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泰国上万民众集会抗议，要求「罢免总理巴育」？泰国目前社会状况如何？ 第3页

泰国这个问题吧，某些人就是在搞笑…

泰王室是啥完犊子玩意，我们讲了十几年了，轮不到你们来搞“新发现”（对了，你们中的不少人之前还给九世唱赞歌呢）。

但是呢，泰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本质是啥，你们也别装傻充愣，我讨厌川普不等于我得支持老妖婆。

倒是有些人，前几年吹九世吹宪政吹得好好的，某爹味国家一有更换代理人的意思就跟着随风倒，还专门把自己打扮得特革命…

我说，你这不是往自己脑门子上写“兰利”两个字吗？

新混键政圈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我们键盘政治局在本届泰王上台的时候讨论过这个事儿。

我国和本届泰王一直走的不太近，跟诗琳通走的近一点，跟他信兄妹比较近一点。他们是属于那个什么“红衫”。

本届泰国当局好像属于那个“黄衫”。是跟美国走的比较近的。

但总的来说，我国的外交是属于“跟谁走的都不特别近”。

所以我估计我国对泰国这事儿应该不会有啥反应。只要不打内战，我估计也就是说两句片儿汤话。

很好，但是不够。

期待着哪天能够快进到砍泰王脑袋的一幕。

下一家我希望是沙特王室了。

21世纪的开局实在是精彩纷呈。

美帝所主导和构建的世界秩序，最大的问题就是清算不够彻底，和旧势力妥协媾和的太多。这也是为什么美帝自己短短几十年，就从灯塔腐化堕落至此的原因之一。

旧的世界秩序崩溃，曾经依附于旧秩序的那些过时的反动势力，也该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了。

先明确几个问题：

1.泰国王室真的如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君主立宪制”没有实权的吗？

2.泰国的政变与君主（主要是拉玛九世）有关系吗？

3.泰国现政府真的是“亲中反美”的吗？

然后我们再来回答：泰国为什么老是搞政变和“街头政治”？泰国为什么会有今年以来的大型游行示威？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泰国是东南亚最早倡导民主的国家，当许多国家还在被殖民列强殖民时期，开明的泰国君主已经开始思考对专制君主制进行改革的问题了。拉玛四世蒙固王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位了解西方的君主，拉玛四世王开启了泰国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政治文化、变革自强的篇章，一些有着自由、平等和法制的现代制度引入了泰国社会。四世王的改革开始萌发了有别于传统意识的新意识。朱拉隆功国王是泰国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国王，在法制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07 年，拉玛五世再次出访欧洲，回国后颁布了与西方法律接轨《刑法法典》和《民法法典》。1908 年，国家还颁布了有关诉讼和审判的程序，废除了酷刑，宣布实行“法治”。

除了法制方面的改革外，还改革了土地制度，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萨迪纳”制度，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最有成效的改革是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朱拉隆功的改革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的改革唤醒了人们民主意识的觉醒，为后面实施的宪政改革打下了基础。

1932年“6·24”事件爆发，临时宪法颁布，标志着泰国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度的改变，是泰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

虽然1932年爆发了革命且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是民主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发动革命的民党不够强大，虽然他们控制了曼谷的大部分局势，可曼谷以外的其他地区却基本上都在王室一保皇派的控制之下，如果又方发生正面冲突，革命党很可能占不到便宜，幸好革命党还扣押了一些重要的王室成员，才让当时的国王拉玛七世作出让步，与革命党妥协。

所以因为革命党实力的单薄让王室保留了下来。拉玛七世的‘御赐宪法”更是先验地决定了宪法的正当性来自于王权,而不是公民权,王权的神圣性得到传承。1932年革命也更像“兵谏”而不是革命，所取得的“民主”也更像是国王授予。这些都为拉玛九世的王权复兴提供了先决条件和政治契机。

自“6·24”事件后，泰国原有的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国王为元首的君主立宪制，国王作为国家、民族的象征被保留了下来，并赋予崇高的地位，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是泰国国王的地位一直没有被动摇。《佛历 2550 年泰王国宪法》规定，泰国实行以国王为首脑的民主制度，国王处于至高无上和备受尊敬的地位，任何人不得侵犯或者对国王作任何指控，国王是佛教徒和宗教的最高维护者，国王是最高的统帅，国王通过内阁和国防部行使海陆空三军指挥权，通过国会行使立法权，通过内阁行使行政权，宪法还赋予了国王处理一些重大事情时一定的权力，通过法院行使司法权，根据宪法规定，国王有权决定大赦。

泰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英国，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被“移植”到泰国本土上的，如果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专制的民主运动，标志着新的制度成为了一种现实。而泰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则更像是通过改良来完成的，主要是国王和一些立宪派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一种改良运动。

宪政或立宪政府是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是宪政制度的发祥地。宪政以宪法为前提和形式，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英国的宪政制度不是通过一次革命或签署一个历史性文献完成的，而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是宪政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

反观泰国，虽然从1932年开始便有了宪法，但是它本身就不存在立法的基础，是属于从空而降的结果，所以泰国的宪法在后来的历次革命和军人专政时期一直被修改和篡改，宪法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宪法的随意修改和极大的过渡性，使得宪法的精神被毁，宪政制度也就很难在泰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而王室保皇派至今能成为影响泰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拉玛九世普密蓬。1946 年，拉玛八世在王宫“意外”身亡，年仅 19 岁的普密蓬继承了王位，1950 年 5 月 5 日，正式加冕成为曼谷王朝的拉玛九世。同年 6 月，国王赴瑞士学习，但他放弃了之前的工程学专业，改修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律相关的专业，为今后更好地治理国家做准备。同时，他还学习了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这成为他在沙立时期能够成功代表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有利条件，树立了国王在国际上良好的形象。

1932年之后，泰国宪法规定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不掌握实权，国王要想独立行使权力必须事先得到议会、内阁和法院的同意。王室力量能够得以恢复主要是因为军人集团的独裁统治需要国王的合法性支持。普密蓬国王充分利用这一契机，恢复并大大提高了王室保皇派的力量，成为凌驾于国会与政府之上，制衡和牵制地方豪强-政客集团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拉玛十世在位期间，泰国“有关国王的权威的观念还强有力地控制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现代精英分子也欣赏君主政体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时能起到统一国家的作用”。

另外，泰国有国王崇拜的悠久历史，国王的权威是建立在泰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泰国人对国王的虔诚崇拜不仅表现在日常的言行上，如在觐见国王时要跪拜，而且形成共同的心态，一种信仰民俗。在古代素可泰时期，婆罗门教和佛教传入泰国后，泰国国人把波罗门教与佛教相结合融入到统治、礼俗、文化中。佛教就这样渗透到了泰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对泰国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统治者通过与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相互推崇来强调国王的神化地位，国王登基仪式要由婆罗门祭司主持仪式,和尚诵经举行其他各种皇俗仪式都遵循这种模式。佛教把国王视作佛陀的化身，因而对神的崇拜就转化成了对国王的崇拜，人民把国王视为“万能的主”，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一切属于国王，一切为国王服务，上至王子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无条件效忠于国王，国王的旨谕就是法律，国王的言行就是楷模，谁也不会有半点怀疑和不忠，直到今天泰国的法律也不允许侮辱国王，甚至还存在对国王的跪拜礼。

综上所述，泰王手握大权有以下几方面的体现：

首先，国王而不是议会成为泰国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赋予了整个体制以政治合法性。正如泰国王室一位工作人员所言：“没有国王的准许，任何政治领导人或政权，甚至是民选政府，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合法地位。”因此，每当泰国陷人政治危机时，总理总会面见国王，听取国王对于国家时局的意见。同时，一旦政府总理丧失了国王的信任，那么民选政府倒台就成了时间问题，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就是最好的证据。

其次，国王作为泰国统一、团结的标志，每当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不仅是普罗大众，甚至也包括绝大多数政治精英都希望和依靠泰王出面调停，帮助国家走出危机，重新恢复社会秩序，这有别于其他民主国家利用民主机制解决问题。

最后，泰国的军权在某种意义上掌握在泰王手中。国王能够恢复权威得益于沙立时期对国王权威的重新重视，而多亏了国王的庇护才使军队在政变之后免受责难。长久下来，国王与军队之间建立了庇护-依附关系：国王庇护军队，军队对国王效忠，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暴力武器。宪法规定的“国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军队效忠的是国王而不是政府。国王与军队之间拥有着一体两面的非正式的政治联盟关系。

然后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

几十年来，泰国的政治稳定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自 1932 年泰国实行宪政以来，经由 1992 年的民主改革，至今，泰国社会经历了近 20 次军人政治和文人政治的剧烈冲突、交替执政。即便在 2005 年之后，泰国的政治稳定仍陷入困境，社会动荡、政变频仍、政局失衡。

从 1947 年 11 月 8 日到 2014 年 5 月 22 日期间，泰国共发生了 17 次军事政变，而且大多数军事政变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泰国军事政变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旨在推翻文人政府的军事政变。如 1947 年 11 月 8 日，披汶作为泰国三军最高统帅，因文人政府损害了军人集团的利益，从而发动政变推翻了文人政权。此外还有 1976 年国防部长沙鄂·差罗如发动的军事政变、2006 年颂提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及 2014 年 5 月巴育发动的军事政变都是旨在推翻文人政府，并且这三次政变都取得了成功。

第二种形式是军队内部因利益冲突或者意见不合导致的军事政变。如 1951年 6 月，海军的费用开支被披汶军政府所剥削，这损害了海军将领的经济利益，引发海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发动军事政变，但是这次政变遭到披汶军政府的强行镇压而以失败告终；1957 年由于披汶政府在大选期间有舞弊行为，沙立以此为由发动政变推翻了披汶政府；次年沙立以面临共产党威胁为由，成功发动政变推翻他侬政府；1981 年陆军副总参谋长的集巴滴马因炳政府损害了自身的权利，企图发动政变予以推翻，但结果以失败告终。

第三种形式是执政的军人将领发动的政变。其政变特点是基本不更换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只是军人政府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实行军管，其目的是削弱政党等民主势力的影响，加强军队对政治的主导。如 1971 年 11 月，他侬借口议会效率低下、泰国共产党危及了国家的安全，发动自我政变，解散议会，废除 1968年宪法，实施党禁。这次政变的真实原因是他侬不满议会削减军政府预算，从而发动此次军事政变。这次军事政变之后，泰国整个军政大权被他侬及其家族成员全面控制，这为他侬实施军人独裁统治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此种形式的军事政变还有 1951 年由披汶发动的政变。

泰国政府在频繁的军事政变这段时期，泰国政治一直处在军人的控制下，文官执政时期比较短，只是昙花一现。具体表现为：从 1947 年到 1973年，这是军人独裁统治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长达 26 年，主要经历了披汶（二度执政）、沙立和他侬三位将军主政的时期。从 1973 年到 1976 年，仅有三年的时间是文官政府执政时期；从 1976 年到 1988 年，这十二年的时间里主要为江萨和炳两位将军执政时期，从 1988 年到 1991 年，这三年的时间里是他宁等文官政府执政时期；从 1991 年到 2006 年 9 月 19 日军事政变前，这段时期是军人干政以来军人执政最短的时期，只有素金达将军勉强维持一年左右的军人政权，剩下的十四年均为文官执政。

2014 年 5 月 22 日，巴育推翻看守政府。由此可见，普密蓬时代的泰国政府出现了军人和文官交替执政的现象，并且政府更迭频繁。

国王权威的强大，对泰国政府权威的树立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普密蓬国王凭借强大的个人魅力以及展现出的亲民、爱民的形象，受到泰国民众的普遍欢迎。为此，以普密蓬国王为中心的泰国王室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以国王为权力中心的地位有时甚至超越了泰国宪法。 最为突出的就是，普密蓬国王对泰国社会的“平衡”作用显示过频。从普密蓬国王首次介入调停 1973 年泰国学生街头示威运动以来，他多次在国内政治稳定问题中充当仲裁者的角色。

普密蓬国王这种过频的政治调停作用，一方面，从建设泰国民主制度的角度来看，国王的这种作用是有害的。因为这违背了泰国宪法，严重阻碍了泰国民主制度的建设进程。另一方面，普密蓬国王在泰国民众中心目中有着接近神一般的崇高威望，泰国军队是最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国王庇护和保护军队，而军队则忠于和依附国王，二者互惠互利，相辅相成。这一联盟构成了国王干政的有利地位。面对这二者的联盟，任何强大的民选政府都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

泰国政府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权力中心，在国王权威面前显得却十分势弱。没有普密蓬国王的支持，面对国内政治稳定问题时，政府就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如果民选政府触犯了国王利益，那么失败的只能是政府。从他信政府的历史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接着我们回答第三个问题：

泰国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从 1833 年签订《友好与商业条约》开始，美国和泰国已经保持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密切关系。二战结束后，美泰两国在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大背景下结为了盟国。首先，美泰联盟建立在军事安全合作的基础上。1954 年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和 1962 年签署的《腊斯克－他纳联合声明》标志着美泰同盟的正式成立。冷战时期，美国给予了泰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泰国迅速实现了战后复兴。为了显示对美国的忠诚，泰国坚持同美国一起反对苏联、遏制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

1957 年，泰国选举后一些左翼人士进入议会，为了消除美国关于“反共堡垒”遭受侵蚀的担忧，泰国军事强人沙立先后于 1957 年和 1958 年发动两次军事政变，断绝和中国的一切关系，镇压左翼人士和亲中人员，美国以丰厚的军事援助作为回馈。美国时任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亲自写信赞誉沙立为“维护国家的独立，抵制共产主义渗透与颠覆的潜在威胁”的不懈努力。在美国军事资金援助方面，1951 年至 1972 年二十年内，美国向泰国提供军事援助共计 11.47 亿美元，平均每年提供军事援助 0.52 亿美元，相当于泰国国防预算的 54%。

美泰间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军事合作关系，每年有 40 多次美泰联合演习足可说明这一点。

2014 年 5 月，为了结束“红衫军”和“黄衫军”之间长期的动乱，陆军总司令巴育·占奥差发动政变，随后当选为泰国新总理。对此，美国对泰国军事政府表现出更加敌视的态度，美国对这一政变进行了一系列批评和制裁，包括威胁要将最大的区域联合军事演习“金色眼镜蛇”转移到达尔文。这显然是通过强迫和象征性惩罚的手段对泰国进行盟国管控，但是，美国又担心这会使得泰国更加向中国靠拢，因此，美国在泰国政变之后首次派出副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对泰国进行了高级别访问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开始修复美泰同盟关系，美国出台“印太战略”以排挤中国在东南亚的实力，极力拉拢东南亚各国，尤其是“老盟友”泰国。2017年11月巴育出访美国，美国政府与其商谈的大多是两国经贸往来，军援军演等事宜，并没有催促泰国大选，也没有在政治层面多加刁难，双方关系开始恢复正常。2019年11月17日，泰国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国防条约，意在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通过经济军事等多方面举措，美泰同盟关系不仅迅速回温，而且保持稳定发展。美国对泰国的民主政府发展方向问题越来越轻描淡写，主动冲破桎梏，重新多方位强化两国同盟。。在美泰同盟关系出现分歧和矛盾之后，美国承认了军政府，相当于对泰国进行了诱导和象征性的奖励，这实际上就是从正向激励的角度对泰国进行盟国管控，而经济脆弱，刚刚稳定下来的泰国政府必然更加倒向美国以求稳定。

换言之，跟翼赞人的想法恰恰相反，更希望泰国政局稳定的是美国。

很有意思的是，有泰国保皇网民在某社交平台怒骂“这都是XX国资助的leftist阴谋”

最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泰国为什么老是搞政变和“街头政治”？泰国为什么会有今年以来的大型游行示威？

自 1932 年宪政革命发生的头 5 年里，泰国发生军事政变 3 次，而在随后的 1937 至 1946 年，10 年里未发生政变，迎来第一个长波稳定期，因为军方当局在镇压保皇派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1947至 1966 年属于第一个间歇动荡期，其中 1947 至 1951 年爆发了 5 次政变，为政变最密集的时段，1957 至 1961年爆发了 2 次政变，1952 至 1956 年，1962 至 1966 年则未爆发政变。1967 至 1991 年是一个长波动荡期，峰值在 1977 到 1981 年，军事政变达到 3 次。1992 至 2001年，泰国迎来第二个长波稳定期，而这次的长期稳定是在民选文官政府的治理下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会有学者对泰国政治发展乐观的缘故。2002 到 2016 年这个时间段，属于第二个间歇动荡期，分别在 2006 年和 2014年发生军方推翻他信派民选政府的政变，在此期间还爆发了“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大规模街头对峙和流血冲突。

1991年以来，泰国的民主总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民选政府因政党和社会分歧解体，而军人发动政变维持秩序。总体来看，一方面泰国的政权似乎很难被认为能够连续两次顺利从执政党转移到反对党手中，有研究就发现泰国的执政党一般难逃政变的困扰，而权力的平稳更迭从未成为泰国民主政治的常态。另一方面，每当国家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泰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和普通百姓似乎也不是将民主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而是通过政变或者街头政治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是近15年来，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在“黄衫军”的压力下被迫下台，民选政府遭到军事政变推翻，其民主制度的前景很不明朗。因此，无论是从操作层面还是从学术层面来看，泰国的民主制度都难以称得上“巩固”的。

要谈民主，那么必谈社会，要谈社会，那就得谈谈社会分歧。

泰国的社会分歧本质上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我们先来谈经济分歧。随着泰国经济进入“东南亚四小虎”的行列，其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差距正不断扩大，这也是许多泰国政治研究者已经关注到的。客观而言，在大多数后发国家，城市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如影随形的是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和泰国的王室一样享受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形成了一个尽管规模并不庞大，但是能量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扩展到广大的泰国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依然普遍存在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大农民依然占据着泰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泰国经历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腾飞阶段跻身“亚洲四小虎”行列后，国内生产总值在他信去职后的2007年比1961年增长了86倍多，其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尽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绝对贫困率也从1962年的57％下降到2007年的8.48％，但是农业人口依然占据着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达到接近70％。

令人吃惊的是，尽管他信政府已经通过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但是到2005年泰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将近16个百分点，比东南亚的平均水平还要低11.0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泰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经过一届政府的努力，是根本无法弥补的，而这种差距，也就构成了城乡分割、社会分歧的结构性基础。这一点也可以在联合国开发署的文件中找到证据，泰国的这种发展不均衡具体体现在“泰国北部、东北部以及南部农村地区相当贫困，家庭收人下降，负债率上升…母婴死亡率在南部穆斯林地区依然较高，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在北部山地部落中依然突出”更进一步地看，甚至到2014年，英拉因“大米项目渎职案”被解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来自城乡之间的社会分歧。

那么，这种城乡差距是如何造成的呢？实际上，这种差距是泰国发展战略造成的恶果。为了推动跨越式的发展，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泰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实际上是推动“城市优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尽管泰国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但是在泰爱泰党上台之前，不管是在军政府时期，还是在1991年民主化的早期阶段，经济发展的红利主要是被城市地区的权贵阶层（如王室、官僚和军人团体）享受，城市中产阶级因为拥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也能够通过抗争分得经济发展的部分红利。

在泰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承担者。同时，由于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淡薄，远离曼谷这一政治权力中心，且受教育程度不高，也无法实现有效组织，因此他们一直处于泰国的“无权力阶层”中，导致意见诉求无法进人政治过程，统治阶层几乎很难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他们的处境无法得到有效改善。可以说，在泰爱泰党上台前，泰国农民和农村是泰国经济发展的最大输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社会分歧已经十分明显，这一结论一方面可以从联合国开发署的报告中得出；另一方面可以从他信政府通过施行所谓“草根政策”，如允许农民推迟还债三年，给每村100万铢贷款作为发展基金，模仿日本经验实施“一乡一产品”种植项目，以及“30铢治百病”所谓民粹主义政策中看出端倪。一些学者认为到他信政府上台时，城乡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泰国社会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随着泰爱泰党的崛起，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将会在泰国政府选举过程中得到代表，农民将会被动员起来，这种社会分歧将会呈现出显性化，而广大下层农民将会加人社会抗争，与既得利益阶层形成了对抗。

在 2006 年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以来，“泰国给人留下的一个总体印象是以政局动荡、街头动员、街头暴力、民主倒退呈周期性循环为特征的”，而且，“在被卷入这场民主倒退的参与者与机构中，不乏那些人们通常认为具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人士与机构，公民社会、司法法庭以及宪制架构都对泰国民主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泰国政治制度没有能力推进利益协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泰国在过去很多年间，没能保障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协同发展，导致资源过分向大城市尤其是曼谷大都会( Bangkok MetropoliternArea) 集中，国家总体来说出现了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曼谷在泰国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与其他地方城市存在着巨大的发展落差，流动人口大量流入曼谷等大城市，也使社会问题在大城市汇集，并使政治纷争在大城市发生。泰国在国家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协调不力，导致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人口也向大城市汇集，社会问题和政治纷争也在大城市爆发。曼谷因此成为焦点，其人口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自然增长，二是农村向城市移民，后者则是主要因素，1970 年代农村移民占到曼谷人口增长的 61% 。

传统理论认为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发展而形成的“拉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而产生的对“剩余劳动力”的“推力”。对泰国来说，前一方面是成立的，曼谷是全国交通枢纽和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泰国吸引到的外来投资和新的经济增长也主要是在曼谷及其周边地区，自然会对全国民众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但后一方面并不符合泰国实际，农业在泰国虽然也有很大发展，但生产率水平并未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增长也很缓慢，农民向城市流动，主要原因乃是贫困。在大城市越做越大、“城市化村民”越来越多之时，本就存在的利益分歧也越积越大，演变为更加深刻的政治对立也就顺理成章。

政治纷争在 21 世纪以来的加剧，是在泰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等领域发生了巨大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泰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在此期间也已大为不同。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刺激下，1980 年代以来，泰国经历了两次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次调整始于 1985 年，那一年制造业首次超过农业，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部门，在此之前，农产品( 包括海产品) 出口值一直高于工业品出口值。到 1990 年，工业产品的出口值已比农产品出口值高出了三倍。在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中，泰国依托经济全球化大潮已经出现的国际大环境，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产业，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培育了传统工商业集团，城市中产阶级也开始产生。从 1990 年起，泰国进入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计算机零配件、电器、集成电路块、汽车及零配件等中、高科技产业兴起，到 1993 年，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值赶上并超过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值，而后者由于面临来自中国、印尼、越南等低劳动成本国家的竞争而渐渐丧失优势，

新兴产业集团也在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中产生。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改变了泰国的产业结构，也使泰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快速融为一体。1983 年，泰国的出口依存度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为20.11% 2001 年，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已跃升为 65.85% ，到 2011 年 又 进 一 步提高到76.94% 。2000 年以来，泰国的出口依存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 3倍，其经济高度依赖世界市场。

随着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加深，泰国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就是在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上的大幅度调整。其次是社会阶层开始逐渐高度分化，传统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1970—1990 年代出现了传统工商业集团与中产阶级，到 1990 年代后又出现了新兴产业集团，这些阶层间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全球化强化了资源和财富在泰国的分布不平衡，一方面使大量涌入首都及周围地区的“城市化村民”对城市的既得利益格局心怀不满;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农民流向城市，直接在城市与原城市居民争利，也引起了城市既得利益者的反感。再次，在政治生态上，冷战结束后，不能反映实际利益结构的权力结构不可能持续下去，“政治家政治”逐渐退场，反映现实利益结构的“企业家政治”走上前台，但“企业家政治”并不表现为商人群体的共同意志，而也分化出不同的政治主张。

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深刻改变了泰国以往的利益格局，也使泰国内部开始产生全球化的受损者与受益者，而这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传统工商业阶层也曾一度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印尼和越南等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全球经济后，泰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市场不再有优势，传统工商业群体因此转变为利益受损者，对全球化的态度也由开放转向保守。

全球化对泰国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泰国前总理他信是警察出身，但其担任总理前夕，却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这是对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泰国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强力部门领导者担任政府首脑的政治传统的颠覆，发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外部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加强了新兴产业集团在泰国政治中的博弈能力。在全球化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泰国的政治撕裂程度明显在提高，政治动荡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进口替代战略主导过程中的城市化，城市政治动荡与全球化关系不大;

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代的政治动荡，是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集团与中产阶级对原有政治权力的抗议，表现为民间社会与政府的对立和公民意识及相关政治实践在城市空间的兴起。

无论在第一还是第二阶段，民间社会在对抗既存权力结构时，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意见一致性，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第三阶段后，民间社会开始鲜明分裂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政治力量，政治对抗不仅表现在民间与政府之间，还突出表现在民间社会内部，具体来说就是新兴产业集团同以农民为主的草根阶层形成的政治联盟与以往作为政府反对力量的传统工商业集团和中产阶级发生激烈对抗。这些不同群体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分歧，大体来说，传统工商业集团和中产阶级反对全球化，而新兴产业集团和草根阶层欢迎全球化。

由于经济全球化在给泰国带来很多可见利好的同时，也让泰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承受了重重压力，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泰国形成两派意见: 一派是普密篷国王倡导的“充足经济道路”，重视自力更生，规避全球化风险，得到城市中产阶级、传统产业集团和王室—保皇派的支持; 另一派是以他信为代表的“他信经济道路”，重视对外开放，积极应对全球化机遇与挑战，提倡“草根政策”，保证中下层民众公平分享发展红利，得到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民群体的支持。这两种主张反映了泰国社会不同群体因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受损程度不同，而产生了两种相互疏离的利益格局，一类群体在全球化中得利，其利益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 而另一类群体也曾经一度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泰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转变成了受损者，其利益诉求也转向对国内市场的保护。

财富、人口向都市圈集中，并非只是泰国才有，韩国、日本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期间，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但为何没有造成激烈的政治撕裂? 原因在于国家有力推进了财富的相对均等分配。日本在 1960 年代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0 年代实施了“列岛改造计划”，尽管后一个计划并不成功，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建立一个“一亿总中流”的较为公平分配的社会，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韩国在1970 年代以来，则通过实施新村运动，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推进公平的住房政策等，尽量缩小国内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不同人群的收入落差。

这两个国家都是收入差距较小的典型，相反，泰国却是典型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泰国也曾试图缩小国家不同阶层的发展差距，沙立执政时期就相当重视国内交通建设，改善了农村地区的道路状况; 拉玛九世被誉为“农业国王”，农民、农村和农业是他后半生的主要关切领域。但这并没有从根本改变泰国总体上“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格局，泰国的土地制度则加剧了农村处境的恶化。他信政府于 2001 年执政后，调整了以往轻视农村的发展战略，将国家资源大幅度倾斜投向农村，然而，他信政府 2006 年被推翻的事实体现出重视农村的政策遭遇到了挫败，又说明泰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无法做到有效运用国家力量对发展资源展开内部调控，它的政治阻力已经大到几乎让任何平衡措施都难以推行。

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也离不开经济全球化。与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不同，也与少数超大规模国家自身就可以基本实现资源自给和构成一个自足的庞大国内市场不同，泰国作为中等规模国家，无论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技术，还是工业品的售出，都需要一个国际性或全球性的市场环境，在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经济占比越大的情况下，就越离不开全球化的外部条件。这使得全球化不再简单只是作为外因而对泰国经济、政治产生影响，而是已经内在化为泰国本身的经济和政治过程。换句话说，在进入全球性生产、交易体系后，不再是泰国可以去选择以何种方式、程度加入全球化，而是泰国经济、政治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全球化力量的规制。

以经济来观察泰国未来的政治之路，“军人政权”只能是国家的临时政治安排，不是持久的发展之道。

接着我们来谈政治分歧。

君主立宪的泰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但这是一个没有左翼政党存在的议会民主。以王室、军队和上层社会所共构的统治阶层垄断了政治权力，三方各安其位，各施其职，默契维持既有秩序和既得利益，即便发生严重的政变也能够维持稳定局势。

随着城乡发展失衡和贫富差距过大，泰国社会日益呈现出极化分裂，他信政党及其民粹主义施政纲领引爆了红、黄衫军长年对抗的导火索。泰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泰国社会分裂的基础，他信政党的民粹主义政策一方面换得了广大农民的选票，构筑起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缝合怪：“农民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组合，另一方面却触动了传统势力的根本利益，再加上被政党政治腐败行径所触怒的城市中产阶级抵制民主选举、转向传统保守势力，代表传统精英阶层的民主党在长期“选不赢”的情况之下依靠军队力量并抵制民主大选，泰国社会最终分裂为“挺他信”（红衫军）和“反他信”（黄衫军）两大对立阵营。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之下，“将权力还给人民”和“将权力还给国王”的口号之争不绝于耳，军事政变、司法政变、街头政治频繁发生，“微笑的国度”民主进程且行且住，独裁军政府与民选文官政府交替执政，在“选举－动乱－政变－再选举－再动乱－再政变”的怪圈中难以自拔，陷入民主与威权的政治僵局。

泰国社会遭遇民主的悖论，呈现出令人困惑的阶级错位图景：中产阶级抵制民主选举，无产阶级拥护富豪他信。

尽管 20 世纪以来，泰国已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上做出了不少改变，但它仍未能很好匹配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主权权威多元，没有实现权威合理化的情况下，泰国政局越来越强化了政治对立，成了政治对抗的重要根源。

一方面是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不满更不安于以他信家族为代表的“暴发户”以及农工“草根”阶层的政治崛起，与传统精英阶层各抱不同企图形成“反他信”势力，竭力维护传统势力籍利益分配维系的保守结构。他们认为“草根阶层”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民主意识还很不成熟，缺乏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容易受到“暴发户”政客的利益诱惑，因此应该在其政治“成熟”之前暂时控制其民主参与度。由于“选不赢”病的长期困扰，他们抵制民主选举和民选政府，提出了国会议员与政府官员70%由任命、30%由选举产生等荒谬的政治主张，在极端情形之下要求将权力还给泰皇，甚至要求军队发动政变，反而成为泰国选举政治和民主发展的阻碍力量。

另一方面是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草根”选民缺乏足够的意识和觉悟去创建自属的政党，在政治上比较短视，满足于他信政治家族“暴发户派糖＋草根出票”民粹救济政策，而忽视了其政治腐败行径，转而将阶级利益寄托于无法摆脱庇护主义又服务于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与之组成新的政治联合体，助推亲他信政党成为泰国当代民主政治的最大赢家。红衫军数度大规模街头集结只为支持其选出的超级富翁他信及其民粹主义政党，而他信政党惠民政策的醉翁之意在于“得票”而非“惠民”，在危机时期以民粹措施买来社会安定。由于压倒性的票仓优势，亲他信政党往往在面临政治冲突时采取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应对方式。

政党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缓和社会冲突、凝聚社会共识的工具，却没有在泰国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泰爱泰党希望通过建立一种超越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所谓“全民党”来讨好所有选民，从而整合社会分歧。在2001年第一次参加大选之前，泰爱泰党与工会组织、穷人协会和商会组织等团体达成私下君子协定以换取其支持。但是，泰爱泰党执政以后便背信弃义，导致除农民阶层之外的几乎所有阶层与之分道扬镳。然后，泰爱泰党不再尝试建立一个全方位政党，而是模仿卡特尔型政党，通过“收编”的形式扩充自己的政治版图，却没有通过有效措施完成有效整合，造成内部派系林立，尤其是出现了嫡系汪磨挽集团与自由正义党集团、新希望党集团、曼谷民代集团、国家开发集团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根源实际上来自“僧多粥少”的现实困境，泰爱泰党的扩张并没能够通过“收编”完成社会集团代表的整合，反而加剧了内部的分裂。

由于泰国的政党政治发展得远非完善，社会共识很难通过政党竞争或者利益集团竞争得以形成，因此当某些社会集团认为其自身利益遭到现行政策损害时，他们便会诉诸街头政治，通过抗议的形式迫使政府做出改变，从2006年延续近10年的“红衫军”和“黄衫军”运动实际上都是泰国众多社会集团无法通过体制内渠道完成利益诉求输人，从而寻求体制外解决途径的尝试。

在一个保守的君主立宪国里，国王和民众都将秩序看得十分重要，泰国更是如此。与泰国的保守主义倾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泰国的文官政府的政策不符合某些社会集团利益——如“黄衫军”反他信、沙马、颂猜和英拉而“红衫军”反阿披实时，这些社会集团便会走上街头，与文官政府或者其对手形成冲突。一般情况下，时任泰国总理便会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以此作为对社会运动的回应，而这一般是请示过泰王之后的。如果提前大选满足不了对手的需要，那么军队作为泰王的代表，便会通过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并随即恢复秩序，而最后泰王普密蓬便会出面呼吁民众保持团结。不过，这种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各集团对普密蓬和王权的服从基础上的，实际上泰王的出面只是暂时掩盖了危机，并没有消除政治危机的根源一弥合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歧。至此，泰国民主制度难以实现巩固的前因后果便得以完整展现。

近年来，以泰国政治学家介尔兹为代表的学界人士，主张用马恩的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泰国当前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分裂。他们转而运用马恩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对泰国社会矛盾进行深刻解析，指出当代泰国政治僵局的实质是“富人的政变”和“资产阶级的内斗”。介尔兹认为他信泰爱泰党的民粹主义是“一场扭曲了的阶级斗争”，只是资产阶级对“被压迫者的反抗力量”和“他们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反抗潜力”的挖掘和利用，用以购买社会和平和政治支持力量的一种机制，2006 年“9.19”军事政变实质上就是对抗穷人的富人政变。

泰国政治学家介尔兹于 2007 年出版著作《富人的政变：泰国政治危机》（A Coup for the Rich: Thailand’s Political Crisis），用马恩阶级斗争观点对泰国社会矛盾进行分析，指出当代泰国的政变本质上是一场又一场“对抗穷人的富人的政变”。介尔兹因为在著作中揭露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支持保守派推翻他信的 2006 年政变，被指控为“大不敬罪”（lese majeste），最终于 2009 年流亡海外并旅居英国。

尽管这十年来的的泰国公民政治参与在数量和强度方面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但是人民运动却呈现出一种怪象：越参与越混乱，主要矛盾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陷入困顿。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泰国人民运动的真空现象，农工阶级政党严重缺位，人民运动缺乏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利益被民粹主义资产阶级政党所绑架，无产阶级斗争形式被民粹主义资产阶级政党所扭曲。 尽管近年来，亲他信政党通过惠民政策唤起了泰国人口比重超过 60%的农民阶层的政治觉醒与政治参与，并基于传统权贵集团垄断政治权利的不满为的共同政治基础，新兴资本集团与农民阶层结成了“农民-资产阶层”非正式联盟。看似劳苦阶层找到了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信也一度被称为“为穷人办事的超级富翁”。但深究起来，亲他信政党“为穷人办事”是得票手段，“为富人说话”才是根本目的。

泰国农民与城市平民由于没有自己的政党组织，尽管构成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长期以来分散、贫穷、无权、边缘。但是，一旦泰国农民与城市平民形成一个整体，就会在人口规模上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尽管他们在资本实力上仍然是相当弱小的草根阶层。他信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在五年执政期间，他大力推行惠农政策，从而将农民阶层和城市平民发展成为其政治根基。“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第一次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能够争取和捍卫自己利益的社会势力”，成为“带有某些资产阶级特性的新农民阶层，即资产阶级化的农民”。他信凭借其“惠民政策唤醒了农民这个沉睡的阶层，是他激发了农民和‘草根’阶层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一股政治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并日益活跃。”尽管农民和城市平民从无权者成长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具有天然的进步性，为了捍卫和扩大自身利益，他们必然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争取平等和民主权利，反对垄断专权。但事实上，这支缺乏科学理论指导、没有自属政党代表的“红衫军”却总是反复上演着一幕幕“把权力还给他信及其代言人”的街头政治斗争。这是一场被异化的阶级斗争，一边是深谙其道的资产阶级精明政客，一边是参与意识高涨但政治觉悟低下的劳苦大众。

上演着一幕幕“把权力还给他信及其代言人”的街头政治斗争。这是一场被异化尽管泰国共产党、社会党、社会主义阵线和新力量党等左翼政党曾在 20 世纪70 年代的政治领域发展蓬勃，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左翼政治力量在议会内外发挥重要影响，但最终随着泰共于 80 年代末期的瓦解而走向衰落和沉寂。此后，泰国在意识形态上由左翼激进主义转向“自治主义式的理念”和“非政府组织的游说政治”，而劳工运动者则转向“工团主义”（syndicalism），主张不需要组织党派。工团主义在泰国当代人民运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倡导一种以劳工运动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可以通过政治运动与谋略来实现。工团主义主张工人阶级不需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只需要团结起来建立工会，通过工会代表与各自行业领域专家谈判协商并管理经济，实现企业从资本家主导转向工人主导。20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泰共的沉寂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回流，泰国回归至一个“没有左派政党的议会制民主”。尽管泰国有穷人大会等组织，但这些并非代表工农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党组织。他信及其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 Party）才能乘虚而入，籍由民粹主义的施政纲领赢得红衫军的广泛追随与拥戴。正是由于无产阶级自身政党和意识形态的缺位，让垄断资产阶级捕获先机从而“垄断穷人阶级的政治领袖地位”。

那么在谈完这些问题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次示威呢？泰国未来的真正出路又是什么呢？

纵观 21 世纪初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尽管资本增值促进了生产潜力的巨大释放，实现了资本主义与多数人富裕的共生现象，高福利国家限制并弱化了资本主义，以政治正确为口号的阶级调和缓解了种族民族矛盾。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深层次危机。西式民主制度历经辉煌成就和自我修复后仍然面临严重困顿，逐渐步入“死胡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有阶级差异、尤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会有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整体觉醒与组织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精英政治和阶层固化正在遭受民众的普遍反感和深度质疑。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給泰国当代人民运动留下负面遗产，催生出社会运动注定失败的普遍幻灭感，社会运动呈现“去政治化”特征，“理论体系”与“宏大叙事”遭到摒弃，自由市场是唯一选择成为普遍共识，自治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第三条道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生代劳工运动者秉持“工团主义”观念，工农阶级并无自属的政党组织，更谈不上工农阶级政党以何种理论体系作为政党指导思想。泰国共产党也未曾给泰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发展出一套自身的理论。因此，泰国当代人民运动在指导思想方面遭遇真空，既无理论遗产可以继承，也无当代理论可以应用。 马克思主义暹罗化在 20 世纪的泰国写下壮丽篇章之后最终衰落沉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在历经 20 世纪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浪潮的汹涌助推达到顶峰后遭遇严重曲折并长期陷入低谷。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真的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再无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2014 年 5 月，泰国军方发动政变，军政府接管政权并统治至今，陆军总司令巴育·占奥差代理泰国总理，对言论自由实施严格控制。泰国民众的政治表述中呈现出一种反乌托邦元素，抗议者以公开集体阅读禁书《1984》、向民众分发“民主三明治”、借用电影《饥饿游戏》中的“三指敬礼”等方式，对军事政变和集权统治表达不满与反抗。抗议者甚至还套用改写《1984》中英社的口号“政变即和平、军政府即民主、无知即力量”，把军政府暗讽为“英社”，把巴育暗讽为“老大哥”，以示对当局禁言的非暴力反抗。

70年代的左翼运动、1976 年法政大学大屠杀事件等历史真相在三指革命中再次被重视，王室在里面的脏手套角色也被揭露。泰国普通民众也开始了对这一历史的认知和反思。

这次的泰国抗议不同于任何的一次，抗议者们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反对王室，平均贫富的纲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在法政大学抗议以后第一次染上了左翼色彩。

的美国学者 E·撒迪尤斯·弗拉德坚信泰国的前途应走向社会主义。他认为，泰国的前途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他非常关注泰国的新左翼，认为

泰国左翼的非凡成就，就是他们已认识到这种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联盟的本质，也体会到只有工农的人民力量才能征服它。要达到这个目的，宪政可以作为暂时的垫脚石，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商人自由企业整套结构，同举行 1973 年暴动的左翼目标，并没有什么联系。

正如介尔兹所言：“泰国左翼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成长虽然缓慢，但重要的是，无论在日常的斗争还是学术界，泰国现在已经出现了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派，他们规模虽小，但是其存在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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