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莽篡汉分东西汉，赵构南迁分南北宋，而武周篡唐唐朝不做前后区分？ 第1页

对于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而言，帝都内外的宫、苑、庙、陵等帝制建筑往往具有与皇帝及皇室成员相当的“神圣”地位：在中国古代律法体系中的“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中，就有“谋反”、“谋大逆”、“大不敬”三项“不可饶恕”的罪名，专门用来保护皇帝、皇室成员与帝制建筑。易言之，皇帝及其家人（血亲、姻亲）与皇帝的家宅（阴宅、阳宅），就是“家天下”时代一个王朝的具象化。

东汉、季汉、东晋、南宋虽然名义上分别都是在继承西汉、东汉、西晋、北宋的“统序”。但，东汉之洛阳、季汉之成都^[1]、东晋之建康、南宋之临安，都是前朝皇室成员跑到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西晋之洛阳、北宋之汴梁之东、之西、之南，重新建立了一套帝制建筑，且该王朝始终未能迁回故都或完成恢复。而且，东汉、季汉、东晋、南宋也因帝制中枢建筑的迁移再建，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与西汉、东汉、西晋、北宋全然不同的统治集团^[2]、地缘格局、典章制度。

帝制建筑的迁徙、统治集团的换血、地缘格局的骤变、典章制度的更新，共同决定了史家必须将之与前朝区别对待，方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一“新王朝”的脉搏，即便这个“新王朝”看上去与“旧王朝”存在种种藕断丝连的联系。

另外，东汉皇室、季汉皇室、东晋皇室本质上分别与西汉皇室、东汉皇室、西晋皇室存在的血缘关系，比较疏远，而且均为前朝帝系的旁支疏属，甚至季汉帝系、东晋帝系都完全不是东汉皇帝、西晋皇帝的后裔，这就使得，东汉、季汉、东晋三朝，在皇帝及其皇室成员方面，也分别与西汉、东汉、西晋三朝存在一定“亲等”距离，如果按照“五世而斩”的小宗算法，它们与各自的前朝帝系可都是出了五服的远亲。

南宋方面，虽然赵构与北宋徽钦二宗存在父子兄弟的“亲密关系”，但赵构自从在金军大营被吓破了胆就“不育”了，宋孝宗以后的南宋帝系其实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那么除赵构以外的南宋帝系在本质上，其实也与除赵匡胤以外的北宋帝系，私以为也是相对疏远的。因此，南宋相对于北宋，其实也具备了帝系及皇室成员、帝制中枢建筑、统治集团构成、地缘格局、典章制度等维度的全面不同，甚至迥异。

至于，武周前后的李唐，区别不过是唐高宗李治的祖、父、身三辈与唐高宗李治的子、孙、曾孙....，在皇帝、帝系及皇室成员方面，不过就是从没有武则天的血脉变成了全都有武则天的血脉，但依然全都是李渊-李世民-李治一系的直系子孙，并没有被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兄弟）之后裔，李湛、李洪（李渊兄弟）之后裔，甚至李亮、李蔚（李昺兄弟）之后裔（李神通）等旁支疏属截了胡。

另外，李唐不论是在武则天以前还是武则天以后，始终都是奉行长安、洛阳双都制度，并且以长安为主，安置李唐帝系“阴阳宅”的，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在长安城内“前仆后继”，大唐十八陵在渭北大地上如山耸立，这样的帝制中枢建筑基本格局并未受到武周影响而发生改变。而东汉之于西汉、季汉之于东汉、东晋之于西晋、南宋之于北宋，宫城、禁苑、帝陵、坛庙，一整套帝陵建筑全数迁入新都，便是它们被分为两朝，而李唐并未被二分的核心原因。

至于李唐的统治集团、地缘格局与典章制度，并未因武周的兴衰而发生重大改变，反而是在武德、贞观、永徽、武周、景云、开元、天宝等时期渐次演变，直到安史之乱方才对李唐前后的地缘格局、典章制度产生重大扰动。但中唐各朝的统治集团变迁、典章制度变迁，也明显与唐前期有紧密关联，更是开元天宝之政利弊两面的直接发展，在这一方面，尤以藩镇制度为典型^[3]。

总而言之，李唐的帝系传承与皇室成员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朱温代唐方才终结；李唐的帝制中枢格局也一度坚挺过了武周革命、安史之乱、泾原兵变等乱局，直到黄巢之乱与朱温代唐之间的二三十年方才被彻底破坏。李唐的统治集团始终围绕着李武韦杨^[4]及各大迁居两京的中古望族^[5]展开，李唐的典章制度历经初、盛、中、晚渐次演进，武周革命对其典章制度的冲击，甚至远不如安史之乱的影响，而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代政治也不宜过于武断地切为两半；唐代的军政地缘格局，始终以两京为核心，前期与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两京控制西北、东北力度的不同，前后差别远无两汉、两晋、两宋那么巨大。

因此，无论是武周革命，还是安史之乱，私以为都无法构成像王莽乱汉、汉末大乱、永嘉之乱、靖康之耻那般的“中断属性”，大唐也完全没有因武周、安史而被中分为两朝的必要。

参考

1. ^ 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
2. ^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3. ^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4. ^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5. ^ 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