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胡万冤枉张牧之吃两碗凉粉，牧之会怎么处理？ 第1页

胡万不敢。因为张牧之真敢当场崩了他。

为什么胡万会找六子下手？因为只有六子单纯才会跟胡万这种流氓剖腹证粉。

换其他人肯定就直接把胡万崩了。

我看很多答案，都没明白一点，只要你还提到粉，那你一定上道了。。。

问题的根本是粉么？是粉店老板么？是吃瓜群众么？

问题的关键是胡万。

你一枪把胡万崩了，粉店老板自然就承认你只吃了一碗粉是胡万逼他冤枉你的。

作者：江月从要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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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最右

谢邀。嗯，我在最右看了个神评是说如果诬陷的人是张麻子会怎么样，给你看看。

胡万:“你吃了两碗粉,就给了一碗粉的钱。”

张麻子把枪一拍:“放他妈的屁,老子吃了六碗粉!小二儿过来,你说我吃了两碗还是六碗。

胡万:“???等等,不管你吃了几碗,你为什么只给一碗粉的钱。

张麻子:“谁说我只给了一碗粉的钱,我他妈一分钱都没给!”

胡万:“???这这这,你来鹅城是为了求公平,那你为什么吃了六碗粉,一碗粉的钱也不给?”

张麻子:“那你说我该给多少碗粉的钱?

胡万“六碗!”

张麻子“那你为什么说我吃了两碗!我到底是吃了两碗粉还是六碗粉!”

胡万:“…别管你吃了几碗,你都要给钱!”

张麻子“那老子一碗也没吃!”

胡万:“你明明说你吃了六碗!”

张麻子:“那你为什么说我吃了两碗!你耍老子,你想死?”把枪一拍!

胡万：我,我不知道你吃几碗,但是你吃了就得给钱,这是公平!”

张麻子:“你他妈不知道老子吃几碗就说老子吃两碗,你敢诬陷县长!带回衙门,老子就要给鹅城找个公平!”

几天没登知乎，一打开

朴树还没火，许巍还没火，我要火了，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的喜爱，虽然我也只是搬运了别人的回答，如果有什么侵权的，请原作者联系我删除啊！

最后一次更了，更完不久后，我就会删除这条回答，因为被人举报了，最右也卸载了很久，找不到原作者，所以只好删除这条回答，谢谢大家。

再更，我重新下回最右，费劲千辛万苦又找到了原作者，并且获得作者同意转载。

穷不跟富斗，富不跟官争，这是自古的真理。即使在鹅城，黄四郎在面上也要服管，也要客气的叫个县长大人，只是背里地才弄出些小动作害了前几任的县长，所以胡万绝不敢这么做，即使这么做了，张牧之什么人，有一百种方法应对。

一、胡 万：张老爷，你刚才吃了两碗粉，只给了一碗的钱。

张牧之吹了个口哨，几个兄弟现身搂着胡万：你说的啥，你再说一次。胡万腿软尿了裤子。

二，胡 万：张老爷，你刚才吃了两碗粉，只给了一碗的钱。

张牧之不搭理他，叫人把黄四郎请来了，然后问黄四郎，你的手下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麻烦黄老 爷给我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黄四郎赔个笑脸，揍胡万一顿。

三、胡 万：张老爷，你刚才吃了两碗粉，只给了一碗的钱。

张牧之：我TM吃几碗用TM你告诉我，老板收我多少用TM你管。

胡万语塞。

四、胡 万：张老爷，你刚才吃了两碗粉，只给了一碗的钱。

张牧之：那边桌子上的老汉吃了几碗。

胡 万：好像是一碗吧。

张牧之：那张桌子上的大姐吃了几碗。

胡 万：可能是两碗吧。

张牧之大怒：这么说你不是来吃粉的，是来监视我的，你要干什么，你要谋害县长，是谁派你来的，你有什么目的，你还带着枪，你要和我火并。是受谁的指使，你们黄老爷还是城外的麻匪。胡万里外是嘴说不清了，这时已经因为通匪进了大牢了。

总之，方法多多，看了很多回答，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张麻子会和黄四郎斗嘴，但是绝不会和胡万斗嘴掰扯，因为身份不对等，认真他就输了。你指望讲理耍小聪明，就着了他的道，张麻子对胡万就是一个字，横，你TM说我吃两碗粉只给一碗的钱。我根本不理你这茬，你算什么东西，敢对县长指手划脚，让他无计可施。

姜文一直在模仿牧之，但是他始终不是牧之，模仿的也只是他形而不是他的魂。

现实生活中的牧之没少被冤枉过，不管是被自己人冤枉，还是自己的队伍被敌人冤枉，他都经历过。自己被夺权，坐冷板凳；队伍被污蔑是吃人的“红毛鬼”，要“g产g妻”；甚至在抗战胜利后还要被K党当局设局算计，把本该属于”黄四郎“的“破坏和平”的帽子硬扣到他头上，但是他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

如果是真牧之来了，他不会去讲茶大堂的，那是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吹逼、攀关系的地方，在那里你讲公平？他们之所以跟茶馆外面光膀子的百姓不一样，能穿得起丝绸衣服，就是因为他们不讲公平。如果直接在姜茶大堂搞事情，那就是就好比在旧上海大世界里头跟寓公、军阀老爷们讲“打土豪、分田地”，你猜他们理不理你？北伐之决裂，为何有些国军高级军官对农会持有负面态度，自己细品。

那他会去那里，当然是县衙前头那块空地，“人民的广场”，让不穿衣服的百姓都出来，为他们当家作主。那些穿衣服的官老爷、富老爷身上有几个是干净的，有多少人民的血泪帐？都枪毙了肯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他们造谣你不公平，那你就把公平从他们身上拔下来，还给人民。

红军当年的舆论环境有多糟糕，但是他们做了什么能够让人民相信他们是为公平而来？自然是贯彻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群众不是麻木不仁的愚民，他们也有血有肉有思想，对自己好的人他们会发自内心的感激。

黄老爷们造谣红军是吃人的红毛，所以老百姓一开始对红军是抵触的，但是他造谣你是你就真是了？所以，真正的办法不是枪毙了店小二，也不是枪毙了胡万，武状元，而是把战场从姜茶大堂拉出去，让人民群众亲自评评理。这不是开会，几个反对意见撺掇到一起就能逼你下台，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你手里有队伍有枪，为何要在乎黄四郎对你的污蔑？做好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就好了，他们会理解你的。

红军长征期间，飞夺泸定桥之前要经过彝区，当地彝族人因为刮民党反动统治，对所有汉人都抱有极大的敌意，更何况是红军这种被刮民党黑得不能再黑的队伍。但是红军通过自己优良的作风，深深地震撼了当地民众，甚至还同彝族头领小叶丹缔结了难忘的友谊。你要知道，这条路150年前的石达开也走过，但是为什么红军能走得通，太平军石达开就走不通呢？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我看了许多遍，也看了很多影评，从一开始的热血，到后来的怀疑，我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一开始我认为姜文所描述的人民群众是真实的人民群众，是“谁赢他们跟谁”的愚民，但是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和多方面了解，我认为人民群众是知恩图报的，他们知道谁对他们好，也乐意去报答他们。

红军长征路上，最危难的时机，中间有无数的战士愿意参加红军，因为他们看到红军是为人民打仗的军队，而不是“匪过如梳兵过如蓖”的旧军阀，要是真同电影里描述的那样麻木不仁，谁赢他们帮谁，又何必要在最危难的时机加入这只队伍呢？

再到后来，革命胜利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却用一句“这把椅子是我的了”，把他们描绘为一种“抢他人功劳”的存在，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谁赢他们帮谁”、“抢功劳”的描述，倒像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的小资产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越看《让子弹飞》，越觉得别扭的地方。而令人可怕的是，这种对人民的评价，随着电影的走红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在有些评论区，有人稍微感慨一下人民群众的作用，这种刻板印象的评论便从四面八方而来。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的确让中国左派的发言权大了许多，让人民群众受到了鼓舞，但是实物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发展到了今天，起到了足够了推动作用，相对应的阻碍作用也出现了，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革新。

人民群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任何人。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另有一个重点在这段：

六子把枪拔了出来，胡万却表示内心毫无波澜，并且一字一句的说：

谁还没有枪吗？

六子决心要切腹验粉也就是在这一刻：感受到了国家公权力在乡绅势力前的无力。

现在大家都觉得《让子弹飞》向上的隐喻多，所有的讨论也都集中于这种隐喻的巧妙性和玩梗的可用性，但却忽略了它对下的隐喻：当一个乡土社会的话语权、武力、财力都掌握在各种乡绅乡贤手里时，会发生什么？

第一、前现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的政权在县以下并没有实际管制力，更像是朝廷的派出机构。一般来说封建社会王权的力量只能到县一级，出了县城都是乡绅的天下，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南京政权建立之后，在部分地区甚至县一级都难以达到，只能勉强能通过包税人、保甲等制度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乡绅阶层，十分不完全的参与基层治理。所以抗战期间，背叛了大革命、放弃了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南京政权只能通过和乡绅议价、进一步出让治理权，靠保甲制度抓近几百万壮丁来维持战线，这非但不是国家政令畅通的表现，反而进一步瓦解了政权对基层的管制力。

通俗来说就是——让他们帮忙敲骨吸髓可以，他们会很乐意当这个中间商，但是：得加钱。

第二、国家是暴力机器，其对境内的掌控能力来自于暴力。马县长风光上任，而可以依靠的武力只是自己从山里带出来的十几个土匪弟兄，门口扛枪站岗的保安团县警察完全靠不住，警卫工作靠的是自己的土匪弟兄、上山剿匪靠的是临时招募的雇佣兵，这在今天看来荒诞却也是也是民国县级政权的真实写照，以河南为例：

……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河南警察力量仍十分薄弱，1932年，全省共有警察9829名，各县警察只部署在县城，乡镇警察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基本没有配备，政府对乡镇的治安管理趋于失控状态。

而三十年代以后河南人口号称三千万，警察还更少了……

20世纪30年代各县警察员额不足情况也十分严重。“民国二十年调查年警额不足者有三十余县，二十一年有二十余县，至二十二年八月止尚有十余县警额不足”，1934年“尚有十余县不足额”。各县虚报现象屡见不鲜，信阳县“长警额册报九十名，实在不过五十余名”。1934年，河南全省警额达9817人……

而马县长手下的十几号核心铁杆，实在不够乡绅们的挨户团打的，所以才有汤师爷那句：开枪你就输了。——因为实力不允许啊！所以民国的地方行政官员一般都要由军阀兼任，一般是集团军司令兼任省长，师长军长兼任地委长官、营团长兼任县长的也不在少数。李宗仁当营长时也被地方士绅推举任过县长：没有行政管辖下的警察武力，只能靠军队武力维持地方，军阀化的程度也就不可能降低。

总之就是：

没有武力，只能辩经；

辩经不胜，破腹自白……

第三、国家的实力来自于其动员力，而动员的基础是对国内各类数据的精确掌握。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好是能够直接掌握到每个具体的人和物，精确到个体，才能得出自己能够动员和发挥多少实力最准确的数字。

但就算是在现代企业中，下级和中层掌握的数据和信息也是其对上级和高层议价的重要筹码。所以一个没有完全做到深入基层的政权中，下级对上级隐瞒数字和实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还是以河南为例：

……由于户口异动呈报表及户口统计表设计复杂，因此各县报表错误甚多，所列数字，或闭门造车，或统计疏漏。户口异动呈报表，应于每月10日以前将上月报表上报，但往往迟至数月后才报至上级机关，早已失去时效性。户籍人员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应付各式各样繁琐表格的填报修改中，无暇顾及实务，户籍工作就变成了各级户籍人员制造报表的工作，失去了户口调查的本来意义。这就导致了虽然从上到下一再三令五申，户口调查的准确度越来越差。20世纪40年代后期，更发生了战争结束后在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人口递减的情况，如唐河县“人口数字光复后调查结果为494154人，该县政府每次呈报户口异动数字竟逐渐减少，现已减去31824人。显系任意捏造，意图蒙混”。省政府据此给予该县户政主任、户政科员各记过一次的处分……

这还算好的，毕竟是水平问题不是态度问题，而有的地方根本就是为了少给国家做贡献了：

……基层工作人员出于各种考虑，故意瞒报，从而导致人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如据1939年时任巩县民政科员杨景庆回忆，当时为了少出差款(按人口)，巩县少上报6万人口，实际人口279391，上报213931……

结果就是：

这不仅是今人的结论，即便在当时，河南省政府也对统计结果没有信心。至1936年，河南省政府对于全省人口总数仍未做到心中有数，“本省人口，虽号称三千万，然实际是否此数，尚属疑问”。

所以马县长即使义子被杀，也只能看着黄老爷演戏，这已经算是黄老爷看着马县长好歹还带了十几条精壮汉子上任的份上，给面子了；

六子知道自己冤枉，也不敢指望干爹能救自己出讲茶大堂；

换了是马县长被冤枉，也是同样的结果，最多杀出一条血路再次上山：但是政权就丢了、名声也坏了。

而只有马县长变成了张牧之，才算是真正能收拾住黄老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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