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又在思考昌平君与丞相启这个事。我现在怀疑,秦始皇虽然可能自己删掉不少与他本人有关的历史。但汉代人似乎也故意隐瞒和删减秦始皇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那位被时人和历史双双遗忘的统一丞相。
秦朝的历史,我觉得缺失严重到不正常,至少有两大不该有迷案:一是秦始皇的王后之迷,二是统一战争时期丞相启之谜。
原本,最新的里耶秦简出来之前,李开元的猜测推理能够比较能圆满解释和串起这两个谜题。即昌平君是丞相启,秦王政王后是昌平君的亲人,是楚女,是扶苏的生母,在昌平君反叛后受到牵连。所以扶苏在楚人中声望很高。
李开元最主要的根据有两条,第一条是《史记》和《史记索隐》:
《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
对这一句,《史记索隐》的注解是:
“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
李开元选择了《史记索隐》的说法,认为昌平君曾任相国。
另一条是两个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
秦始皇十二年铜戈:
“十二年,丞相启、颠造。”
秦始皇十七年铜戈:
“十七年,丞相启、状造。”
十七年铜戈中的丞相状,现在考证应是丞相槐状,因为后世字体演变的原因,《史记》中把“状”写成“林”。这个丞相状就是《史记》里的秦朝刚刚统一时的丞相槐林,应该叫槐状。但铜戈中出现的秦国丞相启,秦国丞相颠,在史书中则压根儿没出现过的。
所以,李开元以及一些学者,在80年代就大胆推测,这个丞相启,丞相颠,就是昌平君与昌文君。因为他们都是楚国公子,所以昌平君跟着楚王的姓氏,叫熊启,或者芈启。
不过当时就有对这种猜测的质疑。依据是,相国和丞相是两个不同的职位。相国地位是在丞相之上,或者可以认为是秦与汉初的独相。相国只能有一个,丞相可以有两个。
秦始皇五年铜戈:
“五年,相邦吕不韦造。”
这里的相邦就是相国。可见在铜戈中相邦是相邦,丞相是丞相。
吕不韦是秦始皇十年才被罢免相国,那么九年的相国就不可能是昌平君。
所以,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断句应该是:
“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
相国就是吕不韦,平定嫪毐这件事是吕不韦与昌平君、昌文君一起干的。
其实后人对《史记》断句这块容易出错的地方很多,比如我读到《留侯世家》中“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发现没有标点符号,连译文部分也是。但建成侯应该是吕释之,这里应该断成:“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两个人由于职位与姓名参杂,被说成一个人的事情偶有发生。
不过讲到这里,其实也没能直接推翻《史记索隐》中“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这个记述。虽然《史记索隐》有可能是断句出错,但也存在昌平君是在十年吕不韦罢相后任相的可能性。毕竟索隐没有具体说明出处。李开元的推测仍然能立得起来。
《史记》记载:“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
李开元的时间线就是:
但2020年新整理出来的里耶秦简一出,昌平君就是丞相启一说就基本破产了。
廿五年二月戊午朔辛未,洞庭叚(假)守灶敢言之:洞庭县食皆少。略地军节(即)归,谒令南郡军大(太)守以洞庭吏卒数、军吏卒后备敬(警)者数令治粟大府输食,各足以卒岁便。谒报。敢言之。 二月癸丑,丞相启移南郡军叚(假)守主:略地固当辄输,令足灶岁,唯勿乏。传书洞庭守。
秦始皇二十五年,丞相启还在位。这个时候昌平君已经死了。昌平君不是丞相启。
其实我个人为李开元对昌平君的推测感到非常惋惜。李开元教授近二十年来,致力于对秦汉历史叙事的深度重构。他师承田余庆大师,可以说是继承了《东晋门阀政治》为代表作的田氏派系人事分析方法。李开元在《秦谜》中剥丝抽茧,剖开层层洋葱皮,为读者揭开秦王政时期,简单的道德化人物叙事背后,秦宫各大利益集团的你攻我守。既采取亲近型叙事风格,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又把自己的证据、推理逻辑摆在台面上,圆融自洽,让读者在对大大小小的秦朝历史人物简单的道德褒贬评价之外,更深刻得了解历史的动因和表象背后更多的可能性。
李开元对昌平君的分析和推测,是全书最核心最精彩的部分。但是真的很遗憾,《秦谜》是在证据链严重缺失的时候,利用仅有的素材线索,试图推测性得还原出的一副圆满的历史画卷...当时做到了。然而当考古证据不断出现的时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新证据出土前可以立住的一家之言被证伪了。秦简中,丞相启在位与昌平君之死仅仅相差半年左右,便推翻了一个极为精彩的推论。事实证明,历史的真相不是这个。但这不代表他的整套思路是错的。在骰盅没有打开时,谁也无法料定骰子的真正点数。这本身就是赌博,他押错了边而已,仅仅输给了概率。
曾有记者对学界发出过灵魂之问:历史学家为什么忘记了“人”?除了昌平君为丞相启这一点被推翻外,《秦谜》的派系分析,我仍认为是一扇打开秦王政早期历史全新且深度视角的门窗,非常精彩。当观察历史的深度视角只存在于一篇篇晦涩的论文中,而科普向的历史故事只是在拾人牙慧得重复责他而不比心的圣贤标准,用道德叙事在讲述千篇一律充满聪傻善恶的历史故事时,李开元是少有的,努力将已经分离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研究弥合到一起,用既现实又人性化的方式去还原历史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人去努力进行叙事逻辑的构建,那么即使真相摆在世人面前,也是只是一个个不可圆融理解的孤立事件,充满了解释上的自相矛盾。从这一点讲,我还是认可《秦谜》的努力。毕竟在现有的证据下,假如李开元赢了概率,他的可能性会让读者提前到达历史最美丽迷人的对岸。其实这也不是李的一人观点,他是只是整合了一派专家的推论,转化成大家喜欢的语言风格和易懂的叙事方式,完整得讲了一遍。
这点说得远了。考古证据虽然证明了丞相启不是昌平君,但昌平君作为楚系这块人事定位依然大致符合《秦谜》的派系背景分析,秦王后这里也还算能用楚女解释。但丞相启,包括丞相颠,就回到了谜题的原点,成了秦代最大的谜团。
回到秦朝史料匮乏这一点。之前看《秦谜》,受其影响觉得,无论是秦始皇十年到二十五年的丞相启,还是秦始皇的王后,都是秦始皇自己在掩盖这段历史。如果按照昌平君即丞相启的早先推测,似乎也确实如此。
可现在昌平君与丞相启确认不是一人,加上自己读秦汉史下来,发现汉朝似乎也很大程度上在掩盖这段历史。这个我没有直接证据,间接现象有很多。主要来自我看汉初一些知名人物的年龄以及司马迁父子的经历。
秦始皇在前238年亲政,前221年统一中国。
这是协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丞相,而且担任丞相可能足足有十五年,这个时间算是非常久了,追平西汉最长丞相任期记录。说这个丞相启是个庸碌的丞相,恐怕说不通。
但说他是一代能臣,一代名相,他却连一个字儿在史书上都没留下。他在任期间,一直都是首相,而早期的副相丞相颠,同样是不见史书。只有后期的副相状,在秦始皇统一前后,接替丞相启成为首相,而御史大夫王绾(岳麓秦简信息),替补上来成为副相。
统一中国时的国家二把手,政府首脑是谁,竟然是个谜...说他庸碌无为,不合适。他卸任或者病逝于任上时,连楚国都败了,齐国就等着投降了。可以说秦国统一的军事行动,已经大体完成。说他名震天下,知名度很高,为什么又是个谜?是这段历史被秦朝自己给封禁了吗?恐怕也不是。光汉初与丞相启本人相识的,就有西汉那个干了十五年时间,和丞相启时间任相时间一样,创下西汉记录的丞相张苍:
张苍在秦朝担任御史,为主管柱下方书,掌管机密文书的柱下史。他少年时曾师从荀子,所以算是李斯的同门小师弟。所以,张苍19岁时,很可能丞相启刚好上台。而他入仕秦廷,最大概率是丞相启担任秦相的时期...他还是柱下史,见丞相大概都是常事。而张苍后来担任汉相,为什么他也没把丞相启这段历史信息提供给汉朝的史官?另外有趣的一点是,张苍把救命恩人,汉惠帝时的丞相王陵当成父亲一样尊敬,张苍当了丞相后,还把王陵的遗孀当成母亲一样,经常去看望。张苍担任丞相都80岁了,他当成母亲的王陵夫人,恐怕至少也90往上了。这些人都是亲历过丞相启时代的人。王陵是县豪出身,夫人恐怕也是知晓世事的大家千金。当然,张苍是汉武帝爷爷汉文帝时期的人,距离司马迁很远。但这个西汉丞相极大概率是本人就认识丞相启的人。张苍又是为汉朝定制度的丞相,不至于他在汉朝朝堂上干了一辈子,不讲点老领导的事迹。
汉初时,仅仅掌权的人中,与丞相启曾同处一个时代的人就不止一个人。刘邦竞聘上岗,成为泗水亭长的时候,就是丞相启在任期间。当秦国的官吏,岂有不知秦国百官之首是谁的道理?那个职位放在现在就是总理啊。萧何这些沛县县吏一派,王陵这些沛县的县豪一派,作为官吏和豪门,也都担任过西汉丞相,他们对秦丞相启不会陌生。在那个年代,也许平民说不出太多朝堂人物的名字,但君主是谁,王后是谁,首相是谁,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信息,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基本的舆论宣传可谓出了大问题,岂非任何人都可以假冒顶替...何况,丞相启干了十五年之久,不是匆匆下台,民间记不住得那种。
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有足够的条件收集这个信息。看司马迁的祖上:
司马迁祖上曾经出过灭蜀总司令司马错这样的大人物。而司马错的孙子仍然有追随白起打赢长平之战的秦将。一直到秦朝最后,还出了一个秦王铁官司马靳,算是能见到秦王的中央高官。而且铁官掌管铁器,在当时是重要的生产物资项,说司马靳不了解当时丞相启,恐怕不可能。铁官属于少府管辖,丞相启、丞相颠,就是司马靳上司的上司,职位距离很近了。
到了汉朝,司马毋怿直接管着长安的市场,向內史负责。司马喜是五大夫。五大夫比司马迁本人的爵位高了四级,是八百石高等爵,是很显贵的。
但是真正成为太史令,对历史这块特别有研究的,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俩。而能够收集丞相启资料的关键人物,应该是司马谈。毕竟司马迁离秦朝又远了一代人。其实仅见于史书的,可能向司马谈多多少少提供些关于秦丞相启的人物,就有好几个。
司马谈开始担任史官这一年,冯唐90岁左右,而且汉武帝原本想请他出山当丞相,他以年老不便推辞了,只推荐了儿子冯遂当郎官。这个时候冯唐的头脑应该仍然还比较清醒。
更关键的是,冯家和司马家关系还非常好。冯遂和司马谈个人很要好。冯老8岁那年,丞相启才卸任。如果司马谈想要知道丞相启的一些公开信息,问问冯老小时候的国家总理是谁。这完全是可以问出来的公开信息。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合著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里,没有一丁点丞相启的信息。
汉武帝继位的前140年,除了冯唐,约前217年左右出生的万石君石奋,也77岁。他出生虽然与丞相启相差几年,但他的父辈应该就是丞相启时期的人物。不至于对秦朝历史陌生到那种程度。石奋死于前124年,享年93岁。司马谈也可以向石家请教一些历史问题。事实上司马迁有很多历史材料,都是寻访当事者后人所得。毕竟,司马谈和司马迁顶着太史公的名号,干这个事情属于专业的,而且属于可以进禁宫的近臣,加上又是直接给这些名流一生做人生评价的超级笔杆子。叱咤秦汉的列侯们,给他们点对自己无关紧要的历史信息,是举手之劳,帮助太史公父子对自己青史留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应该没那么大阻力。
再就是,汉武帝时期,在国外还有一个丞相启的故人活着,就是南越王赵佗。
南越王这边,如果司马家可以交换一些信息,或者理一理南越王赵佗的早年经历,大概也不会全部避开丞相启。可《史记》中,跳过了赵佗早期经历。
很奇怪,丞相启作为一个协助君主第一次武力统一天下,在为足足十五年的丞相,到底会被认为是多么没有存在感,才会在史书中只字不提?
前110年,司马谈去世前,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
为了让独生子司马迁完成自己整理历代史料,为明主忠臣立传,为后世留学的遗志,司马谈有种死不能瞑目的期望情绪...司马迁留着泪答应了父亲,一定会完成这个使命。司马谈虽然远没能完成《太史公书》,但他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精神标杆,一个史学复兴的里程碑事件,只是被隐没在他儿子巨大的成就中。
司马谈这么看中历史,尤其是看重历史人物,却让秦始皇初期很关键性的历史人物被埋没,我觉得有一定矛盾性。秦始皇时期的历史,可以说成了一个原本应该信息量很大,但现在反而只有二手《史记》,三手《通鉴》和一手出土秦简可读的史料极其匮乏的历史阶段。而仅有的这些信息,引导性的观点和选择性的展示,似乎比重也非常大。很多功过,基本上就是秦始皇一个人在背,被过多展示结果,没有显示因果。或者说,因果已经被极其有限的史料所定论,没有更多观察的空间了。
但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有没有一手的秦始皇时期史料可以查阅呢?有的,就是《秦记》。
司马迁是看着秦朝官史《秦记》写史记,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明说: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用事上帝,僭端见矣。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余於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後有君子,以览观焉。
司马迁还顺便吐槽了一下秦记不写日月,太过粗略给他带来得不便。先秦史料匮乏,这里已经隐含着秦记是他研究历史的主角级材料之一。
连东汉班固也看过:
吾读秦纪,至於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所以汉代人是否看过秦国官史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凡研究历史的都读过,这是当时的传世巨著,最重要编史源头素材之一。
司马谈和司马迁,在堆满萧何抢救下来的秦廷档案,汉初百年来各地方献上来的家传文献的金匮石室内,对着《秦记》,竟然不知道统一前秦国最后的丞相是谁?或者认为统一阶段,国政压力最大时期的首相所作所为不值一提?丞相启任相的时候,秦始皇才二十出头啊,再独断专行,一个毛头小伙能把丞相的存在感挤得连影子都不见?关键是,除了丞相启和丞相颠这一对,其他的丞相都于史书中赫然在列。
要知道,后世历朝历代的考据学家们是很厉害的,很多很不起眼的间接旁证,蛛丝马迹,多会被他们捕捉到,然后通过对各种史料文物暗证线索之间的互证,推出一些史料没有点明的具体细节信息,甚至只是某个人做某件不起眼的事情的具体年份月份...但对于丞相启,竟然是个真空级的存在,他在史料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间接线索...
所以,出于这种矛盾性的现象,我认为,汉朝很可能也在掩盖丞相启、秦王后的信息。
但这一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说丞相启对于秦朝、秦始皇来讲很敏感,难道能敏感过秦始皇的老妈和秦始皇的仲父相国吕不韦私通,后来又养个给君王生了两个异母弟私生子的男宠,还差点要弄死作为君王的儿子,秦始皇杀掉两个异母弟弟,也差点和亲妈决裂...这么敏感的都留下了,丞相启到底能有多敏感?
如果说丞相启对于汉帝、汉朝来说很敏感,那么其中无碍汉朝敏感点,可以照实记叙,有关汉朝的敏感点,可以简略提及,如果不利于汉朝形象,甚至可以道德上反攻批臭。竟然来个只字不提...汉朝上到帝王、丞相,中到史官、群臣,下到百姓巷闻,竟然都完美避开这个统一丞相。
出土秦国铜戈中之所以会屡次出现丞相启的名字,是因为秦朝有物勒工名制度,兵器上必须刻上到督造的丞相,下到制造的工匠的名字。秦国十五年里新制造的兵器里,刻着丞相启之名的数不胜数。秦国士兵们是拿着这些刻着丞相启的武器统一了中国。而统一后,这些兵器恐怕有些还在使用...
统一丞相,怎么做,才能做到十五年,没有做过一件让人们有兴趣提及的事迹?哪怕庸碌无能,也配评价一句庸碌吧...无法青史留名,他却连恨都让人恨不起来?
如果汉朝真的有意隐晦这个秦丞相,那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人无法接受又不愿意明提的事情呢?
昌平君身上其实没有太多的谜团了,就算《索隐》中“立以为相”不是受断句影响,那他在现有信息下对号入座,也只剩下一个丞相颠的可能性。而丞相颠,极可能是因为与丞相启做了捆绑,也才被历史有意忽略掉了。
现在来说,最大的秦谜,就是这个丞相启,他何德何能,何庸何碌,何劣何恶,能占据高位而在大变局时代最激荡的十五年历史跨度中,一片空白,点墨不沾?
关于丞相启的历史形象,我个人有个大概的方向性猜想:
比如他反对法家意识形态,比如他反对秦国国策。
如果是前者,楚汉时期很多人会歌颂他,汉朝也不会避讳这种歌颂。如果是后者,汉朝更会拿他做秦朝内部的典型。而且如果是这样,他在秦国根本做不久。
比如他同时反对儒家,比如他大肆镇压六国。
如果是前者,其实汉朝史料可以拉出他隐性批判一番。李斯就是例子。如果是后者,也可以直接公开对批,把他批臭成刽子手。
所以,这个矛盾点在于两点:
他不被后来掌握朝堂话语权的秦始皇所待见,但他被秦国当时的朝堂所待见。说明他与秦廷有同有异。
他不被后来掌握民间舆论的关东势力及关东势力建立的汉朝所待见,但又不能被拉出来批臭。说明他与汉廷也有同有异。
能够同时满足这几点,我有一个大致粗放的可能性猜想:
在我之前观察汉初黄老道家到底对汉朝政权而言代表了什么时,我突然发现,秦始皇前期,秦王政时期的朝堂,有不少黄老道家的蛛丝马迹。
如果说,丞相启,是一个秦国朝堂坚定的黄老道家路线旗帜性人物,而且他既倡导黄老道家的无为,也靠施行黄老政策让统一之前的秦国在民间舆论上出现诸多可圈可点的亮点,在灭国战争时对五国百姓归化工作做得非常到位。那么,他恰好可以同时满足这几点:
这几条,是我方向性的猜想,很可能与真实原因相差甚远。但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一种方向。因为我在探索黄老道家与秦汉变局的关系时,隐然发觉,吕不韦到秦始皇亲政初期,与汉朝有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共同点,就是对黄老的接纳态度。而这一点,后期转为独尊法家的秦始皇会否认,批臭法家和秦朝的楚汉也在否认,又延伸出秦朝与汉朝一个隐蔽的共同点,就是都不能过多说秦王政时期的朝堂政策路线,尽管出发点不同,一个是为了树秦法家,一个是为了批秦法家。丞相启,似乎可以搁到这个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