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如此黑暗，为何还是有很多人追随? 第1页

讲个故事吧。

1945年冬天，大雪纷飞。晋冀鲁豫军区6纵18旅52团1营教导员武效贤，这位日后上甘岭上的英雄团长，此时正蹲在一间小屋里听1连指导员王玉琨汇报：

“我们这儿有个新解放战士叫王克勤，在国民党那边当了多年的大头兵，满脑子乱七八糟，情绪低落，背后净跟新战士瞎叨叨。最难改造的就是这种人！”

“他说什么？”武效贤笑着问。在场人们不会意识到，他们此时正在谈论的这个人，将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第二野战军头号战斗英雄，个人毙敌232名，俘敌14名，9次荣立战功，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简直是“人型终结者”。

“‘共产党的军队算个啥？几支破三八，一个连才两三挺轻机枪，一个营才两三挺重机关枪，兵又少，穿得破破烂烂，吃也是饱一顿、饥一顿的。蒋介石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有美国援助，小日本儿都被美国干挺了，就共产党这几杆破枪，没戏！’你听听，这思想，咋整？”

王克勤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其实说清楚了为什么明明国民党的统治这么黑暗，大多数人仍然麻木地追随着这个腐朽透顶的政权——对于胜负的预期。

王克勤知不知道共产党对他好？其实是知道的。他并不是第一次被共产党俘虏。1942年4月，他就曾经在随国民党30军27师进攻鄂豫边区时，被新四军5师俘虏过。当时新四军待他很好，给他讲了团结抗战的道理，就把他放回了原国民党军部队。这让他对共产党的不杀之恩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当他在1945年10月的平汉战役中随着30军的全军覆没再次被俘后，就坚决要求加入解放军。因为他父亲曾经教育他做人要知恩图报，既然共产党饶了自己两次性命，这恩情就不能不报答。

但这种朴素的恩怨理论，并不意味着王克勤的思想有根本的变化。

“王克勤军事技术非常好，是一名老机枪手，各种机枪都摸得很熟。和他一起解放过来的战士都叫他‘机枪圣手’，还说他打起仗来点子特多，在国民党军队里还立过战功哩。”

飞机，大炮，坦克，几百万大军，还有背后的美国援助。所有这些优势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摆在面前的东西。王克勤1939年被抓壮丁，在蒋记王牌军30军服役6年，见惯了机枪大炮狂轰滥炸的“大场面”。眼前的这支军队武器寒酸，兵力弱小，在国际上也孤立无援。王克勤自然而然地认定，未来的国共内战，胜负毫无悬念。

虽然你们都是好人，但你们一定会输。这就是命。就跟我自己一样，命不好呗。

“命不好呗”，这是那个年代受苦人通用的自暴自弃。

谁让你生是中国人？谁让你生在穷人家？是的，我的一生就是受尽欺压，饥寒交迫，但反抗毫无意义，一定会失败。

王克勤原名王开勤，1920年出生在安徽省阜阳县王东店村（今安徽省颍上县六十铺镇高菜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家人靠租种地主的三亩薄田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当地地主王晓傅，盘剥农民惯搞“大斗进小斗出”的无赖手段，群众恨其为“王三藏”（藏粮、藏斗、藏秤）。王开勤13岁那年，父亲王晓平因高利贷催逼太甚，和王三藏争辩了几句，竟被打成重伤，含恨去世。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孩子们没日没夜的耕种三亩薄田，但产出仅够交租，全家只能沿村乞讨度日。年纪稍长的王开勤便开始四处挖野菜、拣麦穗、打短工养活家人。1939年7月，地主串通保长，要把王开勤的哥哥抓去卖壮丁。为了保护家人，王开勤代替哥哥被绑去了国民党军。没过几天，他冒死逃回家。地主和保长知道后，冲上门将他毒打一顿，然后给他改了个名字叫王云飞，又卖了一次壮丁。1941年7月，再次逃回家里的王开勤又遭到地主保长的毒打，被改名王克勤，第三次卖到国民党军。

但悲惨的身世，受尽欺压的过往，并不意味着，这个从小就以孝母守义，身强体壮，打架凶狠闻名乡里的孩子，敢于站在机枪、大炮、坦克、飞机，还有世界第一强国的对立面。

毕竟，对于没有组织和觉悟的乌合之众而言：

所以说，问题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如此黑暗，为何还是有很多人追随?”，而是我们要如何说服人们，去反抗这个有飞机、大炮、坦克，以及世界最强帝国主义支持的，看上去完全不可战胜的黑暗统治？

在了解王克勤的情况后，教导员武效贤找来一挺刚刚缴获的苏制DP轻机枪。说来惭愧，虽然是老大哥的制式武器，但是抗美援朝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很少使用这种长着一个大盘子的怪枪。倒是国民党军队抗战时期从老大哥那里领了不少，搞得延安有人怒曰“书本给无产阶级，武器给资产阶级”。这挺DP机枪刚刚缴获不久，全营老战士都没见过，也没人会使用保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这枪怎么怎么稀奇，激起了王克勤的好胜心。他现场给大家表演了一套绝活儿。只见他抱过机枪，用白布蒙着眼睛，赤手空拳把机枪拆成零件，又完完整整地装了回来，引得大家一片叫好。

这还不算，王克勤把机枪架在靶位上，蒙着眼睛装上子弹，让人在几个靶子上各挂了一个铃铛，远远地用绳子一拉，只听铃铛声起，枪响靶落，无一打空。

神了，“机枪圣手”已经准到能听声辨位的程度！

“你喜欢它么?”武效贤指着机枪问王克勤。

“喜……喜欢。”

“那就给你用吧，不过，你得把全班的同志都教会。”

“行！”

1946年1月，趁国共停战协议之机，晋冀鲁豫军区展开春季整训，并在新补充的2000解放战士中展开诉苦运动。诉苦大会第一天，几个新参军的农民战士沉痛地控诉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剥削欺压的痛苦经历：有的父母被杀了，有的妻子被强奸了，有的被逼得四处逃荒……讲到伤心处，台上台下一片唏嘘声，要翻身、要报仇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起。

周围人的情绪感染了王克勤，让他想起自己悲惨的一生，也让他想起了参加解放军以来首长和战友们对自己的关怀。尤其是一次自己生病，连里为自己买了白糖、鸡蛋养病，排长亲自守夜照顾。当天晚上他一宿没睡，第二天早上头一个冲上讲台，将一家人悲惨的经历统统倾诉了出来，让自己25年的苦闷来了一次彻底的宣泄。

政工干部适时对战士们进行启发。恶霸地主们的高屋深宅，锦衣玉食，都是谁生产的？都是我们穷苦百姓生产的。穷苦人的辛苦劳动才有了粮食、衣服、房子，结果穷苦人还要挨饿受穷，还要被恶霸地主们欺负，这公平吗？这合理吗？我们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人都有被压迫，被欺负的过往，那说明欺负我们的不是一个两个地主个人特别坏的问题，是整个剥削阶级的罪恶，是为剥削阶级撑腰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罪恶。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穷苦人才有好日子过。

这次诉苦运动让王克勤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愿意和党员干部交流，愿意在大会小会上发言，愿意认真遵守群众纪律，训练也变得积极认真起来。

1946年6月，解放战争正式爆发。8月6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邯郸马头镇誓师。王克勤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在国民党军中传得神机妙算，撒豆成兵的刘伯承司令员。他完全没想到司令员讲完话后会到队伍中和战士们握手，更没想到司令员会把手伸给他，还勉励他说“我和你一样在旧军队干过”。共产党的“大官”亲切得像隔壁爷爷，这让王克勤进一步意识到共产党真的是穷人的队伍。

最后的蜕变，来自1946年8月陇海路战役中的解放兰封（今兰考）之战。这也是王克勤参加解放军后的第一次大战。

进入阵地后，连长陈凤祥发现新解放战士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犹豫和畏缩情绪，抱着他那挺DP的王克勤也是如此。他想起了王克勤有一次说的一件事：国民党军官经常对士兵们宣传说，共产党的军队对俘虏起初很好，打仗时却把俘虏放在前面当炮灰。连长想对王克勤他们说些什么，但还是忍住了，他想最好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冲锋号响起，连长陈凤祥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第一个跃出战壕。各班排的干部与党员也纷纷带头冒着枪林弹雨发起冲锋。王克勤一下子呆住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他早已习惯了国民党军队里的长官一边叫喊“弟兄们，给我上！”一边把士兵像羊群一般赶向战场的样子。敌人的机枪开火了，冲在前面的干部战士有的负伤了，有的牺牲了，但更多的战士仍然前赴后继地向前冲锋，视死如归。

“诉苦以后，我懂了谁是仇人，谁是亲人。……可是这次打仗以前，我还在胡思乱想。……反动派说共军打仗，全让俘虏挡头阵。今天，我才看清，他们全是造谣。……枪一响，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都领头冲，我看了心都跳。在国民党军队里从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后来，王克勤对营教导员武效贤这样说道。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军队，或许，他们真的能赢……不，还是不行……血肉之躯怎么能对抗飞机大炮呢……不对，如果，如果我也冲上去呢？

我可是……

机枪圣手啊！

突然，王克勤“呼”的一声端着机枪跳出战壕，向躲在后面的解放战士高声喊道：“冲啊!”一群刚刚还畏畏缩缩的解放战士跟着他勇猛地冲进战场。王克勤端着机枪几步冲到队伍最前线，凶猛又精准的火力连续打哑了敌人4挺机枪。敌人抵挡不住，纷纷溃逃，突击队趁机冲上了兰封城头。

战后，王克勤荣立三等功，提拔为机枪班班长，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效贤教导员来表扬他，王克勤却当场大哭了起来：“我对不起开始冲锋时那些伤亡的同志……”

战神，归位！

1946年10月巨野战役中的徐庄坚守战，王克勤和他的7人机枪班，扛着一挺DP轻机枪和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阵地的最前沿，直面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11师。

虽然是机枪班，但这7人当中有4个新兵，其中3个人连投弹、射击都还没学。王克勤把全班编为两个战斗互助小组，其中一个由老战士赵青年领导，另一个由当过伪军有战斗经验的杜双建带领。考虑到小战士白志学胆子特别小，王克勤便带着他一起加入赵青年组。

全班人进入阵地后，立即开始抢挖工事。白志学找来几块门板，加固阵地护坡，大大加强了阵地的防炮能力。除了主阵地外，王克勤还带着大家挖了很多预备工事，中间以交通壕连接，转移时地面上丝毫看不见痕迹。他还为大家规定，班长负责指挥，组长负责联络。阵地上互相联络，白天用手语，夜间扔土块。进入阵地时班长在前，撤出阵地时班长在后。

徐庄坚守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整11师冲击十余次，出动飞机6架，发射炮弹2500余发，徐庄全庄39栋房屋仅余一间茅草屋。但王克勤班由于战前准备充分，战术机动灵活，组织配合无懈可击，虽然顶在阵地最前沿，但是激战整日，毙伤敌人一百多人，全班竟然无一人伤亡，出色完成了阻击任务。

战后，王克勤班荣立集体一等功，全班出了4个战斗英雄，王克勤升任排长。

王克勤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战场上的智勇双全，而是他从自身心路历程出发，开创“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的三大互助运动。

所谓“互助”，就是在班里以自愿结合为基础，让老战士、新战士和解放战士成立互助组。互助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任务的转变而不断调整。思想文化学习的时候，就由文化程度高的人当组长，给其他人讲解学习内容；行军的时候，就由身强力壮的人当组长，帮助其他人拿东西；训练的时候，由技术能力强的人当组长，教授大家军事技术；打仗的时候，由具备作战经验的人当组长，指挥大家战斗。

这样一来，组里的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独当一面，既为他人做贡献，又享受着他人的帮助。在这样的集体环境下，大家心情苏畅，工作、生活越发活跃，进步飞快。

新战士和解放战士到班里，王克勤都会主动与他谈心，了解他的生活困难，帮助他结识朋友，融入集体。

在此基础上，王克勤规定，每天要召开集体汇报会。大家坐在一起，摆自己的过去，互相了解，增进感情。老战士讲我军的光荣传统；新战士介绍农村土改新面貌；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蒋军中的迫害压迫。不用几天下来，全班战士就成为贴心换命的亲兄弟一般。

这一运动，极大提升了解放军改造吸收解放战士的能力，让老战士、新战士、解放战士三者拧成一股力量，大大加快了部队连续作战后恢复战斗力的速度，可以说对整个解放战争有着战略性的影响。

一、在一个班里除正副班长外，能够发挥班内各个分子不同的特长和作用，便于培养积极分子;
二、在一个班内有了二个到三个互助小组，……班长便于指挥掌握，便利行军、练兵，在火力增强的条件下尤其便利于战斗，又可以减少伤亡。而且因有互助组的缘故，常能启发各组间的革命竞赛，较之一个班长指挥七八个散兵好得多，细致得多，有组织得多;
三、班内互助组的形成，大大的增进了一个班内的凝结力，这样足以避免因班长伤亡指挥中断所引起的可能的混乱或失去掌握，真正做到每一个班成为一种走不垮、打不烂的坚强的肌体。
——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1946年11月，6纵党委在全纵队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野战军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王克勤班》。12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社论号召新老战士之间，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与从国民党军解放过来的战士之间，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中、战斗中“相互帮助、相互体贴、相互学习、相互督促”。要求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重视学习解放入伍的战士在作战技术上的长处，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求解放战士通过向老战士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提高阶级觉悟。

这篇社论在全国各解放区的指战员中引起很大反响，全军迅速掀起了一个开展王克勤运动的高潮，当时几乎所有的班、排都成立了互助小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三大互助”运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大批王克勤式的模范班、排和英雄人物涌现出来，全军的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

以兰封及滑县上官村战斗为例，……(在上官村)我们伤亡比兰封为小，而战果则超过数倍，……除了刘邓首长的英明指挥外，这次王克勤运动在部队开展的作用很大，老战士都细心带领新战士作战，此外在部队中每班都有三个互助组，由新老战士共同组成，组长由战士自己选举，互助内容包括行军作战、吃饭、睡觉、学习等各方面，采取老战士带新战士的办法，新老战士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助组平时为学习组，战时就变成战斗组。新战士只要训练十五天后，就能和老战士一样的作战(据俘虏谈：蒋军士兵最少得训练一年多才能作战)，战斗伤亡比陇海战役减少三分之一。
——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1946年11月28日

1947年3月，在战斗间隙，晋冀鲁豫野战军6纵18旅召开全旅第二次英模大会。旅长肖永银、政委李震在会议期间勉励王克勤戒骄戒躁，继续创造更大的成绩。参加英模大会的185名英雄模范中，解放战士占到三分之一。

至此，国民党军队不仅成为了解放军的武器运输队，物资运输队，人员运输队，甚至还成为了英模运输队！

一个王克勤，哪怕再是个人杀敌两百多，厉害得跟终结者一样，也不过是一个人，一挺机枪而已。但三大互助运动带来的，是几千，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个王克勤。他们，将创造奇迹，埋葬蒋家王朝！

王克勤是俘虏兵入伍的，他当了典型，本身就能教育新的俘虏兵，尤其是他的建立的互助组、开展三大互助的那套办法，有利于迅速将俘虏兵转变为人民战士，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们转入战略进攻后，实行的是无后方作战，比如六营集和羊山集战斗，我们俘敌五六千，这些俘虏我们只好全带着，基本全部补充到我军。当时，一个营有千把人，由于作战消耗，老骨干根本不够用。我们就是用王克勤的办法，很快将俘虏兵转变过来。前一仗的“解放战士”，就能带后一仗的“解放战士”。讲白一点，就是用俘虏兵带俘虏兵。当时，我们许多营、团首长的警卫员也用的是解放战士。许多解放战士当了排长、连长……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王克勤！
——6纵队18旅旅长肖永银

1947年7月10日夜，鲁西南战役中的定陶攻坚战。正在发高烧的王克勤隐瞒病情，带领全排当先全军冲上定陶北门。在攀登云梯时，王克勤不幸中弹，但他仍然坚持指挥，直到全排攻克北门，射出代表夺门成功的绿色信号弹才昏死过去。

11日凌晨，王克勤在送往医院途中伤重牺牲。他牺牲前最后的遗言，是将自己包袱里剩下的东西分给大家，说战斗下来同志们会缺东西的。

消息传到野司，刘伯承司令员痛哭失声：

“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当天，野司以刘邓首长名义发出唁电：

我们以极悲痛的心情悼唁本军著名英雄王克勤同志，悼唁一切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崇敬。为了永远纪念王克勤同志，决定王克勤所在排永远保持王克勤排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并为继续开展王克勤运动而奋斗，直到全部歼灭进犯军。
王克勤同志永垂不朽!

消息传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延安军民也相继组织了一系列悼念王克勤烈士的活动，《解放日报》还专门刊登了李直作词、铁民作曲的悼念歌曲《展开王克勤运动》。

定陶县委、县政府决定，把定陶城的北门改名为“克勤门”，以永久纪念王克勤烈士。

2009年9月10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结果揭晓，王克勤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一章写到解放战争初期的青化砭战役时，是这样写的：

这时，团长赵劲带一个营，配合兄弟部队从山上扑下来，冲入敌群了。他们，步步遇到敌人的抵抗；有些地方，敌人一个班被打得剩下一个人，但是那一个人还在拼死抵抗，仿佛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下武器。

虽然并没有什么卵用，但显然，这个时候国民党军的组织度是在线的，士气也是存在的，士兵们仍然有拼死抵抗的勇气。

但是过上几章，到沙家店战役，画风慢慢就改变了：

周大勇率领第一连攻下敌人最后一个阵地时，就没有停止，继续追击，不顾一切地向敌人中间插。他心里有数：“敌人是被打散了的，再多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他让战士们按上级规定的记号：把白手巾绑在左胳膊上，从山头上追到沟里，从沟里追到山上；见了敌人就往中间钻，钻到中间就四面开花往外打。敌人往山下滚，往沟里跳，互相践踏，狂呼乱叫。到处是敌人牲口、死尸、伤兵、炮、枪支、背包，到处是一堆一堆放下的武器和挤在一块等待收容的俘虏。周大勇不停地派战士把俘虏们往后带。他一共捉了多少俘虏，自己也记不清。

建制一乱，国民党军的组织度就迅速归零，解放军捉俘虏捉到自己都算不清了。

到最后一章，画风彻底崩坏：

我军在九里山的抗击部队一撤退，敌人就像抽开闸门的大水一样，从九里山北面顺咸榆公路向南流去。他们不久以前还是有组织的军、旅、团、营，如今差不多是乌合之众。他们没命地呼吼着乱窜，人踏人马踏马，互相冲撞，互相射击，咒骂，厮打，抢劫……有人跌倒了，呼喊救命，但是无数的脚踩过跌倒的人，直到踩成肉酱。有时候，人员骡马在山沟里拥挤得不透风，就有一帮人用冲锋枪扫射给自己开辟逃跑道路。步兵把炮兵驮炮的牲口推到沟里，夺路而走。有些军官骑着马横冲直撞，抡起手枪，想维持秩序，但是像洪水一样的人群把那些军官裹起来，向前流去。
过去，游击队是晚上袭击敌人。一支三五十个人的游击队，每次战斗打死或俘虏十来个敌人，也就是不小的胜利。这几天呀，他们大白天也从这个山头跳到那个山头，袭扰、打击敌人；一次战斗中俘虏百十个敌人，也是很平常的事。

作为西北野战军中的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笔触，将国民党军由张狂骄傲，不可一世，到动摇犹豫，负隅顽抗，一直到惊惶失措，全军崩溃的过程刻画得惟妙惟肖。

绝大部分国民党士兵，或者说当时的绝大部分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追随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原因，就是反动派强大到似乎永远也无法战胜。但一旦他们意识到反动派其实是脆弱的，是可以战胜的，幸福的生活是有指望的，那星星之火，也必将成燎原之势。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七大闭幕词

因为安逸啊。你看郭沫若在抗战爆发后“自愿”从日本回家“报国”，直接变身成“无党派人士”，一头就扎进重庆呆了七年。

甚至解放战争开始后，郭还是窝在国统区不肯走。直到1948年末，天下形势基本明朗，他才满含热泪地奔向阔别已久的解放区。

郭沫若讨厌蒋介石反动派吧，但他宁肯给反动派当厅官也不愿跟着红军去战斗。没办法，北方的水太凉，炮太响，妓女也太少。

关于郭沫若得梅毒的事，本来和这个答无关。但评论区有朋友缠着让我讲，于是我特意扒了下老硬盘里的陈年旧书，给你们一个中国大陆的出处。

龚济民《郭沫若传》:

安娜明白了他有走的意思，觉得并未出乎自己的意料，只是两个大的儿子感到有些惊愕。她思忖了一会儿，深情地带着告诫的口吻对他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细细品味安娜的话，沫若自然问心有愧。面对二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他虽然说不出什么忏悔的话，但也深为自己的生性浪漫，有时给妻子带来的烦恼而悔恨。特别是三、四年前，他曾不慎染上某种不名誉的性病，并且传给了安娜，一时痛苦异常，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介绍关东专科名医给予治疗。①还有，前不久他与于立忱的一番风风雨雨……真是越想越对不起安娜。他在心底里暗暗“立定大戒”：从此决心“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

　　①见1933年10月31日致小野寺直助信，原件为日文。

龚济民的这本书在郭沫若研究中还是挺有分量了的，我印象里有篇硕士毕业论文就引用过这本书。但这封求治梅毒的信是龚济民亲自到日本小野家寻到的，听说发表在上古时代的《郭沫若学刊》里，我倒真没有见过。希望见过的朋友能发一下，让我们能一睹郭老墨宝。

1.国民党的问题不是黑暗，而是组织效率拉胯。而且这个拉胯是和共产党去比较，国民党最大的不幸是遇到了共产党这种空前绝后的现代性极强的全能主义组织。所以国民党暴露出来的所有无能都是去和共产党比较。如果不和共产党比较，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这200年来，第一个现代政府。放在世界史范围，该政府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六法全书体系在台湾沿用至今，现代司法，现代财政，现代教育等体系，都是国民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

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抗战爆发前的30多年，也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2万多人，就把满清20万秒成渣。是什么概念呢，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只要列强愿意，几万人就可以在中华大地上横扫，只是因为利益均沾，列强之间互相制衡，牵制，所以才没有被某一单独列强吞并。

抗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才成立十年。当时的日本国力达到巅峰，海军实力相当于美帝的60%，陆军实力在全球能排前3。这种国力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中国没有亡国，苦苦撑了8年，最后获得胜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们不要忘了，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后，其装备不齐，就一点轻武器的残兵败将，横扫东南亚。缅甸政府军被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秒成渣，跑到联合国哭诉，这种情况下，常凯申才把这些残兵败将接回台湾。后面还有一些残兵败将，原国民党的93师不肯去台湾，留在缅甸和泰国边境。在70年代末，这批老兵都已经上了年纪了，他们为了留在泰国，作为交换条件，协助泰国剿灭泰北的泰共。这支武装力量一直受越共支持，泰国政府军一直啃不下来，但被国民党的这些老头给灭了。

我说国民党的牛逼，不是为了赞美果党。果党有啥好赞美的，拿到一手最好的牌，被常凯申打成这样。说国民党牛逼，恰恰证明了共产党更牛逼。小朋友喜欢分黑白，为了证明自己，就说对方是坨翔。在我们这个层面，不会这么看事情，我们会去做底层穿透分析，去正视对方的实力，对方的得与失，也是给自己警醒与鞭策。

共产党更牛逼，刚建国，就敢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帝硬碰硬，韩战能和美帝打成平手，很不简单。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韩战前期，参战兵力很多都是以前收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无论抗战，还是韩战，只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中国人牛逼。中国人只要能建立起现代组织架构，就敢和世界任何一个强国硬碰硬。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气质，想想满清那种辣鸡，多屈辱。以前公知盛行的时候，还有捧慈禧太后的，吹捧满清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恋尸癖。

中国的现代转型，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期。中国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东亚病夫，暮气沉沉。国民党算是一个美少年，一改往日的暮气，建构起现代国家，开始展现大国气质，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兄弟，比国民党还厉害，干翻国民党后，引领国家继续向前，中间虽有曲折，到现在基本完成现代转型，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隐隐有汉唐盛世再现。不出意外的话，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应该能看到中国重回世界巅峰。

2.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追随，因为国民党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国家，整个社会的组织效率和社会动员效率有了大幅提升。中国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也是通过抗战得到了最广泛的动员，普通民众开始有了现代国家的概念。我们看满清时期，那时洋人打进来，老百姓像看猴戏一样，完全是一种局外人，甚至协助洋人攻城。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国人根本没有这种现代国家概念，谁来了都一样。

我们如果看历史细节深处，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比如当时那些普通青年人的选择，投共还是投国，真相可能并不是因为主义感召，正义感爆棚，而是个人面临前途选择时，去不了这家就去那家，就为了混碗饭吃，和我们现在去市场找工作差不多。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但凡这种科层架构，就是一种分肥体系，能提供的岗位有限，所以肯定优先吸纳最顶尖的那些人才，这个最顶尖其实要打个引号，确切的说，科层体系的人才选择标准，一个是按学历，一个是按关系。罗隆基当时为什么要投共？因为他想做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而不得，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愤而投共。问题是国民政府凭啥子要给你罗隆基外交部长职位？比你更牛逼的人多了去了，体制的优势，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对于更平凡，更普通的青年学生就更是如此了。你大学毕业，家里没啥关系，估计在体制内也混不到什么好职位，对前途很迷茫。这时另外一家公司跟你说，跟我走吧，给你画了大饼，你动心不？反正这里看不到前途，那就不如去另外一家试试，都是为了混饭吃。这个可能更逼近历史真相。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家族往事来。我祖父在学生时代，确切的说，刚从湖南广益中学（也是朱总理母校）毕业那个时间段，应该就是1947年左右，曾经和地下党有接触，而且应该是密切接触。后来那个地下党被捕以后，把我祖父供出来了，然后国民党来抓人，屋前屋后团团围住。当时我祖父事先得知消息，跑掉了。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呢，我祖母家有关系，托人说项才摆平。我祖母娘家是当地望族，家族有人在国民党内做高官，而且当地也有人。这事情平息后，我祖父面临两个选择，去体制内，或者投共。投共的话，共产党那边有接头的。当时共产党很青睐这些青年学生。但我祖父投共的事情被我祖母的亲叔叔给搅黄了。我祖母的亲叔叔是国民党的中层军官，抗战时期是当地的抗日领袖，若干年前在当地县志还能找到他的名字。我祖母的亲叔叔强力阻止我祖父投共，然后托南京那边的关系进了黄埔军校。这次选择成为我祖父后半生悔恨不已的事情，每次提及，必定埋怨我祖母的叔叔，觉得自己后半生的坎坷都是拜他所赐，后悔得大腿都拍肿。所以个人的人生际遇，真的很随机，一不留神，就可能走到了另外一个人生轨道。

满清这么黑暗，辛亥革命后还有不少满清遗老留辫子呢。正所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民国再黑暗，人家在民国高高在上吃香喝辣，反而是解放了光明了，国家强大了，人家的地位却低了，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就像买办阶级，国家越自主创新研发，生存空间就越小，所以虽然自主创新研发对国家有好处，对买办可没有好处，买办为什么要支持呢。

我只能说。跑到台湾去的人，绝对不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台湾富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

而是____________。

问题中“追随国民党政权”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从自身政治信仰上追随国民党的人物。在政治领域上譬如说“文胆”陈布雷、蒋戴主义（即戴版三民主义，还乡团宇宙中的正统三民主义）发明人戴季陶、著名KMT右派张静江。还有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大量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其中一部分人追随了蒋经国，另一部分人加入了改组派，力求在排除一切社会主义元素的情况下搞社会改良和现代化。以及中国青年党、民社党等自我定位为合法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在文化领域上例如傅斯年、胡适、蔡元培这样的人物

第二类是由于利益关系必须追随蒋政权的人物，譬如说各地军阀、刘峙这种有自己产业的中央军、四大家族等等。这些人在蒋政权治下能够持续性获益，自身更是蒋政权统治秩序中的上层。这些人追随蒋政权不单单是基于自身条件，更是由于阶级本质使然

第三类人是被强制拉进NRA，最后一路被带到台湾的壮丁

如此一来，我们把三种人分开来分析，讨论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第一类人，我们逐个点评

陈布雷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一手缔造了蒋政权的意识形态支柱，也就是宣传上的右翼民族主义、传统主义、阶级合作理论、党国体制。这种看起来理想很丰满，似乎可以缔造一个普鲁士式的国家？那现实呢？

现实就是蒋政权连土改都无法进行，土改干部在基本盘浙江被地主打成CPC图图了；外交上搞出何梅协定，废除与日不平等条约居然要依靠汪伪政权才能达成；原本学习列宁政党要发挥地方主导作用的地方党部权威尽失，地方沦为地主乡贤的自治王国。直到最终蒋政权祭出金圆券，陈戴二人也被逼到了紫砂的下场

KMT的青年干部无论是蒋经国一边的还是改组派一边的相比于蒋政权中心的军阀买办无疑有更坚定的信仰意志和更强的热情与执行力，他们的社会改良是有迹可循的，譬如说赣南新政。然而严峻的现实毫不费力便可撕碎这些青年干部为蒋政权做的粉饰：

赣南新政也好，改组派的改良活动也罢，有哪一个能改变当地所有制，或者是被推向全国？

事实上连蒋政权自己都没有做过多少对青年干部成就的宣传，究竟是这些社会改良没有起到多少效果还是蒋政权的军阀买办不待见这群青年干部我们便不得而知了。但现实已经表明青年干部的活动没有成功帮助发展，也没有缓解社会矛盾

青年党和民社党是整个民国史中最大的小丑。青年党那群自作聪明自我陶醉的所谓国家主义者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权力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20s时期YCP和CPC的地位是相近的，之间的较量也都是一样的笔战或是真人线下快打，而40s时期呢？有谁还会认为YCP和CPC在一个段位上？至于民社党，有人关心他们么？还是说张君劢那个虚妄的宪法也能拿来吹？

至于那群亲国民党的文人，蔡元培之类很快就被束之高阁，而傅斯年胡适之流连蒋自己都看不下去

第二类人，他们追随蒋政权岂不是自然之理，问题在于，还乡团宇宙诸公是要与四大家族共情么？

至于第三类人，他们有的选吗？莫非还乡团宇宙中壮丁们都是经受了多次政治教育的蒋戴主义超人？

问题到这已经明了，所谓追随国民党的人，是一群完全无法实现自身目标的可悲人物、一群蒋政权社会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大量的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受剥削者——这不是蒋政权独有的，而是近现代所有反动政权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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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有某勇气可嘉的“匿名作者”在这个特问题下特意@我，勇气可嘉用了一堆他自己所谓的历史学专注代表史学界，更勇气可嘉的质问我是否历史学专业，怀疑我评价国民党反动派立场的不正确性。那我只好把其它问下回答国民党的引用史料拿过来用用了。

蒋介石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17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讲到：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那么，之后呢？我们的蒋委员长之后做了什么？南京国民政府又做了什么？

就问 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了吗？拉壮丁算吗？征粮抢粮算吗？吸纳抗日青年进入中统、军统算吗？

1、《冈村宁次回忆录》（作者: （日）冈村宁次/ （日）稻叶正夫（编））

1939年3月6日的感想 ：最近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发表了和平声明，似与我国的和平工作有关。但是，这对于我等处于第一线的人来说，在作战上无任何影响。 中国的政治，现在仍然是掌握武力实权的说了算，仅靠言论的汪精卫，能否导致和平确属疑问，毋宁说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军队。即使东北系、西北系、四川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军虽然勇敢、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实力到底远不如蒋的嫡系部队。 我国指导战争的当局，满足于汪精卫的脱出重庆，并考虑将来以他为中心建立和平的中国政府，但以此等临时政府压迫重庆，不过是白日做梦，如果借此搞重庆和平妥协工作，不仅至为困难，还可能适得其反。

2、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P473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又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这是不容许共存的。

……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3、-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P96 　　

1943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华北方面军报告：“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4、白田钦太郎《春二回忆文献·概述》(“春二”：原春兵团第二大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增补南方战区的兵力，在中国仅保留了最小限度的兵力。而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不仅重庆军队逐渐得到了美式武装的充实，中共军队也在急速地增强兵力，甚至在山里开设自己的兵工厂、意图大量生产武器。”“我们只能和中共军队作战。中共根据地正面的日军部队，面对渐渐实力增强的中共军队，在完全得不到自身补充的情况下，渐渐陷入苦战之中。就算得到一点点可怜的兵力补充，由于战况严峻，补充上来的兵员也是一眨眼就被淘汰光了。”

“独混八旅自从1939年编成以来，始终以河北省为中心，与中共军队拼死周旋。八路军呢，我方有优势的时候绝对不靠近，等到我方处于劣势，则一举投入重兵加以包围、彻底实现歼灭。也就是说，要么不作战，一旦作战就以全歼为目标。”“与八路军的交手，据统计平均每个月达到四十次之多。” 　　

5、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回忆录：

“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

……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6、日军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及其参谋长河野悦次郎认为：

“应首先扫荡对抗日持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军队,争取其中与日军有来往的一部归顺,以扩大政治影响;然后再扫荡坚决抗日的共产军。”“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

……“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372页） 　

7、华北日军西蒲疃据点的上等兵田中在家信中这样写八路军和地方武装： 　　“

头上是浓浓浮云，脚下是蔓蔓野草，北支那的一切是这样的荒凉阴森啊!然而就在荒凉阴森的境地中也不允许我们随便浏览。我们没有一个随便行动。前天刚来的一位小队长官木，他不信服支那人的蛮悍，竟敢一个人在外巡逻，结果被村外的支那人可怕地杀死了。前几天维持会里的一个中国朋友，到街上买东西，也被支那人活活地捆走了。 　　

他们蛮悍的支那人，时时地包围着我们。他们不是八路军就是普通的民兵，最耻辱的是他们竟敢伏在道沟里向我们大骂。我们反而不敢出去……。征服支那已经4年了，可是我们征服的只是一座一方丈大小的碉堡，除此外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是安稳的。我不能写下去了，外边的支那游击小组‘青抗先’又和我们捣乱来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扎根于群众”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从贫瘠的陕北走出，在抗击比自身武装更强大日寇和伪顽中日渐强大，能消灭国军的五大主力和20多个精锐大兵团？

因为我党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把俘虏的日军、伪军、国军，都拉进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把他们也变成了人民群众的一分子。

所以他们在伟大而正义的事业中，不惧牺牲，奋不顾身。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 信仰毛泽东思想，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历史唯物主义，信仰辩证唯物主义。

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信仰宗教。

在美国，仍然有数千万人相信，新冠疫情并不存在，是一场骗局，相信地球是平的人，似乎更多。

所以，我们没必要在乎。

我们要继续高举科学和进步的大旗，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继续向前就好了。

让光明的继续光明，正确的持续正确，前进的永远前进。

为什么要在乎脚边那些 虫豸 的翁鸣嘶叫，如果我们把我们有限的精力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上？

那么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推翻不了帝制。

那么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就坚持不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抛弃和平的幻想，无法自我解放，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

那么我们就无法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概，跨过鸭绿江，又一次面对帝国主义的联军。

那么我们就无法顶着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社会主义的孤立，用“两弹一星”撑起保护民族独立的巨伞。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历尽苦难痴心不改，风霜雪雨搏激流。

在这8年辛苦，付出1800多位优秀中华儿女，脱贫攻坚事业刚刚取得胜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民族复兴大业面临更多挑战的紧要关头。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乎那些不明大势、不识天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些人？

毕竟，历史的垃圾堆，总空着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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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是指主动的行为，所以先要把被抓壮丁之类被迫加入国民党的人排除掉，当时确实也有一部分人的主观意愿就是想为国民党做事而不是出于被迫，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大概有三种：

一、认为追随国民党对自己有利

这部分人对国民党一般并不满意，也不是真心想追随国民党，但又认为追随国民党对自己有好处，所以出于利己的考虑愿意为国民党做事。这种情况又分三种：

一是追随国民党对其确有好处，以 蒋公部下的高级军官最为典型。 蒋公背叛革命后，这些人也跟着沾光，大搞三金主义（金边眼镜、金戒指、金手表）和五皮宪法（皮带、皮绑腿、皮靴、皮鞭、皮包），爽的飞起。后来连 蒋公都痛斥他们“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

二是虽然加入国民党对其没有多大好处，但如果国民党垮台对他们就有坏处甚至是大坏处。这种情况以大地主和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最为典型，我也就不多分析了。

三是部分国民党的受害者因为受欺骗和自己认识水平有限，误以为追随国民党对自己有好处。这种情况以部分普通士兵最为典型。陈毅就提到改造俘虏时。“有位俘虏兵听了起来说：‘蒋介石怎么压迫人呢？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到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到徐州；不是蒋介石我哪里能坐到飞机？’”

这部分人既然是出于利益才追随国民党，那么他们利益受损就很容易转变立场，对国民党来说就是最不可靠的一部分。第一种情况的高级军官在国民党即将垮台的时候，大量起义或投诚。还有很多人明明是被迫投诚却还想争取起义待遇。第二种情况的很多地主和资本家在国民党后期也被坑苦了，也有很多转而支持解放军的。第三种情况的普通士兵则更加容易转变立场，比如上述那名贵州士兵，在听到诉苦会上其他战士说自己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自己却被抓壮丁导致母亲挨饿。他也哭了，说“这和我的历史一样”。

二、出于人身依附关系

蒋公的直属部下与他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向他本人效忠。蒋公的嫡系也分各种派系，嫡系之外也有很多杂牌军、这些派系和杂牌军成员对其首领也有人身依附关系，层层效忠。

这些人有的对利益并不热衷，也很清楚国民党确实很烂，但他们出于个人关系还是要追随 蒋公。这部分人有的对首领确实有个人感情，有的虽然已经不信任首领，但又出于传统道德认为“叛变”是可耻的，也不愿意倒戈一击。这个群体以杜聿明、廖耀湘等人为典型。他们虽然比第一类人可靠的多，但认识提高后还是大部分转变了。

三、出于理想支持国民党

这部分人或者相信国民党能救国，或者是真正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才加入国民党的。这种情况很少，但这部分人对国民党而言也就是最可靠的。陈布雷也许可以算一个（他还兼有第二种情况），他与 蒋公私交不错，也不承担失败的责任，如果去台湾对他个人前途来说也算不错。但他看到国民党不可挽救，非常失望，干脆就以死明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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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有利益，比国民党黑暗十倍的政府都有人追随。

五代时期有个老神仙，叫冯道。他先是跟着幽州节度使刘守光混饭吃，因为给主公提建议，被关了起来。

刘守光战败后，冯道就投奔了建立后晋的李存勖，在李存勖手下做到了副部级官员。

因为父亲去世，冯道回家守孝，碰上兵变，唐庄宗被杀，李嗣源当了后唐皇帝，冯道在李嗣源手下做了丞相，封爵郡公。

李嗣源死后，继位的是三儿子李从厚，冯道继续做宰相，但很快李从珂杀了李从厚自己做了皇帝，冯道做了司空，也是位列三公的大官。

石敬瑭勾结契丹灭了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在他手下仍然做宰相，并代表石敬瑭出使契丹。因为冯道拍马屁功夫了得，耶律德光极为喜欢，回国之后石敬瑭将军事、政务全部交给冯道管理，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石敬瑭死前想学刘备托孤，将幼子石重睿托福给冯道。但冯道可不是诸葛亮，转脸就拥立了石敬瑭的样子石重贵做了皇帝。相当于诸葛亮废了刘禅立了刘封。

契丹入侵中原灭了后晋，耶律德光又把冯道找来，冯道又是一顿马屁拍得耶律德光龙颜大悦。但马屁归马屁，契丹人还是被中原百姓不断的起义给赶走了。冯道跟着契丹军队回北方，半路上耶律德光死了，契丹发生内乱，冯道就投奔了郭威。

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冯道被封为太师、中书令。最后冯道死在柴荣即位之后，终年七十三岁，追封王爵。

冯道一生中经历了十位主公，除了最后的后周，其他政府一个比一个黑暗，都是一帮只知道杀人不知道建设的军阀，还不如北洋政府。但他在每个黑暗政府里面都好好服务，也获得了他们的赞赏。

这个世界，真正立志要消灭黑暗的只是少数英雄人物。大多数人只要能自己获得利益，就是魔鬼也会去追随。但只要出现消灭黑暗的英雄，人们有了选择，就会义无反顾地抛弃黑暗，拥抱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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