯什么几大强藩与幕府之间的军事斗争，很简单地对比，辛亥时某省要革命，是先要杀进督抚衙门砍了大员脑袋的。这种问题懒得回复了，把明治时期日本近代化进程放在世界上对比，简直是太文明太顺利太温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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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了很久，一直挺唬人，直到他们谈到了你擅长的领域，例如山高县谈到了明治维新，一拍大腿“明治改革不就是我们新王朝建立，皇帝统统改一下，和西方没关系啊”，复读初中课本然后加一点中国人都知道的中国历史，这就成功解读了明治维新啊。。。

明治维新是一场以塑造西方式现代国家为目标的社会革命，这个基本上历史学界的共识了，而日本主导早期现代国家研究的是劳农学派，很明显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左翼派系，说实话日本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阶级斗争研究日本历史可比中国强多了，别老发明历史了，多看点书不好吗？

明治维新包括政治架构、身份制度、经济产业、军事组织、外交政策、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的全面改革，除了神佛分离和祭政一致确定政教合一体制外，其他所有改革都是以西方先进国家为目标的，这些改革都是突破了亚洲国家千百年的历史而创新的。而明治维新最终是以80年代末的明治保守主义崛起而逐渐衰落，以采用德式宪法、法式民法和刑法、美式商法，而建立日本现代法律制度而最终结束——明治统治阶级确立了社会运行的规则。

很多人谈阶级斗争和利益大洗牌之前，先看看戊辰战争打倒的朝敌们都是什么待遇。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投降后70万石大名，建立虾夷共和国的榎本武扬直到明治维新20年后还担任大臣，反对派立的东武天皇甚至是侵略台湾的先锋军军官，死的时候追封大将。。。。

而所谓改朝换代、阶级斗争这个和消灭武士制度、四民平等的身份制度改革有一毛钱关系？领导明治维新的领袖们可大多数是中下层武士，支持戊辰战争的暴力机构也是中下层武士组成的天皇军。废除武士特权很明显是违反阶级利益的，自然是根本没中下层武士支持的，难道还要扯明治政府的暴力机构自己革命自己？

而当时的亲武士的明治领袖主流态度是征兵以武士为主并且通过侵略战争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些措施统统没有实现，连西乡隆盛本人都下野了。而身份制度改革自然也不是所谓暴力支持的利益大洗牌，而是最终政治斗争胜利的明治政府领袖过河拆桥，先是在1869年将中上层武士和下层武士分为士、卒，并且接管武士薪俸赏赐，1872年将各个下层阶级统一为平民，1873年将武士重组为士族，而同时进行的是就是三个阶段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逐步削减旧武士特权，最终到了1878年旧武士终于联合起来大规模叛乱的时候，旧武士反抗力量已经被大幅度削减，根本对抗不了明治政府组织的全民军队了。

按照很多人的简单思路，下层武士领导的改朝换代，怎么可能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反而是下层武士阶层呢？反而是被推翻的上层武士基本上是保障了特权，相当多的成员进入了下一个时代的统治阶层。

首先是王政复辟是改朝换代，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出来，毕竟是西南寡头取代了幕府集团寡头的统治。但是，对于明治维新解读为社会利益的巨大洗牌这很明显是错的，更别说什么西南藩镇武力作为后盾推进改革了，要知道整个戊辰战争中天皇军杀敌也不过4000人，这简直太惊人了吧（滑稽）。而明治维新恰恰是以承认旧政体利益集团的利益合理性著称的，也就是妥协政治，大家可以自行搜索那群旧藩镇领主的下场，中下层武士是被战略放弃的，但是大量上层武士阶级成员都转轨到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实际上明治政府是以低成本换取共识著称，并且通过隐性手段来减轻负担（如通货膨胀），熟悉的人还可以在1945-1949年改革找到相似点。反而是中国一改朝换代就死去千万人，反而是往往没什么进步，当然很多人只懂中国历史啊，不代入中国历史根本看不懂外国历史了。（如果很多人对右翼修正主义历史学很了解的话，会知道保留旧利益结构、甚至是保留君主制被认为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为这会降低改革成本，失败者不惧怕被清算，而且君主制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并且提供普遍的调节机制，这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原因。）

如果懂日本历史的话，会知道1867年德川庆喜已经大政奉还了，实际上改朝换代是零流血实现的，而天皇政府却还要在第二年发动戊辰战争赶尽杀绝，不懂这段历史能说出来明治维新推倒旧利益重来，那也是没办法。事实上，幕府早就在1864年失去了实际中央权威，而幕府的权威还在不断下滑，当时的斗争焦点已经成了德川家族是不是要成为中央政府建立的地方联合议会的第一议员（议长）。大政奉还后，按照当时的妥协方案，德川家族将以第一贵族的身份参与天皇政府，然而当年孝明天皇突然暴毙，新皇明治天皇的登基给了西南藩镇机会，于是靠着天皇秘敕组建了天皇军进行讨幕。所以戊辰战争的本质是西南藩阀武士和德川庆喜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均而已，德川庆喜很快就放弃了抵抗，这使得新政权权力全部落入西南藩阀手中。

而幕府被推翻不意味着清朝不能被他推翻啊，两个都是两百多年的政府了。这就涉及到了日本幕府和藩镇之间的地方竞争，萨摩等藩镇通过不断吸收外来技术以增强势力，并和幕府展开治理竞赛，最终尊皇倒幕。而清政府内部的地方竞争则是没有出现质变，最终结果是形成各个地区实力相近的寡头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了共和国建立以后。

进一步可以引出来日本对外的了解一直远高于清朝，包括兰学的兴盛、俄国的威胁、长崎带来的荷兰情报等，这导致幕府改革实际上速度也远远快于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实际上50年代末的井伊直弼改革力度就比百日维新和清末新政还激烈得多了，那么可以看出来日本改革速度一直是领先清朝半个世纪以上。

另一方面可以分析，日本幕藩二元体制下的政治博弈，这在18世纪末以来天皇崇拜不断兴起后引入了宫廷势力参入政治博弈，这使得藩镇可以通过向上和宫廷结盟，来解构幕府中央权威，这就使幕府的中央权威衰落，1864年后幕府实际上已经降格为首藩，而1867年大政奉还后幕府将军本人只能作为首要贵族参与复辟的天皇政府议会，最终在第二年被天皇政府所击败并兼并。

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还可以参考日本劳农学派（即劳工、农民），甚至还可以从中看出来幕府-明治政府的经济连续性。那么实际上可以从经济上考察幕府治理的衰败和商品经济的关系，进而根据经济基础来分析政治制度的演变。同时，还可以参考外部贸易的引入导致的经济萧条，如何使得幕府和大部分藩镇的经济基础不断受损，而西南藩镇则通过改革而不断加强，最终导致了王政复辟和之后的废藩置县。因为这根本上来说是封建关系无法适应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外贸经济，封建制度下的多层土地控制普遍不利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大多数精英受害，地方藩镇普遍自愿交出土地来换取政府补助，这使得日本的行政改革和国土整顿速度都远远快于预期。

单纯一个幕府被明治政府取代了，就可以推出来日本改革不过是王朝兴替，远远忽视了历史事件背后的巨大社会推动力量和演变进程。既然日本王朝兴替、重塑利益关系就能改革成功，那150年前中国人民就推翻清朝吧，中国经济水平像日本一样直追西方国家吧。

第二个问题是地租改正条例，这是为了统一全国税率以减少征税成本，促进资本积累。很明确的一点，地租改正和后续改革中是几乎没有重新分配土地的——因为不利于资本积累，同时创建土地市场以确立产权、促进要素流通和资本积累。而历史上的多重所有权被去除了，确立现代的私有独占的所有权结构，这个过程在欧洲实际上是类似于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持续影响。而武士、贵族、僧侣的名义土地所有权被取消，历史上模糊的租赁土地实际上直接被划分给地主了，现实中其实是租赁者和地主共享的土地，这都导致了土地集中化。而中国和日本过去的土地改革从来没有进入到现代化的产权确定环节，“莫非王土”其实就是多重所有权结构，恰恰是明治维新的地租改正、废藩置县所要消灭的。

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明治维新是为了获取稳定而低成本的税收来源，而工商业税种都是很容易受到经济运行和外部冲击的影响，并且幕府签订的开关条约禁止独立提高关税，所以唯一可靠的来源是农业税。土地检定的背景是幕府执政时期以低税率鼓励拓荒，加上存在着大量山林，所以税率分布不均，这产生了巨大的征税成本，而明治政府将其统一征税，就可以降低征税难度。在农民和政府的斗争中，最终地租的实际规模是土地价值的3%，这样子虽然比原定的要少了1/3，但是高效率征收的结果还是达到了政府预期，这样就在80年代完成了地租改正的改革，后续的山地林地检测一直持续到90年年代中期。

打眼一看这不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开国搞得检地令嘛，又有人开始吆喝了，实际上除了同样是检测土地，日本地税改革和中国、日本史上所有土地改革都不一样。日本地税改革是以土地价值为标准进行征税，这是间接税中的财富税，间接税种有利于抑制消费并且促进投资，这样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管是中国的检地还是日本过去的检地，目标都是以征产量税为主，这是直接税中的收入税。而间接税的征收难度要低一点，尤其是全国统一税率，大大降低了成本，这样就依靠提高效率而实现了政府、农民双方的妥协。而全国平均来看的话，其实农业税率是下降的，整体大概是下降了一半，所以是降低了农民负担，农业经济在明治实际是以接近2%的速度增长的，这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改革。

而明治政府如何通过农业进行初始资本积累，以及之后的产业政策如何促进了农业积累——大量农民破产、土地产权集中、租赁土地增加等极负面的特征，这在中国目前好像还是没有专著来论述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明治政府进行了大量错误决策而消耗了有限的财政资源，加上一些旧贵族的债务负担，被迫采取自由化的紧缩政策，导致严重通缩，大量小农破产而土地集中，有利于地主进行投资活动。另一个改革是改两为元，由于有限承认或者不承认旧币种，很多资产从富有者身上转移到了政府，大量债务被取消，而持有旧币种的农民则遭到巨大打击，因为他们的财富都被隐性的夺走了。这些改革都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在两方面进行分配，从消费者转移到有意向的潜在投资者，这才是日本政府早期资本积累的历史。

而日本明治维新的不彻底处就是在于制度改革的弱点，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自上而下改革。明治维新为了维持权力，在80年代限制了民权运动，在90年代开放的选举中，只有1.1%人口拥有普选权，1900年开始逐渐放宽，直到1925年实现男性普选权。而在1878年的郡区町村編制法以及后续的明治宪法，确立了基层单位自治（村、町等单位选举领导）。一方面是放开选举速度过慢，一方面是选举自治，那么就会导致富有者操纵基层议会，而土地分配不均、租赁土地这些非经济因素的残存就会不断强化。加上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增税以及其他施加的税收压力，这样财政就会不断转移到弱势的小农身上，最终导致土地越来越集中，贫富差距增大。

而日本官僚政府在80年代、90年代和20世纪之交都进行大量地方改革，都无法扭转这一趋势。到了1920年代就出现了70%农民没有土地或者需要租赁土地的现状，也就是所谓的军国主义温床，这一直维持到了二战以后。然而这个事情不单单出现在自上而下的日本明治维新，大多数弱势农民缺乏社会力量是世界普遍现象，从而导致巨大贫富差距，这个即使是法国革命和东方大国革命都没有改变这个问题。所以，明治维新的自上而下不彻底是只有中国人才这么讲，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根源在于所谓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体导致了农民的社会力量弱小，只要想想法国革命和东方大国革命改变了绝对主义政体和农民群体的社会力量，就明白了农民劣势的真正根源了。而中国历史学界对现代日本的研究基本不入流，你学初中课本叫来叫去，也只能欺负没看过外国研究的人了，实际上真正的外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的深入得多了。

第三个问题是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改革，主要是外来冲击产生剧烈经济萧条，使得各藩镇财政普遍萧条，放弃封建权利换取稳定的政府收入也是普遍受到欢迎的；这也有明治政府的手腕高超的因素，毕竟从府藩县三部制、藩制职制、版籍奉还、藩政布告到最后的废藩置县，这种改革都是渐进性的，废藩置县不是暴力改革，而是三年内先后进行五次小规模改革的快速渐进改革。而每一次改革都获取足够支持并压倒反对派，先是拉拢家老分割藩主权力，后是拉拢中下层武士使得权力下移，最后赎买封建所有权。而这种封建制度过渡到中央集权也是欧洲近代的普遍发展规律，如果了解法国中央集权的话，大概会发现日本废藩置县和黎塞留-路易十四中央集权改革是类似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靠渐进改革来实现现代行政划分制度的。这也是让欧洲人震惊的地方，日本改革速度简直是无敌啊。

相比之下，幕府之前也试图整顿控制体系，例如加强江户-大阪的商贸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天保改革。而天保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忽视了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分权的崛起，这是改革速度差异的主要因素。

传统上德川幕府控制江户、大阪和京都三大都市，并且通过行会制度垄断创造商业群体的支持者，这就是所谓的采办体制。江户早期的日本商品经济发展历程是，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季节性移民到城市进行打工；中后期则演变为农村的制造业和商品经济的兴起，农村和地方商人以绕过幕府的支持的行会获取利润，同时这也受到了财政处于困境的藩镇支持，事实上形成了大量藩镇经营的企业，形成了藩镇自身的专营制度，那么藩镇为了获取利润就会避开大阪——从而使得幕府经济管制废弛。例如，倒幕运动急先锋的长州藩本身的财政显示，非农收入大概和农业收入是相当的，尤其是考虑非农业的税率是农业税率的1/4。

所以天保改革的经济纲领实际上是幕府支持的垄断行会与农村自由发展的商品经济、藩镇经营的企业之间的对抗，而幕府的管制是不利于且无法对抗商品经济。幕府三大改革的经济措施全部失败了，是因为反对者（农村生产者、地方商人和藩镇）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进程演变所激励，实际上幕府连控制农民抛荒都做不到。而幕府的经济改革措施是削减开支——降低对于商品的需求，通过降低商品的边际利润，从而使得农村流出的移民的预期收入降低，最终使得农民继续种植农业。同时解散了垄断的行会制度，当然这是为了幕府自身的专营制度铺路（最终没有落地，因为被各藩所击垮了）。改革果然失败了，因为大量商品从江户转移到其他城市，价格管制导致了巨大的城市物资短缺。

而进一步来说，幕藩二元体制实际上创造了地方分权的土壤，而更接近地方经济的藩镇实际上获取了更多信息，藩镇政府就更有可能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例如，日本大藩加贺藩就在19世纪初期做了很多经济创新措施，当时亚麻线生产者取得了预付款被迫将商品低价卖给付款者，而付款人进一步转售给加工者。加贺藩政府先是进行了金融和市场体系的改革，并未奏效；进一步尝试引进布料制造的方法，并且在1820年建立了纺织加工产业，随后才成功建立起了金融和市场措施的安排，1828年最终成功直接在终端市场的江户建立起了营销处，到了幕末时期已经能年产百万件衣服。

所以幕府所依仗的集权式官僚系统在促进经济方面是更加低效的，只能依靠蛮力镇压，而一旦镇压就会塑造其广泛的反对阵线。而实际上佐贺藩这些成功利用经济发展历程的藩镇也是支持幕府的，一旦暴力推进改革，就会大大增强讨幕派的势力，反而使得自己的支持者大大削减了。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德川齐昭等人反对水野忠邦的暴力改革，因为这是削弱幕府自身的根基。

而幕府也不是没有进行其他尝试，一个是强硬路线，一个是间接路线。采取强硬路线的是井伊直弼，他是一个坚定的开放改革派，并且通过地方改革成功振兴经济而受邀，他很明显意识到了幕府之前的改革失败在逆反商业发展的潮流并且对抗不可逆的开放过程。那么改革思路就很明显的，激进的反对派直接摧毁或者镇压，内部的反对者统统禁声，通过开放引进技术和促进经济快速扩充幕府实力而逐步缓解强硬措施的负面性，然后他于1860年被天诛了。

另一个间接路线就是利用对外开放了，通过控制对外贸易，以增强收入，进一步建立全国性贸易体系，那么幕藩实力就会发生决定性的逆转。为了避免“全国货品短缺”，井伊直弼在1860年初领导建立一个贸易配额机构，将出口品都出售给幕府控制的贸易配额机构，很明显井伊直弼打算将其取代各个藩镇的贸易组织，从而实现贸易垄断。很明显这遭到了贸易相关的商品和藩镇的反对，同时他们得到了美国大使馆的支持，幕府被迫允许直接对外贸易。而1862年，幕府又试图通过出口配额控制外贸，导致了贸易规模大幅度下降，藩镇和外国领事联合反对这一计划，幕府不断退让最终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下关战争的四国联合舰队在江户进行示威。而很快萨摩-长州就开始公开对抗幕府，这使得德川庆喜转向依赖于法国进行大规模军备竞赛，直到拥有军事优势的西南藩镇彻底击败了幕府军队。

而至于明治政府在废藩置县后建立的府县制，并且在1878年推进三兴法确定了基层自治、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现代行政划划分。明治政府的中央架构则很明显是学习西方的，执行机构的公务员体系很明显是学习俾斯麦式官僚机制，当然也有法国公务员集权体系和英国的文官考试。1869年先是建立了太政官（类似于首相）为主和大藏省、民部省等机构。1871年废藩后形成三院制，正院（类似于内阁）、左院（行政院）和右院（立法院）。1875年建立大审院（最高法院）。1885年进一步取代太政官确立总理大臣，然后在1889年通过宪法并且建立议会，成功建立了代议制民主的君主立宪政体。而法律则很明显是学习法国的，1882年参考法国建立刑法，1895年确立民法。

在最开始的时候明治政府还试图通过古老传统来缓解保守派的攻击，因为太政官等职位都是可以联系到古代的王政时代，这使得王政复辟在当时人看来拥有古代色彩的一面。而实际上这些新建立的政治机构是完全现代化的，通过渐进的方式从西方发达国家借来，以提高政治效率，最终塑造现代国家，完成资本主义的改造，而不是单纯的政体变革，只有成为现代国家，日本才有可能改变过去过去积弱贫穷的历史，避免被西方国家所统治。

美国历史这种知乎专门研究的是少数，而美国经济史基本是上个位数，天天胡吹没问题。前几天入关人谈欧洲历史，就被教训了，欧洲历史的爱好者就太多了。而随便一个日本近代事件放到知乎一搜，少则几个多少几十上百，这个时候你胡扯肯定就被人拆穿了。不过，东方大国这么一筛选，只能有山高县这种复读初中课本和中国历史的人留下来了。

不会真的有人以为山高是因为辱美而被封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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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si-yu-47 网友的相关建议: 
      

第一层以为在说日本

第二层以为在辱美

第五层知道在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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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将于9月19日举行。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应共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两岸各界应多做有利于增进了解、增信释疑的事。”在此，我们对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王金平率国民党代表团出席活动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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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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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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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o-qia-ma-ke-zhi-gu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当嵩县说他要谈历史的时候，他谈的永远不是“历史”，而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弄明白这一点，是听懂嵩县那一堆绕山绕水九曲十八弯的关键。

说实话，这一期大概是嵩县最隐晦，最艰深的一期，因为这一期他谈的问题，实在是非常的苦涩。

历史周期律。

和大多数人的刻版印象不同，嵩学从来不是什么“乐天派”“极端民族主义者”“主战派”“扩张侵略”。嵩学的深层次逻辑，是悲观，以及在悲观预期下，基于失败之后的策略展开思考。

未虑胜先虑败，是他思考的主要形式，和大家的一般观感不同，嵩县私底下非常热衷于使用一些看上去幽默风趣的说法，去谈论最苦涩的话题，比如西南外交的连续失败，比如中华文明的边缘地位，比如敌强我弱的形势，比如失败之后的结局，比如我们退无可退之际，可以退到哪里，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评价。

这些才是他的主要思考方向。

我在向他安利战锤40K的故事时，讲到波澜壮阔的大远征，然后是帝皇在黄金王座下的宏伟工程，刚刚开讲他就打断了我“宏伟工程不可能成功”，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战锤系列。你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多么悲观的人。

更残酷的是，他的断言是对的，宏伟工程失败了，网道战争一败涂地，伟大如人类之主，在这场战争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知道。”

言归正传，嵩县的观点是，企图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行为，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连历史周期都无法走完，正如人类帝国，大远征看似辉煌壮烈，但实际上持续时间也就两百多年，而帝国时期看似风雨飘摇，但已经延续了万年之久，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在他看来，生存本就是一种侥幸，切不可将其当作常态，因此与其皓首穷经去研究极有可能并不存在的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方法，不如苦练当和尚撞钟的本事，续到对手都倒下，然后坐收果实。

因为上一场冷战的胜利者就是这么干的，实践证明这一招是真的有效。

历史周期律这个东西客观存在，这与你信什么教或是施行什么政策无关，它纯粹是社会结构复杂化的产物，当社会结构的总收益已经不足以支付维持社会结构本身所需要的成本时，轰然倒塌或者慢慢死去都必将到来，你信奉的教义，行使的政策，只是决定了你复杂化的方向和复杂化的形式，它并不能避免复杂化本身，就像宇宙终将灭亡一样，一切都有个尽头。

不是所有问题都有一个答案。

但我们至少可以设法缓解它。

承认历史周期律难以避免并不丢人，如果失败不可避免，那就应该仔细思索失败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或是在失败终将到来之前就未雨绸缪，哪怕我们最终没有失败，而是获得了胜利，为预期中的失败所做的事前准备也不能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

储备粮没有吃进肚里，终究不是一件坏事。

这就是他一直高呼扩核甚于造舰的原因，因为扩核是失败者的底牌，造舰是胜利者的特权。

还记得他最初谈论为什么必须掌控马六甲海峡的原因吗？

“在下一次衰退周期到来之前，打出足够的缓冲空间，保住本土基本盘。”

你品品这其中的苦涩。

再次偏个题，战锤40K里有这么一段话：

人类帝国是能够想象到最为完美的统一景象。帝皇和他的子嗣们奋斗了两个多世纪使其成为可能。但如果它失败了...如果它失败了，就只剩下绝望了吗？就只能瘫倒在地，呼嚎着咒骂整个宇宙毁掉了这个蓝图吗？

亦或应该重整旗鼓，启动后备方案？

是否应该向命运展示还有另一条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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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这一期在我眼里没有之前几期出彩，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

因为“明治维新不能和洋务运动”相提并论，这几乎是知乎上广为流传的观点了。实际上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除了时间上，几乎没有什么对应的地方；日本和中体西用对应的应该是和魂洋才（从名字上听起来就很像），和洋务运动对应的是幕末改革；至于要和明治维新相对应的中国历史，最早也是清末新政——至少从那时候起中国人都知道要改革了；最晚得到五四运动了。

山高县说的新朝红利都没有错，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不足以单独做一期。实际上，为什么日本的和魂洋才、幕末改革能比清朝早，为什么日本能迅速在黑船之后经历尊攘、倒幕、维新，这才是更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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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超越中国就是学习西方，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局，过去天朝所有政治逻辑全部被打破，诸葛再世武穆重生，都不可能打赢鸦片战争。打了肯定败，肯定要签不平等条约，关键是如何和洋人打交道，学会该学的东西。太平天国的评价能够达到今天的程度，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日本能够成功学习西方，首先，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

日本自从镰仓幕府开始，就是军事贵族统治，而在中国从两汉开始，就是经学治国了。军事贵族的政权合法性在于血统和功业，而古代天朝的政权合法性在于尊奉经学大师们建构的意识形态，同时给予经学大师们良好的待遇和阶级跃升通道，让各地有志之士用经学来为朝廷维稳。

日本大多数的土地，都是由幕府天领、大名及下属的各级家臣的封地，由村社本百姓耕种。日本的寺社僧侣、朝廷公卿，虽然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但是拥有的土地很少，皇室公卿约十万石，寺社约四十万石，加起来不及一个强藩。从幕府将军、大名到各级家臣，军事贵族在日本社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中国明清时期大多数土地在宗族和官僚手里，所谓的耕读世家，宗族普遍根据经学建立宗祠，研究经学做题考科举，成功的可以成为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纳妾，使宗族人口增加。土地拥有者普遍都是经学的既得利益集团，儒家经学大师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即使是满洲军事贵族，当后代武力退化以后，要做官也得学经学。

日本表面上也有儒家，但这本质上是强调下级武士对领主的忠心和服从的尊卑体系，从来没有一个庞大的儒家大师阶层，幕府和大名自己办学、民间也有私塾，内容广泛，从儒家到兰学都有。而天朝的儒家则是一个靠科举制度维系的宗族体系，是维系几百万平方公里上亿人口的基本共识，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晋升通道，无数人靠经学吃饭。全面学习西方在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得推到重来，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阻力远远比日本大得多。

清朝时期，十三行商人和英美商人往来很多，晋商在俄国有很多业务，徽商也和日本有商贸往来，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一切并不感兴趣（朝廷也不许他们随便乱说），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被经学洗脑过的。

日本明治维新确实存在新朝红利，但是只要推翻幕府就可以了，一次并不激烈的改朝换代，让一批原来的权贵靠边站，就可以获得新朝红利，毫无负担地破除陋习、求知识于世界。而在中国，推翻满清王朝还远远不够，必须把千年来的圣人经学全部推倒重来。

其次，学习西方起步不同

由于经学的束缚，林则徐和魏源的开眼看世界，水平仅仅相当于18世纪的日本兰学家。

1720年将军德川吉宗就放宽了锁国禁令，只要不涉及传教的西洋书籍是可以引进的。整个江户时代，日本一直有很多世代相传的兰学家在研究西方的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医学测绘军事等科学技术和欧洲的政治体制国际公法。幕府颁布的《异国船打拂令》就遭到了解国际惯例和公法的兰学家的反对。日本比中国更加懂得如何与西方国家开展正常的交往。

18世纪后期，日本兰学家就开始做电学实验，莱顿瓶成为一种很受青睐的新奇事物。地球仪和世界地图在当时的日本根本不是新鲜事物。志筑忠雄1798年翻译的西方物理学著作就介绍了牛顿定律，重力引力等术语沿用至今，桥本宗吉1811年出版了日本首部电学著作《阿蘭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中国大约在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才达到这个水平。

鸦片战争以后，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开办的“集成馆事业”，就已经在尝试纺织、钢铁、玻璃、造船等工业了。佐贺藩主锅岛直正成功仿制阿姆斯特朗炮，并建造了日本第一艘蒸汽船凌风丸。而德川幕府也并不守旧，在幕府最后几年已经在接受法国的援助，也在搞近代化改革，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穿上了拿破仑三世赠送的西式制服。

清朝的洋务运动经常被拿来和明治维新对比，但是实际上充其量也就是明治维新前萨摩佐贺长州等藩的军事改革水平，海军靠买买买还能勉强一战，陆军则只有万国牌装备和古代不一样，组织训练和战术水平连戊辰战争时期日军的水平都不如。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对学习西方才勉强达到了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的认知水平。而在军事上差距更大，各镇新军始终带着湘军的色彩，跟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军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最后，两国完全不同的基层治理

日本是领主层层分封的典型封建体制，基层治理和动员能力远远超过中国，战国后期大名交战，动员的兵力已经相当可观。而在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残暴却松散地统治着原子化的宗族和小农。日本战国以来的农村村社自治、城市商人团体的基层自治传统更是中国古代所缺乏的。

封建体制下，很难像中国古代那样爆发大规模的流民和甚至暴动，德川三百年只有岛原起义规模较大，放在中国根本不稀奇，这样的长久和平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太阁检地对土地人口的清查也是中国古代很难做到的。德川幕府能够成功禁教的背后，也是对基层的掌控能力，而大清朝对各种白莲教屡禁不止，太平天国之前的两广宗族土客械斗和拜上帝会根本无法管理。

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介绍了日本在江户幕府时期，对森林的良好保护，我大清连辽东龙兴之地都封禁不住，热河围场的树木、野兽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就几乎全部被汉民采伐捕猎殆尽。

日本幕府和大名提供的社会服务要明显好于天朝读经学的官僚，作为回馈，能够从基层汲取资源的能力也远远强于天朝。幕藩体制下，幕府虽然越来越腐朽，但是各藩对于各自的领地内，仍然有着很好的治理和动员能力。创办了很多近代化事业的萨摩藩和佐贺藩，人口都不过几十万，而且还要维持藩主的奢靡生活，中国一个几十万人口的普通州府，根本做不了这些。同样的农业社会调查土地人口征收农业税，日本德川幕府和大名的效率远远高于明清。

日本的商业传统也是中国古代根本无法想象的。葡萄牙人在战国时期惊喜发现堺是和威尼斯类似的自治商业城邦。商人可以向武士甚至大名幕府借贷，武士也虽然会各种手段赖账，但是绝不可能像天朝官僚那样把商人随便按一个罪名就可以往死里敲诈勒索。在天朝朝廷向商人借钱那是重蹈周赧王债台高筑的覆辙，那是亡国之兆，在经学中是大忌。朝廷对商人只有百般防范和压榨，读经学出身的贪婪官僚各种雁过拔毛，随时准备将其财富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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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清楚，是成仁取义的汉室儒家，还是尸位素餐的满洲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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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di-81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一个小学校长，基层领导，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尚且不能维护自己和同事的合法权益。更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在这个别人打你你只要还手就算“互殴”的时代，其实在变相鼓励这种地痞流氓的滋生。

张三跟你寻衅滋事，你不还手就挨张三欺负。张三大不了进去几个月出来接着陪你玩，反正他烂肉一坨没什么在乎的。

你就不一样了，有头有脸有工作有孩子，你跟张三耗的起么？你不还手挨他欺负，你还手你跟着一起进去，前途人生跌落到张三一样的水平。什么?你要依法办事把他绳之以法?人家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要帮你接孩子，顺便在电话里感叹一句嫂子真漂亮。

扫黑除恶，除了要把那些人渣全装进去。更重要的是隔绝黑恶势力生长的土壤。

我们需要各种法律条文，来明确公民的权利。

让公民遇见这种人的时候，不用怕什么，也不用顾虑什么。

板锹拍他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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