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说出“正派”和“反派”的时候,就决定了正派的观点必然不会深刻。
人本身是一个混杂着种种冲突矛盾的复杂的集合体,当然你也可以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个层面上说,现实中的人并不存在什么完全的“正派”。比如在民国时期,的确有不少共产党人是为了革命的理想而加入革命队伍的,但因为自身的性格、成长环境等的差异,面对革命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既有救国的热忱,但本身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软弱和盲目。而到了建国时期还能居于高位的领导人,除了本身有比较大的战功外,他们本身也是一系列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这些东西,任何一本官方公开的党史中都明明白白写着。
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的话,就会明白如果要完全依据现实逻辑,塑造一个完全的正派和完全的反派都是困难的。一方面,除非成长在特殊环境下,否则每个人的成长以及对社会规则的接纳,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并不存在天然就伟光正的正派;另一方面,即便现实中的好人,内心也未免没有幽暗的成分,只不过很多时候你并不能看道而已。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很多名著中的人物都不会可以区分“正派”和“反派”,而是按照人性的逻辑去让人物自行“生长”。比如,《水浒传》里,宋江和李逵是正派还是反派?若是正派,他们害得多少无辜之人家破人亡?若是反派,那高俅、蔡京等人又算是什么?同理,武松是正派还是反派?若是正派,孙二娘、张青夫妇十字坡杀人无数,他为什么不管?若是反派,为哥哥复仇又该怎么算?除开《水浒传》,《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虽然平时吃喝嫖赌样样皆通,但在亲人离世、朋友故去时,却又有发自内心的悲伤。就算你说他是反派,似乎也不是《水浒传》里那么“纯”的反派。
《水浒传》演绎的还是一个江湖故事。若从真实历史的视角来看,那么一个故事的背景越是宏大,顶端的人物往往就越是正反难辨,功过难论。比如说汉武帝让漠南无王庭,开疆拓土数千里,但也让当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朱元璋治国爱惜民力、铁腕肃贪,但打击功臣勋贵也毫不手软,昔日战友全部都进了棺材。单纯地将这些人设定为正派或者反派,都只能证明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认知的单薄。
不过,在面向大众的影视作品中,“正派”和“反派”的设定就变得有必要了。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普通人看小说也好,看影视剧也好,看得就是个乐子,没那么多时间也不见得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去解读人物的动机以及行为逻辑。与此同时,对于面向大众的文艺作品来说,在传播时也必然要考虑到作品本身的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契合性,那么“正派”也就必然要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代表。但问题在于,“正派”所秉持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往往只是一个被社会共识认可的“规范”,这个规范本身是基于经验的利益而出发的,属于看破不能说破——否则,那就不是大众意义上认知的“正派”了。
好比说,很多中年企业家不离婚,明面上说的是“已经过了20多年了,不能抛妻弃子”,这就是“正派”该说的话。但如果说“离婚我损失太大,犯不上”,这就明显不是“正派”的言论。而他如果说“离婚了老子要损失一半的钱。现在我家里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子,外面还养着20个小三,日子照常过,这不比离婚划算?再说,我自己过得开心,她生气是她自己的事。要是她能早一天气死,正好还成全了我”,这就是标标准准的反派渣男。可在现实中,因为感情不相离和因为利益不能离,到底哪个才是大多数企业家的真实想法?可一旦让他们有了真实的想法,他们还能是“正派”么?
与之相反,“反派”所代表的违背主流价值观的一面,就需要找到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在这方面,好一点的作品会想办法给人物加一个将之合理化的理论体系,或者设定一个性格、动机相对复杂的反派。比如,《潜伏》里的吴站长、李涯、谢若琳等人,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行动有着背后的逻辑支撑,这也让他们成为了不那么纯粹的反派。而差一点的作品干脆就不解释,反正反派嘛,挨正派的打就完了。
而从上面的解释出发,就会发现在影视作品中,“正派”与“反派”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反派”基于自己的身份,可以光明正大的从利益的角度去解构正派所秉持的价值观,但是“正派”却无法从利益的角度进行反驳——那样的话就不是在道德上具有优势的“正派”了。就如上面列举的关于离婚的解释一样,作为“反派”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出自己不能离婚的理由,而正派说来说去就只能是亲情、爱情等。而这其中典型的代表是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中,纪晓岚与和珅在监牢中关于救灾的那段争论。在这个争论里,作为“正派”的纪晓岚坚持要惩处官员,他所依据的是爱民的“大义”,但和珅却从微观的利益以及具体的行政治理的角度出发,去解释自己所做的合理性,这就让很多人感觉和珅非常“真实”。
其实从真实的历史来看,一个官员能到纪晓岚这个级别,绝对不会是侈谈大义的傻白甜,他们100%都会知道并且默许手下的官员截留一部分赈灾款——因为从行政运作的角度来说,你当然可以去查清楚到底有谁贪污了赈灾款,可为此要付出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或许要远高于被贪掉的赈灾款本身。既然如此,那就默认官员可以截留一部分,只要不是太过分。什么叫不是太过分?比如中央拨了1亿斤粮食,各级官员截留2000万斤,还能剩下8000万斤给灾民,这是没问题的的。而和珅在监牢中说将稻米换成麦麸能救活更多的人,这就是纯粹的扯淡——麦麸根本吃不饱肚子,而且这么做的话,各级官员的贪腐已经太过分了,完全超过了官场默认的“成例”。若是历史中真实的纪晓岚与和珅对话,纪晓岚未必不明白这一点,可在电视剧中,既然给纪晓岚定了正派的形象,他就没办法再说“官员可以贪,但是和大人你这儿贪得过分了”,这太不“政治正确”。可如此一来,和珅的持论本就是官僚体系运作的正常生态,自然显得更有理也更“深刻”。
以上所说的种种,都来自于大众化的影视、文艺作品。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去看一下那些小众文艺作品,或者是经典作品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派”。像是鲁迅的《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小说里,你能找出一个真正的“正派”人物来吗?而鲁迅的作品之所以复杂而耐读,也恰恰是因为里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派”与“反派”。而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写人性写的极为深入地作品里,主角身上更是集中体现了人的两面性,主角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最后体现出的对人性与世界的认知,远远比大众影视作品中的反派要深刻地多。
最后,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是挺反对将某些影视剧中的反派的言论或者理论奉为圭臬的。尽管因为某些原因,影视作品中正派人物的形象可能会单薄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派的行动逻辑就一定“深刻”。反派人物的“深刻”,很多时候只是用一种貌似合理的理论去颠覆观众惯常的认知,很多观众因为没有接触过或者思考过,会认为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可能并不在正派也不在反派,而是在正反派之间——只是,如果将人物设定与正反派之间,那自然也就没有大众意义上的“正派”与“反派”了,这也就回到了一开始的那句话——因为有“正派”和“反派”的存在,所以“反派”的观点就必然深刻。
写段对话《当贪官》
贪官:你好,我是一个贪官。
记者:你还挺诚实啊!
贪官:我现在当然诚实了,我都过世那么久了。但生前我不是这样的,我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
记者:哦?什么意思?
贪官:就是我通过话术,把自己的行为包装成正常的,甚至包装成正义的。
记者:怎么包装?
贪官:把歪理说得越绕越好,争取把人都绕进来,让他们和我一样,开始自欺欺人。
记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贪官:像我们这种科举考上来的官员,是读着圣贤书长大的,从小接受的思想是忠君爱国、为国为民。
所以,想拉人入伙当贪官,首先就得帮他们破除这个思想包袱,好让他们心安理得。
比如,如果我想拉张三入伙当贪官,我就会说出一堆貌似深刻的歪理。
记者:怎么说呢?
贪官:第一步,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正常的。
我就说,看见了吧,当官就没有不搜刮百姓、贪污受贿、溜须拍马、结党营私的。
这是出于无奈,但也非常正常,所以你也应该这么干。
记者:你这就是以偏概全了。历朝历代,有奸臣也有忠臣,有贪官也有清官。
而不是像你所说的,一团漆黑,全是坏人。
贪官:我这个第一步,一般都不成功,只是个引子。对方肯定要说,还是有清官的。
这时候,我就进行第二步:污名化清官。
记者:怎么污名化清官?
贪官:我说清官别有居心。
清官不是不爱钱、不贪污吗?我就说他们那么做,主要是为了在皇帝面前表现,好往上爬,实际不是为国为民的良臣,而是热爱权力、渴求名声、酷爱演戏的伪君子。
记者:你污蔑人家是伪君子,总得有证据吧?
贪官:要是有证据,那不就是真小人了吗?就是抓不到证据,所以只能说他们是伪君子。
记者:但是有人会说,就算是伪君子,也比有作恶犯罪行为的真小人好。
贪官:我污名化完清官的人品,会接着污名化清官的能力。
我会举出两个人当例子,一个是没能力的清官,一个是有能力的贪官,然后让张三比较哪个人更好。
记者:你怎么不提有能力的清官,或者没能力的贪官呢?
贪官:因为我就是想让张三觉得,有能力的贪官,比没能力的清官好;进而让他觉得,贪官不一定比清官差。
记者:张三不一定会钻入你的套子,他可能依然会觉得清官更好。
贪官:如果他坚持那么认为,我就开始第三步:打感情牌。
我就会说,清官坑苦了家人,贪官造福了家人。
你若真有人性,忍心看自己的老父老母、妻子儿女受苦吗?
记者:张三会说,清官的家人虽然清苦些,但是清官造福了万千百姓!贪官的家人虽然富裕些,但是坑苦了万千百姓!
贪官:那我肯定不承认这一点,我会狡辩。
我会说,贪官太多了,多一个少一个没啥差别。
咱们自己不贪,自有别人贪,所以一个官员贪不贪,百姓都会受盘剥。
所以嘛,做官不贪,造福不了百姓,还会坑苦家人;做官贪,不算祸害百姓,还能造福家人。
记者:要是张三还不信呢?
贪官:接着打感情牌。
我就说,咱们十年寒窗卷,吃了多少苦?未发迹时,挨了多少白眼?现在稍微贪一点,是补偿自己吃的苦、受的累、挨的欺负。
记者:我觉得打感情牌,也未必能说服所有人。很多人志向高远,还是想做好事的。
贪官:那我就进行第四步。我可以说,贪污受贿和做好事不冲突。咱们贪污了,如果感觉心里愧疚,以后可以做点好事弥补一下。
记者:你这就是胡说了。贪污受贿就是上了贼船、难以回头了,只会越陷越深、做出越来越多的坏事。再说了,不贪污,就不能做好事了吗?
贪官:我可不会那样说。我会说,贪污受贿还有利于做好事呢!
记者:这就是胡说了。
贪官:我会说,贪污受贿,才有钱贿赂上官,贿赂上官才能往上爬。
等爬到一定位置,掌握了更多权力,才能做大好事。
所以,我们贪污受贿,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以后能有机会做大好事。
记者:你觉得你的话,有人会信吗?
贪官:对于想当贪官的人来说,他们会选择相信的。即使不信,也会选择试着相信。
因为他们所缺的,就是可以说服自己、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我用这些话术,给他们提供了这些理由。
记者: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贪官虽然罪恶,但是可以享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的话呢?
贪官:人的堕落,都是一步步的。
对于刚刚站在诱惑边缘的人来说,我如果说这些赤裸裸的话,会直接吓跑他们的。
所以,要结合他们从小信奉的圣贤书,第一步,把贪污受贿说成无奈之举和正常行为;
第二步,把清官污名化成想往上爬的伪君子、没能力的书呆子;
第三步,把贪污说成造福家人、不坑百姓;
第四步,把贪污的目的说成做大好事。
记者:就算张三一开始被你说服了,之后他也会发现这套歪理的漏洞的。
贪官:那时候,估计张三已经入伙了,不能回头了。我手里有张三的把柄,他只能跟着我混了。
记者:那时候,张三只能一错再错了,无法选择了。
所以,你这套歪理,是用来劝说还没入伙的、有选择的人,或者用来安慰无法回头的、没有选择的人的。
贪官:对。
记者:我发现,正派人士的话都很简单,“当官要与民做主”,“当清官,为百姓”,“大丈夫一心为国”等等。
贪官:因为他们表里如一,心口如一。
我就不行了,我得利用人性的弱点,编织一整套复杂的说辞,把自己用心包装一番。
不过,拥有人性弱点又容易被绕进去的人,都会觉得我的话有几分道理;
只有克服了人性弱点的人、智商比较高的人,才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
欢迎来看我写的武侠小说:
名门正派与魔教,宗主门派与附属门派,“主战派”与“投降派”,掌门人与其继承人,多股势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生相克,相帮相杀,相持不下。
阴差阳错之间,一切的矛盾,都被一个意外卷入武林纷争的武学奇才解决了。
《故事》第14章反面人物塑造原理讲了这部分内容。题主有兴趣可以读读。这个答案就大概讲一下这章讲了什么。
通常故事里主人公都会代表一种价值的正面,那么反派就是负面,但是罗伯特麦基认为负面性具有程度的区别。
他把负面性分为三档:矛盾价值、相反价值和负面之负面。
矛盾价值是和正面价值完全对立的价值。
相反价值是有些许负面而又不完全对立的价值。
负面之负面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误以为是正面,实际上是复合否定,负面之负面已经达到了人性黑暗的极限。
罗伯特麦基举了个例子,假如主人公代表的是正义,那么它的矛盾价值就是非正义或者说邪恶。相反价值就是不公平,可能包括种族歧视、偏见、腐败等等。而负面之负面也就是人性黑暗的极限则是专制、“强权即真理”。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讲个简单故事来解释的话,就是某个城市有个义侠平时惩奸除恶,替警察抓捕超级罪犯(矛盾价值:邪恶)。结果某次抓捕过程中发现罪犯和警方勾结(反面价值:不公平)。义侠根据线索竟然来到市政府,市长告诉他这个城市建造之初就是作为罪犯之城让恶人藏污纳垢而打造的,为了吸引恶人从而达到降低其它地区犯罪率的目的。其实市长早就发现了这个义侠,只不过义侠也是吸引恶人的一环(负面之负面:专制或者说控制)。最后义侠一拳揍飞市长,他发誓要改变这个恶之城。
其实像《蝙蝠侠》系列故事就差不多和这个故事类似,或许可以说不止是蝙蝠侠成就了《蝙蝠侠》,哥谭市更是成就了《蝙蝠侠》。
所以很容易看出如果故事只停留在前两种反面价值,而没能达到负面之负面,故事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罗伯特麦基如是说:
优秀作家一直明白,相反价值并不是人生体验的极限。如果一个故事停留在矛盾价值,或者更糟,相反价值,那么它只不过是加入了我们每年被迫忍受的成百上千平庸之作的大合唱......如果一个故事没有达到负面之负面;它也许会给观众带来一种满足感,但绝不可能辉煌,更无从变得崇高。
所以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说之所以反派的观点十分深刻,原因正是需要达到这种负面的负面,另一方面主人公代表的正面价值的复杂、深刻程度不及负面的负面也是理所当然了,代表正义价值的义侠论深刻肯定不及负面之负面的专制吧。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也可以琢磨得很深。
这类反派要毁灭/改造世界,所以得有个毁灭/改造世界的理由,而这理由就是:世界不行。人类不行。
这类主角要保护世界,理由就是:世界行,人类行。
观众们自然而然会开始琢磨:世界真的行吗?人类真的行吗?
……
其实也不是所有文艺作品都长这样的。最好理解的,反乌托邦,赛博朋克,这类作品往往事情就会反过来——主角觉得世界不行,人类不够好。我们要站起来,改变世界,改变人类。这类主角往往是有魅力的,因为他们思考,行动,改变。而反派成了被动应战的角色。
角色设计101:没人喜欢被动型角色。
而反观保护世界类的主角,他们也可以被塑造得很有魅力,但往往是通过其它方式。
比如一开始他们也不是圣武士啦,是有魅力的流氓地痞,通过学习和接触才完成了角色成长,变成了没什么意思的正派角色。比如他们保护世界的理由是为了家人啦,为了他们真的很可爱的梦中情人——
总而言之吧,明明要你保护世界,却又知道这个点本身实在没啥魅力,只好通过人物弧光角色关系等和目标没啥关联的东西,来做出「其实他也不奇怪,他也很有魅力」的效果。
而那类反派却往往只需要有个人物前史,足够推动他们开始反思世界,大家就可以觉得「噢他好带感我支持他」了。有些甚至没有前史。
写作者们往往会发现反派的观点实在是过于有说服力,过于有魅力——是的写作的人当然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为了说服观众,这货真是个反派,他们就会安排他干些蠢事:杀掉自己至亲的人,杀掉观众喜欢的角色。
哪怕这跟他本身的计划目标愿景,毫无关联。
然后那些没有魅力的正派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占据道德制高点,指责反派已经丧心病狂,失去了基本的人性。
观众们不安地感受到:一个本来会影响世界的事情,正反两边本该有一个真正的对决。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事情变成了「杀人凶手应该负责」的简单问题……这真的合理吗?
本质矛盾呢?完全没有解决啊?
……
小时候我们看的许多作品里,被害得家破人亡于是决心站起来推翻旧世界的,是主角。
而现在银幕里的很多故事里,被害得家破人亡于是决心站起来推翻旧世界的,是反派。
而为啥现在以好莱坞为首(并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很多文娱作品,搞出的主角几乎全都是维护当前世界类型的,我看这就是另一个可以琢磨得很深的话题了。
第一,包括影视作品在内,文艺作品里,虽然一般情况下反派会与主角一方作对,但反派不一定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对立面的反动派,如大部分恋爱、宫斗题材的文艺作品里的反派。
第二,即便反派是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的反动派,但创作者为了让故事情节更具有冲突性,角色形象更立体,往往会让反派具有深刻的观点,如《大明王朝1566》里的嘉靖帝、严嵩。
第三,创作者有时还会弱化反派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将反派塑造成虽然也想为人民服务但站在了反动阵营的角色,如《潜伏》里的李涯。
事实上,优秀的文艺作品里,主角等正派的观点也很深刻,甚至比反派的观点更深刻。
(一)优秀的创作者,往往不会让正派只讲大道理,而是会让正派用比较平实的台词表达其观点。
以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里的两段经典台词为例——
例1:王用汲用“三两五钱米”来劝阻浙江一众官员不要强行“购买”人民的田地“改稻为桑”。
王用汲没有先讲大道理,而是用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来问其他官员:“三两五钱米,各位大人,你们一天够吗?”
例2:海瑞在风雪中抢救灾民。
这段台词就是一些大白话。
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里的这两段台词,表面看并不深刻,但表达的观点不引人深思、令人感动么?这两段台词乏味么?
(二)优秀的创作者,给正派“安排”的台词及观点,往往不仅贴近现实,还带有理想主义的光辉。
以连续剧《潜伏》里的一句台词为例——
余则成有一天对王翠平说:“说不定到我们死前一刻,我们都还是面带微笑的。”
不久后,余则成的战友、恋人左蓝为了掩护王翠平而壮烈牺牲。当余则成掀开白布看到左蓝的遗容时,他发现左蓝是面带微笑的。
余则成忍着巨大的悲痛,在敌人阵营里潜伏的他,此时连眼泪都不能流。
而在现实中,不少革命烈士正是面带微笑慷慨就义的。
连续剧《潜伏》里的这句台词,表面看并不深刻,但表达的观点不引人深思、令人感动么?这句台词乏味么?
综上所述,包括影视作品在内,优秀的文艺作品里,反派的观点深刻,有助于让故事情节更具有冲突性,角色形象更立体;正派的观点也要深刻,而为了让正派更出彩,让正派深刻的方式应多样化。
好物推荐:
本人 @乐舟川 的其他几个知乎回答:
所有电影里面,主角内心阴暗面的表达在反派和主角的表现里,主角永远不占便宜。因为内心阴暗面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生动和立体,而反派的都表达基本没有太多限制。
看一下诺兰《蝙蝠侠》三部曲,诺兰通过男主的童年延伸,来表达男主内心深处的黑暗面。但是反观DC的反派,尤其《小丑》把反派和主角集于一体,主角内心阴暗面非常简单的就表达出来,让观众快速对小丑产生记忆。
在主角行动线设置里,关于人性黑暗面的设计要与主题相符,所以很多电影都把主角童年阴影或者人生痛点作为侧重点,这样在电影情节设计里可以成为重要情节点。
例如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了把徐峥饰演程勇立体化,戏剧化的把程勇的人物改写成性用品老板,带着黑暗的目的进入药品代购,最后是一个感人结尾。这样人物快速立体呈现在大家面前,并且印象深刻。
可是如果《战狼》这么设计呢?显然故事会跑歪,无法解释一个无良小老板会拼命的解救一群人于水火,吴京的角色就不允许有任何黑暗面,唯一能做的就是成长中的痛点。
可是太多商业电影不允许主角有太黑暗或者过于阴暗的成长痛点,于是大部分电影只是简单刻画人物。
《送你一朵小红花》男主的刻画只是一个因为手术而内心受创伤的男孩,不能让他过于阴暗,这样女主对于他的就会让人觉得过于儿戏,他的弱点只是成长中的一个痛点。
主角的成长经历以及行动线,有着太多因素干扰,过于复杂的成长经历,会让主角动机变得复杂,故事走向会变得复杂,而合理性是个主角设计有关的。那么有时候为了合理性,会让主角前史变得简单一点,反而有利于故事编写。
而反派则是一个为了坏,基本是可以随意编写,各种阴暗面描写过程里,人物也变得更丰满,观众反而更容易记住。
主流电影观众永远都是18-25周岁的青少年,那些不花钱进电影院的成熟观众,永远都被电影忽视。明显的故事漏洞在这个群体里,总是被忽视,当这个群体成熟的时候,他们就退出这个市场,由下一波少年接力。
观众的乏味来自于观影数量的提升,太多明显的规律仅凭时间就可以观察到。
编剧以及导演们面对不仅是观众的迭代,自己在观众迭代的过程中也被迭代了,冯小刚和张艺谋们票房不利,并不是他们水平不行,而是他们的受众老了,新的票房主力无视技术成熟的老导演们,他们有自己喜欢的新一代电影。
聪明人靠统计数字和洞察来得出结论。
平庸的人仅依靠统计数字来获取信息。
笨蛋成天看个案小作文来悲鸣或自嗨。
这姑娘听说挂号300就千里迢迢来到医院了,她的需求是“今天看上病”,别家医院挂号再容易那也是明天的事了。挂号资格都在黄牛手里,这就是医院的供应。结果就是黄牛可以随便报价。
这4500体现的不是真的医患供需关系,而是特定情景下的趁人之危。
原价再高,都避免不了这种状况。
黄牛广泛出现在兼具时效性与稀缺性的交易中,例如演唱会、球赛、火车、医院门诊,其中前两样普遍是市场经济,一样有黄牛卖天价票。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有时效性,价格就很难反过来影响供应与需求。
而黄牛一旦内外勾结,就可以自己来影响稀缺性。
10年前我曾有过以3倍价格买了张黄牛火车站票,因为我有急事儿但火车站没票,结果一路上车上满是空座。
怎么没人提《圣斗士星矢》啊?
这个系列作品的特色不就是回回都是一部的戏就半天时间么?
黄道十二宫篇:纱织中了天箭座的箭,必须12小时内突破圣域十二宫。
北欧篇:奥丁代言者希露达被海皇戒指蛊惑令冰川融化,纱织代替希露达阻止冰川融化但是只能坚持12小时,必须在时限内摘下希露达的戒指。
海皇篇:纱织代替人类承受波塞冬的洪水,应该也是只能支撑一天之内的时间。
冥王十二宫篇:被哈迪斯复活的圣斗士要在12小时内取下雅典娜的首级,实际目的则是为了雅典娜去冥界并且唤醒女神圣衣,12小时候被复活的圣斗士们就消失了。
冥界篇:记不清打了多长时间,但从纱织被塞到缸里抽血开始到解决应该也是一天之内。
黄金魂:在本篇剧情里有好几天,但对应到冥界篇时间仅仅发生在冥界篇12黄金击破叹息之墙到打死神之间。
火星篇:马尔斯获得阿丽娅的权杖后建立起巴别塔吸引火星,会在12小时内毁灭地球,主角们必须在12小时内突破新十二宫。
土星篇:这篇好像打了很多天……