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1900年欧洲社会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第1页

欧洲崛起，至少有四轮历程。

分别是12-13世纪的初始商业贸易，14-15世纪的富农阶层兴起，16-17世纪的原工业化，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

这四轮环环相扣，彼此紧密联系。

我们以英国为例，说明这种变化过程，值得仔细分析。

12-13世纪的商业贸易

13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出入集市的主要还是英国本地的呢绒商和羊毛批发商。佛兰德尔人在英格兰的贸易开始于约翰王以后，在1220年佛兰德尔著名的高价呢绒出现之前，还可能包括食物、毛皮、羊毛等商品贸易。意大利人来到英格兰要稍微晚一些，大概是在13世纪中期左右。在13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集市的繁荣一直是靠外国商人维持着。甚至在许多英国的呢绒城镇不再定期出席集市的时候，外国商人还继续出席集市。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境内并不像大陆那样混乱，国内环境安定和平。

英格兰集市圈繁荣主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安定和平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大量的外国商人涌入英格兰集市，在集市上出售带来的商品，同时也收购需要的货物。这些外国人和商品的交易构成了英格兰集市圈繁荣的基础。外国商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佛兰德尔的杜埃和伊普尔商人，在商品交易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呢绒、羊毛和皮货。

英格兰集市上不单有外国人进行国际贸易，而且许多英国人也在集市处理国际性的商业事务。同时，英格兰集市上还进行着大部分的国内交易活动。早在1196年，莱斯特商人出席斯坦福集市，1207年来到圣吉尔斯集市。后来他们又频繁出入波士顿、金斯林、圣伊文斯和北安普敦集市。 林肯、诺威奇、牛津和伦敦的商人也同样如此。以圣埃文斯为例，除了来自佛兰德尔等地的外国商人，还有大量来自亨廷顿郡和剑桥郡的领主和农民，以及一些城市商人，如伦敦、斯坦福德、北安普敦、牛津、波士顿、诺丁汉、莱斯特和诺威奇。当然，也有一些距离稍远点的城市，如贝弗利、约克、切斯特和温彻斯特。“13世纪温彻斯特集市的道路名说明了类似情形。通过记录可以看出有埃克塞特、康沃尔、莱斯特、布里斯托尔、诺丁汉和爱尔兰的商人来过这里。”据记载，“1241 年，波士顿集市发生一起骚乱，出现了大量外地商人：温彻斯特、贝弗利、约克、北安普敦、伦敦、牛津和林肯。” 前文提到外国商人经常出席多个集市，英格兰商人也一样。“1302年，诺威奇（Norwich）的一个呢绒商在斯坦福集市购买一些进口呢绒，而货款却是在随后的圣伊文斯和金斯林集市上支付的。”

大量来到英格兰集市圈进行交易的杜埃人、伊普尔人、意大利人和英格兰的本地商人促成了集市的繁荣，也使集市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伴随集市的交易越来越大，开市的时间越来越长，参加的商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随之产生。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吸引更多的商人，维护和平安定，保证有序的交易活动等等，这些集市的拥有者逐渐设立一系列适用于集市的安全、司法、行政、交易和管理制度，用以保证集市有序和有效的进行。

伦敦在英格兰的商业统治地位不断上升，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东盎格利亚等地区集市地位不断下降。伦敦城市在13世纪晚期快速发展时，爱德华允许外国人与本城市民有相同的经商权利，使他们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商业体系。佛罗伦萨人、卢卡人和加斯科涅人都在这一过程中受益，但佛兰德尔人却不幸卷入封建斗争中，错失这一良机。

由于商业的转移。伦敦吸引了大量有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的新商人。1300年该城占有了英国的羊毛、呢绒、皮毛、鱼、谷物、酒等商品交易的大部分市场份额。爱德华二世也主要光顾这里了，而在1264至1265年，王室在伦敦购买的呢绒、毛皮和香料只占购买总数的四分之一。“1327年，伦敦的皮货商从王室手中获得垄断国内皮毛交易的权利。直接打击了波士顿和温彻斯特的集市。”

英格兰的国际性贸易集市圈，对于其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将英格兰各社会阶层的人联系起来，增强了社会的活力。首先，从集市本身来说，这里有许多来自国外的商人，这样为本国商人提供了一个对外交往平台。通过与外国商人的来往，落后的英格兰学到了大陆先进的商业交易方式和模式，促进了他们脑力和精神视野的进步，如同利普森所说，“刺激他们产生了一种热切追逐在世界范围的利益的行为”。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英国商人自身实力也在不断壮大。其次，英格兰大集市圈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年在圣伊文斯集市召开的时候，有大量的农民进入集市。甚至有许多是来自50英里以外的人。”

类似沃尔特勒弗莱明这样的大商人也通过和法国之间进行红酒羊毛的贸易，并供应给王室，从而积累财富。

这些农民建立仓储室存放粮食。由于交换手工业品，还向前来参加集市的人提供食物，偶尔还做一些小的羊毛和酒的贸易。他们在参加集市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些商业手段和交易方式。在13世纪晚期时，英格兰东部的村民可以进行一些基本的商业活动，比如“提供一些小额度的贷款和合伙经营等等”。集市的商业生活也冲击了教会的神职人员。在教堂里，他们是虔诚的牧师和主教。但当他们来到集市时，就变成了精明的商人、细心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知道，想要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必须这么做。最后，英格兰国王也在集市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一些商业法令和政策也成为了宝贵的商业遗产。

14-15世纪富农阶层的兴起

14-15世纪的萧条和经济变化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方式也不同。受雇的劳工和农民还能够挺住，因为工资仍然很高而物价不变。而在约克郡西区、东盎格里亚、西部地区土地较少的农民会通过纺织来增加收入，而更有进取心的农民会通过租得领主的土地来增加收入。这些年，耕种自己土地并且饲养羊、母鸡、猪、牛和蜜蜂的这些公簿持有农比种植谷物的大土地主更成功。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自耕农阶层的兴起。“自耕农”最初是指那些自由持有农，但是现在它可以指所有富裕起来的农民，不管他们持有土地的形式是自由持有，还是公簿持有，或者是租约持有。

据考察，西欧农民的上层阶级大约在14世纪下半叶形成。在英国，乡村里常有四五家经营者80英亩以上的地产，饲养着几百头牲畜的自由农，该地产平均每年为他带来20镑左右的收入。

这一时期，大地主遭受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些最大的家族通过联姻积聚更多的土地以生存下去，但仍有不少曾经繁盛的贵族家族衰落了下去。有一些家族通过将女儿嫁于富商或者从事能创造财富的贸易的人而免于破产。然而并非所有商人都富了起来。15世纪英国许多城镇的人口和财富都出现了下降。另一些地方繁荣起来，如布里斯托尔与爱尔兰和西班牙进行贸易，并拥有西部地区布料工业的腹地；南安普敦则是意大利远洋商船的停靠港口，这些商船运来了丝绸、缎子、毛大衣、香料、糖和宝石以换取羊毛、布、兽皮和金属。但是最繁荣的城市是伦敦，当地的商人控制了农村的织布业并且控制了商人冒险者公司。1334年，伦敦应纳税非教会财产只占英国的百分之二，到1515年已达到百分之九，但不是所有伦敦人都富起来了。织工师傅成了被雇佣者，行会成员也因垄断商人团体包括布料商(从事纺织品贸易的那些人)、杂货商的出现而失去了许多权力。成功的商人是那些繁荣起来、并且用不断增长的财富来建造教区教堂和栋木梁住宅的人。

同一时期，在泰晤士河北岸，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之间出现了四个大的法律协会，那些应用普通法的法官和律师都是在这里接受法律教育的。这些机构产生于律师协会购买旅馆、大贵族或宗教团体的城镇住宅的同时。学生在这些旅馆里睡觉、吃饭、争辩研究普通法的奥妙。组成法律协会的律师和学徒有在皇家法庭进行辩护的专有权。法律协会的出现使15世纪成为司法辩护的一个黄金时期。

以富裕农民的崛起为直接契机，西欧中世纪农村的阶级结构，正在经历着新的分化组合。

在实际生活中，不唯自由人与不自由人之间的壁垒冲垮，平民步入贵族行列的渠道打通，富裕农民与乡绅、骑士之间，以及乡绅与骑士之间，也都相互渗透和交叉，种种传统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

以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为基础特征的租地农场主阶级，不仅仅包括杰出的富裕农民、乡绅，还包括改变了经营方式的骑士；

不久他们与越来越多的乐于投资土地的商人和企业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实际上融为一个阶级，他们一般被称为乡绅阶级。

在欧洲西部，农村的“中间阶级”出现了。这个新的融为一体的士绅阶级，与其说是农场主不如说是资本家。

同时，以此为基础，富裕农民在地方事务中的政治作用，也令人瞩目；最迟到15世纪中期，他们实际上控制了乡村的司法和行政事务。

他们的活动改变着乡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方面瓦解着封建领地，另一方面使村社共同体不断分化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西欧中世纪佃户经济一向享有的稳定性，日益受到威胁。新崛起的富裕农民和其他乡绅等，总是企图把传统佃户撵走，或利用他们暂时的困难，或利用他们未能履行契约等，将份地转移到自己手中。在西欧各地，有相当一批这样丧失土地的公簿持有农，加入到农业工资劳动者的队伍。

这样，随着农民内部土地占有平均化局面倾圮，也随着领主自营地不断肢解，由富裕农民开创的一种新的生产经营结构很快地发展起来，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到15世纪，“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

这一时期，包括约翰霍华德，理查德内维尔等人，既是大地主，又是贸易商人，又是大船主，同时也是英国海军将领，还有爵位，这类人构成了14-15世纪英国贵族的主导阶层，和乡绅阶层互相配合，在英国对外开拓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6-17世纪的原工业化

这一时期的原工业化，是以矿冶，纺织，玻璃，化工，机械，光学，仪器，火炮等产业做主导而发展起来的。同时伴随着新科学思想的产生。

阿格里科拉的《论矿冶》极大地激发了欧洲各国对于矿产的挖掘。

他总结了金属的优点:

首先，金属对医生有用，因为它们提供了药物的各种成分，从而使创伤和溃疡甚至瘟疫得到痊愈;

其次，金属对画家有用，因为它们能产生某些较少受潮湿影响的颜料;

第三，采矿对建筑师有用，因为这样可以发现大理石，不仅适用于加固大型建筑物，而且可以用于装饰;

第四，采矿对那些追求不朽荣耀的人有帮助，因为采矿所产生的金属可以用来制作硬币、雕像和其他纪念物，给人以某种意义上的不朽;

第五，金属对商人有用，因为用金属制成的货币远比旧的商品交换制度更方便。

事实上，即使是优雅的、装饰的、精致的、有用的艺术品，也是艺术家用金、银、铜、铅、铁等金属制造的。很少有艺术家不使用金属就能制造出任何完美的东西。除非采矿学和冶金学被发现，然后传承给我们，否则就根本就不会有这些东西。总之，人不能离开采矿业，神意也不会这样安排。

《矿冶全书》第一卷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因为正是在这一卷中，阿格里科拉针对采矿反对者的种种意见，为矿业的正当性和价值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

伴随着矿冶业受到重视，欧洲的硬通货问题，建筑材料问题，商业流通问题，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并且矿冶的大发展间接地助力了欧洲的绘画和艺术事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原材料，并且又刺激欧洲不断向外开拓扩张。

16世纪晚期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培根，曾经这样描述一位富豪：

若是有钱的人肯屈就农牧矿产之事，则其财富底倍增是非常厉害的。我从前认得一位英国的贵族，他的钱财是时人中最多的；他是一位大草原主人，大牧场主人，大森林主人，大煤矿主人，大铅矿主人，大铁矿主人和许多其他类此的产物底主人。因为这个原故，土地之于这位贵族直如一片大海，因为它给他的进款是源源而来，永不枯竭也。

在上述的变化发生之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其实就已经做好了铺垫。

或许是因为我们对欧洲历史尤其是宗教神权下的欧洲中世纪认识还不够深刻。欧洲在中世纪后崛起可能正是一种加速效应的结果。

中国有儒家仁政和科举制度的双重作用，始终能苟住，所以才有反复崩溃又能反复重建的可能。但西方却在上下无法流动整个社会窒息的大环境下积累了太多的底层反对力量最终彻底引爆了社会革命。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但我还是更倾向于是人的自立让欧洲人进入众智集合的新时代，所以才有那么多科学家及社会精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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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xi-huan-cheng-zi 网友的相关建议: 
      

有几点我想说一下:

1，某些人拿李世民重修氏族志来说事，我不知道他们啥脑回路，重修氏族志将崔姓降为三等本身就是李世民瞧不上老牌士族的表现啊这有错吗，某些精神世家也不必挽尊了吧。

2，说世家不是比官职的我又哪一句说世家是比官职的了(当然在贞观朝你也没啥官职可比了，只好比谁家女儿卖的贵)？但李世民看的是官职你酸也没用啊(当然即便北魏定士族时官爵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很奇怪一个割据半壁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某些人眼里倒比李唐合法性更高)。官职代表的是功劳才能，你无功于天下，亦无才势可依仗还有啥可豪横的？新中国都建立了你口口声声祖上八大铁帽子王不觉的搞笑么?

3，五姓七宗们口口声声祖上多牛掰也许在那个时代很唬人,可我们站在五千年历史的尽头回望,也就那样。他们可查的祖宗在他们生存的时代大多也不算什么一流人物甚至有些恐怕正史都无传且也不乏泥腿子出身，那后人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别的泥腿子的？某些精神五姓，怕也说不出自家的精神祖上是谁吧？

4，关于李虎家族，目前的说法有陇西李旁支（人家也没说自己是嫡系啊），赵郡李旁支（陈寅恪考证），胡姓改（法琳和尚说的，因为出家人不打妄语？李世民没杀他，因为李世民心虚？）。第三种说法你爱信就信不解释。就说旁支难道就没资格称郡望了么？世家强大靠的不是什么祖宗荣光，而是家学渊源及人多势众，而这两者都不看什么嫡系不嫡系的，你又不是皇家有一个皇位要继承，当然要开枝散叶人越多越好，否则郡望之下不会又分各房，甚至同姓之间如陇西李赵郡李，清河崔博陵崔本出同源是不是也要分一个庶嫡？你五姓七宗数百年间人才代出，难道全是一脉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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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世民首先嫌弃了他们，所以才有了世家酸溜溜的瞧不上李家，至于什么血统，旁系，破落户，都只是一个理由而非原因。

联姻也好，封官也罢，李世民看的只有才能功劳，说白了就是官爵，在新王朝建立和建设中有功绩起作用的人，自然身居高位，也自然是皇家的结亲对象，这其中既有老牌世家，也有新兴勋爵，所以出身在李世民眼里不重要，才能功劳才重要。

至于说世家瞧不上李家更扯淡了，崔卢李郑王，李家起码排第三，哪怕李虎一支是旁系，但从李虎开始历西魏北周大隋三代公爵即便崔卢也拿不出几个人敢比吧？郑王以下就更别说了。至于南朝的世家，刘宋，萧齐，陈家建国时全是布衣出身怎么没见世家瞧不起？北朝宇文家，外族；高家，精神外族；杨家，精神高门，怎么也没见世家瞧不起？到李唐这真的贵族上位了，确切地说到李世民这世家就瞧不起李家了，为啥？无非是在李世民这里拿不到好处，酸葡萄心理作祟罢了。往前几百年，南边北边，不管谁作皇帝，都要与世家共天下，所以哪怕江山治理一团糟，一堆几十年的短命王朝割据势力，但最后泥腿子出身的皇家倒都摇身一变也跻身世家了，李唐到李渊这也还是这样，还割据一方就已经到处封官许愿滥赏无数了，这些躺赢的世家照例也很满意。但李世民上位后就不一样了，大刀阔斧精简机构一大批无才无功的二世祖不能再寄生于国家公器当然就动了世家利益了，但这些靠祖辈积累的世家确实在新朝中都是边缘人物没什么权重，又不能硬气一点不食周粟，只能酸溜溜的说些敝帚自珍的话了，可笑现在倒有人还真被唬住当了真了。典型的例子如氏族中排名第一的崔家，族长在贞观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五品官，他要有能力有势力他不至于只是个五品，他要有气节也不会去作这个五品，李世民要想向他示好也不会只让他当这个五品，李世民也没必要跟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五品官联姻。​

所谓人言可畏，譬如明朝时曲阜孔家，瞧不上江西张家道士气，瞧不上凤阳朱家暴发户，多少人当了真还真以为衍圣公霸气外露，其实不过私底下过嘴瘾，你让他当面说啊？当面指不定是受了啥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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